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骄子重回舆论界

梁启超于1914 年底辞去币制局总裁的职务，在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里度过了这一年岁末，接着便离开京城，把在北京旧帘子胡同的家，搬到天津意租界的三马路。

梁启超是满怀一展宏图的雄心抱负回到祖国的，然而，两载涉身国内政坛，却让他心灰意冷，消沉沮丧。

1915 年1 月，《大中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梁启超的文章《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他宣布脱离政界，满篇都是对于政治的失望和伤感。

然而，事实教育了梁启超，企图带着袁世凯走上政治轨道实在是“痴心妄想”。

梁启超慨叹自己进入“第一流人才内阁”以后，“其间不自揣，亦颇尝有所规划，思效铅刀之一割，然大半与现在之情实相阂，稍入其中，而知吾之所主张，在今日万难贯彻”。

梁启超选择了脱离政界来摆脱袁世凯，退回到言论界，在天津主持《庸言》报，并出任中华书局创办的《大中华》杂志主编。他不再鼓吹“国权主义”“开明专制”论和“社会教育”的救国思想。梁启超几乎谢绝一切宾客，不谈现实政治，只是埋头著述。

20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整个人类的多事之秋。此刻，梁启超生活的国度不太平，而地球的另一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正在欧洲大陆弥漫，白皮肤的民族被分成两大对垒阵营，以各自的血肉之躯武装着枪炮、装甲和飞机，相互厮杀。

梁启超以极大的兴趣密切关注着欧洲的战况，他每日阅读从欧洲传来的战讯，通过自己渊博的学识，分析战争双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历史情况，挥笔疾书，不足一个月，写就洋洋6 万余言的《欧洲战役史论》，对正在进行的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全面的评述。

梁启超认为，这场战争对中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它将刺激中国走出封闭，关注世界形势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从而对比自己以图进取。

继《欧洲战役史论》之后，梁启超还想完成《世界大战役之中坚人物》《大战前后欧洲之国际关系》《战争哲理》等十余种有关欧洲战事的丛书。

然而，中国时局的变化却不允许他独处书斋去研究世界的战局和埋头著书，又把他拽回到中国的现实政治之中。

日本已摸准袁世凯心在复辟帝制而无心于国事，趁欧洲列强忙于争夺火并、无暇东顾之机，侵入山东半岛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

1915 年1 月18 日，日本公使日置益面见袁世凯，递交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实现独吞中国的狼子野心。亡国的危险，使梁启超再无法对时局表示沉默、坐而论道，他决心走出书斋，重新参与政治，投身于中国的现实政治之中。

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条”，内容包括：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延长为99 年，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东部的特权；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中国中央政府需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等等。

为了诱使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表示：“如果总统现在接受这些要求，日本人民将深信总统的感情是友好的，而且日本政府以后可能对袁总统提供帮助。”日置益和外交次长曹汝霖会见时，更是露骨地以日本政府赞助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诱饵：“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

袁世凯决定要把已经残缺的主权继续出卖，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投降、献媚。1915 年4 月，中日双方的秘密谈判已到最后的阶段。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伦敦《泰晤士报》率先披露了条约的全部内容。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野心和袁世凯的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各阶层的强烈愤慨与反抗。反日浪潮顿时席卷全国，游行示威，抗议演说，抵制日货，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到处都回**着中国人民不甘当亡国奴的怒吼。

蛰居在天津的梁启超获悉“二十一条”的内容，顿时怒不可遏，立即奋笔疾书，连续发表了《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轨道外之外交》《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等一系列文章，维护国家、民族利益，驳斥日本为了侵华而提出的种种谬论，严厉警告袁世凯政府。

针对日本为了强加给中国“二十一条”，编造出最荒谬的谎言，所谓为了“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梁启超批驳道：如果日本不兴风作浪，不去侵略别国，东亚和平本无所忧。

其时，美国无意扰乱自身和平，且欧战正激，德国在东方已成强弩之末，“日本人宁不知德国人在东方之战斗力已扫**无余，难道德人在欧战期间能有力以复攻青岛、有力以复夺胶济铁路？五尺之童，知其不然矣！”

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

日本之目的，无非是想趁欧洲列强拼杀之机，把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强占中国的利益，“攫取优越之权，使彼等立于他日不能竞争之地”，继而“谋蹙我于死地”。

梁启超义正词严正告日本当局：

中国百姓几千年来素有反侵略传统，志不可侮。如果日本一意孤行，“若必逼吾国出于铤而走险之一途乎？则吾国必为玉碎，而无复丝毫瓦全之希冀，自无论矣。”

梁启超的这些公开言论，戳穿了日本人的谎言，有力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强烈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定信念。日本当局大为恐慌，他们设法派人来天津进行“种种运动”，企图收买梁启超，梁启超一概予以严词拒绝。日本当局恼羞成怒，对梁启超进行攻击。

梁启超正告日本：“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梁启超继揭露了日本侵华的面目之后，又对袁世凯政府发出质问：

试问我中国有几个南满？有几个山东？有几个福建？

有几个警察权？有几个顾问席？指顾之间，全躯糜碎耳。

夫此岂亡我祖国亦且祸延世界。愿我外交当局慎思之，勿为祖国罪人且为全世界罪人也。

梁启超并警告当局说：

吾以为我政府若承诺日本此次之要求，即当为我国际上地位动摇之时。此最不可不猛醒也！

日本政府不顾中国人民正义舆论的谴责，肆意实行强权政治，磨刀霍霍，增兵东三省、山东、天津等地，以武力相威胁，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迫使袁世凯接受了大部分条款。

5 月9 日，陆征祥、曹汝霖代表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5 月25 日，袁世凯在条约上正式签字。但是中国人民并不承认这一丧权辱国的文字，中国各大中城市的工人、学生立即掀起了更为浩大的抗议风暴，甚至海外广大华侨也参与这一爱国运动。

由于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爱国斗争，使“二十一条”最终未能付诸实施。而梁启超面对民族危难仗义执言，反对侵略、反对卖国，其舆论作用，不可低估。

梁启超发表了对于“二十一条”的谈判与签订的言论，觉得意犹未尽，胸中块垒，索性一吐为快，于是又撰文抨击袁世凯煽起的复古逆流，揭露袁世凯捣毁民主政治的倒行逆施。

1915 年的春天和夏天，梁启超又成为中国舆论界的焦点人物，源于他对中日交涉“二十一条”的爱国言论，以及对帝制自为的批判态度。从学生的课堂到坊间市井，人们又在传诵梁启超的文章。

较之周旋于官场，梁启超自己也觉得现在既自在得多，也充实得多，人是自由的，笔也是自由的，不用做违心的事，也不必说违心的话。

3 月间，袁世凯接连两次抛出的绣球，梁启超都避开了。12日，袁世凯任命他为政治顾问，梁启超坚辞不就；31 日，袁世凯又委以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事宜，梁启超仍未予以理睬。

梁启超此刻毕竟还未与袁世凯完全撕破脸，为国家前途计，他乘南下省亲，兼为老父亲祝寿之机，于6 月与时任江苏都督的冯国璋相约，联袂进京劝阻袁世凯称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