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政闻社的兴衰

1906 年9 月，清政府迫于形势下诏宣示预备立宪。尽管只是不知何日真正能实行的“预备”，但此消息已经使在海外避居多年的梁启超异常欣喜，以为“政治革命可告一个段落”，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宪政进行“学理”研究，宣传和阐释立宪的主要主张和理论，并适时地监督与参与政府有秩序的变革。

梁启超是立宪运动的精神领袖，虽从戊戌变法起就一直是朝廷通缉的要犯，却又名动天下，在当时之中国，以通晓中外政理著称。所以，某些朝廷大员还与他暗通款曲，向他咨询时务。

1906 年，载泽、端方为预备立宪的出国考察报告实际就采用了不少梁氏有关文章；1907 年，法部尚书戴鸿慈还专门就有关法部与大理院权限问题写信向其请教。当然，这些大员或许有另一层考虑，梁启超毕竟不是要推翻朝廷，相反还与革命党论战维护大清王朝。

梁启超一直与革命党人进行着如火如荼的论战，但是到了1906 年11 月，梁启超却主动通过友人徐佛苏向革命党人表达了停战求和的意向，以便可以抽身出来投身于立宪运动。

在梁启超看来，现在最急迫的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此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与革命党人打嘴仗。可是，革命党人却并不想放过他，他们拒绝了他的建议，迫使他将论战继续进行下去。

1907 年7 月，《新民丛报》因故停刊，给了梁启超撤出战斗的机会。于是，梁启超趁机单方面停火，开始将精力全部转移到联络同志、组建政党这件在他看来十分紧急的事情上。

当年9 月，政闻社在日本成立，这是梁启超政党实践的第一步，为避清廷忌讳，康有为、梁启超都未出名预备地位，政闻社不设正副会长，而设总务员一人，邀请马相伯担任。表面上是由马相伯、徐佛苏、麦孟华负责，实际上却是梁启超主政，他是首脑。

然而，革命党人当时并没有停止论战的意思，所以在成立大会的当天下午，革命党人张继、陶成章等率众大闹会场，惊动当地警方。梁启超为顾全中国人颜面，未将真相告知日本警方，以息事宁人。

早在十天前，梁启超在东京创办了《政论》月刊。主编为蒋智由，立宪派人物麦孟华、黄可权、马相伯等先后参与编撰，以造成正当舆论，改良中国之政治为宗旨，内容设论著、时评、演讲、记载、来稿、社报、杂录等栏目。

政闻社成立后，《政论》被作为它的喉舌，鼓吹改造中国现行之政府，主张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内阁，提倡组织政党以行立宪，号召请愿以促使清政府速开国会。

立宪派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也是梁启超最早发动的。早在1902 年，他就提出应效仿当年英国“权利请愿运动”：彼英人在昔常有“权利请愿”之举，有“不出代议士不纳组税”之格言，真可谓惟一正当之手段，惟一正当之开武器也。

国内立宪派响应他的号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

事实上，在筹办政闻社的过程中，梁启超自然对清廷一些大员报有相当期望，通过关系希望得到张之洞、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一些要员的支持，并拟推荐光绪皇帝的弟弟、军机大臣载沣为总裁，度支部尚书载泽为副总裁。

1907 年6 月，梁启超还专门来到上海，想与袁世凯、岑春煊面谈，但并未实现。事实说明，梁启超想拉这些大员入会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些官员可说开明，其中有人对梁启超和康有为可能不乏同情，但要他们公然入会则非常危险，无人敢冒此风险。

由于马相伯的努力，政闻社本部于1908 年2 月迁往上海。

此时，远居海外的梁启超只能用遥控的方式进行指挥。他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

梁启超在政闻社的机关刊物《政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政闻社的宗旨，普及宪政知识，“劝告”清政府从速颁布宪法，从速立宪。同时，他还通过大量信函对立宪运动进行具体的指导。

经过政闻社成员的积极活动，国内的立宪运动发展得很快。他们联络各省的咨议局、立宪公会，呈请清政府限期召开国会，并派遣会员到各地发动社会各界人士签名请愿，准备上书朝廷，一时间签名者达4 万多人，甚至连在旗的士民也被他们鼓动起来，发起八旗国会请愿，连日签名者，异常踊跃。但这种大好局面很快在清政府顽固派的打击和压迫下迅速土崩瓦解。

以政闻社成员、时任法部主事的陈景仁被革职查办为导火索，1908 年8 月3 日，应袁世凯等大臣的请求，慈禧太后发布上谕，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等衙门严拿惩办政闻社的“悖逆要犯”，梁启超再次榜上有名，而成立只有十个月的政闻社也被迫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