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上书被捕入狱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 年）九月，王阳明被重新委派职务，调任为兵部武选清吏司主管，他不得不从山东返回北京就任。

从山东返回北京后，王阳明开始以实际行动宣扬圣贤之学。当时的学者都喜爱陈腔滥调的复古文潮，根本就不知道经国利民的实用之学为何物。王阳明在此时带头讲学，主张通过身心之学使人树立圣人之志。当时因为王阳明的名声有限，而且刚刚开始讲学，其学生不多。只要有向他求学拜师的人，他便广开门户进行收纳。为了使门生树立远大的志向，他不断地举办讲座。

这时的学界士子们还普遍沉浸在科举考试的应试教育之中，对身心学无所属意。因此，王阳明与众不同的行为招致了同僚们的非议，说他以此博取名声。只有翰林庶吉士湛若水与他来往频繁，对其支持，成了他一生的好友。

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明代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他天生形貌奇异，额头有两块隆起的骨头，耳朵旁边有黑痣，左七右六，就像两个斗。因为湛若水的妈妈陈氏在增城东洲西岭下一个叫甘泉洞的洞里向神祈祷，湛若水才降生，所以后来他自号甘泉子，被人称为甘泉先生，创建的学派便叫甘泉学派。

虽然湛若水的出生具有传奇色彩，但他因为家道中落，十四岁开始入学，十六岁才进入了广州府庠学习。他在科考场上不顺，在二十七岁的时候才考中了举人，离进士还遥遥无期。

在旁人看来，湛若水这辈子都不会有大发展了。但一个人改变了他的人生，这个人就是当时的理学大师陈献章。

陈献章是明代思想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岭南学派的创始人。他是广东唯一一位祭祀过孔庙的明代大儒。他以“宗自然”“贵自得”的思想体系打破程朱理学沉闷和僵化的模式，开启明朝心学先河，在宋明理学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转变风气的关键人物。

湛若水在二十九岁时前往江门拜陈献章为师，他斋戒了三天，才敢开口向老师求教。湛若水第一次报名参加会试时，陈献章对他说：“你如果不放弃全部的功名利禄之心，终难有所成就。”湛若水毫不迟疑地把考试证件当场烧毁，以示自绝于科举的决心。短短的五年时间，他的学问就突飞猛进。于是，陈献章决定将衣钵传给他。为了传位，陈献章还专门写了首诗《赠江门钓台诗》。一年后，陈献章去世，湛若水还真在自己家乡增城新塘江畔建了一座钓台，过起了隐居生活。

湛若水本来决定不参加科举，发誓不进入仕途了。但是，母亲陈氏和当时的广州府官员徐弦都劝他，说他正处壮年，老待在家里不像回事，不如出道侍君啊！于是，三十九岁的湛若水遵循母命北上考试，受到国子监祭酒的赏识，留读于南京国子监。第二年他去北京会考，最终他列为第二名，被赐进士出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擢升为翰林院编修。之后，他结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朋友王阳明。两人惺惺相惜，一见面就成为至交。

王阳明比湛若水小六岁，可是他已经声名鹊起，而且很清高，可以说目空千古。然而他对湛若水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遍求朋友于天下，三十年来，从未见到这样出色的人。”

湛若水则回赞说：“我走遍了各地，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奇人。我与阳明先生有着共同的志向，将来如果有人为我们作传一定会给我们写一个合传。”

王阳明和湛若水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理想，相学互问，交往很深，并最终结成莫逆之交。他们终日兴致勃勃地探讨圣学之事，约定一起将儒学真传发扬光大。可是，就在两位好朋友在京师互相应和、其乐融融并准备为弘扬儒学大干一场的时候天下却变了。

弘治十八年（1505 年），明孝宗朱祐樘去世了，他的儿子朱厚照即位。小太监刘瑾的机会也终于来了。因为在朱厚照当太子时，刘瑾就是他最好的玩伴，这俩人几乎形影不离。

刘瑾本姓谈，出生于陕西一个贫苦之家，他在六岁那年不知跟着何人流浪到了北京，被宫中一姓刘的太监收养了，他便改名叫刘瑾。这是一个天生机灵古怪、一肚子鬼心眼、善于察言观色、猜度他人、并利用机会讨好有权有势者以达到自己需求的家伙。

当刘瑾看到不爱读书、整日到处闲逛的朱厚照时，他心里非常清楚，只要自己能够哄住这个爱玩的太子，满足他的一切要求，自己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就这样，在朱厚照继承皇位以后，刘瑾很快博得了朱厚照的绝对信任。对于一个少年皇帝来讲，整天面对训斥自己的那些朝中老臣，百依百顺还陪他玩耍的太监更合自己的心意。

于是，朱厚照便将大权给了刘瑾，还允许刘瑾一派的太监参与朝政。

刘瑾非常清楚，如果自己想要长期地掌握大权，必须拉拢几个大臣。当时朝中的一些老臣自然是不买他的账。经过长期的观察，他便找到吏部侍郎焦芳，从此以后两人就开始狼狈为奸。

在当时，刘瑾还与七名太监结派成党，沆瀣一气，时称“八虎”。自从刘瑾掌管司礼监以后，每当朝臣有什么事要向朱厚照汇报时，刘瑾总是先打听好朱厚照在干什么，选择朱厚照玩得高兴时跑去汇报。朱厚照当然很恼火，挥手要他快走：“这些事用得着告诉我吗？你是在跟我捣乱？你自己处理不就可以了吗？”

这样一来，正遂了刘瑾的意愿。从此以后，他有事就自行处理，而不向朱厚照汇报了。没过多久，司礼监这个宫廷办事机构逐渐变成了专掌机密、批阅奏章的最高权力部门，连法定职权最重的内阁首辅，也必须听从司礼监的。

在孝宗死前，他曾经为朱厚照找了刘健、谢迁与李东阳三个辅政大臣，要求这三位德高望重者好好管教小皇帝，以保朱家的大明江山顺利延续下去。

刘瑾的行动终于引起了文官集团的警觉，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顾命大臣”和一些刚正廉洁的大臣不顾身家性命，联名上书请求严惩“八虎”。

武宗皇帝刚刚即位，还缺乏驾驭群臣的能力，见到如此声势浩大的进谏，有些坚持不住，想与群臣妥协，除掉“八虎”。但是就在这时，刘瑾在皇帝面前的哭诉使武宗的心又软了下来。

第二天，明武宗惩治了首先进谏的大臣。谢迁、刘健以告老还乡相威胁，却被武宗欣然地批准了。由此，刘健、谢迁两位老臣被迫辞职回家养老了，李东阳虽然还在朝中，但是已经失势了。

三位大臣没有做成的事自有继承者来进行。先是京城中的言官上疏乞留两位内阁大臣，武宗将这些上疏的官员统统赶出了京城，削职为民。

接着，南京的言官也上疏进谏，弹劾刘瑾，为刘谢李三位打抱不平。武宗命人将他们全部押解到京，各廷杖三十。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当场死于杖下。

南京御史蒋钦不服软，三天后，他单独再上疏，又被罚刑杖三十，并被逮捕入狱。又过了三天，他第三次上疏，再次被罚刑杖三十，最终死于狱中。

言官们为什么一再敢于上书呢？在古代的朝堂上有一些特别的规矩是历代皆遵循的。古代的监察官员总体上属于言官，言官的主要任务就是批评、谏言，他们可以批评朝政，可以监督官员。在一些特别情况之下，言官甚至可以闻风奏事。所为闻风奏事就是言官未必掌握了某些官员贪赃枉法的真凭实据，只是听说了传言，依然可以上报。紧接着朝廷派钦差去查一查果真如此，那就将被检举人抓起来。如果查不属实会不会把上奏的言官抓起来治罪呢？自古以来的规矩是不会处置言官的，因为是监督官员的行为是他们的职责。

可是在此时，进谏的言官们却纷纷成了阶下囚，谁还敢发言进谏呢？一时间朝里朝外，人人噤若寒蝉。就是在这样人人沉默不语的危险时刻，王阳明却勇敢地站了出来。

王阳明的职务不过是小小的兵部主事，在兵部的属官中是最低一级。论官阶、论职责，他都可以不言语，明哲保身。他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可以说是在当时、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

这样一个明白人，他不会不清楚刘瑾的权势及他上书后的险恶处境。他身在京城，也完全知道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的下场。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他还是不顾个人安危，勇敢上书。这在一般人看来不是十足的愚蠢表现吗？是的，只顾自己利益的人是难以理解具有大抱负、大胸怀、大情操的王阳明的做法。

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观点就是“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对败坏朝政的大坏人，若无动于衷，胆小怕事而不敢揭露和不敢斗争，那就是违背了自己的良知，一生将陷入无边的痛苦境地。这样活着无聊且没有意义。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阳明挺身而出，展现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也是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验证“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理念。

王阳明上的是一道《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这是一篇委婉劝谏的奏章。其内容大意是：按照历来的规矩，言官是不能处死的，不能因言而得罪。如果把言官们给关起来了，将来谁还肯出来说话啊？

虽然王阳明说得较为含蓄婉转，没有直接为被处罚的官员们喊冤，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为三位大臣和南京方面的几位言官抱屈的，这就等于指责皇帝有眼无珠，不识忠臣且重用奸佞。况且兵部主事根本不是言官，没有进谏的职责，属于“妄言国事”。因此，武宗皇帝立即把信转给了刘瑾，让其处理刘瑾大怒，心想哪来这么一个不知死活的家伙，竟然胆敢挑战自己的权威？

王阳明马上遭到了逮捕，并被进了大牢。一般官员受罚都是廷杖三十，而王阳明是罪加一等，罚廷杖四十。明朝的廷杖专门用来对付士大夫，专门用来羞辱政府官员。

然而廷杖也不只是羞辱人而已。执行廷杖的锦衣卫打你二十杖就可以把你打残，也可以把你打死，也可以让你只伤皮肉，不伤筋骨，这里头名堂很多。

在正德之前的廷杖是不需要被打人光着屁股的。如果明天执行廷杖，被打的人可以做一些预备，可以穿棉袄，也可以在身上裹一些厚衣服、毯子、棉絮等。但是从刘瑾掌权开始，被廷杖人就不许裹这些东西了，必须要光着屁股被打。所以，王阳明很可能就是第一个在午门外光屁股挨廷杖的人。经过这样残酷的刑罚和人格侮辱后，血肉模糊、人事不省的王阳明被扔进了锦衣卫的大狱。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当时任礼部左侍郎。有人劝他到刘瑾那里去为儿子求情，以保全王阳明的性命。刘瑾得知王阳明是王华之子，态度有所转变。早年他曾跟随王华的一个同乡学习书史，从那人处听得王华的忠孝仁义事迹，因此对王华十分佩服。王华教授东宫太子时，对刘瑾等宦官一视同仁，礼数周到，让刘瑾对王华印象非常好。因此，刘瑾派人传话：“我与先生是旧相识，如果您愿意主动跟我见面，就能立即入阁拜相。令郎不仅可以释免罪责，还可以升官任用。”

但是性格温和的人也有发怒的时候，这次王华愤怒了，他对别人说：“我儿为弹劾刘瑾而获罪，理直气壮。如果我上门求见刘瑾，我们父子会因此遗臭万年啊！”

不久，朝廷将王华赶出京城，外放南京任吏部尚书，职务明升暗降。明代有两套朝廷官员，京师一套，南京一套。由于皇帝在京师，京师的一套官员有职有权。虽然南京作为陪都，也是名义上的首都，但因为离皇帝远，官员基本上有职没权。

王华无奈地带着一家老小，去南京赴任。生活突然遭此变故，王阳明的妻子诸氏不知所措，但是她是刚强的女子，并没有长久地沉浸在痛苦之中。她担心王阳明的安危，冒着被株连的危险不断地向官府打听消息。

王阳明入狱后，居然活了过来。他拖着疼痛不堪的羸弱身子，一步一步爬到窗口，望着夜空那轮明月，不胜唏嘘。怀着极度悲愤的心情，他写下了一首《不寐》诗：天寒岁云暮，冰雪关河迥。

幽室魍魉生，不寐知夜永。

惊风起林木，骤若波浪汹。

我心良匪石，讵为戚欣动。

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

崖穷犹可陟，水深犹可泳。

焉知非日月，胡为乱予衷？

深谷自逶迤，烟霞日悠永。

匡时在贤达，归哉盍耕垅！

王阳明在这首诗中感叹皇帝昏庸，鄙视小人得志。朝廷天寒云暮，弄权小人当道，面对这种乌烟瘴气的政治环境，他充满了忧愤，甚至有了消极的想法，希望自己也能和《论语·微子篇》里的隐士长沮和桀溺一样，归隐山林，躬耕田园。

但是，这里是牢狱，想归隐也只能是想象，他需要面对眼前残酷的现实。这时，王阳明想到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一段话：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大意是说，文王被拘禁在里时推演了《周易》；孔子在困穷的境遇中编写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后创作了《离骚》；左丘明失明后写出了《国语》；孙膑被砍去了膝盖骨，编著了《兵法》；吕不韦被贬放到蜀地，有《吕氏春秋》流传世上；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下了《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也大多是圣贤们为了抒发郁愤而写。

这些历代圣贤都是在经受磨难之后，其生命才焕发出异样的光彩。这些人物激发了王阳明为了人间道义而献身的豪情他自己也坚定了想成为圣贤的信念。

此时正是严冬季节，天寒地冻，狂风劲吹，白雪飞舞。狱中的王阳明却不顾伤痛，学习起了周文王，日日捧着《周易》，遨游在哲学的海洋里，忘记了所有烦恼和忧患。他在《读易》一诗中这样写道：

囚居亦何事？省愆惧安饱。

瞑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

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

包蒙戒为寇，童牿事宜早。

蹇蹇匪为节，虩虩未违道。

《遁》四获我心，《蛊》上庸自保。

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

箪瓢有余乐，此意良匪矫。

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

此诗前后可分两部分，前部分王阳明写自己囚居玩《易》，与圣人经典对话，反思当前处境；后部分他悟得精神自由，领会儒学乐境，描绘生活愿景。综观全诗，让人感受到了王阳明身上的乐观精神。

王阳明在监狱中演《周易》，实际上是他在特定条件之下，特定情景之中再次表现出来的必为圣人之志。他演《周易》，说明他坚信自己的圣人之志只不过是暂时受到了阻遏而已。

随着时光流逝，王阳明逐渐对未来产生了希望。他认为刘瑾已经大权在握，当朝重臣几乎都已驱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刘瑾下一步应该会收买人心，而没必要进一步扩大宦官、文臣之间的冲突。所以，只要耐心等待，自己就会有出狱的机会。

在狱中，王阳明度过了新年。有一天晚上，月光从窗栏的缝隙照进牢内，他想起故土，不禁悲从中来。他在《见月》一诗中写道：

屋罅见明月，还见地上霜。

客子夜中起，旁皇涕沾裳。

匪为严霜苦，悲此明月光。

月光如流水，徘徊照高堂。

胡为此幽室，奄忽逾飞扬？

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望。

盈虚有天运，叹息何能忘！

从诗中可以看出，王阳明一边悲叹自己的遭遇，一边依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虽然他感慨人事变迁，但这无伤于他的儒家信念。对于未来，他抱以乐观的态度。

王阳明在狱中共写了十四首诗。从诗歌内容来看，虽然对艰苦的环境有所描述，但是总体上还是抒发了积极乐观的态度。他身居牢狱、生死堪忧，却能做到意志不倒、胸襟浩**，的确让人钦佩。

就这样，王阳明在牢狱中度过了几个月。局势发展正如他所预料，刘瑾觉得局势已在控制之中，敢说话的人都被收拾干净，也可以对朝臣们松松手了。于是在过完大年之后，刘瑾决定把在押的官员们逐批放出大狱，给他们活命。

王阳明也被放了出来，在狱中所写的最后一首诗《别友狱中》中，他这样写道：

行藏未可期，明当与君别。

愿言无诡随，努力从前哲！

该诗作于在出狱前夕。他勉励狱友但行其志，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