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主国家的“民主情报局”(1)
每当我是一名闪亮的武士，
我就全身披挂；
然后我环顾四周寻找目标，
从恶龙栖身之处营救生命，
在那里与一切恶龙厮杀。
——A. A.米尔恩：《全身披挂的武士》
沃尔多夫·埃斯托里亚饭店会议确实使其幕后支持者共产党蒙受了一场羞辱。一位观察家写道：“对于宣传家来说，这次会议无异于一场噩梦，一次惨败，证明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可以转化为美国进步传统的优势这一想法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此时，美国共产党败退了。党员情绪低落，党的威信不可逆转地一落千丈。可是，正当美国人声称共产党正在加紧其阴谋活动时，斯大林的战略家们却对美国置之不理了，反而转过身去集中力量到欧洲去扩大影响，做起反敌为友的工作来了。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发起了一场运动，企图说服欧洲的知识分子，苏联寻求扩展势力是为了“和平”，但是1949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严重地破坏了他们的打算。第一件事是斯大林无情地对待南斯拉夫的领袖铁托元帅，因为他不愿牺牲国家利益来支持苏联在巴尔干建立霸权，结果是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斯大林从南斯拉夫撤走了苏联的经济和军事顾问。这是苏联为软化南斯拉夫的独立立场而发动的消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铁托则报之以同西方进行谈判，准备接受马歇尔计划的贷款，以此来恢复其残破的经济。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那种蛮不讲理的解释伤害了欧洲同路人的善良愿望，于是他们现在转而集中力量保卫铁托。第二件事是1949年8月苏联爆炸了原子弹，进一步损害了苏联发出的有关和平共处的呼吁。
英国对苏联的虚假宣传作出反应是比较晚的。1948年2月，克莱蒙特·艾德礼政府为反共而建立了情报研究局（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简称IRD）。这是外交部里发展得最快的一个部门。IRD的设计师、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解释说：“我们不能指望仅仅在物质上蔑视共产主义就能击败它。我们还必须牢记基督教感情在欧洲的力量，积极地求助于民主和基督教原则。我们必须提出一种与共产主义相对抗的意识形态。”2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西方政府不能仅仅依赖于贬低苏联进行的试验，它们有责任从资本民主制度内部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前途，西方民主制度往往是吹嘘大大超过了它实际取得的成就。外交间谍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Robert Bruce Lockhart）强调说：“斯大林一伙已经把共产党转化为变相的斯拉夫扩张主义的工具，其手段和方式连列宁都会感到吃惊。所以，世界出了问题并非由于共产主义力量之强大，而出在非共产主义世界在道德和精神上的脆弱。”3
在战时结成同盟关系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曾经为斯大林树立了不令人讨厌的形象。忽略了这一点就会忽视冷战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反纳粹时期人们对于共产主义政治上的纯洁抱有幻想，而这时自由世界同俄国结盟似乎是对这一幻想的默认。二战后英国政府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消除它在几年前系统地建立并捍卫过的假象。一位被招募进IRD并担任第二把手的年轻外交官亚当·沃森（Adam Watson）解释说：“在战争期间，我们把这个人树立起来，虽然这是个可怕的人物，仅仅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盟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消除我们在战争期间建立的有关这位善良的约瑟夫大叔的神话’。”4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在战时曾为政府的宣传部门工作，现在则要号召他们起来告诉英国公众不要相信他们曾经创造性地维系过的谎言。
情报研究局尽管起了一个温和的名称，实际上却是一个秘密的“冷战部”。它的预算来自秘密拨给的经费（为的是避免对它可能采取的秘密或半秘密的行动进行不利于保密的检查），用1953年来该局任职的一名间谍克里斯托弗·蒙蒂·伍德豪斯（Christopher Monty Woodhouse）的话说，其目的就是“制造、散布找不到归属的宣传”。情报研究局按照“滴入论”(2)的原则，编写涉及一切问题的有事实依据的报告，散发给英国的知识界，希望他们在著作中不断地引用这些事实。“无归属性”是这种做法的一大突出的特点。不知道这件事是谁做的，可以使两个本质上相互矛盾的要求调和起来：既要使IRD编写的材料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传播，又不让公众知道这些反共的宣传是得到官方批准并在暗中资助的。IRD的第一把手拉尔夫·默里（Ralph Murray）写道：“在英国国内或海外，都不应该使公众产生一种印象，觉得外交部在组织一场反共运动，这一点十分重要。有些人是愿意为我们提供可贵的支持的。如果让公众获悉外交部中有这样一个邪恶的机构从事反苏的宣传活动，而这些人就是从这个机构获得反共材料，他们就会指责这些人，那么这些支持我们的人就会感到十分尴尬。”5
亚当·沃森后来解释说：“如果你不是提供纯属宣传性的材料而是建立在提供事实的基础上，那么你就不会轻易地被人驳倒。你的工作就是只披露那些对你有利的真实情况。”6在具体做法上，则要求能够做到IRD既要攻击“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同时也要抨击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存在着效率低下、社会不公和精神上的弱点”，但是不许“攻击或看上去是在攻击英国或美国的任何人。”7真相可以按各取所需的原则加以利用。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曾短时期在情报部门任职。他早就觉得上述看法十分可笑，他对盖有“高度机密”印章的文件上再加上“高度真实”的印章感到很有趣。
IRD早期最重要的顾问之一是匈牙利出生的作家亚瑟·凯斯特勒。在他的指导下，情报研究局认识到，把那些带有左翼政治传统、自认为是权力中心对立面的人和机构吸收进来是有好处的。吸收这些人和机构有双重用意：一是能够接近那些“进步”群体，这样就可以监视他们的活动；二是在他们内部扩大影响，从内部化解这些群体的影响力，或者把其中的成员吸引过来，让他们加入中性的或者不那么激进的论坛中来。
凯斯特勒不久就从IRD的宣传运动中为自己捞到了好处。他那本描绘残忍的苏维埃制度的著作《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为他赢得了反共的名声。这本著作在IRD的资助下在德国广为流传。哈米什·汉密尔顿是那家出版社的名字，也是出版社经理的名字，经理本人也与情报机关关系密切。1948年外交部与他做成了一笔交易：由外交部出钱购买并发行5万册《正午的黑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法国共产党受命立即买断这本书，每册书都被买走了，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不再重印。就这样，凯（斯特勒）靠共产党的经费发了大财。”8
凯斯特勒不仅为外交部的宣传运动担任顾问。1948年2月，他开始在美国讲学。3月，他在威廉·多诺万将军位于纽约萨顿广场的宅邸与这位将军会面。多诺万既是美国战时情报机构的首脑，又是新近建立的中央情报局的设计师，是美国情报和外交精英中的核心人物。他一生反共，直到1959年临死前弥留之际，他还报告说他看到俄国军队正从他家的窗下跨过第五十九街大桥向曼哈顿行进。凯斯特勒从前曾是苏联战前外围机构网络的智囊之一。这个网络叫作“蒙曾伯格托拉斯”，是以其董事长威利·蒙曾伯格的名字命名的。因此，凯斯特勒比当时大多数还活着的人更了解苏联宣传机器运作的内情。就在他离开英国赴美之前不久，凯斯特勒会见了安德烈·马尔罗和新近任命为驻法大使的奇普·波伦，与他们研究如何最有效地对付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和平”攻势。在他赴美的轮船上，他偶然有机会会晤了后来担任国务卿的艾伦·杜勒斯的兄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他们两人讨论了相同的问题。现在凯斯特勒又与威廉·多诺万坐在一起谈论如何对付苏联的宣传。凯斯特勒在他日记中写道“讨论了进行心理战的必要性”，还记有多诺万具有“第一流的头脑”这样的话。这次会晤的重大意义不可小觑。
亚瑟·凯斯特勒1905年出生在布达佩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但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于30年代初期加入了共产党。他后来写道，在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后，他获得一种突然得到解放的令人陶醉的感觉。1932年他到了俄国，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写了一本宣传性的著作《白色黑夜与红色白昼》。在俄国，他疯狂地爱上一位名叫娜黛什达·斯米诺娃的职员。他与这个女人共同生活了一两个星期，为了一件小事他向苏联的秘密警察告发了她，从此以后这个女人就销声匿迹了。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他在巴黎加入了德国流亡者的队伍，在那里他同威利·蒙曾伯格一道工作。他一度作为政治犯遭到监禁，在他的第一个妻子多萝西·阿谢尔（Dorothy Ascher）的竭力活动下，英国政府出面干预，才将他营救出狱。1938年凯斯特勒因对斯大林的大规模逮捕和装模作样的审判感到厌恶而退出共产党，但他仍然相信布尔什维克的乌托邦能够实现。当莫斯科机场上为迎接里本特罗普（Ribbentrop）前来签订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挂起了曲十字形纳粹党徽、红军军乐队奏起德国国歌时，他就彻底放弃了他的信仰。战争期间被拘留在法国时，他写了《正午的黑暗》，记录下了以思想罪滥用权力的恶行。这本书很快就成为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他被释放后前往英国（通过法国的外籍军团）生活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报名参加了“先锋队”（Pioneer Corps），后来又以反纳粹宣传家的身份加入了情报部，这份工作为他取得了英国国籍。
1948年他赴美国讲学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庸俗的左派人物”(3)9当时思想上的错误和混乱。他力图劝告美国的知识分子放弃他们那种幼稚的激进主义，投身于成熟的与政府合作的事业中：“贵国进步的知识界的任务是帮助其他国民面对国家赋予的重任。在抽象的激进主义这块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进行宗派主义的争吵已经过时了。现在已经到了美国激进派成熟起来的时候了。”10由此可见，凯斯特勒为之呼号的是一个“介入”的新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应以国家的任务为己任，再也不要留恋那种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特权，坚持他们有权与国家的任务保持距离，甚至脱离国家的任务。让-保罗·萨特很快就宣称：“由于作家已无法逃避现实，我们希望他们牢牢地把握这个时代，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这是他们的时代，他们也必须为这个时代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要同心协力来改变我们所处的社会。”11萨特和凯斯特勒的主要区别不在于有关“介入”的实质，而是在目标上有所不同。萨特仍然反对政府充当真理或理智的调解人，而凯斯特勒则劝告他的同行协助权力精英去执行其统治的使命。
凯斯特勒在纽约会见多诺万之后不久就去了华盛顿，在那里连轴转似的参加了一系列新闻发布会、午餐会、鸡尾酒会和宴会。有一位名叫詹姆斯·伯纳姆的，是纽约知识分子中从激进派转变为“体制内派”速度最快的一个人。凯斯特勒通过他的介绍，结识了数十位国务院官员、总统助理、记者和工会官员。中央情报局对凯斯特勒尤其感兴趣，认为这是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情况的人。
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比那些脱党分子更有效地与共产党作斗争？中央情报局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了。当他们就此向凯斯特勒咨询时，一个想法开始形成了。凯斯特勒强调，为打破共产主义的神话，进行说服工作时，必须把非共产党员的左倾人物动员起来。凯斯特勒提到的这些人，已经作为“非党左派”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在国务院和情报部门任职了。政府中的人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依靠那些已对共产主义产生幻灭感但仍坚持社会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是正确的，并予以支持。亚瑟·施莱辛格把这一过程称之为“悄悄的革命”。
对于中央情报局而言，重用“非党左派”的战略将成为“此后20年内中央情报局反共政治行动的理论基础”。12在这一战略上，中央情报局已经同一批左倾知识分子达成相近的看法，甚至达成了共识。施莱辛格在其著作《至关重要的中心》（Vital Center）一书中论述了这一战略思想的合理性。这是1949年出版的3本重要著作之一，其他两本是《上帝的失败》（The God That Failed）和奥威尔的《1984》。施莱辛格追述了自从错误的1917年革命以来左派的衰落及其最终在精神上的瘫痪，并且追溯了“非党左派”的演进过程，认为“非党左派”是团结那些争取自由天地的人们的一面旗帜。只有在这一群体中才能使“基本核心得以复兴”，“使共产党人看不到一点前途”。施莱辛格强调，这一新的抵抗运动“需要一个行动的独立基础，它需要一片不受干扰的个人天地、资金、时间、新闻纸张、汽油、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不担受惊怕的自由。”13
施莱辛格后来回忆道：“这个论点激活了动员非党左派的工作。奇普·波伦、艾赛亚·伯林、尼古拉斯·纳勃科夫、埃夫里尔·哈里曼和乔治·坎南都表示拥护这一论点。我们都认为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抵御极权主义的最有效的堡垒。这一论点成为这个时期美国外交政策潜藏的或秘而不宣的主题。”14非党左派这个词简化为NCI(4)，这个简称很快成为华盛顿官僚机构中通用的用语。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说：“这批人几乎是持卡上岗的。”15
这批“持卡上岗”者第一次在《上帝的失败》一书中集合在一起。这本书是以现身说法的形式论证共产主义理念已经失败的文集。凯斯特勒是促成这本书的精神支柱。此时他已回到伦敦。凯斯特勒在与威廉·多诺万和其他美国情报战略家商谈之后十分振奋。《上帝的失败》出版后的一段历史可称为“非党左派”和美国政府中的“黑天使”订立契约的样板。到了1948年夏天，凯斯特勒已经同心理战执行部（Psychological Warfare Executive，简称PWE）的战时德国处负责人理查德·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讨论过这个想法。克罗斯曼觉得“他可以运动广大人民群众，而且他恰好手头有足够数量的知识界高手来协助他成为一名杰出的职业宣传家。”16克罗斯曼在新学院（New College）曾与艾赛亚·伯林同事，一度被人称为“既无原则又野心勃勃”，“这个人只要能往上爬一步，即使用自己母亲的尸体当台阶也干得出来。”17克罗斯曼的评述者在1937年出版的《今日的柏拉图》中曾怀疑代议制民主国家是不是“一块遮羞的颜色鲜艳的大广告牌，在它的后面掩藏着政府和国家机器”。对于《上帝的失败》这本书，可能也是适用的。
1948年8月27日，克罗斯曼又网罗了另一名心理战老手美国人C.D.杰克逊（Jackson）来参与这个项目。“我写信给你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哈泼斯出版社卡斯·坎菲尔德（Cass Canfield）和我在这里的出版商哈米什·汉密尔顿建议明年春天出版一本书，书名是《失去的幻想》（Lost Illusion），由我担任编辑。书的内容将包括一些知名知识分子的简略自传，讲一讲他们怎样成为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路人，是什么使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世界的希望所在，又是什么使他们的幻想破灭的。”18C.D.杰克逊建议他邀请前共产党员、作家路易斯·费希尔（Louis Fischer）来谈在美国幻想是如何破灭的。
然后，克罗斯曼又与梅尔文·拉斯基接触。拉斯基现在是美国在德国的正式的非官方文化宣传者，也是最早主张把知识分子组织起来抵制共产主义的人物之一。当克罗斯曼收到为该书提供的来稿时，他立即将稿件送交拉斯基，拉斯基则让别人在《月刊》的编辑部里将稿件翻译成德文。据1950年美国高级专员公署的一份评价报告称，“除了一篇稿件外，《上帝的失败》一书中所有其他文章最初都是投给《月刊》杂志的，或是该刊经谈判获得了版权的。当《月刊》出到25期时，这些文章的汇编出版工作已准备就绪了。”19英文版的编辑是克罗斯曼，1950年由凯斯特勒的出版商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克罗斯曼在战时新闻局的密友凯斯·坎菲尔德（后来是艾伦·杜勒斯的出版商）负责美国版。《上帝的失败》这种特殊的背景说明它既是知识界的一本著作，也可以说是情报部门的产物。
《上帝的失败》的撰稿人有伊格纳齐奥·西洛尼、安德烈·纪德、理查德·赖特、亚瑟·凯斯特勒、路易斯·费希尔和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克罗斯曼在前言中写道：“我既不愿为反共宣传推波助澜，也无意借此机会表达自己的悔恨。”20但是这本书在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目的。虽然这本书是集体证实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已经失败，但文章都是讲个人的经历，个人在政治上的悔恨变成了他们的醒悟，同时也表达了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这本书是集体的自我悔过，同时也是在许多人还认为这种行为无异于背叛的时候敢于抗争的声明。该书是对战后时代的一种暴露，看上去又像是一张进入即将来临的20年世界官方文化的通行证。
《上帝的失败》的6位撰稿人中，有3人曾为威利·蒙曾伯格工作过。凯斯特勒曾经说过，信仰会产生奇迹，不仅能移山倒海，“而且还能使人指鹿为马”(5)。他本人就曾经是蒙曾伯格的狂热信徒。记者路易斯·费希尔在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如同50年代的埃德·默罗(6) ，他的职业生涯也与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蒙曾伯格工作的经历有着密切关系。伊格纳齐奥·西洛尼1921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他同凯斯特勒一样，是一个真正转变了信仰的人（他曾把党看成是家、是学校、是教会，又是兵营）。他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后来又投入蒙曾伯格的怀抱。1927年后悄悄地脱离了党的活动，但仍保持着“浪费了的青年时代的灰色情调”。西洛尼与共产主义最后的决裂发生在1931年，当时共产党要求他发表一份公开声明谴责托洛茨基，他拒绝了，于是共产党把他开除出党，“以儆效尤”。有一次他在对一批同他一样的战时被流放到瑞士的前德国共产党员讲话时说：“我们的过去，包括过去的经历在我们身上留下的伤痕，不应该成为我们软弱的根源。我们的错误，不慎，以及我们说过的和写下的蠢话，不应使我们精神上一蹶不振。我们现在需要一种意志，这种意志是如此纯真，以至我们可以从失足中获取新的力量。”21
在《上帝的失败》这本书里出现的这几名过去为苏联做宣传的撰稿人已经洗尽共产主义的污渍，被回收利用，受到政府里战略家的欢迎。这些战略家意识到他们的转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好机会来破坏他们曾经为之添加润滑油的苏联宣传机器。“上帝失败帮”已被中央情报局用作一个专门名词，按一位官员的解释，这个名词指的是“一群幻灭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群可以使之幻灭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一群还没有一定立场的但是在其同辈的某种程度的影响下会自主选择立场的知识分子。”22
《上帝的失败》一书由美国政府机构在全欧洲发行，特别是在德国，这是大力推销的一本书。情报研究局也很卖力地推销，凯斯特勒非常高兴。他的计划是对于苏联的威胁要作出战略性的、有组织的反应，现在他的计划在协同努力下进展良好。正当这本书付梓时，他会见了梅尔文·拉斯基，同他商讨一个更加雄心勃勃、更具长期性的计划。
如果说《上帝的失败》受到那些想改换门庭的人热烈欢迎的话，倒也并非每个人都愿意从有组织地反共这个祭坛领受圣餐，这也是实际情况。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很快就抓住这种沉默加以利用。在灾难性的沃尔多夫·埃斯托里亚饭店会议之后，情报局在准备下一次会议，既计划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时，就格外地警惕。那一年3月份，IRD的一份绝密的重要文件预测，“这次大会的组织和一切可使用的技巧都表明，他们在想尽一切办法使大会贯彻苏联的意图，使大会成为一枚橡皮图章。”23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主题显然是“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是一批战争贩子和法西斯分子，而克里姆林宫及其卫星国则是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所有驻外的外交机构都受指示“摸清一切可能降低这次大会的宣传价值的行动”。24
但是，中央情报局里的美国“表兄弟”已经出席了巴黎的秘密会议。沃尔多夫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弗兰克·威斯纳的助手卡梅尔·奥菲（Carmel Offie）就问过国务院关于巴黎和平大会有何意图。奥菲是威斯纳的劳工和移民事务特别助理，亲自过问政策协调处（OPC）最重要的外围组织“争取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以及其他涉及欧洲反共组织的行动。奥菲经常与美国劳动者联合会（AFL）驻欧洲代表欧文·布朗（Irving Brown）打交道。此人并不起眼的头衔是为了掩盖他在战后欧洲承担的重大政治任务。通过布朗，大笔来自美国纳税人的钱和马歇尔计划对应机构的经费正被大把大把地花在秘密行动上。
奥菲是个职业外交官，是个不折不扣的邪恶人物。他相貌丑陋，又是个同性恋者，居然在工作人员的会议上拧别的男人的**，以此嘲弄他们。有一次他在拉斐特公园的公共厕所周围游**，遭到拘捕，这件偶然的事件为他带来一个中央情报局的代号叫作“修道士”（Monk），这个名字实在不恰当，令人可笑。战后他曾利用外交邮袋非法倒卖外汇，被外交部开除（他除了倒卖外汇，还做钻石和红宝石买卖，有一次他居然还托运了300只芬兰龙虾）。但是他有一些很有势力的朋友。奇普·波伦和乔治·坎南在莫斯科大使馆工作期间就与他相识，说服威斯纳起用此人的正是奇普·波伦。在为政策协调处工作时期，据说奥菲是最后看到一张尚未送达威斯纳的纸条的人，也是最后看到200万美元的人，后来这笔钱就不知去向了。25
奥菲和威斯纳着手拟定一个精心策划的计划来对付巴黎会议。关于巴黎会议，国务院悲观地预计，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将会被说服接受（克里姆林宫的）路线，被收买过去加入这个假冒的和平运动。26威斯纳打电报给经济合作局（主管马歇尔计划）的埃夫里尔·哈里曼，要他拿出500万法郎（约1.6万美元）来搞一次对抗示威。哈里曼大力支持宣传战和心理战，是美国政治官僚中最先了解苏联已在意识形态领域向西方宣战的人之一，他意识到必须想出一些办法反击来自莫斯科的进攻。27他自然十分愿意把马歇尔计划的资金——威斯纳称之为“糖果”——拿来用于隐蔽行动。
通过欧文·布朗，政策协调处与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大卫·鲁塞（David Rousset）和他在分裂出去的左派报纸《义勇军》（Franc-Tireur）的朋友们取得联系。鲁塞曾写过几本关于集中营的著作，如《我们死亡的日子》（Les Joursde Notre Mort）。鲁塞同意由《义勇军》出面接受一笔钱，作为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反抗日”的赞助单位。
苏联方面，伊利亚·爱伦堡和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出席了大会。同他们一起到会的还有保罗·罗宾逊（Paul Robinson）、霍华德·法斯特、休利特·约翰逊（Hewlett Johnson）、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约里奥·居里、丹麦作家马丁·安德森·纳克索（Martin Anderson Nexo）和意大利社会党人皮埃特罗·南尼（Pietro Nenni）。查理·卓别林发来信函对会议表示支持。一名俄国东正教神父为大会祈祷，保罗·罗宾逊演唱了《老人河》。毕加索发表了他那著名的和平鸽画作，在此后几十年中，这只和平鸽被用来作为共产党和平运动的权威性象征。会议的组织者之一、诗人和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路易斯·阿拉贡（Louis Aragon）在毕加索的画室翻阅一摞画家的近作，发现了一幅石版画，是一只普通的肉鸽，(7)这只鸽子的白色羽毛一直覆盖到爪子，像打了一副绑腿似的。阿拉贡觉得它像和平鸽，在征得毕加索同意后，这幅画就成了举世闻名的“和平鸽”了。不久，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和平与自由”运动发表了一幅讽刺性漫画，题为“鸽子繁盛期”，这幅漫画被美国政府机构用小册子、传单和招贴画的形式在全世界广为传播。
鲁塞组织的反抗会议“反对专制和战争国际日”于1949年4月30日举行。伊莲娜·罗斯福、厄普顿·辛克莱、约翰·多斯·帕索斯（他正在转变成一名坚定的共和党人，而且据德怀特·麦克唐纳说，已经神经质地惧怕俄国和共产主义）、朱利安·赫克斯利（Julian Huxley）和理查德·克罗斯曼都发来支持这次会议的电函。由政策协调处负担旅费前来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伊格纳齐奥·西洛尼、卡罗·利维（Carlo Levi）、《Studs Lonigan》的作者詹姆斯·法雷尔（James Farrell）、弗兰兹·博肯诺（Franz Borkenau）和芬纳·布罗克韦（Fenner Brockway），当然也少不了无处不在的悉尼·胡克。但是，尽管经过周密策划，这个“国际日”仍然是一次失败。胡克报道说：“自从我30年前儿时在麦迪逊广场听街头演说以来，还没有听到过这样无聊和空洞的废话。”28有一天晚上，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在聚会上抢过麦克风谴责这次聚会，由此胡克总结说，精神病院里放出来一批疯子，整个会议都是在“左侧是精神病房”的场合进行的。
这次会议也宣告了美国文化界的第一名阵亡者，此人就是理查德·赖特。据胡克说：这是因为“萨特恭维他是反美国文化的一根大棒，同共产党利用罗伯逊如出一辙。”29赖特虽然是《上帝的失败》的撰稿人之一，现在却被反共院外集团视为一个可疑分子，因为“他与斯大林主义决裂，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而不是政治立场”，他对“斯大林主义的真实本质并不了解”。30赖特是“上帝的失败帮”里唯一失去其成员资格的人。在此后的10年中，他在巴黎的生活和活动受到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监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1960年神秘地去世。
威斯纳和他在国务院的盟友对于巴黎这次“反行动会议”感到失望。这次会议虽然吸引了一些知名的反斯大林分子，并引起法国共产党的攻击，但是会议的基调却“过于激烈或过于中立主义”。31更糟的是法国弥漫着反美气氛。胡克写道：“总的来说，法国公众对于美国的生活和文化无知得令人吃惊。他们阅读的是反映抗议和动乱的小说（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8)就被认为既真实又有代表性）和揭露美国颓废堕落（福克纳）与空虚无聊（辛克莱·刘易斯）的文学作品和电影，读的报纸则是揭露共产党不断渗入非共产党报纸的文章。在他们心目中，美国的形象就是从中得来的大杂烩。在我看来，美国对法政策中最重要、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就是通过介绍情况对法国公众进行再教育，而在这方面，美国几乎毫无作为。”32
胡克认为，只要把欧洲人头脑里被美国知名小说家灌输的僵化看法清除掉，反美情绪即可消除。他的这种念头似乎有些出格。实际上，他是主张肃清那些他认为与政府在海外执行的“民主政策”相抵触的对美国生活的描述。这是对言论自由原则的严重歪曲，与美国提倡的自由民主是不相容的。
不过有一点胡克还是正确的：“改变巴黎那些受萨特影响极深的善良人的看法将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布莱希特(9) 现在定居在东德，在那里他过着享有特权的舒适生活，他还在赞扬斯大林是为人民的正义刽子手。”左岸(10)的知识分子还无法理解他们现在已不再是“真理的追求者，而是在保卫那种遭到围攻并且正在土崩瓦解的正统理论”。33萨特还在赞美俄国，说它是自由卫士，而他眼中的圣徒让·热内(11) 则否认俄国存在什么集中营之说。亚瑟·凯斯特勒说过，巴黎是世界上共产党同路人的首都，充斥着创作力十分活跃而天赋有限的文艺家如毕加索和加缪(12) 。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对他们敬若神灵。按凯斯特勒的诊断，这些人都患了“法国流行性感冒”。凯斯特勒开玩笑地说，法国共产党只要从巴黎打个电话，就能掌管全法国。
威斯纳心中明白，他还没有为在法国推动反共运动找到合适的人物。威斯纳说过，他正在考虑为这个运动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基地。这番话表示他担心“以这样的方式来领导一个永久性的组织，会使整个计划（即建立一个小规模的‘民主情报局’）降格为一群山羊和猴子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的古怪行径将使严肃而负责任的自由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和发表的言论威信扫地。是否支持这样一场表演，我们应当认真地考虑。”34
苏联的宣传机器似乎是铁板一块，难以渗入，使一批从前为蒙曾伯格托拉斯工作的德国知识分子不免感到沮丧，于是他们坐下来开始酝酿一个计划。1949年8月，露丝·费希尔（Ruth Fischer）和弗兰兹·博肯诺（曾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御用历史学家）在法兰克福的一家饭店里与梅尔文·拉斯基见面，着手为建立一个专门从事知识分子有组织的抵抗运动的永久性机构进行策划。费希尔是格哈特·艾斯勒（Gerhart Eisler）的妹妹。艾斯勒是一个苏联间谍，1946年时被称为“美国的天字第一号共产党人”，次年因伪造签证申请而被判有罪。此后，格哈特得到提升，主管东德的宣传局，因此就由他负责苏方对露丝的计划作出反应。露丝本人也曾是法国共产党的一名领导人，后来她的这一派按莫斯科的指示被开除出党，导致他们与斯大林的破裂（同时也是与她的兄长决裂）。现在她把她的计划交给了一名美国的外交官：“我想我在巴黎逗留时已经同你们讨论过这个计划，不过现在这个计划更具体化了。我指的自然是在柏林也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反沃尔多夫·埃斯托里亚大会’。这应是一个所有前共产党员外加美国、英国、欧洲反斯大林的知识分子的聚会，宣布大会同情铁托和南斯拉夫以及俄国和它的卫星国内的沉默的反对派，在政治局自己制造的地狱大门口给予痛击。所有我的朋友们一致认为，如果组织得好，这将产生巨大的效果并放射到莫斯科去。”35
那么迈克尔·乔斯尔森是否参加了这次法兰克福的会晤呢？他是最先听到这个计划的人，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很快他就同劳伦斯·德诺夫维尔进行了讨论，9月中他就将这个计划的提纲交给了卡梅尔·奥菲。德诺夫维尔后来解释说：“这个主意来自拉斯基、乔斯尔森和凯斯特勒，而我则为他们获得了华盛顿的支持。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我向弗兰克·林赛（Frank Lindsay，威斯纳的副手）做了汇报，我估计他一定把这份计划交给了威斯纳。我们必须得到批准。当时中央情报局在每处使用的钱都来自马歇尔计划，所以经费是从来不缺的。唯一花力气的事就是争取批准。”36
被称为“乔斯尔森建议”的计划于1950年1月送到了威斯纳的办公桌上。那时，拉斯基已经等不及批复，开始行动了。他招募了西柏林市长厄恩斯特·路透（Ernst Reuter）和德国学术界的名人，这些人都赞成这个想法并答应给予支持。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常设委员会，并开始向“自由世界的一些知识分子发出邀请，请他们到柏林来参加会议。不过，拉斯基擅作主张，自行启动这一计划没有起好作用。”作为美国占领政府的雇用人员，他代表大会所进行的活动引起了一些观察家怀疑，认为他的出面“证明这件事的背后是美国政府”。37
政策协调处的官员们加紧推行乔斯尔森的计划，搞出了一个预算为5万美元的正式项目提纲，4月7日获得威斯纳的批准。威斯纳加上了一个条件：拉斯基和詹姆斯·伯纳姆两人可能被认为由于职务关系才对此计划有兴趣，“担心他们出现在柏林会议上会给共产党的批评家提供弹药”，所以他们两人必须排除在外。当乔斯尔森获悉威斯纳的保留意见后，他为拉斯基说话，打了份电报称：“在这里，没有人，更没有德国人像他那样取得如此的成功。”38此时，拉斯基已经走得太远，难以挽回了。他已经公开宣布他是即将召开的会议的秘书长（姑且称它为“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吧），邀请是由他和路透市长联名发出的，计划也是以他们的名义安排的。在公共关系方面则由阿诺德·贝奇曼协助拉斯基来做。此人曾经十分适时地出现在沃尔多夫会议上。
在美国，詹姆斯·伯纳姆和悉尼·胡克在积极为美国代表作安排。他们两人都十分清楚政策协调处介入其事（虽然胡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忽略了这一点，没有提及，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这一点并不重要）。美国与会者的旅费是由政策协调处承担的，它用了“好几个中介机构”作为旅行社来办这件事。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杰西·麦克奈特（Jesse MacKnight）被这件事深深地打动，以致他敦促中央情报局要连续地主办这个代表大会，在柏林举行的秘密会议之前他就作出了指示。39唯有这一次，乐观主义才没有落空。
(1)民主情报局（Deminform）一词应为作者根据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英文缩写Cominform杜撰的。英文的“民主”一词为democracy，缩写dem加上inform即成此词。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机构，只是说西方也要团结起来与Cominform对抗。
(2)滴入论（trickle-down theory），一种经济理论，主张政府将资金投入大企业而不直接投入福利事业。大企业获利，其收益会自动流入小企业或消费者手中。这里显然是指官方炮制宣传材料发给知识界，由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作品传播给公众。
(3)原文为“the Babbitts of the Left”。Babbitt是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庸俗的市侩。
(4)非党左派，英文为Non-Communist Left，按其第一个字母简化为NCL。下面所说“持卡上岗”，意为带着明显的标识。
(5)原文是“把海里的鲱鱼当成一匹赛马”，按译者的理解，意思是“颠倒是非”，接近中国成语“指鹿为马”。
(6) 埃德·默罗（Ed Murrow，1908—1965），美国著名广播记者，1935年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并任要职。1947年重做新闻广播，每周播出一次。
(7)英文中和平鸽一词为dove，象征和平。但pigeon也是鸽子的意思，此处为pigeon。一般来说，pigeon的体型胖大，贪吃。
(9) 布莱希特（Berlolt Brecht，1898—1956），奥地利籍诗人，戏剧家和戏剧改革家。1938年纳粹上台后离开德国，辗转流亡于丹麦、奥地利、芬兰、苏联、瑞士。1941年离苏赴美，因不满非美活动委员会要求他调查美电影界的共产党同情者离美赴瑞士，最后定居于东柏林。1955年获列宁和平奖。
(10)左岸，指巴黎塞纳河左岸，为知识分子聚居和经常光顾的地区。
(11) 让·热内（Jean Genet，1910—1986），法国作家，一生坎坷，为荒诞派和先锋派主将，无政府主义和存在主义者。萨特在《热内全集》的序言中将他追求苦行和自我菲薄比作圣徒行为。
(12) 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小说家、剧作家、伦理学和政治学家，其哲学著作涉及人的异化，反映了战后知识分子思想上的迷惘和幻灭。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