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袁世凯握手言和

1911 年，梁启超自知流亡生涯快要结束了。当武昌起义发动，孙中山也不在国内，然而革命志士前仆后继不畏死难，以实践行动打响了第一枪，遂有南北对峙的局面，南北议和的形势，进而有中华民国之成立。

梁启超也预料到，中国的政局变数仍然太多，袁世凯如何动作将是关键。自“和袁”之策既定，袁世凯对梁启超也有种种不同寻常的表示，先是组阁时名单中有张謇、杨度、梁启超，给梁启超派了个法务部次官，算是延揽入阁。梁启超坚辞不就，既因为对袁世凯不放心，“项城之心，千疮百孔”，又因为这“次官”由梁启超去做，实在不伦不类。

袁世凯却一直在催，函电不断，云：十余年来，执事含忠吐谟，奔走海外，抱爱国之伟想，具觉世之苦心，每读所著文字，未尝不拊掌神往也。

又云：

执事热心匡时，万流仰镜，现值国事羹沸之际，民生涂炭之秋，必不忍独善其身，高蹈远行，不恩同舟之急难，坐视大厦之就倾。

袁世凯是求贤若渴，不计前嫌了。

这时海外立宪党人主张“迅赴北都”“尽早入阁”，而担心错失再一次良机的是绝大多数，梁启超却还是在观察、等待。

1912 年2 月12 日，清帝退位，15 日，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权倾一时。梁启超知道，除了联合袁世凯以外，已经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

梁启超当即致电袁世凯，贺其就任。继而，又写一长信，吹捧之外再献上安邦定国之策，并最终发出了归国合作的信号。

对梁启超来说，这封信写得并不轻松，他有很多理由作为解释，但总觉于心不安。

梁启超一番字斟句酌之后，写道：欧阳公有言，不动声色，而厝天下于泰山之安，公之谓矣。三月以前，举国含生，汲汲顾影。自公之出，指挥若定，起其死而肉骨之，功在社稷，名在天壤，岂俟鲰生揄扬盛美者哉？今者率土归仁，群生托命，我公之所以造福于国家者，实仅发端。而国民所为责望于我公者，益将严重。

袁世凯做大总统以后面临的一大问题便是财政，梁启超认为只有“合租税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冶为一炉，消息于国民生计之微，而善导之，利用之”。

梁启超在给袁世凯的信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知识渊博、深悉舆情、广知民意的特长，替袁世凯作分析、陈利害。他认为活跃于今日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不外乎三派，旧官僚、旧立宪、旧革命派也。

梁启超希望袁世凯以旧官僚派的熟悉行政之长而为行政部中坚；以旧立宪派和革命派中“有政治思想者”组成“健全之大党”。梁启超还不失时机建议袁世凯“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

也许，梁启超这封信的最后部分应是最难落笔的，既要发出归国合作的讯息，又不能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语言之妙，尽可观来：

数月以来，承我公不以常人相待，国士之报未尝或忘。

既辱明问，用竭区区。交本非浅，自不觉言之深也。犹憾所怀万千，非楮墨能罄其一二。客冬事变之方殷，无日不欲奋飞内渡，以宣力于左右。徒以方处嫌疑之地，为众矢之的，恐进不以时，为知己累。又审我公大计既定，凡鄙见所怀欲陈者，早已次第实行。

枵俎旁午之时，绵力亦末由自效。是以屡次方命，良用增惭。今感情之时代既去，建设之大业方始，谣诼之集，当不如前。驱策之劳，略堪自贡。亦拟俟冰泮前后，一整归鞭，尽效绵薄，以赞高深，想为大君子所不弃耶！

从仇袁、倒袁、和袁一变而为与袁世凯合作联手，梁启超走出了他政治生涯最为艰难也最为矛盾的一步。

梁启超至此开始，与袁世凯函电往来便日见频繁，同时还派汤觉顿到北京面见袁世凯，详述梁启超对时局的看法和建议。和袁联袁，到了实际运作的阶段。

其实，梁启超尽管对袁世凯有过过分的捧场言辞，但却不是为了委身袁世凯，或者说两者之间都是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互相利用。张君劢给梁启超的信充分阐明了这一点：然长处超然之地，又势所不能，唯有择其比较适于建设者，则歹如联袁。数年之后，我们可以造成一大党，为建设事业之中坚，袁亦将听命于我。

同时代人中，谁能责备梁启超呢？革命党不也在纷纷联手袁世凯，把临时大总统都让出来了吗？

袁世凯催促梁启超早早归国，各方人士也函电敦请，亡命天涯的日子可以结束了。

1912 年11 月中旬，梁启超启程归国。11 月16 日，船抵天津港，当年被清兵追着从天津出逃，如今北洋系军政大员张锡銮、唐绍仪等隆重迎候。

及至到达下榻处，三天之中，登门拜访者达200 人，与此同时，“各省欢迎电报亦络绎不绝”。梁启超兴奋地说：“此次声光之壮，真始愿不及也。”

11 月28 日，梁启超离津赴京师，各界欢迎，盛况空前。梁启超在北京小住12 天，既有“极人生之至快”的荣耀感，也有“极人生之至苦”的受罪感。食不甘味，卧不安枕，“每日不得饱食”，因为所有请客吃饭都以为梁启超久居海外，已习惯于刀叉牛排了，“日日望得一京菜，而不可得也”。

至于会客，“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钟客已麇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名姓，不知得罪几许人矣”。

梁启超归国抵京后热烈、隆重的欢迎场面，实在出于诸多原因，也是社会众生相的一次大演示。首先是梁启超自戊戌以后的威望及学术、文化成就，一个在国外艰难流亡十多年的人，没有颓废没有沉沦，而且几度成为“中国言论界之骄子”，归国时可说名满天下，著作等身，由此而言，这一切梁启超当之无愧。

其次，当总统府专为梁启超举行欢迎会之后，各部门、各团体轮番请客，则不仅是只为梁启超一个人了，也捎带着趋奉大总统袁世凯的意思。

而由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旧友，也“日日来邀”，并为他举行欢迎会，希望他加入国民党，这里却有宋教仁与梁启超私交不错的因素，也有共组统一战线的味道。

梁启超在北京时，正值北大学生闹学潮，罢课的学生一听梁启超来了，便连忙提出请愿，要求梁启超到北大当校长。

在京的商会、团体，包括佛教协会、八旗生计会都来上门请客，这且不说，就连“向不请人”抠门传代的山西钱庄也把梁启超请去着实吃了一顿。一时北京人“咸以为奇闻”——为梁启超，山西人居然也花票子了！

梁启超所受到的礼遇，从他被安排在贤良寺下榻即可想而知了。贤良寺，岂是等闲之地，那是当年曾国藩、李鸿章做封疆大吏入京时住的地方，据说为此项安排，北洋政要还颇费思量，最后请袁世凯定夺。袁世凯捻动胡子说：“任公够格，住贤良寺！”

汤觉顿便把这句话传给了梁启超，并问：“贤良寺小住感慨如何？”

梁启超一笑：“房间典雅舒适，惜乎钥匙在别人手里。”

演讲自然是少不了的，梁启超擅长于写而不太善于说，尤其是一口广东话，曾经让光绪皇帝听得莫名其妙。后来跟夫人学国语，流亡十多年也没有少登台一呼，北京的旧友都说：“卓如出洋归来，嘴上功夫有大长进。”

其实，归国之后的每一次公开讲话，每一篇发表的文章，对梁启超来说都并不轻松，他必须有所解释和交代，他不得不面对如何评价辛亥革命及共和政体的问题，他也无法回避改良与革命这两种不同主张的存在。他不能像康有为一样死硬，也不能一变之下就完全成了袁世凯的北洋门下或国民党的新党员。

于是，当检索历史从故纸堆里重新聆听梁启超的声音时，便能感觉到这是一个既识时务不甘人后，同时又巧妙地左右周旋，并适时埋下伏笔，随时准备东山再起的人物。

梁启超慷慨陈词，拥护辛亥革命，并且对自己过去的君主立宪主张巧妙地一笔带过了：

不是“不慊于共和”，只是考虑到君主专制的难以改变，不得已而图权宜，“岂有对神圣高尚的共和国体而反挟异议者？”“故在今日，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自理论上必然之结果。”

梁启超还指出要推翻一个政权，离不开“报馆鼓吹之功”，这固然是意在提醒人们对言论界从而也是对他自己的不可小视，却也道出了不少真谛，舆论之作用实在非同小可。

梁启超开始小心翼翼地重返中国政治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