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孙中山达成共识

梁启超和孙中山两个人颇有渊源。在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中国，一代伟人孙中山从他从事反清事业伊始，就十分注意寻求与国内主张改革、主张进步的诸种势力的合作。

1892 年，孙中山在广州、澳门一带借行医为名进行革命活动时，就注意到了正在万木草堂讲学的康有为，他向康有为建议，挽手联合共图大业。

当时高傲的康有为提出：联手的前提是孙中山必须具门生帖子拜他为师。此举伤了孙中山的自尊心，所以机会只能由此错过。

1895 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办农学会，具大红请帖请康有为、梁启超、陈千秋等参与其事，但是由于康有为的不同意而未成。

孙中山先行亡命日本时，为培养反清志士，联合华侨办了一所学校，想请梁启超主持校务，又被康有为拒绝，理由是梁启超正在上海主办《时务报》不能脱身。

在戊戌变法后，孙中山曾设法营救梁启超和康有为。梁启超、康有为先后流亡日本，孙中山不计前嫌，除了派人看望，又通过日本友人转达问候，甚至还有亲自前往慰问的打算。许多日本友人认为这是促成两派联手的大好时机，积极劝说康有为。

在犬养毅的早稻田寓所，孙中山与梁启超进行了最初的合作会谈，不过又是因为康有为不松口，梁启超又只能听命于康有为，故会谈无甚结果。

随后孙中山又派陈少白专程拜访康有为，反复陈述清政府危机重重，并且无可救药，但康有为仍然只想报答光绪皇帝的“圣恩”，做帝王师之梦，故始终不为所动。就这样，康有为一再拒绝与孙中山携手。

但梁启超不像其师康有为那样固执，于1895 年他就与孙中山圈子里的人建立了联系，康有为一直将孙中山拒之门外，不过这并不能代表梁启超的愿望。

梁启超此时认为，中国“有志之人既苦稀，何可更如此相仇！”尽管横滨的革命党与保皇党此时正相互攻讦得十分厉害，但梁启超并不主张如此，他在主动寻找孙中山。

1899 年3 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加紧了与孙中山的联系，两人的交往至此得到深化。梁启超形容两人间的关系是“已订交”，孙中山则说他与梁启超之间“另有秘语，非局外人所能知”。

不仅梁启超与孙中山两人之间的往来增多，甚至国学大师章太炎结识孙中山，也是通过梁启超介绍的。

梁启超还与孙中山合作创办了刊物《中国秘史》二期，宣传亡宋、亡明及洪秀全失败之痛苦，揭露列强的残酷迫害和侵略，以此激发国人的忧患意识和反抗精神。

孙中山、梁启超二人的合作甚至达到了要联合组党、共同革命的地步，然而由于康有为和徐勤的阻挠，最终只得不了了之。随后，革命派兴中会创办华侨学校，与大同学校对峙，两党关系渐渐转入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