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

司马迁的朋友任安，字少卿，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当年霍去病荣宠日盛，逐渐有凌驾卫青之势时，卫青的故人、门下多转事霍去病，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然效命于卫青。

在巫蛊之祸中，任安担任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

事平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与太子交战的人，把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关于任安，汉武帝对他的做法不置可否，好在并没有责怪。巫蛊之祸和之前的李陵案其实差不多，汉武帝也是在盛怒之下，不调查取证就贸然行杀戮。后来这件事的真相被披露出来，有人告诉汉武帝，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才“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邪心。至此，汉武帝又认识到自己冤枉了太子。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要反攻倒算，变成与太子交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

江充虽死，仍被诛灭三族，领兵与太子作战的丞相被腰斩，汉武帝还建了一座“思子宫”以示对其怜惜。这都是后话，汉武帝对太子态度转变之初，想起了任安的做法，他认为任安是个典型的老油条，坐持两端，看谁胜就依附谁，是真正怀有二心的人。于是决定将其处以死刑。

任安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即便无功，也不致有过。在那种乱糟糟的局面中，太子仓促起兵，又没有皇帝的确实消息，他以不变应万变有何不可？

征和二年（前91 年）冬，任安在狱中待刑时，写信给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可以想见，他的心里是相当为难的。他了解汉武帝，自己的遭遇就是汉武帝盛怒之下的结果，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到第二个李陵之祸。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则是老朋友，双方彼此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刑绝无平反的可能。他不是见死不救，而是真的无力救之，他要把自己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求他的谅解。于是，在征和二年（前91 年）十一月，55 岁的司马迁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安。

信的开头，他自称“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太史公指他父亲司马谈，“走”是“仆”的意思，即为太史公司马谈掌管牛马的仆人司马迁。这个谦称已经告诉世人，现在还活着的司马迁完全是为了完成父亲遗命而苟活，这是他的隐衷。

信的内容大部分都是讲自己遭遇的飞来横祸，以及之后受刑、忍辱的经过和体验，前面我们已经引用过很多其中的句子了。他对自己不选择痛快就死，而是苟活于世，是这样解释的：

第一，如果当时就死去，那么他的死“若九牛亡一毛”，而且还会被认为是罪有应得。

第二，他还没有完成父亲的遗命，当时死了，九泉之下有什么面目去见父亲呢？

第三，父亲临终时深以“天下之史文”废而感到忧惧，所以他的遗命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对整个民族文化都有益处的，那么更不能因为自己一人的荣辱而轻易放弃。

他要完成《史记》，以此来完成父亲的遗命，并且要因《史记》而立名，因立名而洗刷受腐刑的耻辱。父亲的遗命是司马迁受腐刑后的余生中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而这个支柱落到实处就是全神贯注地去完成《史记》。这也等于告诉任安：

现在的我，已不是单纯的我，我的生命就是《史记》的生命，我的一切就是《史记》的一切，二者已经合为一体。身为朋友，我可以为你而死，但是《史记》却不能为你而牺牲。

任安最终被腰斩了，司马迁也在感叹中度完他的余生。前有李陵，后有任安，巧合的是这两人的字都是少卿。

他们在司马迁的生命中激起了巨大的涟漪，前者是狂风暴雨式的，后者只是前者的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