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之后

与康有为再生分歧

1911 年10 月10 日，是值得中国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辛亥革命爆发，使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土崩瓦解。这一历史巨变，也给梁启超提供了新的活动舞台。

然而，这一年的开头却是寒冷得让梁启超感到忧郁。国内立宪派联合请愿连续受挫，谋求开放党禁无果，杨度上书奏请赦用梁启超又似泥牛入海，这一连串的失利，使得梁启超的心境极为悲凉。

看来，日薄西山的清王朝顽固到底，已经不可救药了。这期间，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一首诗中表达了对清王朝完全失望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态：

觚棱回首是河梁，十二年中各逊荒。

难以焦头完火宅，枉将奇梦发明王。

出生入死行何畏，转绿回黄究可伤。

青史恐随弓剑尽，鼎湖西望最凄凉。

1911 年10 月21 日，即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写给立宪派骨干徐勤一封万言密信，详述两年来与满族亲贵来往情形及辛亥年的宫廷政变计划：

昨晨发一书，今日又发一电，文云：“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国可救，否必亡。机已得，任即行，待数万押会所，电济。泣血叩。”想已达……两年以来，朝贵中与吾党共事者惟涛、洵两人而已，而洵实无用，可用者惟有一涛。而涛与泽地位相逼，暗争日甚。去年解禁之议，涛、洵争之不下十次，而梗之者则泽也。

泽与庆结，泽夫人为太后之妹，日日出入宫禁，老摄废物，畏蜀如虎，故使泽势大张。泽遍布私人，如张謇、郑孝胥之流，皆为之鹰犬，而外复与袁结，务欲蹙涛于绝地。

……

故数月来，惟务多布吾党入禁卫军，而外之复抚第六镇（驻保定）之统制吴禄贞为我用，一切布置皆略备矣。

吾两月前致兄书，谓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喜之事，盖即指此。……

这封密信，是解开1911 年梁启超试图发动宫廷政变、策动滦州兵谏进而逼迫清政府交出政权、实行君主立宪的重要证据，也为解开辛亥革命领导人疑案提供了重要证据。

信中所提及的“用北军倒政府”，即是梁启超于辛亥年前即谋划已久的运动北洋军倒内阁，进而达到彻底颠覆清廷顽固派，控制国会，进行政治变革，实现君主立宪的政变计划。此计划的完整表述是“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八字方针。

政变的具体内容是：

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一面勒禁卫军驻宫门，以备非常，即逐庆、泽，而涛自为总理，杀盛以快天下之心；即日开国会，当选举未集时，暂以资政院、咨议局全数议员充当国会议员，同时下罪己诏，停止讨伐军……和袁，即与袁世凯言和；慰革，即在与袁世凯讲和的同时，安抚、稳定革命党；逼满，逼迫清帝退位；服汉，即以此令汉人信服，同时给汉人和满人权利一个完整、平等的交代，也即以君主立宪的形式开启新的国体和政体。

此政变计划的目的是实行君主立宪，核心是“和袁”，即用袁世凯的北洋新军控制北京局势，以袁世凯统治取代清王朝摄政王载沣的统治，策略是通过政变，以立宪派控制国会，进而掌权。

但是，只联合袁世凯的北洋军显然是不行的，因为在此前后，南方革命党人的势力已经蓬勃发展，不能安抚革命党，则不能达到君主立宪的目的。故此，“慰革”是必要保证。

信中所说的“涛”，指军谘大臣载涛，“洵”指海军大臣载洵，“庆”指庆亲王、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泽”指度支部大臣载泽，“老摄”即光绪之弟、溥仪之父、监国摄政王载沣，此五人者皆清室皇族，掌握了晚清的政治、陆军、海军、财政大权。

其中，载涛、载洵、载泽皆主张君主立宪，但载涛、载洵倾向于康有为、梁启超立宪派，而载泽则倾向于张謇、郑孝胥立宪派。载泽与载涛权争日久，斗争激烈，而载洵实无用，载沣虽然也为梁启超所拉拢，但软弱无能，实际权力掌握在庆亲王奕劻及载泽等人手中，而奕劻与袁世凯为同党，是清廷顽固派的代表人物。

故所谓的发动宫廷政变，“勒禁卫军驻宫门，逐庆、泽”，即是以载涛所掌握的禁卫军驱逐载沣、奕劻、载泽等顽固派势力，并以载涛为总理。

“杀盛”乃是指除掉当时力主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化而引发全国骚乱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继而召开国会，由立宪派所控制的资政院、咨议局议员充当国会议员，逐渐向国会过渡。

此外，关于夺取政权之后的建设，梁启超亦有详细计划：国会晓谕此意，然后由国会选代表与叛军交涉；告以国会既揽实权，则满洲不革而自革之义，当能折服；政府一面仍下诏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满人一切赐姓，以消除怨毒。

通过这样的方式，逼迫清帝下罪己诏，交出政权，废八旗制度，改汉姓，满人照例赐姓，以消除怨毒。

当然，由于是绝密军事计划，故梁启超在信中对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语焉不详，只含糊地说“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观之事”，所谓的“非常可观之事”，即是指由梁启超与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北洋新军统领策动的让晚清政府奄奄一息的“滦州兵谏”。

梁启超的这个方针，兼顾宫廷内外和南北势力，应当说是相当完善。宫廷内，以载涛所统领的禁卫军把守宫门，驱逐以奕劻为首的顽固派势力；宫廷外，以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率领的北洋新军一个半镇的兵力在滦州实行兵谏，胁迫大清帝国交出政权，并由立宪派控制京城局势，敦请袁世凯重新出山，进京重新组阁，立宪派和袁世凯进行合作，执掌权柄，共同稳定北京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秩序，进而实现立宪派的开国会及君主立宪主张。

当然，这其中袁世凯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即政变之后，必须由袁世凯出山具体主持大局。虽然都是由袁世凯出山，但由清政府恭请袁世凯出山和由立宪派恭请袁世凯出山，以及袁世凯主动出山，意义是绝不一样的。袁世凯自己出山，则意味着立宪派、革命党都处于被动地位，而只能受制于袁世凯。

在梁启超看来，让袁世凯出山是一个相对来说最好的结果，至少比革命党掌权要好得多。所以，说“滦州兵谏”失败，是因为立宪派掌权的失败。

但从另一个层面说，尽管参与“滦州兵谏”的吴禄贞被杀，张绍曾被解除兵权，蓝天蔚被逼走，但不能说“滦州兵谏”完全失败，因为兵谏的目的已基本达到，也不能说梁启超的政变计划完全失败，至少是部分实现了。

此政变计划，典型地体现了立宪派的政治主张。但在立宪派中又有大大小小的差别，有激进立宪派和保守立宪派，清廷中央立宪派和地方立宪派，满人立宪派和汉人立宪派等差别。

即使是在比较激进的梁启超和康有为立宪派中，也还存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分歧。

而梁启超和康有为的这个分歧，则是导致此政变挫败的原因之一。康有为的立场是必须彻底实行君主立宪，也即必须有君主，康有为所想要的不是美国式的民主共和，也不是民主立宪，不是日德式的君主立宪，而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

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与康有为基本一致，但梁启超在策略上则有所变通。在他看来，不论君主还是民主，不论是日本式还是英国式，只要先立宪就行，梁启超讲的是策略和实操，甚至在梁启超的计划中，是否君主立宪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先消除破坏立宪的因素，立宪可以一步步推进。作为弟子的梁启超，尽管与其老师政见不合，但不得不遵循。

康有为、梁启超的这一分歧，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参与政变的北军将领张绍曾在是否举兵攻进北京这一事情上举棋不定，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打，就会被康有为认为是要搞革命，尤其是革君主的命，违背了康有为的旨意；不打，又会导致计划的全盘失败，违背了梁启超的旨意。

张绍曾进退维谷，十分痛苦。于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作为军人的张绍曾竟然做出了一个十分荒唐的举动：通过烧香拜佛来决定是否进攻北京，但他不得不如此。张绍曾的这一迟延贻误了最好时机，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梁启超的政变计划最终落空。

梁启超带着深深的失望，黯然返棹东还，回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