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多舛

到南康军赴任

淳熙五年（1178 年），朱熹痛失爱妻两年之后，朝廷再次下诏起用他，这次授的是知南康军（南康军是宋朝政区之一，是“路—府—州—军”建制中的“军［县］”级，治所在今江西庐山市，辖境相当于今庐山市、永修县、都昌县）。朱熹知道自己这次为官是宰相史浩亲自建议的。史浩是宋孝宗的老师，对朱熹的德学早有所闻；这次，他重新登上右丞相的职位，立即准备起用朱熹。朱熹记得，这是自己隐居著书以来的第十四次授官了。

朱熹认为，在这之前自己仅做过一任县主簿，直接升任知军，资历太浅，待遇过优。数年前求退得进，辞免召命反被升擢，已经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本不当得的厚恩，由此遭来非议；如果再不自量，有非分之图，则将内愧于心、外为人所耻笑。

再说朱熹早已对当时的朝廷深感失望，预料到自己生性耿直，不能与时俯仰，一旦做官，政见不合，将会招来祸事。于是，他再次称病婉言辞谢了这个官职。

可是，这一次，朝廷的态度异常坚决，朱熹几次上状推辞，朝廷都给挡了回来：不许辞免。与此同时，吕祖谦、张栻等人也多次劝说他出山，劝他不要再违抗朝命、安坐于家了。于是，第二年——淳熙六年（1179 年）——正月，朱熹被迫起行，来到信州铅山县（今江西铅山）界，一面继续辞官，一面等候发落，希望在途中通过种种周旋能出现转机。

南康军位于鄱阳湖西北、庐山之南，下属星子、都昌、建昌三县。这里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困窘，是江南东路不起眼的一个小军城。但它是鄱阳湖北入长江的咽喉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朱熹赴官途中，辞免不成，即已预先细阅图经，全面熟悉南康军各方面的情况。

朱熹上任后，首先发布榜文，告之三件事：一、请管内士人父老、僧道军民共议本军贫困、民不聊生的利病根源，以及兴利除弊、宽恤民力的措施，集思广益，以期户口岁增、家给人足；二、请管内士民、乡邻父老定时集会，教戒后生子弟以孝悌忠信事其父兄长上，和睦乡邻，共成人伦风俗之美；三、请乡党父兄推择有志于学的子弟入学，一振士风，以使人才辈出。

按照为政以德的一贯思想，朱熹治民首先从美化风俗入手。他在郡学内建立了濂溪先生祠堂，以“二程”配祀。

又创五贤祠，合祀陶潜、李常、刘涣、刘恕、陈瓘。得知唐代孝子熊仁瞻墓宅遗址犹存，他就命人加以保护并禁止别人樵牧；同时，他还上报朝廷，请求修复唐朝旌表旧门。

刘涣的墓在城西门外的荆棘中，朱熹得知后就对其加以修复，还为其建立门墙，禁止人们破坏。又建小亭，取名“壮节”，请友人黄铢为小亭的牌匾题字。

与此同时，朱熹不会放过任何可以直接向人们灌输忠孝道理的机会。《孝经》中有几句话：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朱熹特地拈出，为人们详细解说，还广为张贴，让人们遵守。

朱熹也十分重视礼俗，基于州县礼仪制度紊乱、人心不古的现状，他上状礼部，请求颁行《政和五礼新仪》中的州县臣民应遵守的礼制。又以为该书礼制还有不完备之处，请求予以增修。

与美化风俗相配合，朱熹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纪纲。

都昌、建昌二县官吏失职，百事瘫痪，他当即将其撤换，政事立见成效。建昌有一士人，专门教人挑起词讼，兴风作浪，贪赃得利，罪行累累。朱熹将这个人当众鞭笞，然后编管江州。

编管，是宋代在五刑之外增设的一个新刑种—— 编配—— 中的一种。编配，是编管、刺配两种罪的全称。编管与刺配不同，不加刺面，主要适用于“命官犯罪当配隶者”，“诸罪缘坐家属应编管者”，以及某些杂犯罪。类似于“发配”。

后来，此人贿赂当地官吏，违法放回，第二日再次犯法，被人所告。于是，朱熹坚决惩治，杖刑之后，再次编管外州，县里的人无不拍手称快。

境内豪强巧取豪夺，吞并贫民的田产，无恶不作。于是，朱熹鼓励受害人直接到军陈述，一经查实，严惩不贷。

朱熹整顿纪纲、惩治豪强，招来了种种非议。从管内到外州、外路，都有他用刑过严的传闻。但是，他率意直前，从不在意。当友人和他提及此事时，他回答说，自己每次见到有欺凌弱者的恶人时都痛恨极了，所以不能放任眼前出现这样的事情。

到南康军不久，朱熹就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令行禁止，这与他为官比较廉洁正直是分不开的。当时州县官吏舞弊成风，朱熹对此十分反感，不愿同流合污。

在治财方面，朱熹也以严厉著称。交纳租税之时，他首先行文张榜，对有关事项逐一做出明确规定。又派出官吏下乡县督促，务必按期交纳租税。经过数月整顿，所有事情都渐渐有了条理，腐败、舞弊之风也大有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