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父业，任太史令

太史令

司马谈在临死时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负薪塞河”的第二年，即元封三年（前108 年），38岁的司马迁果然被任命为太史令。这一年，距离卫青、霍去病最后一次大规模出击匈奴，使其远遁，已有11 年，距南越平定也已3 年。东北的少数民族方面，这一年汉朝灭了朝鲜卫氏，在其地设四郡。西域方面，这一年击破楼兰、车师两国，从此汉使西行可以无阻。另外，今青海及甘肃西南部、四川北部一带的西羌也已平定3 年。

所谓太史令，在战国以前并没有这个官职，只有太史。在周礼中，太史掌邦礼，以事神为主。司马迁说他的祖先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指的就是古代太史的性质，其最初的职务是记言记事，古人最重视鬼神灾祥之事，所以太史也记天事，古代史官与历官是没有什么区分的。汉朝距离周代很近，这种风格仍然保存，太史令也负责祭祀、星象、灾难的记述工作。

说到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就会使人联想到他写的《史记》。是的，担任太史令与写《史记》确实有很大关系，但并不是说司马迁当了太史令才去写《史记》，太史令这个职位只是给他写《史记》提供了一些便利。

史书还有广义和狭义上的区分。广义的史书泛指可以作为依据的记史之书。狭义的史书则是有组织、有体例的。依照狭义的概念来说，编年体的《春秋》才是中国的第一部史书。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司马迁担任了太史令就必须写史书呢？因为在汉朝，还没有官方修史的制度，真正的官方修史，直到唐朝才出现。

那么也就是说，古代所谓史官掌管星历及记言、记事，其所记的言与事，用现代的话说，不过是史料而已，并没有加以系统化而形成一本史书。这可能是因为没有官方修史的制度，所以史官还没有这个责任。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史书的体例还没有发明。孔子作《春秋》时立下了编年体的典型，到了司马迁，则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

司马迁是创新者，而不是依例行事，或依职务办理。

《史记》不是他的职务作品，而是他个人的私家著作，是接受父亲遗命的结果，可以自比于孔子修《春秋》。当然，这其中也有他个人受了挫折和侮辱而发愤图强的因素。事实上，《史记》并不是在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期间完成的，与太史令的职务并无职责上应该或必然的关系。不过，太史令这个职务确实是他完成《史记》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因为这时的太史令除宗教方面的职责之外，还负责保管官方典藏的文书及历代史料。由于太史令要负责记载当代时事，地方各级政府的政务报告在呈给丞相的同时，也要分送一份给太史令，作为记录的依据。这些资料是写史必需的材料，也是民间无法接触到的。这些都给了司马迁别人无法得到的便利，所以说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才有办法或比较有可能写成《史记》。因此司马谈的遗命中才说：

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把“为太史”作为“论著”的先决条件。

司马迁其人也是太史令这个官职的分界点。司马迁是最后一任集宗教、星历与记言、记事合一的史官，在他以后，两者就开始分道扬镳，太史令只管占候星历，而不管记言、记事的文史之责。唐朝设司天台，其主管叫司天监或太史令；明朝改其为钦天监正，这很符合它的实质内容。至于记言记事的史官，从司马迁以后就不叫太史令了，而叫著作郎、起居史、起居舍人等，分工较细。到元朝以后，又以翰林院兼掌修史之责，所以明、清两代的士子如果入了翰林，往往自称“太史氏”，又署其门为“太史第”，他们所谓的太史变成了汉朝以前太史的意义。

《史记·太史公自序》写到司马迁被任命为太史令时说：

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石室金匮就是国家藏书之处，就是阅读而加以整理。

看来，这应该是令他兴奋而感到丰富多彩的生活。

此外，太史令也管祭祀之事。汉武帝因为敬鬼神、求神仙，经常到处巡游，祭祀名山大川，不论是站在管祭祀的立场，还是站在管记事的立场，司马迁都要随圣驾出行。他上任的第二年，就又随汉武帝巡幸各处。这次巡游大概到了今陕西、甘肃、内蒙古、河北、北京一带。

次年，即元封五年（前106 年），汉武帝又南巡，司马迁随行。先到南郡（今湖北一带），又到了今湖南的九嶷山。

相传舜葬在这里，于是汉武帝在这里举行了祭祀。然后到天柱山（今安徽东南部），从浔阳（今江西九江）改经水路到枞阳（今安徽桐城东南）。随从队伍十分庞大，《汉书》上说江上“舳舻千里”。据说51 岁的汉武帝还亲自射杀了江中发现的蛟。后又经过鄱阳湖，沿途巡礼名山大川，向北到琅琊（今山东东南）及山东沿海，再到泰山。汉武帝还学习古代天子，在这里大会诸侯王、列侯，并接收各郡国呈报的账目。

这一年，大将军卫青去世，这似乎是汉武帝时代盛极而将衰的讯号，一代名臣、悍将多半已去，李广、霍去病已死了十几年，那位协助汉武帝严厉控制天下的法家人物张汤也死去将近10 年。而卫青的去世，使汉武帝感到人才凋零，于是他以“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下诏求才。

这年前后可说是汉朝人才交替的时期，司马迁接替父亲成了太史令。外戚方面，卫氏时代早已结束，卫青的死等于是给卫氏的显赫一时画上了一个句号，取而代之的是李氏。抑郁的关西军人，李广的第三代，已经长大成人，也准备在下一幕的汉、匈战争中登场。而这三方面的“不期而遇”为司马迁后半生遭逢的悲惨命运揭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