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太初元年（前104 年），司马迁42 岁，有两件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其中一件是完成于这一年，另一件则是开始于这一年。

完成的那件大事就是太初历的制定，我们前面说过，按照阴阳家的说法，人类的活动要与天相应，新朝代的创建就是五行之德轮值的反映。秦自认为属水，于是所有的制度都与水相配合，包含以十月为岁首、色尚黑、数用六等。

汉朝属于五行中的哪一种元素呢？文帝时，公孙臣主张属土，后来在甘肃出现黄龙，确是与土相应，此后就没有什么争论。照阴阳家的说法，土胜水，正好是汉代秦的反映。人们对汉朝属土已没有什么异议，所有人疑问的是什么时候改制。

这一年是汉武帝行封禅大典后的第7 年，司马迁、公孙卿等人向汉武帝建议：“历纪坏废，宜改正朔。”于是正式进行改历工作，主办人无疑是主管天时星历的太史令司马迁。最初由司马迁与公孙卿及其他一些人组成了筹备小组，后来他们发现以他们几个人的能力还无法完成改历的推算工作，于是向社会各界招募人才。结果招选了二十多人，其中较重要的人物有邓平、唐都等，还有一位有如神仙般的隐者。他们是如何工作的，我们不得而知，最后的诏令指示采用邓平所推算的历法，又经过了一道复核手续后才终于定案。汉武帝任命邓平为司马迁的副手太史丞，他还想任命那位隐者为侍中，可是隐者不接受。

这部太初历并不只是把正月定为年首（改正朔）而已，而是在以前历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全盘的改订，它奠定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阴历的基础。除了改历以外，还正式宣布色尚黄、数用五、更官号、协音律。所谓数用五，例如官印要用五个字，丞相印刻成“丞相之印章”。更官号，例如改郎中令为光禄勋等。

说到汉武帝下令改历的动机，因为其中有大批方士的参与，我们不免存了一个疑惑，这是否又与求神仙有关呢？

最让我们觉得可疑的是，按照阴阳家所说的盛衰循环的步骤，圣人受命后天会降符瑞，天降符瑞后就要摧五行定制（即改制度以相应），然后再行封禅，即告成功。可是汉武帝的做法，是先封禅，7 年后才改制度。即便是同样求神仙的秦始皇，也是在先改制度后行封禅的。汉武帝的这个做法很可能也是受方士影响的结果。至于方式到底是如何影响的，还找不到明确的证据。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虽然叙述了太初历的制定经过，但实际上也是语焉不详。

我们前面的叙述，有不少是《汉书》中的记载。司马迁只说：

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

在改历过程中占有相当大分量的邓平却只字不提。

还有，《汉书》中司马迁与公孙卿向汉武帝建议改制的故事，在《史记》中也没有记载，仅在《韩长孺列传》最后的评论中提到“余与……遂定律历”。这样两相对照之下，其中有什么隐意吗？我们看看司马迁记载汉武帝决定改历时说的一句话，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汉武帝说：“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合，即作、作历的意思；历终而复始，无穷无尽，所以“不死”。原来方士所说“黄帝造历得仙”是取历可以随天地年复一年，永远循环下去的意思。可见汉武帝下令造太初历，还是与求仙有关。只是我们还没有办法找到确实的证据，证明他是在方士灌输给他某些观念以后，才决定制造新历法的。

尽管汉武帝的动机有些让人怀疑，但并不影响事情本身的价值。司马迁站在职责的立场，指出原来的历法“坏废”必须更正，也已经表示这个改历行动有其必要性。

只是，易服色、改正朔一事，贾谊早就提出来了，这么多年之后才得以实现。还是在封禅之后才决定实施，实施的时候又有部分专以求仙为务的方士参与其间。在这种情形下，著作时间在前的司马迁的《史记》和其后的班固的《汉书》相比，这些不一样的记载可就颇值得玩味了。

除造太初历之外，另一件发生在同一年的大事，就是司马迁开始执笔撰写《史记》。这部旷世巨著一共130 篇，52 万多字，从这一年算起，大约花了14 年时间才完成。

有关它的研究两千多年来不曾断绝，不断有新的说法出现。我们在此只简单略述一下这部著作的气势和心胸：时间范围：从黄帝写到汉武帝年间，即司马迁执笔的时候，也就是从古到今，前后两千多年，是一部“通史”。

空间范围：东起朝鲜半岛，北自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南，西至里海东部，西南到印度，南至越南。也就是当时汉人眼中的世界。司马迁是想写一部世界史。

人物范围：有帝王、后妃、王侯、贵族公子、官僚、政客、学者、军人、刺客、游侠、循吏（好官）、酷吏（恶官）、商人以及戏子、算命的等各阶层、各行业的人。

事类的范围：有政治、军事（律书）、宗教（封禅书）、经济（平准书）、音乐（乐书）、天文星象（天官书）、历法（历书）、水利工程（河渠书）、社会民情（货殖列传）、国际外交（四夷传）等人类各方面的活动。

另外司马迁创立了一种新的体裁：传记分为三类，“本纪”写帝王，“世家”写诸侯，“列传”写各种名人。除传记外，还有“表”，包含帝王、诸侯、将相、名臣的年表；“书”，记述经济、文化、制度各方面的活动。

如此经纬交织而成的严密体裁后来为历代正史所遵循，隋朝之后，《史记》更是被奉为正史之祖。

这一年，距离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已满4 年，在第5 年他已对“石室金匮”中的图籍做了相当程度的整理，而且正逢国家易服色、改正朔、颁新历，这是一个很重要而明显的历史分界点，于是他选择这一年为叙事的终点，并从这一年开始执笔。当然，在此之前，司马迁早已在心中拟好了不少构想，甚至可能有些部分已有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