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蒙难
1896 年10 月11 日是个星期天,10 时30 分,孙中山自葛兰旅店出来,准备和康德黎夫妇一同去教堂做礼拜,路上忽然遇到一个广东同乡用粤语和他交谈。这个人显得很进步的样子,孙中山和他相谈融洽。这时,又过来一个中国人,他们两个人和孙中山一起走,并且请孙中山去寓所喝点茶坐坐,好叙一下乡谊。于是,他们带着孙中山走到一个住所前,刚一进门,大门就被关上了。看见大厅里坐的人是穿着清朝服饰的官吏,孙中山顿时明白是被骗进了清政府驻英使馆。就这样,孙中山被诱捕了。
把孙中山囚禁起来之后,清使馆高兴得不得了,一面向国内的总理衙门发电报报告喜讯,一面又花七千英镑的高价租了一艘轮船,又特地赶造了一个大木笼,计划着要把孙中山运送回国。可以说,孙中山一进清政府的使馆就凶多吉少。一旦回国,孙中山必死无疑。
就这样,孙中山被幽禁在使馆三楼的一个小屋里,上装有铁栅,门外有人看守,和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
被囚禁的孙中山当然知道自己的危险处境,他必须想方设法和外面取得联系,要让英国的新闻界,尤其是要让自己的老师康德黎博士知道自己已经被清使馆秘密囚禁。
第二天一早,英国仆人柯尔进来生火炉,送洗脸水。孙中山想,不能放过任何一点逃生的机会,于是便设法取得他的帮助。
经过几天观察,柯尔觉得孙中山并不像清朝官吏所说的是什么疯子,而是头脑很清醒。于是,他问孙中山:“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是个好人,我不是疯子。我是中国的国事犯,被迫在海外流亡。”
“什么是国事犯?”
孙中山知道英国人信奉基督教,就对柯尔说:“我是中国的基督徒,想谋求改革中国。中国皇帝仇恨基督教,要加害于我。
像我这种情况,英国人民知道了,都会同情的。”
柯尔显然有些同情孙中山,但仍有点怀疑,又问:“不知道英国政府会不会援助?”
“我想会的,要不,清使馆完全可以让英国政府抓住我交给他们,他们何必悄悄把我骗来囚禁在这里,显然是害怕外人知道。”
柯尔犹豫着是否该帮这位中国人,他将事情告诉了使馆的女管家霍维夫人。霍维夫人得知此事后,心有不忍,打算暗中帮忙。
孙中山一连几天没有出现,使康德黎心中很是不安。一天晚上24 时,康德黎正准备就寝,忽然门铃声骤然响起。他急忙披上大衣去开门,却没有看到人,只是在门底下发现了一封信。
信中写道:
君有友自前星期来,被禁清使馆中,使馆即拟将其押解回华,处以死刑。君友遭此,情实可怜,如不急起营救,必将罹难。其虽不敢自具真名,然所言均属实情。君友之名,某知其为林行仙。
林行仙是孙中山的他名。康德黎一看,知道孙中山被捕,大惊失色。他往马路上望去,透过静静飘落的雪花,只看见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妇人的背影,她正是霍维太太。
康德黎得知孙中山被囚禁的消息之后,立即展开营救工作。他首先向警察当局报案,请他们出面干预。但是警察说,这件事涉及外国使馆,他们管不了。
康德黎又找到一个朋友,希望他通过税务司向中国公使说明,私捕人犯必引起国际干涉,应该放人。但是,朋友对此策不以为然,拒绝帮忙。
于是,康德黎又找来孙中山的另外一位老师—— 孟生博士——商量。
后半夜2 时,康德黎忽然又听见有人敲门,原来是柯尔送来了孙中山的亲笔信。信中写道:“我于星期日被绑架到清使馆里面,将要被偷运到中国去受死刑,请即速救我。清使馆已雇好一船,载我回中国去。我沿途将被封锁起来,不能与任何人通消息。唉!我的大难到了!”信上还要求“照应这个送信的人”。
有了孙中山的准确消息,事不宜迟,康德黎、孟生两位博士决定连夜分头行动,孟生去清使馆,康德黎去报馆,康德黎夫人在家守电话,天亮后负责去葛兰旅馆取回孙中山的行李,无论如何一定要把孙中山救出虎口。
康德黎到著名的《泰晤士报》报馆去,希望他们报道孙中山被绑架之事。但是,由于前几年该报曾经刊发了一封信,后来法庭判决这是一封假信,结果该报被判毁人名誉,赔了一大笔钱。
这时,出于谨慎考虑,他们不敢报道这件未经证实的事情。
孟生博士则直接去了清使馆,通知使馆绑架事件已经泄露,使其有所顾忌,不敢贸然将孙中山押送回国或者移送别处。
为了防止清使馆偷偷摸摸将孙中山押送出境,两位博士又连夜雇用私人侦探,密切监视清使馆的一举一动。为了万无一失,他们还特地派了自己的一个学生和侦探一起工作。
10 月19 日一早,康德黎连夜将事情的始末写成信函,上交给外交部和警方各部门。信函内容包括:自己与孙中山如何相识,孙中山何时来的英国、何时被清使馆诱捕,自己和孟生博士营救孙中山的情况。
这时警方也向格来轮船公司调查,确认了清使馆用七千英镑雇用了一艘轮船,准备将孙中山解运回国,才相信事情属实。
于是,英国外交部的特派员、伦敦警察署的乔福斯探长正式接管此案。
10 月22 日黄昏,《地球报》加印特刊,抢先报道了清使馆非法捕人的消息。于是,伦敦各报纷纷报道,清使馆、康德黎的住处、葛兰旅馆,挤满了蜂拥而至的各路记者。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决心进行干预,派代表向清使馆进行交涉,英国首相兼外交部长索尔兹伯里侯爵向清使馆递交了备忘录,要求清使馆按照国际公法、国际惯例迅速释放私捕的人犯。
10 月23 日,乔福斯探长、康德黎一起来到清使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清朝公使不得不释放孙中山。
当天16 时30 分,两个看守人员打开了幽禁孙中山房间的门,让他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孙中山整理好衣服就随看守走下楼去。
当看到等候在门外的康德黎时,孙中山一下子心头舒展。
除了康德黎外,还有英国外交部派的人和乔福斯探长等。这时,清朝公使当着众人的面,把从孙中山身上搜走的东西一一归还,并摆出姿态说:“我现在把他交给你们,主要是为了本使馆的特别主权、外交权利不受损。”随即转过身来对孙中山说:“你现在自由了!”
这一天,清使馆成了人们注视的焦点。孙中山刚出门,记者纷纷拥上来,要求他发表谈话。
乔福斯探长见此情景,特意安排孙中山乘坐四轮马车由使馆后门离开,直奔警署。有记者竟然攀爬马车,要求采访。
孙中山与康德黎一路被一批记者乘车尾随。为了满足记者们的急切愿望,孙中山在某酒店接受了采访。这是孙中山首次向全世界公开发表言论。
此后的两个礼拜,孙中山、康德黎一直忙于应对络绎不绝的记者,“几乎舌敝唇焦”。舆论的强大支持,让孙中山终生对西方的新闻体制充满热情。
孙中山重新获得了自由。从此以后,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个孙中山,是和清朝政府势不两立的革命领袖。
孙中山把这段带有传奇色彩的经历用英文写成书,叫《伦敦蒙难记》,由布里斯特尔出版社出版,更使他名噪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