苏俄之行

伯特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从自由主义者转身成为社会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是资本主义导致了这次战争。不过，此时他所拥护的社会主义仍是“基尔特社会主义”（20世纪初发展于英国，主张在工会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生产联合会）。

由于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盲目崇拜，使得一些左倾人士误以为国家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苏俄政府丝毫没有削弱权力的迹象，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却认为苏俄的一切措施全是对的。马克思的“收归国有”理论，本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如今它却变成了目标。

伯特兰也和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一样，对于苏俄的革命寄予热望，他曾对艾伦说过：“在这可诅咒的世界上，唯有列宁和托洛斯基在点燃光明。……世界正逐渐充满希望，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成就，令人欣慰。”但是，当他亲身前往苏俄访问归来以后，就不再那么向往了。

1919年年底，伯特兰接受三一学院复职的要求，并希望校方给予一年的休假，以便接受北京大学的邀请。但是后来，他因考虑到和艾丽斯正式离婚可能会引起争议，为了不使那些热情邀请他返校执教的好友们感到为难，干脆推辞掉了三一学院的聘约。

1920年伯特兰差不多都是在旅行中度过的，工作是最佳的调剂良药。苏格兰的旅行演讲，因听众的热情使他深感愉快。随后又去巴黎住了几天，曾和罗曼罗兰晤面。3月应邀到西班牙巴塞罗纳的卡特兰大学演讲，题目是“心灵分析”。

自从俄国革命以后，伯特兰一直想亲自去看看那边的情形，但却苦无机缘。当他从西班牙回来后不久，机会终于来了。英国工党一个代表团准备访问苏俄，代表团同意伯特兰以非官方身份随同前往。可是苏俄当局却不好应付，不过幸运的是，最后苏俄政府还是同意了。

伯特兰和代表团的所有团员们一样，是怀着兴奋的心情而来的，当他们首次看到苏俄的国旗迎上前来时，不由得唱出国际歌。他们被迎往豪华的宾馆，那里保存着沙皇时代的各种奢侈品，他们的餐点和菜肴极为精美，喝最好的咖啡，抽上等的雪茄，卧室的豪华程度不亚于宫殿。

代表团乘坐的专车，饰以彩色标语，鲜艳夺目。乐队演奏共产国际歌，每当重要客人来访时，即是如此。

伯特兰拜访了高尔基，也见到了托洛斯基。当时托洛斯基从波兰前线回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他邀请伯特兰等人在莫斯科欣赏歌剧。

由于伯特兰不是官方的代表，因此可以独自到街头或乡间去跟一般的平民接触。他看到疲惫的妇女们在面包店前面大排长龙，等候领取黑面包；他也碰到一些曾在德国当过战犯的俄国人，他们之间以德语交谈，使他对苏俄有了更多的了解。

伯特兰和其他所有的团员们，都对一般俄国平民的穷困感到惊讶。史诺顿太太回忆说：“我们代表团所穿的衣服全是些老式服装，但俄国人却认为我们的打扮像贵族一般，他们流露出艳羡的眼神，欣赏我们的服饰，并小心翼翼地抚摸它们。”

5月中旬的一天，他们抵达圣彼得堡，伯特兰描述说：“从远处眺望，景色甚美。早餐后去产业工会，那儿过去是个贵族女校，我们乘坐汽车出城驶往海滨。整座城市如同死城，商店关闭，很多大房子没人住，马路上全是窟窿，除了军车外没有别的车辆。到了晚间，情况就不同了，钢铁工会设宴招待我们，载歌载舞，热闹非凡。”

第二天，伯特兰见到几位哲学会的人，他在自传里描述说：“来了四个衣衫褴褛、胡须没刮、指甲肮脏、头发散乱的人，他们是俄国最杰出的诗人。”

圣彼得堡的数学协会同样地糟糕，伯特兰曾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有位先生宣读一篇非欧几里得几何学报告，除非他把式子写在黑板上，否则伯特兰根本不了解他在讲些什么。后来总算看到他写下来了，还好没错，因而推想他的那份报告也还可以。

伯特兰在莫斯科时，曾被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和列宁会晤，谈了将近一小时，他们以英语交谈。

事后，伯特兰描述他对列宁的印象是：他和托洛斯基是完全相反的典型，从外表看来，不像是个握有权力的人。跟他谈话时，他总是凝神倾听，眯着眼睛注视着对方。他经常面带笑容，起先是友善而高兴，但逐渐地会让人体会出冷酷的味道。

此次苏俄之行可以说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伯特兰怀着痛苦失望的心情，离开这个使他一度存有幻想的国家。

当时由于封锁的关系，他们在俄国期间不能跟外界有书信及电报的联系。伯特兰抵达雷威后，马上发一通电报给桃拉，但未接到回音。他到斯德哥尔摩时再打电报给巴黎的朋友探听她的行踪，据说她已去斯德哥尔摩，伯特兰心想，也许她是特地来接他的。就在他等待的时候，有个芬兰人告诉伯特兰说，桃拉已到苏俄去了。伯特兰无奈，只好回英国，准备好好休养一下疲惫的身心，因为在苏俄所受的痛苦、不安和惊恐，实在不是他短时间内所能消除的。

大部分的团员对这次苏俄之行感到失望，可是他们一旦回到英国本土，面对一些渴望听到赞美之词的工人团体给予热烈的欢迎时，一是被那种场面冲昏了头，二是对此次的许多细节记忆模糊，因此报道出来的事实，似乎愈来愈完美。

只有史诺顿太太在一篇报告中写道：“苏俄根本没有称得上社会主义的东西存在，一般人的生活显得可怜，他们正在忍受痛苦和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