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的激昂演讲

在伦敦停留了一周，梁启超一行赶紧前往巴黎，因为巴黎和会正在召开，梁启超负有特殊的外交使命。他抵达巴黎后，立即会见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及英、法等国的代表，争取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梁启超本来对中国外交抱有希望，然而他一到巴黎，即刻感受到中国代表团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段祺瑞这个卖国贼于1917 年11 月被迫辞去国务总理后，经过阴谋活动于1918 年3 月又复任国务总理。他怀着以武力征服中国南方的梦想，于1918 年9 月与日本签订密约，借款2000 万银元，以牺牲山东权益作为交换条件。据密约规定，日本有权在山东修筑铁路，有权在青岛、济南驻军等等。

由于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之间的矛盾，段祺瑞在1918年10 月再次辞去国务总理，他虽然退居幕后，但实际上操纵着北京政府。而段祺瑞与日本的这一密约则成为日本在和会上蛮横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无条件转让给日本，强占中国山东的借口，使中国在和会上以战胜国的身份要求收回山东主权的外交活动陷入被动。

梁启超对北洋政府数月前与日本的所谓密约，一直是蒙在鼓里的，当他得悉由于中日密约导致和会期间的中国外交受阻，大为震惊与震怒，立刻致电国内外交事务委员会，揭露北洋政府出卖主权的丑行，力主维护国家的正当权益。电文说：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九月间，德国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秘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投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

梁启超的电文在国内载诸报端，舆论哗然，民气沸腾。张容、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等人发起成立国民外交协会，支持和声援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活动，并对北洋政府施加压力。

该协会推举梁启超为理事，立即致电梁启超，赞扬他在巴黎和会的活动，“鼓吹舆论，扶助实多，凡我国人，同深倾慕”。并委托他为协会代表，希望他在巴黎鼎力主持向和会请愿，竭尽所能，争回山东主权。

1919 年4 月22 日，和会上美、英、法、意四国外长讨论山东问题，美国国务卿提议，将德国原在中国山东的权益移交给协约国。日本政府闻讯，即刻作出反应，以退出和会、“拒签国际联盟章程”、不参加国际联盟相威胁。

美、英、法三国出于利用日军在远东反对苏维埃的战略考虑，对日本作出让步，于1919 年4 月30 日，公然不顾中国为战胜国的地位，无视中国主权，议定巴黎和约有关条款，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移交日本”。

梁启超怒不可遏，当即起草电文，将实情通告国民外交协会，建议举国发起反对签字运动，坚决抵制卖国条款。

在巴黎，梁启超则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鼓动，以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东道主法国先后宴请各国政要和新闻界人士，作为中国文化名人的梁启超是东道主第四次宴请的主客。

席间，梁启超就巴黎和会的《凡尔赛和约》中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发表讲话，他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地说：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

梁启超演讲完毕，台下掌声轰动。

然而，时隔三个月，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电请北京政府同意在和约上签字，而北京政府竟然发出了同意签字的密电。

接到梁启超电文后的林长民，立即撰写了新闻稿《山东亡矣》，刊登在5 月2 日的北京《晨报》上。林长民在文中如实介绍了和会的情况，并惊呼“国亡无日”，号召“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发往巴黎同意签字的密电亦经泄露，京、津、沪等地各大报纸相继披露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业已失败”的消息。顿时举国愤怒，北京各大学学生率先走上街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北京、上海、山东乃至全国，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誓死救亡的爱国浪潮迅速席卷神州大地。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收到国内人民、海外侨胞和留学生的7000 多份强烈要求拒绝签字的电报，国民外交协会致电陆征祥警告说：“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然而，卖国的北京政府不顾亿万人民的共同呼声，仍然令陆征祥签字。梁启超得悉此讯，及时将北京政府的无耻行径通报给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

1919 年6 月28 日，这是预定的和约签字时间，留法学生会同留法的中国劳工，数万人举行集会，将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团团包围，口号震天，并放言：谁敢出门去签字，就叫他见阎王爷。

中国代表团被迫拒绝签约，并对巴黎报界发表声明说，为正义，为国家利益，中国代表团只能拒签和约，以待世界舆论之裁决。

正是这个所谓的巴黎和会，在中国代表团缺席的情况下，强行签订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将德国在战前享有的山东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的若干条款。不仅如此，《凡尔赛和约》使3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300 万人民的殖民地和战败国领土，供列强瓜分、宰割，形成一个新的强权世界格局。

中国人要求收回山东主权，改变不合理国际关系的愿望终成泡影，满怀“正义人道梦”的梁启超亲历了人类这一重要时刻，其心情格外沉重。

维护国家主权，梁启超矢志不渝。他们一行于1920 年3 月5 日返国抵达上海，梁启超一下船，就对报界发表谈话，驳斥国内流行的就山东问题与日本直接交涉的主张，要求政府抵制日本企图拿《凡尔赛和约》中不合理条款迫使北洋政府承认其在山东权利的无耻行径。

在上海稍事停留后，梁启超北上至京，又专门致书总统徐世昌，请释“五四运动”中被捕学生领袖：学生运动过去之陈迹，启超越在海外，靡悉其详。要其出于爱国之愚诚，实天下所共见。至其举措，容或过当，此自血气方刚之少年所不免。政府若诚以父师自居，而爱之如子弟，则充其量不过收二物之威，断无取绳以三尺之法。……

爱国是无罪的，只有腐败无能的政府，断没有腐败无能的青年学子，梁启超情系爱国学子，拳拳之心于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