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沃尔多夫饭店里的马克思主义者
所以我说，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总之我是主张博爱的。我觉得人们的观念是荒唐可笑的。
——艾奈丝·尼恩(1)
纽约。1949年3月25日，星期二。阴冷而潮湿，冰雪融化，街道泥泞。位于派克大道和50街交叉处的沃尔多夫·埃斯托里亚饭店外，一支人数不多的纠察队在来回走动，在人行道上形成一个缓慢移动的圈子。饭店里却是一片繁忙景象，人声鼎沸，人头攒动。在一年中这样一个季节里，这是罕见的现象。特别是在一间预定的房间里，更是让人感到头痛。
饭店的10层1042房间是一间豪华新婚套房。一整天，从这个套房开出的服务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已经有厚厚的一摞。要求安装额外的电话，接着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电话传到了饭店的电话总机房。需要更多的台灯，每一样东西都不够用，需要增添。要求客房服务的电话连珠炮似的打来，让服务员送汉堡包、沙拉、鞑靼式生拌牛肉末、零点小菜、干红葡萄酒、瓶装啤酒，再送几桶冰块来。这可不像是平常的度蜜月。
当服务员跌跌撞撞地冲进套房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奇特的场面。房间地板上的电话线就像蜘蛛网似的拉开，在电话线的终端，打电话的人弯着腰激动地对着听筒喊叫。每一块可资利用的面积不是被人占用就是堆放着一摞摞杂乱的纸张。套房里烟雾弥漫。两个秘书正根据口授做着记录。浴室里已经放上一台油印机，一名助手在机旁操作，浴室的地面也堆放着散发着油墨气味的纸张。来访者在人堆里进进出出，络绎不绝。
在一片嘈杂声中，参加聚会者当中有几个人神情紧张地看着服务员把大托盘在床沿上放稳，一边伸手索取小费。付账的是谁呢？是纽约大学的哲学教授悉尼·胡克（Sidney Hook），订下这套房间的正是此人。他对花费猛增似乎毫不在意。与胡克同在新婚套房里的有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和她的第三任丈夫，记者鲍登·布罗德沃特（Bowden Broadwater），小说家伊丽莎白·哈德维克（Elizabeth Hardwick）和她的丈夫诗人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尼古拉斯·纳勃科夫，记者评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意大利记者、前蒙曾伯格组织的盟友尼古拉·恰罗蒙特（Nicola Chiaromonte），亚瑟·施莱辛格，《党派评论》的两位编辑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和菲利普·拉夫（Philip Rahv），与反共工会领袖关系友好的劳工问题记者阿诺德·贝奇曼（Arnold Beichmann），另一位劳工问题专家梅尔·皮策利（Mel Pitzele），还有女装业工会的大卫·杜宾斯基（David Dubinsky）。尽管杜宾斯基与在场的那些人在职业上大相径庭，他在这群乱糟糟的知识分子的集会上却显得很安详。
在沃尔多夫·埃斯托里亚饭店楼下舞厅里，疲劳的饭店员工正在这间改为会议室的大厅里做最后的检查。房间一头有一个半月形的讲坛，周围摆放了花。扩音器已经检查完毕，“喂”“喂”的声音已经停止。在主席台上方已经悬挂起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争取和平文化科学会议”。上千名出席会议的代表中有些人已经陆续来到，准备参加开幕式招待会。饭店外面的示威者活跃起来了，当来宾通过转门走进大堂时，他们向客人提出责问。当利莲·赫尔曼、克利福德·奥德茨、伦纳德·伯恩斯坦和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来到时，他们对这些人喊道：“你们这些懦夫！”更难听的轻蔑之辞是留给常春藤联盟的百万富翁科利斯·拉蒙特（Corliss Lamont）的，他是这次会议的赞助人。拉蒙特是J.P.摩根公司投资银行董事长的儿子，就读于菲利普斯学院和哈佛大学。当时他调动了足够的贵族涵养，对愤怒的纠察队投向他的侮辱置之不理。
这次抗议是美国军团、一些天主教和爱国团体组成的右翼联盟组织的。抗议者不满的是，这次大会虽然是由全国艺术、科学和专业工作者理事会主办的，其实只是由苏联人在幕后操纵的。他们声称，这些共产分子在这里聚会并不是为了美国和苏联之间进行友善的思想交流，而是通过宣传丑化美国。实际上他们还是说对了。这次大会是共产党情报局倡议举办的，是一次在美国后院里操纵舆论的大胆举措。苏联代表团团长是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团员中有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tch），这是这个代表团的骄傲。他们都被安置在沃尔多夫饭店的客房里。随同代表团的克格勃“保姆”和党的干部可以为这次“剧院政变”弹冠相庆了。饭店外面的示威者说得有理：赤色分子并不都是躲在床底下的，他们已经上了床了。
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2)也接到了邀请，请他主持大会的一个小组讨论会。米勒写道：“沃尔多夫饭店的每个入口处都被排成一列的修女堵住了。她们是在为与会者的灵魂祈祷，因为这些人受到魔鬼的引诱失去了灵性。这件事成了报纸上一条大新闻。”“开会的那天早晨，当我走到饭店门口时，我不得不从两个跪在人行道上的修女之间穿行过去。当时的情形令人困惑不解。这个世界上的行为和言论似乎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确实发人深思。”1
悉尼·胡克和新婚套间里那群人同饭店外面的示威毫无关联，他们认为，“把揭露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任务交给反动分子去完成是很危险的”，尽管如此，他们来到这家饭店却是出于同样的用意。前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曾经同现在的美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一样围着共产党的轨迹转，此时他们却一道来到饭店楼下参加苏联人操纵的会议。20世纪30年代的纽约确实被称为“令人最感兴趣的苏联的一部分”。不过，1939年的俄德互不侵犯条约又“把一个深感痛楚和沮丧的纽约从苏联怀抱里拉了出来，重新回到了美国”。2胡克和他的朋友们已经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张，政治上站在了中间或右的立场。即使在此时，他的其他同僚却还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编辑和评论家贾森·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后来说道：“斯大林分子仍然是很有实力的一帮。现在他们这一帮人似乎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斯大林分子是否有参与文化的权利。”3人数可观的共产党同路人出现在沃尔多夫饭店似乎证明许多美国思想家担心共产主义**性符咒尚未被除是有道理的。他们担心，尽管有着斯大林的暴行，共产主义的美梦仍然挥之不去，也是有道理的。后来亚瑟·米勒写道：“举行这次会议是想把正在受到威胁的良好传统保持下去。从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起，长期存在着一种敌对状态，只是在共同对付轴心国的4年中，敌对状态中断了一个时期，希特勒的军队被消灭之后，又恢复了原来的敌对状态。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没有苏联的抵抗，纳粹主义就会征服全欧洲，英国也不能幸免，美国被迫陷于孤立就算是最好的结果了，往坏里说，美国甚至可能与法西斯达成一笔交易，起初也许不太情愿，后来也就怡然自得了。我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战后如此激烈地反苏，同时却又维护一个纳粹分子没有得到清除的德国，不仅显得不可思议，而且还可能导致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将摧毁苏联，西方的民主也将同归于尽。”4
在楼上的新婚套房里，气氛紧张起来了。自从3个星期前作出决定要破坏这次会议以来，这群刚刚集合在一起的人就想方设法来建立一个自己的“宣传机器”；“敌方”的准备工作受到监控；破坏工作在这个奇特的委员会成员中进行了分工。他们列了个名单，组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反行动委员会”，其中包括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T.S.艾略特，卡尔·贾斯帕斯（Karl Jaspers），安德烈·马尔罗，雅克·马利丹（Jacques Maritain），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和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uinsky），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艾伯特·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博士(3)也在名单之中，倒也没有因为他也是敌方阵营的会议赞助人而受影响。这批对抗分子利用他们在沃尔多夫饭店里安置的一匹特洛伊木马的有利条件，截取会议组织者的邮件，假造官方声明和发布新闻来破坏对方争取新闻界所作的努力。这个国际反行动委员会向新闻界发布大量的消息，向会议的发言者和赞助人发起挑战，要他们承认是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路人。对于那些良知未泯的人，胡克和他的伙伴们就加快步伐，公开揭露“沃尔多夫会议的领导人的真实身份”。于是在发布新闻时就揭露F.O.马西森参加了一大堆“共产党外围组织”（其中包括“保护淡水湖泊委员会”），霍华德·法西特是一个为共产党做宣传的小说作家，还揭露克利福德·奥德茨也是共产党员（这一点缺乏科学性，因为其依据仅仅是一名前《工人日报》的工作人员曾经这样说过）。
会议开幕的日子日益临近。对于如何破坏会议进程，这批人众说纷纭，分歧很大（后来也是如此）。胡克自封为这个“小小的反共套房”的陆军元帅。他简要地向他的“战友”们布置了如何应付被撵出会场的措施。他们都要随身带一把雨伞，可以用它来敲地板以引起人们对他们的注意。他们还要把自己捆绑在座椅上，这样，轰他们出场就要耽误一点时间。如果不让他们发言，胡克的助手贝奇曼和皮策利就把油印件散发给记者。
后来，实际情况表明，这些游击战略从来就没有付诸实施（尽管还是使用了敲地板这个好办法）。这些颠覆分子没有想到会议竟给他们每人两分钟的发言时间，条件是他们必须等到第一位发言者、犹他州的退休主教讲完他那篇冗长的发言之后，玛丽·麦卡锡把她的问题留给了杰出的哈佛学者、《美国的文艺复兴》一书的作者马西森。他曾经说过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4)是美国共产党的祖师爷。玛丽·麦卡锡向他提出的问题是：“假如爱默生活到现在，你认为他能在苏联生活并进行写作吗？”马西森在回答时承认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又补充说，这个问题从年代上讲不符合逻辑推理，照这个逻辑，那么列宁也不会被准许在美国生活。德怀特·麦克唐纳向法捷耶夫提问，他为什么接受了（苏共）政治局对他的小说《青年近卫军》的批评性“建议”，改写了这部小说？法捷耶夫回答道：“政治局的批评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
尼古拉斯·纳勃科夫决定参加肖斯塔科维奇将要发言的那个小组讨论会。坐在主席台上的那些音乐家都是纳勃科夫认识的，有的甚至还是朋友。他向他们挥手打招呼，他们也不自然地向他报以微笑。正如预料的那样，讨论会枯燥无味。在一个单元即将结束时，纳勃科夫才得到了发言的机会。“在某一天某一期的《真理报》上刊载了一篇未署名的文章。这篇文章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像是一篇社论。文中提到三位西方作曲家，他们是保罗·兴德米特（Paul Hindemith）(5)、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和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他们都被贴上了‘蒙昧主义者’、‘腐朽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者’和‘帝国资本主义走狗’的标签。”“因此，他们的作品‘不准在苏联演奏’。请问肖斯塔科维奇先生，你个人是否同意《真理报》上的这些官方观点？”5
那些打下手的俄国人用俄语大叫：“这是挑衅！”这时克格勃派来的“保姆”在与肖斯塔科维奇咬耳朵，向他授意。然后这位作曲家站了起来，接过递给他的麦克风，脸色灰白，眼睛朝下看着台下，用俄语含混不清地回答说：“我完全同意《真理报》上的观点。”
这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插曲。有谣传说，肖斯塔科维奇这次是奉斯大林本人之命前来参加会议的，谣言也传到了纽约的这次聚会上。一位观察家说：“他被当成一头牺牲的羔羊。他脸色苍白，瘦小、敏感、佝偻、紧张、胆小，紧绷着脸，真是一个悲剧性的令人痛心的形象。”亚瑟·米勒是这样描述的：“他身材矮小瘦弱，眼睛近视。他僵硬笔直地站在那里，像一具木偶。”对于他来说，哪怕表现出一丁点独立精神都是生死攸关的；而纳勃科夫则是一个白俄移民，1939年加入了美国籍，他是安全的。那时纳勃科夫是重拳击向一个胳膊被绑在背后的人。
这场冲突发生在艺术小组会上。作为小组会的主席，亚瑟·米勒为此深感痛苦。“至今，肖斯塔科维奇那天的样子一直萦绕脑际，挥之不去……一副口是心非、有口难言的样子……天晓得那天他在会议室里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他的精神产生过多大的分裂，想把真实想法说出来的冲动是多么强烈，把自己的声音压下去又需要多么大的自制力。他唯恐他的话对美国友善从而再次开罪他的国家，然而正是这个国家让他生活在地狱里。”6
30年后，西方出版了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其中他讲述了在沃尔多夫饭店里发生的那件事。“想起我第一次访问美国至今心有余悸。我受到上至斯大林下至各级行政机构形形色色的人物施加的强大压力。如果没有这种压力，我本来是不会去的。人们有时会说，这次旅行必定十分有趣，看他在照片上笑得多么开心。其实这是一个死囚的微笑。我觉得我已经是个死人了。我不知所云地回答着那些愚蠢透顶的问题。我想我回去后，一切就都结束了。斯大林喜欢用这种方式牵着美国人的鼻子走。他向美国人展示一个人，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然后再把他杀掉。为什么说牵着美国人的鼻子走呢？这样说，用词也许太尖刻了些。他只是愚弄那些心甘情愿被愚弄的人。美国人根本不把我们放在心上。他们只要能活得舒心，睡得香甜，就什么都相信。”7
会议一连开了好几天。T.S.艾略特发来一份电报反对这次会议。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也发来电报，敦促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起来揭露苏联的暴政，这样就会使暴政自食其果而消亡。托马斯·曼（Thomas Mann）曾谴责说，反共是20世纪最大的蠢事，同样，这次也来电支持这次会议。这些所谓的辩论只是例行公事，枯燥无味。只是当一个年轻人诺曼·梅勒横插一杠起来发言时，才在辩论中加了一点佐料，有了一点味道（一位当时的人把他叫作预科学校的学生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他指责美苏两国都执行侵略性外交政策。他的观点是两方都没有料到的。他说这种外交政策使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减少到最低限度。“只要有资本主义存在，就会发生战争，只有建立完善的平等的社会主义，才会有和平。”然后他得出结论：“作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把他看到的真相告诉大家，就要不断地写作。”8梅勒的发言产生魔法般的效果，使对立的双方在一片混乱的争吵中联合了起来。
此时饭店外面的纠察队伍越聚越多，达到上千人，手中挥舞着标语牌。一位观察家对于极右派居然能够调动这么多吵吵嚷嚷又不好对付的死硬分子感到大惑不解。胡克精明而狡猾，按他的说法，沃尔多夫饭店里面的共产主义和外面人行道上好斗的反共产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他让皮策利实施的咄咄逼人的公关活动现在开始起作用了。报界巨头、反共偏执狂人威廉·伦道尔夫·赫斯特向他手下的编辑们下令，要他们跟着胡克的鼓点子紧密配合，谴责“共产党情报局”组织的这次会议及其美国的同路人。
4月份，《时代》和《生活》杂志王国的业主和编辑亨利·鲁斯（Henry Luce）亲自过问《生活》杂志的整整两个版面。这两个版面对克里姆林宫的堕落和美国的上当受骗者大肆攻击。这一期的《生活》杂志上刊印了50张护照相大小的照片，对这些人进行人身攻击，这无异于给麦卡锡参议员事先提供一张非正式的黑名单。多萝西·派克、诺曼·梅勒、伦纳德·伯恩斯坦、莉莲·赫尔曼、艾伦·考普兰、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克利福德·奥德茨，亚瑟·米勒，艾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弗兰克·洛伊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这些人全都被指责加入了共产主义游戏。同是这本《生活》杂志，1943年曾出过一期苏联专刊，封面是斯大林画像，对苏联人民和红军则是一片溢美之词。
亚瑟·米勒回忆道：“当时冷战的压力日益增强。面对这种局势，要参与救援那些战时苏联的盟友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确是事关生死。关于这一点，大家当时都是明白的。交战的气氛是越来越浓了。在会议开幕临近之时，不可否认，对参加会议的人进行惩处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几个月过去之后，‘支持沃尔多夫会议或参加这次会议’成了（对国家）不忠诚的重要标志……一次作家和艺术家的会议在公众中居然引起如此广泛的怀疑和愤怒，在战后的世界上还真是一件新鲜事。”9
危险确实存在。沃尔多夫饭店在战前是一家为少女初入社交界举办舞会而闻名的饭店，如今从沃尔多夫饭店走出来的人都成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注意的人物。他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派出特工渗入会议，并汇报代表们的情况。联邦调查局为小伙子诺曼·梅勒建立了档案。朗斯顿·休斯、亚瑟·米勒、F.O.马西森、莉莲·赫尔曼、达希尔·哈米特和多萝西·派克等人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都在联邦调查局存有档案，身份各不相同，分别被标为“秘密共产党员”“公开的共产党员”或“共产党说客”等，他们新近的反常行动现在又被记录在案。
有几件事说明联邦调查局对于沃尔多夫饭店里的共产党员不仅仅是监控而已。会议结束后不久，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造访利特尔-布朗（Little-Brown）出版公司，向他们转告埃德加·胡佛的意思，不准出版霍华德·法西特的小说新作《斯巴达克斯》。10于是，利特尔-布朗公司就把书稿退还给作者。这本书稿还遭到另外7家出版社的拒绝。阿尔弗雷德·诺夫（Alfred Knopf）甚至连书稿的包装都没有打开就退了回去，还说，一个叛徒的著作，他连一眼也不愿看。这本书最终是1950年由法斯特自己出资出版的。“斯大林分子”无疑被剥夺了文化方面的权利。
由于《生活》杂志的报道，沃尔多夫饭店里共产党人和前共产党人奇特的双人舞在公众中已成为一件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胡克为自己当了这精彩一幕的编舞而感到庆幸。他说：“我们终于挫败了克里姆林宫最为野心勃勃的举措之一。”
胡克1902年12月生于纽约的威廉斯堡，当年这是布鲁克林区最贫困的贫民窟，而这正是孕育共产主义最肥沃的土壤。于是胡克就成了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信徒。胡克身材短小，小小的脸庞上架着一副圆形眼镜，看上去像是一个朴实的圣哲。但是他智力超群，在思想上他就像一名拳击手，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纽约共产主义那种肌肉发达、伤痕累累的形象对他颇有吸引力。他周旋于共产主义各派之间，从斯大林派到托洛茨基派，再到布哈林派，来去自如。他协助美国共产党翻译出版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还一度在莫斯科的马列学院工作。他发表过一系列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最有名的一篇题为《我为什么成为一名共产党人》。这篇文章引发了赫斯特领导的运动，终于使纽约大学把他开除了。
同纽约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苏联的）一系列背叛行为发生之后，胡克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开始动摇了：1936到1937年以叛国罪审判托洛茨基，1939年苏联与纳粹之间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以及斯大林作出了一系列灾难性的错误判断、提出了一系列错误理论和错误政策。胡克公然成为共产党的敌人，被指责为“反革命小爬虫”，他的支持者也都成了“胡克蛀虫”而被清洗出去。1942年胡克向联邦调查局告密，出卖了作者兼编辑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威廉斯堡出身的革命者胡克成了保守主义者的宠儿胡克。11
1949年3月27日星期二将近黄昏时分，警察把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之间位于第四十街上的一个街区用绳子圈了起来。在命名十分贴切的自由大厦的阳台上，胡克同他那支私人部队向拥挤地聚集在布赖恩特广场的人群挥手致意，充满了胜利的喜悦。纳勃科夫写道：“他那个推销员小组……宣传工作做得十分漂亮。”其实，纳勃科夫才是享受水银灯照射的最佳人选。纳勃科夫利用会议结束后的这次聚会发表了一篇关于“苏联作曲家的苦难和党的宣传机关暴政”的演说。他谴责苏联在这次“和平大会”上利用了肖斯塔科维奇。听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讲完后，纳勃科夫看见“一个熟识的面孔从后排站起朝他走了过来。他是我在柏林的一个熟人。我和他同在美国军事占领政府工作。他热情地向我祝贺，他说：‘这件事你和你的朋友们干得极为出色。我们在柏林也应该做一点这样的事。’”12
这位朝他走过来的“朋友”不是别人，就是迈克尔·乔斯尔森。他出现在沃尔多夫·埃斯托里亚饭店的会议上，后来又出席自由大厦的集会，绝不像纳勃科夫所说的“纯属偶然”。乔斯尔森的出现是因为他接到了他的上司、中央情报局隐蔽行动奇才弗兰克·威斯纳的紧急指示。这次“干得漂亮的活动”是从威斯纳的特殊经费中拿出钱来资助的，而乔斯尔森到那里去是监管这笔“投资”是怎样使用的。在大卫·杜宾斯基的机智合作下（杜宾斯基究竟为什么出现在沃尔多夫饭店的那个新婚套间里始终是一个谜），中央情报局买下了胡克设在沃尔多夫饭店的那个据点（杜宾斯基威胁饭店的管理部门说，如果不接待这批知识分子的话，他就叫有关的工会让这家饭店关门），支付了账单（纳勃科夫从杜宾斯基手里接过了巨款带回新婚套房），还确保报纸广泛地刊载有利的报道。
梅尔文·拉斯基也从柏林赶来看胡克是如何把这次文化宣传活动搞起来的（上一年胡克曾在美国占领区担任过“教育顾问”，那时他们两人有过接触）。拉斯基对于沃尔多夫饭店会议上那种剑拔弩张的架势不胜惊讶，也十分兴奋。至于对肖斯塔科维奇的蔑视和讽嘲，他倒有不同的看法。他后来这样说：“他胆小怕事到了极点。他不想挺身而出支持任何事情。有人说，肖斯塔科维奇，有些事比你重要，甚至高于你的音乐。为了更高的目标，不管你愿意与否，你要进门，就必须付入场费。”13
胡克和他那帮沃尔多夫饭店里的朋友们都是付了入场费的。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对于为什么会发生对抗，是不了解内情的。尼古拉·恰罗蒙特对胡克的各种关系是心存疑问的。他曾警告玛丽·麦卡锡，对胡克和他的那些副手们要多加警惕，尽管他的话说得相当隐晦，意思是说在这段乱糟糟的时间里，他们向新闻界发布的言论中包含着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支持：“总之，胡克同他那帮人的所作所为虽然并不表明他们对国务院十分满意，但是最终他们对美国出于政治需要而执行反对俄国人的政策是打算屈从的。”恰罗蒙特接着说道：“采取赞同的立场是命中注定、无法更改的，虽然准确地说，从民主的观点看，这种赞同绝非建设性的。”14
早期就能敏感地察觉到这一点是发人深省的。真不愧为蒙曾伯格托拉斯的政治代理人。他的这份工作锻炼了他的敏锐观察力。尽管恰罗蒙特当时还不明确地知道个中底细，但他的看法已经很接近真相了。如果再进一步，他就会发现，对胡克感兴趣的不仅是国务院，而且还有美国的谍报机构。
亚瑟·米勒本能地感觉到，沃尔多夫会议最终将导致历史倒退，“就像在路上拐了一个U字形的弯”。40年后他写道：“回忆起那次会议，至今还留下了一些黑暗而可怕的谜……人们坐在那里，就像索尔·斯坦因伯格（Saul Steinberg）的漫画，每个画中的人物头顶上方都有一个圆圈，圆圈里画着一些莫名其妙的符号。(6)我们聚集在那里，满屋子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才，少数还是名副其实的天才。回想起来，两个对立的方面都不是绝对正确，无论是替苏联人说话的人还是对赤色分子恨之入骨的人都是如此。简单地说，政治就是需要作出选择，但事实上却无可选择，这种情况并不罕见。棋盘上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走棋子了。”15
但是，对于中央情报局而言，沃尔多夫会议却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可以在这场“伟大的棋赛”中有了一些新招可走。中央情报局特工唐纳德·詹姆森（Donald Jameson）回忆道：“这（次会议）暗示着，在政治层面上维护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方面，西方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会议向当政的人发出了一个强大的信号。这些人懂得，对于共产主义的幻想不可能通过常规的方法就可以驱散的。“现在我们已经明白，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但不是镇压那些人。这些人当中有许多是贵族型的人物。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件事当成总纲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总纲领最终给我们带来了今天所说的冷战。”16
(1)艾奈丝·尼恩（Anais Nin，1903—1977），法裔美国女作家。
(2)亚瑟·米勒（1915—2005），美国剧作家，其剧作《推销员之死》曾在我国上演。其剧作《炼狱》（1953年）影射了1950年初麦卡锡掀起的调查所谓颠覆活动。
(3)施韦策（1875—1965），德国神学家、哲学家，主张“四海一家”。曾与其受过护士训练的妻子同往赤道非洲传教行医，建立医院和麻风村。195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4)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30—1882），美国散文家、思想家、诗人、演说家。神学院毕业，并曾布道。妻子死后，对其信仰和宗教职业产生怀疑，赴欧洲寻找思想出路，深受浪漫主义影响，是美国文艺复兴的领袖。信奉人文主义，南北战争时期反对奴隶制。
(5)保罗·兴德米特（1895—1961），德国重要作曲家，其优秀作品《画家马西斯》1934年由富特文格勒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出。作曲家和指挥均被纳粹文化当局斥之为文化上的布尔什维克和精神上的非雅利安人。
(6)漫画中的人物对话往往表现为在说话人头顶上画一个圆圈，圈中是说的话。米勒的意思是，这次会议上人们说的话都是乱码，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