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拘一格发展儒学

军事方面的成就是唐太宗执政生涯中最灿烂的一页，他不但收服四夷，还使得唐朝的版图成为历代朝代中最宽广的一个。但是，文治方面的功勋也是唐太宗治理大唐中耀眼光辉的一页。

唐太宗即位后，先把原本设在秦王府的十八学士馆扩充为弘文馆，招募天下有学识的读书人到府中共商国事，让他们充分发表对政治民情的看法，并提出建议和策略。唐太宗经常到馆中听取各方的意见并参照他们的建议决策。

某天，唐太宗和几个亲近的大臣商讨用何种学说治理国家最好。唐太宗认为，儒家是最合乎中道的学说，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适用，本朝的学术思想中心应该仍以儒家学说为主。宰相房玄龄也十分同意，他说起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道理和取得的成效，认为应尊儒学为大统。

话还没说完，杜如晦就摇手插进来说：“不可以，不可以，那多小家子气。收纳百江才能成大海，只读一家学说未免限制了读书人的眼光与心胸。”

“你们两人不要太激动，我的意思是本朝的正统思想以儒家学说为准则，至于诸子百家的学说既能流传下来，当然是有价值的，怎么会把它们全部否定呢？”唐太宗连忙解释，免得有人再插进来争论。

“陛下，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古籍太深奥了，除了大儒学者以外，一般百姓很难看得懂，这对文化的推广一定会有影响的，该如何解决这问题呢？”孔颖达在一旁问。

唐太宗沉吟了一会儿，说：“以往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机会读书，我觉得这规定太不合理，我希望普天下渴望识字读书的人都能受教育。这件事实施起来当然有很大的阻碍，但我非做成功不可，因为这对百姓有利无害，你们就这方面提供点儿意见吧。”

“创设学校倒不难，困难的是师资的来源以及简易的教科书的编撰。如果能有简易的教本，想读书的人只要识字便能在家自修，那岂不是件好事吗？”颜师古说。

“对，要先有一套教科书，一套易懂又全面的教科书。

从明天开始，弘文馆学士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将深奥难懂的经籍加以注释，并校看有无谬误漏失的地方。”唐太宗当即决定解决办法。

从贞观三年（629 年）开始，整理古籍的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不多久，颜师古等人就将考订后的五经校正本颁布天下，使天下人都有齐备的教本可以研读。

唐太宗又命令颜师古、孔颖达、王恭、王玖、司马才章等人合撰《五经正义》，将五经中的疑难词句统一加注。经过这一番整理，上古的典籍才以另一番新面貌出现。

“这样，考试录用人才才能有一定的依据。”唐太宗高兴地说，但一转念他又轻皱眉头，“不过，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我们要用什么方法使百姓能轻易地了解本朝的思想重心在儒家呢？”

“那只有用实际的行动、具体的表现，才能使人民一目了然。”虞世南说。

“实际的行动、具体的表现？”唐太宗沉吟着，“我已经命人把五经都整理分类了，又在各个州县设立学校，难道这不是实际行动，不是具体表现吗？”

虞世南连忙说：“可是您并没有特别标榜儒家。我的意思是将儒家从诸子百家中特别提出来，给予最崇高的地位。”

“那其余各家的学说呢？”

“当然并存，但以儒为中心，正如五经中陛下认为礼的影响力最大，特别命博士官撰五礼，但其他的经书并不因此就被抹杀了价值啊！”虞世南进一步地解释,“首先在国学中建立孔子庙堂，尊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为圣人，再征聘各地的名儒到国学中讲课。陛下您最好能亲临听讲，这不就很明显地告诉人民，本朝是如何重视儒学了吗？”虞世南陈述他的意见。

“还有，我们可以把前代有名望的儒学大家，像左丘明、子夏、伏胜、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等人都入祀进孔子庙堂，这样可使现代的学者有一个确切的目标，并明了思想的重心所在。”孔颖达也提供了他的见解。

“很好，这是个可行的办法，我立刻叫人着手去做。”

唐太宗立即叫人将这些意见记录下来，又说，“不观史不知古今成败，前两天我翻查史籍，发现两晋南北朝还没有正史，而且北周和隋朝的史料也脱损了不少，如果不赶紧将这些史料汇编成册，恐怕过不了多久这些东西都要湮没了。”说到这儿，唐太宗的脸色不禁凝重起来。

他接着说：“史官是直言不隐的，当初孔子修春秋一字褒贬的成效，今日仍可从史书中看出来。了解各个朝代的兴替、得失，只有从史书着手。我们一定要将历史上发生过的事，翔实地记载下来，一来表示对前人的追念,二来可给后人作借鉴。”

“陛下说得对，两晋南北朝的变迁是少见的大变动，其中有许多的借鉴足以供后人警惕，当然要把它们写下来。”房玄龄、令狐德棻在一旁点头赞成。

“这整理编撰史料的工作就交给你们两人啦!”唐太宗笑着对德棻说，“好好地写，人手不足的时候，叫我一声，我的学问不好，但抄写的工作相信还能胜任。”

“陛下，您不必太客气，到时您别推托就好了，怎能不借助您的长才呢？”玄龄和令狐德棻笑着说。由于唐太宗一向以诚心对待部属，再加上大家日夜一起研究学问，君臣间的关系就像朋友一般。

君臣同心一意整理史籍，没几年，由令狐德棻、岑文本、崔仁师合力编著的《周书》，李百药编著的《北齐书》，姚思廉编著的《梁书》《陈书》，魏徵编著的《隋书》，以及李延寿独力编撰的《南史》《北史》，便陆续顺利地完成了。

贞观十八年（644 年），唐太宗宣房玄龄和褚遂良入殿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已完成了不少史册。不过，我总觉得臧荣绪的《晋书》不够完善，因为两晋在学术思想及生活形式上是最富创意、最多变化的朝代，如果不翔实地将这些人物故事记载下来，后人就无法领略到先人在思想、生活上曾有过的一大变革。”唐太宗感慨地说。

“陛下该不是爱屋及乌，因为喜欢王右军的字，连带地喜欢上那个朝代？”房玄龄以玩笑的口气问，唐太宗爱好晋人王羲之的字是众所周知的。

“你要这么说也对。”唐太宗笑着回答，“事实上那本书很有修整的必要啊！”

玄龄正色说：“陛下您说得有理，我和褚侍郎会立刻开始动手的。”

不久后，一部完备的《晋史》在唐太宗君臣的策力下完成了，其中对司马懿、司马炎、陆机、王羲之四人的论赞是唐太宗亲自动笔写成的。在唐太宗的大力推动下，儒家中庸、笃实的入世思想击倒了魏晋南北朝时盛行的属于玄学方面的出世思想。科举制度为寒门子弟开启了一条上进的途径，击垮迂腐狭隘的门第主义，一股全新的文化气息散遍这块广大的领土。

在这种风气之下，还大大发展了中华文化遗产之一的唐诗。

贞观十八年（644 年）前后，唐太宗的政治生涯已到达巅峰，无论内政还是外交上的成就，都是超越前朝、令人震惊的。这些成就随着领土的扩充发挥出万丈的光华，更在无形中融合了许多民族。

当时，由这股强大而无形的力量统治的王国跨洲越海，比唐太宗实际拥有的版图更广大。东边从倭国（今日本）、高丽、百济、新罗到现今的东北各省；北边到达现在的内外蒙古和西伯利亚；西方包括了今天的中亚、印度等地，甚至到达了欧亚的门户拂菻（就是历史上的东罗马帝国）；南边控制了整个南海地区。

偏远落后的民族在接触到唐朝的灿烂文化后，就忍不住被吸引了，不仅到长安学习典章文化、学术思想，也将他们的特殊文化风俗传到唐朝。在频繁的交流中，各种文化、思想在长安城中被搅碎、调匀，融合成一种国际性的新思潮，这种新思潮更开拓了唐人包纳各色人种、各种文化思想的胸襟，因此创造出睥睨古今、雄浑豪迈、多彩多姿的盛唐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