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同盟派的对战

美洲之行，给梁启超带来思想政治立场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他对美国华人社会的种种失望，由此想到中国人的素质，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使他对立即在中国实施民主共和制度产生怀疑。于是，他开始收回迈向革命的脚步，返身折回改良的营垒。

如果说1903 年以前梁启超在改良与革命之间曾经几度徘徊瞻顾，举棋不定，那么他在1903 年底漫游美洲新大陆归来后，则宗旨大改，言论骤变，从礼赞革命到反对革命、从心向共和到回归保皇立场。

人们对照他数年前的言论，很难相信同样出自一位曾经自命为“思想界陈涉”的梁任公之手。这变化之大，连他自己都感到诧异。他说：

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

从美洲归日不久，梁启超考虑再三，终于主动作出姿态，写信给徐勤，谋求缓和与康有为的紧张关系。信中说：长者（即康有为）处因相隔太远，而弟往书颇疏，故生出种种支离。实则弟自问一年来对不住长者之举动极多，无怪其恼怒，一切严责之语，弟皆乐受。因长者知我为可责之人，乃肯见责也。前日之事实，或有实由弟之悖谬者，亦有出于无心，而既生支离后，愈滋支离者。今弟所自认悖谬之处，悉以诚心悔改，其他出于无心者，亦断无不可解之理。

人们都说，梁启超认错知罪表示“诚心悔改”之日，便是他重归康门回到改良营垒之时。梁启超美洲之行返日后，连连发文，否定革命的必要，散布革命的恐怖与危害，完全放弃曾经大肆鼓吹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主张，从而拉开了革命与改良两大阵营全面论战的序幕。

梁启超回归改良营垒，无疑大大增强了保皇党的实力。而革命派一方，其力量正在迅速发展壮大，革命与保皇两党间的激烈冲突，势在必然。

1905 年8 月20 日，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内涵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并在东京设立了自己的机关报——《民报》。同盟会的组建，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同盟会的建立使清政府惊恐万状，迫于内外交困，清政府为应付局面，派出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前往欧美及日本“考察政治”。1906 年9 月，清廷根据五大臣的密奏，颁发了“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宣布预备立宪。

同盟会人对清廷的这套把戏早已看透，并嗤之以鼻，但康有为一派闻之则兴奋雀跃，以为实现君主立宪政治理想的时机即将到来。梁启超在给蒋智由的一封信中不无天真地写道：今夕见号外，知立宪明诏已颁，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以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如何。

诚然，同盟会的成立和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使革命派与改良派双方都最终确定了自己的政治行为宗旨，两大政治阵营的思想及组织界限由此泾渭分明。

论战双方，同盟会这边以孙中山、章太炎、汪精卫等为首，将《民报》作为冲击阵地；改良派方面则以梁启超为代表，踞守《新民丛报》，大有一夫当关之势。

论战的焦点则为：要不要采取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国体；要不要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等等。

进入20 世纪的中国民众对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早已失去最后的耐心，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主张以暴力推翻清政府，实现平均地权、民主共和的愿望顺应历史潮流，在民众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加入了革命派行列，即使在东京，一时也是热浪滚滚，更多的人投奔同盟会。

相比之下，改良派的阵营却是愈来愈不景气，它引起梁启超和康有为的极大忧虑。

梁启超鲜明表示了与革命派势不两立的立场，在他的心目中，革命派成了头号敌人。从《时务报》《清议报》再到《新民丛报》，梁启超久主大报报坛，又首创“报章体”，以笔力及文章影响论，文名已是如日中天。故而论战之初，梁启超大有先声夺人之势。

双方就革命与改良、民族、民权与民生等问题，进行多次理论的交锋，而论战的文字，总计有100 余万字。

但双方一交火，便显示出了各自综合实力的强弱。革命党人中不仅有国学功底深厚的章太炎，有政治上成熟的孙中山，而且聚集了一批文章写得虎虎有生气的年轻有为之士。

而改良派这边，大手笔仅梁启超与康有为而已。由于康有为名声太旧，又不时为改良派内部的问题所困扰，影响力大不如从前，主帅梁启超不得不孤身一人实行车轮大战，使出浑身解数迎战群雄，他累得精疲力竭。

论战仍在继续，不过它是朝着不利于梁启超的方向发展。

最后，梁启超挂出“免战牌”，向革命党妥协，提议停止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