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重新出山，我老王又是一条好汉

当上了一把手

明朝的制度规定：地方官每三年要进京一次，朝见皇帝，并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查。王阳明虽然只当了六个月的知县，但赶上了这次朝见。

正德五年（1510年）十一月，王阳明进京入觐例行公事，住在大兴隆寺。在这里，他遇到了黄绾。

黄绾，字宗贤、叔贤，号久庵、石龙。少时求教于谢铎，刻苦求学，学有所得。后来凭借老祖宗的功绩，在京城任职后军都督府都事。

在王阳明眼中，这个长相英武的年轻人大有前途，因为他有志于圣学。

“此学久绝，你有什么见解？”

“只是有这个志向，还不知道从哪里着手。”

“人最怕没有志向，不怕没有用功。”

“我如何才能通向那个目标呢？”

“你可以做减法，把多余的东西扔掉，这样，内心就可以让更多的阳光进来。人心是关键，做起来，就能成，凭着意志和内在的修炼就能实现你的梦想。”

王阳明上来就跟黄绾讲授“心学”，黄绾一下就听傻了，为王阳明的学问所折服，立志潜心修行。毫无疑问，这段对话让他们师徒之间拉近了距离，黄绾后来成了王门弟子重量级的人物。

黄绾的演讲论辩能力很强，王阳明对他极为看重，甚至称其为“吾党之良，莫有及者”，把他看成自己的“子路”。

虽然王阳明极其看重这位弟子，但当他死后，却遭到了黄绾的背叛。黄绾振振有词地说：“我开始并不相信王学，后来相信了，而且非常狂热，但经过实践，我发现王老师的学说不是理学，而是禅学，只会耍嘴皮子，于国于民没有什么益处可言。”（予始未之信，既而信之，久而验之，方知空虚之弊误人非细。）

就这样，黄绾成为中国思想史上较早全面批判“王学”的人物，这当然是后话了。王阳明在京城朝觐后，原本就要到南京刑部去上班的，但湛若水等老朋友就是不让他走，一拖就拖了一个月。原来他们在京城暗中活动，上下打点，送出了不少银子，为王阳明在京城谋了个一官半职。

结果，正德六年（1511年）正月，王阳明的新任命就下来了，吏部验封司主事。这个官职主要是管封爵和褒赏的，是个有实权的肥差。这样，王阳明就不用去南京了，可以在京城吏部上班了。

虽然王阳明只是吏部验封司的一个小吏，但毕竟是京官，机会多多。不过，他不加入哪一个党派，也不依附于哪一方势力，专心于他的心学。好在吏部验封司主事是个闲差，他有更多的时间研习心学。湛若水在翰林院也闲得要命，除了喝茶、看闲书外，就剩下侃大山了。再看黄绾，他也忙不到哪里去。所以每天下班后，这三人便倾心交谈，甚至还约定“终身相与共学”，那叫一个过瘾。

二月，王阳明又担任了会试同考官。不过，如今他已经看透了科举考试的弊病所在，没有了当年主试山东的豪情。再说，会试虽然比乡试高了一格，但主考官往往是礼部尚书一类的人物，他这个同考官的位置就显得很尴尬，说不上什么话。这还没完，好运来了是挡不住的。这年十月，王阳明又升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相当于中组部负责官员调动的副司长。正德七年（1512年）三月，他又升为吏部考功司郎中，成了一把手，正儿八经的正厅级官员。

朱陆之辩

这期间，户部侍郎乔宇即将前往南京任礼部尚书，在临行前，他特意前来向阳明请教。

乔宇，字希大，号白岩山人，乐平（今山西昔阳）人，“晋中三杰”之一，幼年跟随父亲来到京师，学于杨一清，成化二十年进士。他是王阳明的故交，王阳明当初贬谪龙场时，经常寄诗给京城的这些好朋友，乔宇就是其中的一位。

乔宇在临行前与王阳明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

王阳明说：“学贵专。”

乔宇说：“是啊，我小时候刻苦学习下棋，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才学有所成，在三年内都没有遇到过对手，学贵专，的确没错。”

王阳明说：“学贵精。”

乔宇说：“没错，我长大后学文辞，字雕句琢，如今已经不读韩柳的文章，专攻汉魏的大赋，学贵精，的确是这么回事。”

王阳明说：“学贵正。”

乔宇说：“是啊，我中年以后想学圣人之道，后悔以前学的那些棋艺与文辞占满了心灵，没有别的空间了，我该怎么办呢？”

王阳明说：“不管是学习下棋，学文辞，还是修道，都是学问。然而，这三件事带来的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道’是指大路。若不走大路，专走充满荆棘的小路，就很难走得通。因此只有专于道，才是真正的‘专’；精于道，才是真正的‘精’。如果只是专于棋艺，没有专于道，那不是真正的专，而是沉溺。如果只是精于写文章，没有精于道，那不是真正的精，反而会流于怪癖。文辞与技能虽从道出，但离道太远，是雕虫小技。如果以文辞技能为主，不去求道，那就背道而驰了。所以，必须把意向调到道体本身来，才能不再平庸，活出精彩。”

一席话说得乔宇心服口服。

乔宇走了，更多的人奔王阳明而来，京城的读书人都被他的心学所吸引，王阳明在京城一下成了炙手可热的公众人物。大兴隆寺简直是门庭若市，各行各业的人都凑到这里，一睹王阳明的容颜，聆听他讲学。

当然，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曲折的，何况是颠覆人们思想的学说，有举手赞同的，自然就会有反对的声音，发生争论是在所难免的。

这不，王阳明的两个弟子王舆庵和徐成之站在了擂台之上，开始唇枪舌剑，唾沫星子乱溅。

为什么会争吵呢？

原来，王舆庵认为陆九渊是对的，徐成之则认为陆九渊是禅，朱熹才是儒之正宗。二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便请王阳明做裁判，前来定夺谁是谁非。

王阳明认为，虽然朱熹和陆九渊的学说似乎有所不同，但都不失为圣人之徒。不过，尊朱还是尊陆，这在当年实在是一个尖锐敏感的问题，王阳明不好正面回答。毕竟，如果让明朝人放弃信仰了几百年的朱熹，改信陆九渊，这难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王阳明打了个太极，他首先肯定他们这种辩明学术的热情，接着说，他们各执一端，不能全面完整地领会朱熹和陆九渊的本意，只是停留在口号之争上，是一点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这种争论是无聊的，还是赶快“养心息辩”吧。

这话太中庸了，说了等于没说，大家不干了，你这个精神领袖都这么模棱两可，我们还怎么跟你学？你的学说到底靠不靠谱啊。

王阳明本来不想表态，想让大家领会精神、坚持原则，但一看大家的表情，他知道这回是绕不过去了。

尽管被逼到了死角，但王阳明还是很有艺术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朱熹和陆九渊都是大家。他们的学说有所得也有所失，还有互相交叉的地方，没有必要非得捧起一个打倒一个。不过，朱学早已被大家所熟知，继续讨论的意义不大，而陆学蒙受了四百年的不白之冤，难道不应该为它平反吗？

虽然话说得很委婉，没有非得要打倒谁，但这种“非朱是陆”的态度还是一时无法让众人接受，朝野哗然。王阳明作为革新理学和反潮流的理论家，他的胆识气魄着实让人钦佩。当时吏部郎中方献夫官位比王阳明高，但听闻王阳明的心学后，感到羞愧不已，于是拜王阳明为师。

经过艰难摸索，尤其是“朱陆之辩”后，王阳明知道如何绕开宋儒的影响，走自己的路了。他认定了陆九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自从龙场悟道以来，这三四年间，王阳明终于心明眼亮，找到了登堂入室的精微问题，他要想办法让大家明白，即使把自身变成儒学辞典，也未必能拥有儒学的真精神。若要为天地立命，为百姓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走培养自由意志这条路比走知识积累的路重要得多。

不过，王阳明如此公开地和一堆吃朱熹饭的人作对，肯定要吃苦头的。果然，视王阳明为眼中钉的一干人开始采取行动，先是湛若水被派往安南（越南）出使，次年，黄绾因为被人参劾，告病归浙，离开了京城。

左膀右臂接连被斩后，王阳明在京城的第一次讲学就这样失败了。

对付了湛若水和黄绾后，接着王阳明也遭到了“毒手”——正德七年（1512年）十二月，“升”王阳明为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四品。

明太仆寺由元代兵部的群牧所演变而来，太仆就是古代掌马政之官。洪武六年（1373年），在滁州置太仆寺。洪武三十年（1397年），为了加大军事力量，先后在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处设立行太仆寺，主要职责就是给国家养马。

如果燃起战火，与北边游牧民族作战，马是首要的军需品，军马的优劣决定战争的胜负。杨一清就是从督陕西马政起步，迈向阁臣生涯的。但当时是和平年代，这个官职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总的来说，太仆寺是管马的一个机构，在这里啥也混不出来，很明显这次调动是明升暗降。

虽然“资位稍崇”，但对于当时的行政系统来说，王阳明还是个边缘人、多余人、看客而已。当然，退一步说，即使是转着升，也比蹲着不动强得多。

也许你会说，如果不讲学，王阳明就不会被外放到南京了，但那也就不是他了，官册上的名字多一个少一个，无碍历史大局。但若少了“王学”，那世界就没那么精彩，枯淡多了。

师徒论辩

在上任之前，王阳明想先回余姚老家看一看，离家好些年了，想家的感觉一直在心头萦绕，心头常常会有一种浓浓的忧郁包围着，挥之不去。如今好不容易忙里偷闲，他便向朝廷请了假，一路向家的方向奔去。

陪同王阳明南下的是他的妹夫徐爱。还记得当初王阳明被刘瑾派人追杀，危在旦夕的时候，徐爱不怕受到牵连，引来杀身之祸，毅然拜王阳明为师，这种勇气和胆识让人佩服。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各忙各的，很少聚在一起，王阳明也没有尽到当老师的责任。如今同船而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王阳明决定把自己多年的悟道心得好好地向敦厚好学的徐爱讲一讲。

虽然王阳明的身体向来不好，徐爱的身体更差，但这不足以影响他们精神上的交流。水路平缓，又与俗务相隔绝，完全可以从容宁静地坐而论道了。

在船舱中，王阳明亲自给徐爱倒了一杯茶。

“弟子受不起啊。”徐爱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王阳明喝了一口茶，笑道：“咱师徒有五年没见面了吧，也不知道你的学问有进步没有。”

徐爱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弟子愚钝，知道笨鸟先飞的道理，所以从来不敢在读书上有所懈怠。”

“嗯。”王阳明点头道，“你对《大学》不陌生吧。”

“《大学》？”

徐爱愣住了，心里开始犯嘀咕：老师这是在考我吗？拿这种启蒙读物来说事儿，也未免太小儿科了吧，传出去都让人笑掉大牙了。

但无论怎么看，王阳明都不像是在开玩笑，徐爱便说：“我非常熟悉。”说完便开始背起来。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好了，不用背了，你终究还是错了。”王阳明打断了徐爱的背诵。

徐爱颇为委屈，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背错。

王阳明哈哈大笑道：“你不必如此委屈，教你的老师都错了，你自然就对不了。”

徐爱一头雾水，他完全跟不上王阳明的节奏。

王阳明一本正经地说：“应该是‘亲民’，而不是‘新民’。程颐误解了曾子的意思，朱熹没有发现错误，继续沿袭了程颐的说法，结果把后人引入歧途，朱熹之言不必都信。”

徐爱虽然非常尊重王阳明，但不能因为恩师的一句话就颠覆了自己几十年树立起来的价值观，便与王阳明进行了一番理论。

徐爱不解地问：“朱熹认为‘在亲民’应作‘在新民’，第二章的‘作新民’的文句，好像可以作为他的凭证。先生认为应按以《礼记》旧本作‘亲民’，有什么根据吗？”

王阳明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有敢于质疑，敢于发问的学生才更有前途。他侃侃而谈：“‘作新民’的‘新’，更多的是‘自新’的意思，和‘在新民’的‘新’不同，就谈不到什么凭证了。后面说的‘治国平天下’，也都没有‘新’的意思。比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这些都含有‘亲’的意思。‘亲民’犹如《孟子》中的‘亲亲仁民’，亲近就是仁爱。百姓彼此不亲近，虞舜就任命契作司徒，推行伦理教化，加深百姓间的感情。《尧典》中提到的‘克明峻德’即是‘明明德’，‘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即是‘亲民’，也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再如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即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说‘亲民’，就包含了教化养育等意思，说‘新民’就有失偏颇了。”

王阳明的这番长篇大论，引经据典，富有很强的说服力。徐爱听完后如五雷轰顶，不禁感叹道：大明的教育制度真是害死人啊，想想自己一直对朱子的言论深信不疑，没想到却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如果没有遇到先生，那自己就会一直被蒙在鼓里，真是太可怕了。想到这些，他不禁更加崇拜王阳明了。

不过，两种解释，究竟谁对谁错，还真不好说。毕竟，曾参两千年前到底说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仅仅凭借书面记载并不能否定谁，肯定谁。

那么，王阳明为什么揪住四书之首《大学》不放呢？

其实，朱熹版的《大学》提倡：修己而后安民。而王阳明则提倡：修己与安民并不冲突。

可见，朱熹是极力忽悠大家去格物，只有到了一定的境界才能成圣。而王阳明是主张知行合一，人人皆可成圣。他的见解显然更符合孔孟首倡的“仁”爱之心曲。徐爱非常兴奋，把所得忠实地记录了下来，做成《传习录》的序言。他忍不住跑出船舱，对着天空大喊：“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

王阳明非常看好天资聪颖的徐爱，认为他是传承自己衣钵的不二人选，所以在后来失去徐爱后才那么痛苦，像孔子痛失颜回一般。

徐爱在外面扯着嗓子继续问：“《大学》中还提到‘知止而后有定’，朱熹认为事事物物都有定理，似乎与先生的说法不同啊。”

王阳明走到船舱外，继续传播自己的感悟心得，说：“如果到具体事物中寻求至善，就认为义是外在的了。其实，至善是心的本体，只要‘明明德’，并且至精至一就是至善了。当然，脱离了具体事物也不能至善。《大学章句》中所谓的‘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徐爱又问：“如果只是从心中寻求至善，恐怕不能穷尽天下的所有事理吧。”王阳明说：“心即理，难道天下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吗？”

王阳明的意思是说，无论如何“格物”，都应该把重点摆在心上，而不是专注于事物上。徐爱自然是心神理会，眼前豁然开朗。他非常推崇王阳明的“心”学，认为圣学从此有了入头处，认为程朱之学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大有唯我独尊之意。就这样，王阳明与徐爱一路探讨，倒也不寂寞。

步入四品大员行列

正德八年（1513年）二月，四十二岁的王阳明和徐爱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余姚。

此时，正是草长莺飞二月天，是踏青的好时光。只见，古桥下的姚江之水平缓而轻柔地流过，桥边傲然挺立的几棵翠绿葱茏的古榕又粗壮了几分，倒影在水中流连。桥下的水清澈干净，缓缓地流向村外，不急也不躁。屋后翠竹依然郁郁葱葱，更加茂盛了。村中的景物没什么大的变化，但大人们都已经老去了几分，小孩们也长高了不少。

七十岁高龄的老父亲王华早已在门口眺望多时了，他着实不理解儿子在京城的所作所为，不好好做官，瞎折腾什么呀，啥时候能让自己省心啊。

日盼夜盼，儿子终于回来了。但见到王阳明后，王华恨铁不成钢，便忍不住开始数落起儿子来：

社会如此险恶，内心强大是必须的，但也不能和社会的主流意识相悖。朱熹是谁？是古代先哲，是理学大师，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大明朝的精神领袖，这种人岂能轻易批评？还聚众讲学，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似的。你与众人为敌，自然不能过安生日子了。这倒好，北京吏部待不住了吧？被外放到南京，这都是自找的。

听着父亲的数落，王阳明没有生气，也不会生气，父亲曾经是那么高大，如今背也驼了，头发也白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见父亲红光满面，思路清晰，就知道他老人家的身体没有问题，王阳明也就放心了。他当了个很好的倾听者，静静地听父亲唠叨着，很享受这种难得的时光。

再看王华，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儿子出类拔萃聪明过人，非常人能比，自己把意思说明白，尽到为父的责任，就行了。至于王阳明能听进去多少，他也无能为力，毕竟以后的天下是他们年轻人的，要靠他自己去闯了，谁对谁错，还要在实践中检验才能下定论。

不管王阳明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他的粉丝和跟随者。他在家待了数月，又收了几个弟子，便暂缓去滁州赴任，先带着他们在余姚一带游山玩水。

五月终，本来打算和黄绾一起游玩，但等了多日也不见黄绾的影子。黄绾不来，王阳明便没了情绪，尽管身边也有几个资质不错的学生，但都不足以讨论精微的问题，不能让自己进入忘我之境，很难有什么更深的体会心得。

不过，王阳明认为山川形胜比人还有灵气，便就近做逍遥游，带着一伙弟子从上虞进入四明，观赏白水，寻找龙溪之源；登杖锡，到雪窦，上千丈岩，观望天姥、华顶；本打算从奉化去赤城，正好碰上大旱，山田尽显龟裂，景色惨然，让人高兴不起来，便从宁波返回余姚。

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并不是单纯的地游山玩水，消磨时光，而是在观赏山水中点拨弟子，使弟子们受到启发，提高学业。他的弟子钱德洪评价这一活动时说：“盖先生点化同志，多得之登游山水间也。”这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同年十月，王阳明到安徽滁州督马政。滁州距南京有一百多里，山清水秀，风光旖旎，自古有“金陵锁钥、江淮保障”之称，“形兼吴楚、气越淮扬”“儒风之盛、夙贯淮东”之誉。洪武三年，朱元璋追封已故的郭子兴为滁阳王，在滁州建滁阳王庙祭祀。洪武六年，兵部在滁州设立管理放牧繁殖军马的机构——太仆寺，令滁州军民养殖马牛。

这里的生态环境很好，几百年前欧阳修用一篇《醉翁亭记》让这里闻名天下，如今，王阳明要将这里变成讲学圣地。

王阳明虽然是正四品的官员，但作为一个管马的副职，没啥大事要干，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这正合王阳明的心意。他带着弟子们遨游琅琊、瀼泉。夜间，数百人环龙潭而坐，歌声震响山谷。大家饮酒赋诗，载歌载舞，好不快哉。

这段时间，拜入王阳明门下的弟子出现了第二波**。看着众弟子跟着自己潜心学习，王阳明心里很满足。他完全被琅琊山的美景所吸引，寄情于山水之间流连忘返，怡然自得，诗兴大发：

狂歌莫笑酒杯增，异境人间得未曾。

绝壁倒翻银海浪，远山真作玉龙腾。

浮云野思春前动，虚室清香静后凝。

懒拙惟余林壑计，伐檀长自愧无能。

王阳明很庆幸自己没有繁杂事务的缠绕，能与弟子们在幽静的山水间探讨哲学问题，这种逍遥自在的日子过得也很美，别有一番滋味。

王阳明与门人、朋友一起生活游息时随时随地指点他们，诸生也可以随时请正。比如在滁州讲学时，有弟子问：“静坐中思虑纷杂，不能强禁绝。”王阳明说：“纷杂思虑，亦强禁绝不得，只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后，有个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专无纷杂之念。《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也。”静坐，在各家各派中都是一种使主体获得清明状态的修持方法。比如，坐禅是佛家的基本修习方式，道家讲究的“坐忘”也是与静坐有关的修习方法。这里提到的静坐并不是要求一念皆无，否则就成了佛教禅宗的做法了。心学所讲的静坐与禅定不同：禅讲究不起念，而王阳明认为不起念是不可能的。

在王阳明看来，静坐是用省察克治的方法使念念归正，最后达到纯天理的境界。省察克治指的是当恶念刚刚从心里产生时，就马上觉察并消灭它。在阳明看来，一般人的最大问题就是此心向外不知向内，以为追逐名利之心就是自我。王阳明讲学就是让学生体会到自家的心体才是你真正的自我，而方法就是静坐。

王阳明在滁州待了不到七个月，正德九年（1514年）四月便升为南京鸿胪寺卿，主管朝会、典礼，也是个不管事的闲职，几乎没有任何实际职责，不过是奉旨休闲罢了。不过，虽然是个闲职，但至少是一把手，而且搬回南京市内办公，不再那么闭塞了。

此时，王阳明早已超然物外，他没有兴趣做这种只争一世之短长的事情，不屑于跟那些俗不俗、雅不雅的人一起浪费生命，一意去明心见性，然后回到治国平天下的正道上来。

王阳明离开滁州时，众弟子依依不舍，一直送到乌衣，还舍不得分别，真有点柔情似水的女儿态了。王阳明写了首长歌，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

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复来滁州。相思若潮水，来往何时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见泉水，随处无弗得；何必驱驰为？千里远相即。君不见尧羹与舜墙，又不见孔与跖对面不相识？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门转盼成路人。

因为离别的伤感，诗中自然找不到豪迈的感觉，只是一些老生常谈的相思和劝勉罢了。不过，匆匆结尾，好像没写完似的。

王阳明过长江后，到南京当四品正卿，先后只用了四天时间就走马上任了。看来，他还是很满意这次升迁的。虽然工作岗位不是那么重要，但毕竟是四品大员了，勉强进入了最高层的眼帘。等国家用得着自己的时候，就能一显身手了。但让王阳明想不到的是，他这一等就是近两年半，真是考验人的耐性啊。

归心似箭

在南京的这两年半，是王阳明韬光养晦的时期。在严酷的专制体制中，骤起终败的例子，王阳明见得太多了，一旦失败便前功尽弃。起初，他想在官场大干一番，实现自己的志向，但颇多不顺。后来，刘瑾倒台，他被调回朝廷任职，这几年虽然升迁不断，但他的心思早就不在官场上了。

通过在京师和滁州的讲学，王阳明的名字在大江南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他自己也从讲学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

和众弟子相坐倾谈，讲究天理，说的是真话，没有钩心斗角，过着粗衣素食、起居有节的日子。闲静时喝杯清茶，读几本古书，或者独自静坐，人间的快乐无非就是如此。到现在他才知道，当年孔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忍饥挨饿，却十多年乐此不疲，是真正从讲学中体会到了人间最大的快乐。

修身修到这般意境，对于官场的钩心斗角自然是不屑一顾的。次年正月，王阳明就上了一道《自劾乞休疏》。

在京察大考之际，每个人都要述职，但上乞休书的不多见。既然无望成为英雄，那么成圣之路应该能走得通吧。在滁州时，他就感叹“匡时已无术”，便有想回阳明洞的冲动。所以，王阳明除去牢骚的成分，还有几分是真的，但皇帝压根儿就没理他这茬儿。

等到十月，王阳明又上了一道《乞养病疏》，说自从正月上疏后，病就更重了，我虽也想为国尽忠，但以前在荒夷之地，虫毒瘴雾已经侵肌入骨，又不适应南京的气候，病情才严重了起来。而且我自幼跟奶奶长大，她已经九十六岁高龄，盼我早日回去，死前能见上一面。王阳明写得让人动情，但皇帝看到了没有还是个问题，又白写了。

在南京的这段时间，王阳明写了四十多首脍炙人口的诗，现选取几首，第一首题为《登阅江楼》：

绝顶楼荒旧有名，高皇曾此驻龙旌。

险存道德虚天堑，守在蛮夷岂石城。

山色古今余王气，江流天地变秋声。

登临授简谁能赋，千古新亭一怆情。

洪武七年（1374年），明太祖朱元璋登临卢龙山时，赐名狮子山。这座山在南京市下关区兴中门内，地势险要，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制高点，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朱元璋曾在这里设伏，以八万人击退了陈友谅的四十万大军。

后来，为了提升帝都的京师形象，镇服四方，朱元璋在狮子山上建了一座高楼，名为“阅江楼”，还亲自写了一篇《阅江楼记》。现在阅江楼的正面廊柱上，还有朱元璋御制的楹联：“佳山佳水佳风佳月千秋佳地，痴声痴色痴情痴梦几辈痴人。”反映了朱元璋平定天下后的闲适心情和人生感悟。

当王阳明登临时，高楼早已破败不堪，这从末句“千古新亭一怆情”可以看出当时似乎还有一亭，从“荒”“楼”到“新亭”，抒发的是他的“怆情”，表达无楼的遗憾。

另外，王阳明还指出，一个王朝的安危并不在天堑，只要“道德”建设好了，“蛮夷”并不可怕。正如他所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此时，南京作为“留都”“陪都”被冷落很久了，君主不会来登临阅江楼和狮子山了，因此也少有臣子、才子来作赋写记。面对一角新亭，王阳明只能写诗慨叹一番了。

第二首为《狮子山》：

残暑须还一雨清，高峰极目快新晴。

海门潮落江声急，吴苑秋深树脚明。

烽火正防胡骑入，羽书愁见朔云横。

百年未有涓埃报，白发今朝又几茎。

这首诗描写雨后天晴，登临狮子山，耳听江涛阵阵，目睹秋深美景，壮丽山河，天下太平，让人心旷神怡。但边境久不见报警信号和边关紧急文书，这种表面安宁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让人不得不防啊。正所谓居安思危，才能让社稷久保太平。

王阳明登狮子山这年，大明王朝开国已经整整一百四十六年，基本上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太平岁月麻痹了大家的神经，但王阳明是清醒的，所以才有“百年未有涓埃报”的忧患。

但时光飞驰、生命苦短，他尚未建功立业的情怀，却已经有了不少白发。那句“白发今朝又几茎”，读来不禁让人有些心酸。

五年后，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历史证明了王阳明的忧患很有预见性。在他登狮子山后的一百三十年，大明王朝宣告覆灭，更证明了王阳明的忧患极具远见性。

如果没有特别的机会，王阳明也许就会在这个闲职上终老，默默地淡出人们的视线，而他的心学也会销声匿迹，不被世人所熟知，不会在五百年后还大放异彩。

不过，人生总有许多意外，谁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正如有句话所说：人生是一连串的意外，意外是一辈子的人生。就在王阳明纵情山水，陶醉在他的心学中时，农民起义爆发了，他就此被推到了最前沿，直面农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