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十字军征讨的理念
鬼魂告诉我的事真新鲜
原来我在开赴朝鲜；
到那里去做什么我不知道，
啊，美国人，要记牢
我们的理念是十字军征讨。
——罗伯特·洛厄尔，1952年
1950年6月23日深夜，亚瑟·凯斯特勒和他的妻子玛梅因来到巴黎东站，乘夜车前往法兰克福，再从那里转车去柏林。在他们寻找他们的车厢时，巧遇让-保罗·萨特，他也是搭乘同一次列车，不过他是去参加另一个会议。这一次同往常不一样，萨特是单身一人。凯斯特勒夫妇发现西蒙·德·波伏娃（他们给她取了个绰号叫“海狸”）没有与萨特同行，感到如释重负。他们一起吃了一顿自带的晚餐，同他们一起吃饭的还有一名法国秘密警察为凯斯特勒派的保镖，因为共产党威胁说要暗杀他（共产党的日报《人道报》甚至刊登一幅地图，指明凯斯特勒在巴黎附近的海湾喷泉别墅所在地“绿色堤岸”，Verte Rive，以致派了保镖）。虽然近几年他们之间的友谊不断恶化，但是这些意识形态上的敌手相互之间仍有着惺惺相惜的感情。当火车在夏天的夜色里起动时，他们还能在一起开开玩笑。萨特和加缪一道公开表示不承认凯斯特勒的代表大会，而且拒绝参加。尽管如此，那天夜里在火车上，当萨特承认他与波伏娃的友谊因为政治上摩擦的高温已经蒸发殆尽，凯斯特勒还是为萨特感到难过。
在凯斯特勒登上火车的时候，美国的与会代表们正在登上横跨大西洋的航班，这班飞机飞抵德国需要24个小时。虽然最近苏联对柏林的封锁已经撤销，还是只能乘军用飞机才能进入西柏林，这就是说代表们不得不在这次凯斯特勒后来称之为“知识分子空运”的最后一段航程中在法兰克福换乘C-47军用运输飞机。在美国代表团中有詹姆斯·法雷尔，坦内西·威廉姆斯，演员罗伯特·蒙哥马利（Robert Montgomary）、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大卫·利连撒尔（David Lilienthal），《新领袖》杂志的编辑索尔·莱维塔斯，卡尔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匹茨堡邮报》的黑人编辑乔治·斯凯勒（George Schuyler）和黑人记者马克斯·耶根（Max Yergan）。诺贝尔奖获得者、遗传学家赫尔曼·马勒（Herman Muller）带了一个奇特的箱子，里面装着5000只果蝇，作为礼物送给德国的科学家，他们的果蝇种系在战争期间丢失了。
小亚瑟·施莱辛格和悉尼·胡克同在波士顿启程。胡克显然因为觉得去柏林是多么危险而兴奋不已。施莱辛格回忆道：“不知他从哪里得来的怪念头，觉得共产党会从四面八方袭击他。对于这一点他感到异常兴奋。我想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这样。他们以为他们是在开赴战场。特别是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1胡克在沃尔多夫·埃斯托里亚饭店首次尝到短兵相接的滋味之后，现在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参加一次正规的战斗。他大声喊道：“给我1亿美元和1000名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我保证会在斯大林的王国里，在群众甚至在士兵中掀起一股民主的浪潮，这样，斯大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只能顾及他国内的问题了。”2现在他正飞往一个受共产党人四面围困的城市，他幻想出这样一幅景象：俄国人冲入城内，那时，在几个小时内，“所有的代表都成为（东德宪兵的）阶下囚了”。3
尼古拉斯·纳勃科夫在5月份就抵达柏林协助会议的筹备工作，与他同机抵达的还有他的妻子帕特里夏·布莱克（Patricia Blake）。他们乘坐的是一架名叫“青年阿果西公司”的租赁飞机，这家公司是中央情报局利用的所谓中介机构之一。奇普·波伦催促纳勃科夫尽早赶到柏林，因为有“一批艺术家既替苏联人也替纳粹受过，他们来参加会尚有障碍。他希望纳勃科夫为这批艺术家清除障碍。”4詹姆斯·伯纳姆紧随着纳勃科夫也赶到了。他们与乔斯尔森、拉斯基、凯斯特勒、布朗和西洛尼会合，建立了会议的指挥机构，其总部就设在拉斯基的家里。
在一次这批人的晚餐碰头会上，西洛尼说，在战争期间，只要他发现在他的抵抗运动中有英国或美国情报人员，他一律将其清除出去，因为他要凭自己的良心“打一场自己的战争”。5乔斯尔森、伯纳姆和拉斯基对于他这番话有什么感受，不得而知，只能靠我们去想象了。他们都明白西洛尼现在参与这场战争恰恰是别人在那里操控的，不过西洛尼本人也许并不清楚。在那个年代，人们纯洁的理想都遭到**，而西洛尼的经历恰恰构成了对这一时代的讽刺。在20世纪20年代，他为苏联人经营一个地下网络，后来他就后悔了。从1928年到1930年，他曾与墨索里尼的秘密情报间谍机构（OVRA）合作（当时这是一种痛苦的处境，因为他的同胞兄弟遭法西斯逮捕，在意大利的一所监狱里苦度岁月，直至在狱中死去）。1930年4月，他写信表示要断绝与OVRA联系人的关系，他解释说他已经决心要在他的生活中“消除一切虚假、口是心非、暧昧不清和神秘的东西”6。1942年他写道，“当今我们在精神上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获得精神的解放，从炮火、宣传战和新闻界的胡说八道中摆脱出来。”7战争期间流亡于瑞士时，西洛尼曾经是美国派驻欧洲的间谍头目艾伦·杜勒斯的特情人员；1944年10月，战略情报局的特工塞拉菲诺·罗莫奥蒂（Serafino Romualdi）被派往法瑞边界，据说带去由两架飞机运送的武器和弹药供法国抵抗运动使用。但是他真正的使命却是经过特别安排的渠道秘密地将西洛尼送到意大利。现在，到了1950年，西洛尼又再次被卷入一个秘密的世界。为他辩解的人强调，西洛尼对于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幕后的主办人是一无所知的。但是他的孀妻后来回忆说，他最初不愿参加这次会议，因为他怀疑这是“美国国务院的一次行动”。凯斯特勒一直不太喜欢西洛尼这个人。会议开了几天之后，凯斯特勒对一位朋友说他“一直对西洛尼是否诚实表示怀疑。现在我知道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人”。8
接受秘密经费的还有英国的代表们：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朱利安·艾默里（Julian Amery）、A.J.艾尔、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哈罗德·戴维斯（Harold Davis）、克里斯托弗·霍利斯（Christopher Hollis）和彼得·德·门德尔松（Peter de Mendelssohn）。他们这次赴柏林是外交部通过情报研究局秘密资助的。来自法国的代表有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大卫·鲁赛、里米·鲁瑞（Rémy Roure）、安德烈·菲利普（André Philip）、克劳德·莫里亚克（Claude Mauriac）、安德烈·马尔罗、儒勒·罗曼（Jules Romains）、乔治·奥尔特曼（George Altman）；来自意大利的有伊格拉齐奥·西洛尼、吉多·皮奥韦内（Guido Piovene）、阿尔蒂罗·斯皮纳利（Altiero Spineili）、弗朗哥·隆巴蒂（Franco Lombardi）、默齐奥·马佐齐（Muzzio Mazzochi）和波纳文图拉·泰克奇（Bonaventura Tecchi）。6月25日晚，这些人和其他200名代表中的大多数人都到了。他们被安排在美国占领区的民房或旅店里，大多数人因旅途劳顿，那天晚上都早早安歇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他们都获悉共产党支持的北朝鲜军队跨过38°线向南方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6月26日下午，当他们在泰坦尼亚宫集合参加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时，柏林爱乐乐团为他们演奏了阴沉的《埃格蒙特序曲》，这首乐曲是精心挑选的，对于这批自认为来参加一场阴沉的英雄戏剧的听众来说十分适宜。
柏林市市长厄恩斯特·路透（他本人也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与列宁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请代表们和4000名听众起立，为那些为自由而战的牺牲者和至今仍在集中营受难的人默哀。在他的开幕词中，他强调了柏林这次大会的重大意义：“自由这个词似乎已经失去了它强大的威力，但对于认识到它的价值而又失去了自由的人来说，仍然有着不可比拟的意义。”9
此后的4天，代表们参加完一个小组讨论会又去参加下一个小组会，由导游陪同参观勃兰登堡门、波茨坦广场和东西柏林的分界线，接着又参加记者会、鸡尾酒会和专场音乐会。会议过程中有5场主要的辩论会，围绕以下几个主题进行：“科学与极权主义”，“艺术、艺术家和自由”，“自由社会的公民”，“保卫和平与自由”和“自由世界的自由文化”。在如何最好地反对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认识上出现了两极化，集中表现在亚瑟·凯斯特勒和伊格拉齐奥·西洛尼两人的演讲中。凯斯特勒要求把西方的知识界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坚定不移的战斗队，来推翻共产主义。劳伦斯·德诺夫维尔一直在替中央情报局密切监控会议的进展状况。据他回忆说：“施莱辛格参加了会议，他作了一个极为枯燥又冷冰冰的发言。在他发言之后是凯斯特勒发言，他讲得十分动感情，感动了许多人。听上去简直像十字军对异教徒的讨伐。凯斯特勒改变了（讨论会的）基调。”10
詹姆斯·伯纳姆的发言将原子弹分为“好的”和坏的。冷战战士咄咄逼人的调子在他的发言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一个月前在一次晚餐时，他曾就这个主题和凯斯特勒夫妇讨论过，试探他们对此的观点。在餐桌上，伯纳姆曾说过，只要美国向苏联所有的大城市投下原子弹，就可以在一天之内使苏联彻底瘫痪。凯斯特勒的妻子评论说：“他看上去对这个念头很有一点得意。”她还说，“伯纳姆的样子温文尔雅，挺可爱的……但在使用什么手段上却不像凯（斯特勒）那样小心谨慎。他还说，在某种情况下，他倒不一定反对用刑。”11这种语言确实令人目瞪口呆，而这种语言也正是造成冷战的因素之一（冷战的双方都是如此）。现在伯纳姆就是用这种语言宣称，他“反对那些储存在西伯利亚或高加索的原子弹，因为它们就是造出来毁灭巴黎、伦敦、罗马、布鲁塞尔、斯德哥尔摩、纽约、芝加哥……柏林以及整个西方文明的。但是我拥护在洛斯阿拉莫斯、汉福德和橡树岭制造出来的原子弹，我不知道它们储存在哪儿，洛基山还是美国的沙漠地带，但它们5年来保卫了西欧的自由，而且是唯一能够保卫西欧自由的武器。”12对于他的这番话，安德烈·菲利普回答道，当原子弹掉下来的时候，“它们可分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是反对者还是自由战士。”
有人质问美国谴责苏联在道德上是否采取对等的原则。伯纳姆和胡克就把火力对准他们。胡克说道：“萨特和梅洛-庞蒂拒绝参加代表大会，甚至不想在会上捍卫自己的观点。他们支持过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那时他们也知道法国和美国对黑人是不公平的，但是现在却因为黑人尚未受到公平待遇，他们就能觉得西方防止共产党的侵略是不公平的。”13据乔治·斯凯勒说，美国白人和黑人的平等已为期不远了。他向与会代表们散发了一份报告，列举了许多数据，说明美国黑人的状况一直在改善，而这完全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一直有能力适应情况的变化。黑人记者马克斯·耶根列举罗斯福时代以来非裔美国人状况的改善，用这段历史来支持斯凯勒的报告。
伯纳姆从一个社会主义者转变为右派，干脆从温和的中间派上面一跃而过，连一个过渡都没有。像他这样的人，对于没有脊梁骨的左派是不会有好感的。“我们自己说的话使我们落入了陷阱，把我们困住了。左倾的诱饵已证明是给我们准备的一剂毒药。共产党已经抢占了我们的语言武器库，用我们提出的口号捆住了我们的手脚。‘非党左派’中的进步分子在货真价实的共产党人面前总是有一种负罪感，吓得浑身发抖。共产党人现在使用同样的语汇，但是他们在行动上却是大胆而坚定，在‘非党左派’眼里他们是孤胆英雄。”14当伯纳姆站在那里痛斥非党左派时，有些代表不禁自问：“右派把世界说成不是黑就是白（用凯斯特勒那种《圣经》祷词式的语言，就是‘汝言是则是，汝言否则否’），也许他们同极左派一样，也是对自由民主的一种威胁。”
对于凯斯特勒定的、其他发言者接过去的挑衅性调子，休·特雷弗-罗珀惊骇不已。他回忆道：“会上简直没有什么严肃的讨论。在我看来，根本不是什么理智的讨论。我发现这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回击（苏联的和平大会），连使用的语言都是一样的。我原来指望在会上可以听到与会者提出并捍卫西方的观点，为的是提供一个更好的、更持久的选择。但是我们听到的是一片辱骂声。除了‘揍死他们！’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别的可说似的，给人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弗兰兹·博克诺的发言非常激烈，几乎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他用的是德语，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在我听他讲话时，我听到众多的听众中发出狼嚎般的赞同声。这么说吧，我的感觉是，7年前戈培尔博士在体育宫用德语谴责共产主义时也许也有这种狼嚎般的赞许声，难道现在的听众就是那批人？另外，我还觉得我们是不是把自己与那种人等同起来了？我感到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大震动。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有一刹那我觉得我们被邀请来是为了‘招来魔王驱撒旦’。”15
悉尼·胡克极力为凯斯特勒辩护，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朋友“像背诵九九乘法表似的列举了一些铁的事实，这种方式难免使一些人对他生气。”何况他还有个不好的习惯，每当说到得意之处，总是像“柴郡猫似的咧嘴露齿地嘻嘻笑”。西洛尼则要灵活得多。他强调说，西方按基督教精神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本来就要从共产主义这个上帝那里偷火种的。安德烈·菲利普也代表了这种温和的观点，在俄国和美国之间走中间道路：“现在欧洲是大病初愈，十分虚弱。美国人为我们送来了治病的青霉素，而苏联人给我们送来了细菌。任何一个医生当然是希望两者都要有。但是作为欧洲人，我们的责任是尽快地处理细菌问题，这样我们就不再需要药物了。”16
对于那些强硬派来说，拥护“等距离”观点无异于某种异端邪说。梅尔文·拉斯基宣称：“中立主义是苏联人提出的一种思想或运动。”17这番话是他接着罗伯特·蒙哥马利的话说的，蒙哥马利在拉斯基之前曾高声叫道：“自由这间屋子里没有中立主义立足之地。”英国代表团不愿加入这场十字军式的口舌讨伐，都支持塔利兰德（Talleyrand）的劝告——他让大家“不要激动”。休·特雷弗-罗珀总结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必须在世界上烧起一把火来，为博克诺和凯斯特勒这样的人开脱罪责”。18
政治上变节是否有理成了柏林代表大会的重大问题，悉尼·胡克报道说：“后来一位德国人格里姆先生（Herr Grimme）站起来讲话了。他是一名牧师，说起话来嗓音就像雾角(1)的声音。他强调说，这些具体的问题基本上是宗教性的。他的发言固然振振有词，实际上空洞无物，直到最后读到品格问题才有了一点具体内容。他以某种蔑视的口吻说凯斯特勒是一个政治上的变节者，他现在狂热地反对的正是他过去狂热地拥护的，这倒是表明他从来没有背弃他的辩证唯物主义。”19
凯斯特勒已经发现那些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的人对于像他这样的改变政治信仰的人心里有一股怒气。在重述了这些论点之后，凯斯特勒写道：“这批前共产党员不仅是一些令人生厌的卡桑德拉(2)，就像过去那些反纳粹的难民一样，而且他们还是一批失去飞翔能力而降落人间的天使，他们无聊地揭露天堂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世界上的人对于天主教或共产主义的改变信仰者是尊重的，但是憎恶那些脱去法衣的牧师，不管他们信仰什么。这种态度说明讨厌叛教者是合理的。但是改变信仰也是对以往的信仰或不信仰的背叛，他们也随时准备迫害那些至今坚持不变的信仰者。这种人却可以得到原谅，因为他们还有信仰，而那些前共产党或脱去法衣的牧师则已丧失了信仰，因而构成对于幻想的威胁，或者使人想起那种令人憎恶的、具有危险性的空虚。”20
这个令人生厌的卡桑德拉们的问题使官方也颇感棘手。负责国际新闻(3) 的助理国务卿爱德华·巴雷特（Edward Barret）觉得他有责任对利用这批人是否妥当提出质疑。“目前的趋势是把这些前共产党员抬到名人的地位，让他们在崇高的讲坛上对公民现身说法，使他们保持足够的清醒，永远不要加入共产党。”此举是否明智值得怀疑。“我们有些人对于典型的前共产党员，尤其是新近脱党者在提供情况和情报方面极有价值这一点是有怀疑的，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他们确实提醒我们世上并无永恒的真理。”21
乔斯尔森始终没有露面，但是对于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了解的。休·特雷弗-罗珀对于那种十字军般的调子所作的热烈反应感到吃惊，而且越来越强烈。特雷弗-罗珀和英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只要有机会，都明确表达了他们的不同意见。但是他们表达不同意越来越困难了，因为高坐在讲台上的那批“指挥者”（其中最主要的是拉斯基）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十分小心地避免给那些“拍桌子的人”发言的机会。拉斯基无处不在，他做组织工作，进行劝诱，起草新闻稿，还导演了一场写过《斯大林格勒》、躲在斯图加特的前共产党员、德国作家西奥多·普赖维厄（Theodor Pleivier）戏剧性地出现的场面。原来他只向大会发来过函电。但是当他得到北朝鲜发动攻势的消息后，竟不顾他在访问柏林时被苏联人或东德人绑架的危险，毅然飞抵柏林（虽然美国人安排全天候保卫工作已使这种可能性大大减少）。
对于拉斯基的张狂表现，远在美国政策协调处的威斯纳十分震怒。他为此担忧是完全有道理的。6月24日代表大会开幕前夕，东德政府的宣传部部长格哈特·艾斯勒的办公室发表了一项声明，声称东柏林的共产党文化宫着火是“美国秘密警察和间谍梅尔文·拉斯基一伙所为”。艾斯勒的声明在美国的报纸上进行了报道。声明称，放火焚毁共产党的俱乐部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序幕（艾斯勒将这次大会称为“帝国主义知识分子的”为期6天的自行车赛）。不过这一阴谋未能得逞，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当有人向拉斯基问起此事时，他还是以惯常的讽嘲口吻回答说：“是的，说得不错。我们是用直升机把伪装成马铃薯害虫的萤火虫扔下去放火焚烧这所房子的。”22但是威斯纳可没有觉得那么有趣，他打电报向柏林发出指示，指令今后不要再让人看到拉斯基与这次代表大会有任何关系。
但是，要根除围绕着大会的各种谣言，仅仅调走拉斯基是远远不够的。有些代表猜测经费是谁出的。在欧洲已经残破不全的时候，这次代表大会居然开成这样大的规模，似乎证实了一种谣传，说这次大会并非会议的组织者声称的那样，是一次自发的，“独立的”大会。劳伦斯·德诺夫维尔有这么多的钱以致他不知道如何处置这笔钱：“我不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我从来没有支票之类的东西，我拿到的钱似乎都是马克现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23这一点也没有逃过特雷弗-罗珀的注意，他闻到一股老鼠的味道。“我一到柏林就发现整个这次活动的规模宏大……我已经意识到一定是一个强大的政府机构资助的。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想当然地认为这是美国政府通过某种方式组织的。这一点，从一开始对我来说就是十分明确的。”24几年之后，中央情报局的汤姆·布雷顿回忆说，只要有一点常识就能看出大会的幕后是谁在主使：“我必须记住，那些年我们一直在谈论欧洲已经崩溃了。如果说当时谁还有一点钱的话，那很可能就是某些犯罪组织。根本就没有钱。因此，他们当然要向美国要钱。”25
会议于6月29日结束。当天，1.5万人聚集在芬克顿体育馆前炎炎烈日下，凯斯特勒作了一篇极不寻常的演讲，他带着胜利的喜悦大声疾呼：“朋友们，自由已经发起进攻了！”然后他宣读《自由宣言》，这份共有14点的宣言为文化自由确立了一个新的章程。在设于查洛顿伯格的斯坦因广场饭店里的拉斯基的据点里，凯斯特勒在开了一整夜会议之后起草的这份宣言，是在他本人、伯纳姆、布朗、胡克和拉斯基的强大进攻战术下通过的，据凯斯特勒的妻子说，实际上没有遭到任何反对。但是其中有一条声称不能容忍马克思主义观点，却遭到英国代表团的强烈抗争，他们要求删去这一触犯法律的条文。从本质上讲，英国人反对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一种臆断来引导那些好斗的反共分子，使他们认为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算不得是“政治哲学，只不过是苏联战略的操作手册”。26这也是美国许多外交政策制定者常用的手法。在采纳了英国人提出的修正意见之后，这份宣言即被作为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精神和哲学基础获得通过。针对“一切决心要争回他们失去的自由权利、决心维护并扩大他们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人”，宣言声称，“我们认为，思想自由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这一自由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应界定为人人都有坚持和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利，尤其是与其统治者不相同的意见。人如果被剥夺了说‘不’的权利，那么他就成为奴隶了。”27宣言宣称，自由与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同时警告说，“只有在每个政府将其行动交给其治下的人民来监督和检查，和平才能得到维护。”其他的条文则强调，“容忍不同意见是自由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遵守宽容的原则从逻辑上讲就是不允许采取不宽容的做法。”任何“种族、国家、阶级或宗教都不得自称为自由这个概念的唯一代表，也不得在所谓最终理想或崇高目标的名义下剥夺其他人群或信徒的自由。我们认为，判断任何社会是否对历史做出了贡献，只能根据这个社会的成员实际享有自由的程度和质量。”宣言接着谴责极权主义国家强行限制其人民的自由，其“手段远远超过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一切暴政。”宣言接着宣称，“面对这种挑战而采取冷漠或中立态度，就是对人类的背叛，就是放弃思想自由。”宣言表示要承担起保卫现有的自由权利和重新争得已失去的自由权利的责任，在休·特雷弗-罗珀的坚持下，又加上了“创造新的自由权利……并对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的问题提出新的、建设性的解决办法的义务。”28
这确实是一个应该在巷战的路障中宣读的宣言。凯斯特勒，当代的罗伯斯庇尔(4)（虽然身旁有两名美国保镖护卫）面对这种场面激奋不已。这份宣言是判断个人和机构是否献身于完全的言论自由和思想与意见的自由传播的框架。如果共产党人或法西斯分子彻底地违反人身保护权，那么这份宣言就是坚决反抗破坏人身权利的誓言。这个文件是自由权利的试金石，但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自身可能屹立不倒，却也可能声名狼藉。
会议结束了，华盛顿的主办人弹冠相庆。威斯纳向全体参与人员致“衷心的祝贺”，而政界的庇护者又向威斯纳致贺。国防部的代表约翰·马格鲁德（John Magrude）称赞这次大会是一个微妙的高智力水平的秘密行动，一场最出色的非常规战争。据报道，杜鲁门本人“感到非常高兴”。美国在柏林的占领政府官员感到“明显地提高西柏林人员的士气，他们相信这次胜利最重要的结果将体现在1945年以来政治上动摇不定的西方知识分子身上。”有一篇报道称，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实际上激励了一些著名的文化界领袖人物放弃了他们那种谙于世故、善于思考的冷漠态度，转而采取一种反对极权主义立场。”29
上面所引的这个结论也许有些夸大其词，目的是向政府中的高级战略家兜售这次代表大会。无疑，休·特雷弗-罗珀和英国那批人还没有信服。回到英国以后，特雷弗-罗珀立即获悉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向英国外交部的国僚们抱怨说，“你们派去的这批人破坏了代表大会”。这就证实了特雷弗-罗珀怀疑美国政府参与了柏林会议是正确的。但这同时揭示了官方对于特雷弗-罗珀的行为是恼怒的。乔斯尔森和他在中央情报局的上司们明白了，要争取英国知识分子加入他们的计划，还需要作出新的努力。
(1)雾角（fog horn），船上用的一种鸣笛。当海上大雾时，船只拉响雾角示警，其声音大而刺耳。
(2)卡桑德拉（Cassandra），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最后一位国王和其妻所生的女儿。为阿波罗所爱而被赐予预测凶吉的本领。但因不肯委身阿波罗神受到诅咒，以致无人相信她的预言，这里指无人相信的预言家。
(3) “国际新闻”原文为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似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的国际新闻署（IIA）。曾任国务院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巴雷特，后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4)罗伯斯比尔（Robespiere，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曾领导雅各宾派政府，平定反革命叛乱，镇压反对派。上文中“巷战的路障”似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巴黎街头所设路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