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之痒

1900年，伯特兰和艾丽斯结婚已经满六年。这一段的婚姻生活，可说是相当平静，正是由于这般平静无波的生活，伯特兰才能写出举世推崇的巨著《数学原理》。艾丽斯也确实尽到了做妻子的责任，她把家务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让伯特兰能够不受干扰专心从事于创造性的思考工作。

经过婚后平静的六年，表面上似乎还看不出他祖母当年的预言是否正确。但是，他心智与精神上的敏锐似乎无法和艾丽斯那种教友派信徒的背景相容，渐渐地对艾丽斯产生了厌倦。

伯特兰在喜好及憎恶上，始终是典型的贵族式人物，但现在却和那些同阶级、同背景的人逐渐疏远，后来他所结交的是一群反抗传统而具有新思想的人。

伯特兰的哥哥弗兰克是个不顾风评的贵族，他的行为深深地困扰着伯特兰。弗兰克曾因重婚罪而被控入狱，人们背后称之为“邪恶的坏伯爵”。当他到美国去取得离婚许可，并将娶得的新妇带回英国时，伯特兰并未去信道贺，哥哥曾来信责问并说希望这是他无心之失。

1901年年初到1902年2月这一年中，伯特兰经历了一次突然的转变。

日后，他在给奥托琳的信中曾提及有关南非布尔战争的事。

1899年秋，南非爆发了“布尔战争”，当时伯特兰还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他对战争的前途极为关心，大不列颠的战败令他十分焦虑，他都要步行到两千米以外的车站去买报纸，除了战事消息外，几乎什么事都不关心。艾丽斯不是英国人，她对这场战事的成败当然不感兴趣。更糟糕的是她看到伯特兰如此专注，感到十分恼火。在战事结束前，伯特兰的态度有了转变，他对人道主义的爱和对暴力的憎恶，使他变为亲波尔派了。艾丽斯一直感到不快，记得有一天她和别人谈话时，毫无顾忌地说：“我不愿有一个像他（指伯特兰）那样的孩子。”这句话使得伯特兰耿耿于怀，只不过未与她在表面决裂而已。

伯特兰也知道，艾丽斯决定嫁给他，是准备委心于他的，所以他也不想做个负心的人。他无法做到在不爱她的时候强装出爱她的样子，他委实做不到这一点。他和她在一起时，已经没有丝毫感情。

面对这一难题，他心中出现了他父亲那种自负的性格，他开始以他的道德准绳来评判自己的行为是否正当。伯特兰虽然没有告诉她已经不爱她，但敏感的艾丽斯已经觉察出有点不对劲了。

1902年春天，她为了休养身心，曾独自隐居了好几个月，当她回来时，伯特兰向她表示不想再跟她同住一个房间，最后终于坦承他俩的爱情已经结束。虽然若干年后他回忆起当时的自以为是似乎觉得可厌，但他终于明白，她并没有他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

伯特兰对艾丽斯感情的转变，部分原因要归于憎恶岳母和表兄的某些习性，这种特质在艾丽斯身上也能寻觅到一些。艾丽斯对她的母亲简直像对圣哲那样地崇拜，而伯特兰却认为岳母大人是个最坏的女人。比方说，她对丈夫非常蔑视，并且经常加以羞辱，她从不跟他讲话，也很少提到他。伯特兰认为，虽然岳父是个糊涂的老人，但毕竟是她的丈夫，若是她稍具仁心，就不会那样子对待他。

老人临终前，嘱咐给园丁五英镑的遗赠，当他去世以后，她卖掉了他的假牙，却不肯履行丈夫的遗言。由于她的硬心肠，就连最顺从她的罗根，也难过得暗自落泪，这是儿子对母亲唯一不满的一次。

伯特兰对这位岳母大人很是厌恶，凡是对她崇拜甚至稍具好感的人，他都一律厌恶，艾丽斯当然包括在内。

1902年秋天，他在赛阳道租了一幢房子，准备做半年的逗留。艾丽斯一直试图让丈夫回心转意，他也在一年中有过几次的反思，希望能够与她重归于好。可是，双方的努力徒劳无功。。

1903年和1904年，他下定决心不让自己因任何事分心，以便完成《数学原理》。事实上，他每天都面对着一张白纸呆坐，除了进餐以外，整天瞪着那张白纸，直到傍晚头脑中仍然是一片空白。

1905年，情况略有改变，他和艾丽斯决定在牛津附近住下来。他请三一学院的同学亨利·弗莱契替他在拜格雷森林建造一幢房子。这幢房子位于泰晤士河畔，占地八英亩，环境幽美。伯特兰夫妇的情绪已暂趋稳定，他们搬进去以后，两人间的裂痕似乎得到了一点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