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贡献

伦敦之行大有作为

1917 年底，梁启超辞去了财政总长，感到如释重负。他回到自己的书斋，品一口乌龙茶，再点燃一支纸烟，环顾室中四壁装满书籍的书橱，心中掠过一阵阵很少有过的轻快。

回国五年来，难得有这样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梁启超又捡起自己素来钟情的学术撰述，一头扎进对碑刻的研究，两三个月下来，一批金石跋、书跋草就。

刚入夏，梁启超便开始着手撰写《中国通史》。梁启超对文学情有独钟，早在1902 年，他便在新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写道：世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梁启超认为中国旧文学，至少存在诸多问题，因而其鼓吹“文学革命”。用新的观点写一部《中国通史》，这是梁启超的夙愿。

梁启超主张，当今史家应重在叙述民族与民众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进化之情状；应揭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的“公理公例”，最终达到教育团结国民，激发民众爱国心，推动社会进步之目的。

为铸造一面社会进步的明镜，为掘通一处爱国主义的源泉，梁启超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写作，写成战国前各卷的十多万言。

梁启超修史，是为了中国的现在和将来。在写作中，他又何曾忘记世界格局的走向以及这种走向对中国的影响。梁启超已经去过美洲，现在，他比任何时候都想去欧洲看看，寄希望通过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进行实地考察，或许能真正寻求到疗救国家的良方。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各国都组成阵容强大的外交使团准备大干一场，图谋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中攫取更多的利益。

而中国仅派出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代表团。这种形势促成了梁启超的欧洲之行，同时又让梁启超感到这次迈出国门，使命格外沉重。

大总统徐世昌希望梁启超此行能利用自己的声望通过民间外交为国家效力，以弥补中国正式代表团人数少、力量薄弱的遗憾。国内舆论也对梁启超寄予厚望，盼他“化私为公”，在外交场合捍卫国家权利。梁启超以为责无旁贷，欣然应允。

为表示诚意，北京政府特拨6 万银元给予资助，朋友故旧又筹资4 万银元为之壮行。经费是勉供敷用了，梁启超又挑选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刘崇杰等人同行，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

梁启超称此次出游之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1918 年12 月28 日早晨，梁启超一行在上海登上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号”，准备取道印度洋、地中海，向欧洲进发。

在海上，梁启超一行看日出，观夜空，在船舶停靠沿岸码头时，如时间允许便上岸观光。上午在甲板上各自学外语，并相互当教习，午餐后，或学另一门外语，或下几盘棋，傍晚时打打球，晚饭后则围在一起谈诗论文，或各自读书、撰文。海上航行的日子过得愉快而充实。

经过45 天的航行之后，只见泰晤士河两岸郁郁葱葱，岸边的各式建筑隐约可辨，船就要停泊伦敦了，这是梁启超一行抵达欧洲的第一站。

作为世界名城的伦敦，是梁启超心仪已久的。然而，梁启超一行上岸以后，所见都是战后的惨淡凄凉。住在上等的旅馆里，每顿饭却不能吃饱，煤和电极缺，室外寒冷，屋内亦苦寒。糖与火柴都成了稀世珍宝，梁启超一行都有烟癖，“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只得不吸。

一日，他们在旅馆客房饮茶，见隔座有一贵妇人，“从项圈下珍珍重重取出一个金盒子来”，从里面取出的是一小方块白糖。这妇人将糖劈了一半放进自己的茶杯里，另一半“仍旧珍珍重重交给她的项圈”。

这是梁启超一行踏上欧洲的第一课，他们相对愕然。梁启超记下了这一幕，并写道：

世人总以为只要有钱何求不得？到今日也知道钱的功用是有限度了。

……

在物质的组织之下，全社会像个大机器，一个轮子出了毛病，全副机器停摆，那苦痛真说不尽。只怕从今以后，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总有些变动罢。

伦敦是有名的雾都。对于伦敦的雾重，梁启超乍去便深有体验。一行人走在街上，非得小心翼翼，因为所见一切都是影影绰绰，恍恍惚惚。看见天上一团雾十分光亮，“几个人费了一番彻底的研究”，才判定出它是日还是月。到了晚上，远远看见一团朦胧的红气，有人说是钟楼，梁启超猜是街灯，其实是月亮。

在伦敦，梁启超一行最想拜访的，要算是赫赫有名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这座双塔高耸的长方形古建筑坐落在泰晤士河畔，它庄严朴茂，站在它的面前，你不得不肃然起敬。

威斯敏斯特教堂始建于11 世纪，13 世纪末亨利三世加以改建。由于在近千年的时间中历代都有所增修，使其冶历代款式于一炉，成为千年来建筑艺术的博览会。

梁启超徘徊在教堂前，他还注意到，其最重要的那部分建筑物建于1376 年，而落成则在1528 年，“约经一世纪半的长久日子”。他的心里不免为之震动。

明知一生一世不能完成的事业，却要立个理想的基础传给别人，既不打算见到成功之日，更没想到自己要享用一番。后来的人具有像前辈同样的魄力和品格，把事业继承下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锲而不舍，终成大业。

梁启超对同行者说：“欧洲文明从何而来？就是靠这一点；人类社会所以能够进化，也只靠这一点。”众人点头，无不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