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命运的选择

世界上没有完全清白的东西。沾上一点儿污点的清白就算是不错的了。

——麦克·哈默，引自米基·斯皮兰《致命的吻》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已经把美国的立场讲得很清楚了。现在中央情报局的建立又让冷战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情报局是根据1947年7月26日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建立的，原来是想通过它协调外交和军方的情报工作。关键是该法又用极为含混的文字授权中央情报局去执行一些未经明确规定的共同关注的任务以及其他的一些职能和工作，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也是根据国家安全法设立的）的任务和职务类似。后来有一份政府报告是这样说的：“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没有任何一条明确授权中央情报局去搜集情报和秘密干预他国事务。但是历届总统都利用‘其他此类职能’这一弹性极大的提法让中央情报局从事间谍活动、秘密行动、准军事行动以及搜集技术情报的活动。”1

中央情报局的建立标志着对美国传统政治规范进行了一次彻底大翻修。中央情报局借以建立的那些法律条文将“必要的谎言”和“说得过去的矢口否认”的概念制度化，确认其为合法的和平时期战略，从长远来看，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政府层次，使任何责任感都无法阻止它在国内和国外滥用权力。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一部不朽之作《哈洛特的幽灵》（Harlot's Ghost）中有一个真名实姓的主人公，这个人物典型地说明了这种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哈洛特说道：“我们打探一切方面的消息。如果说好的外交官是外交政策的工具，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知道明年的天气如何。凡是我们能接触到的地方，我们都有这个任务：金融、媒体、劳工关系、经济生产、电视产生的主要后果，等等，无所不包，我们合法地予以关注的问题无穷无尽。没有人能说得清我们有多少信息渠道。不知道有多少五角大楼里的家伙、海军里的人物、国会议员、各种思想库里的教授、土壤侵蚀专家、学生领袖、外交官、公司的律师，凡是说得出来的，我们都有！他们都为我们提供情况。”2

中央情报局拥有航空公司、无线电台、报纸、保险公司和房地产，在过去几十年内，它在世界事务中的存在规模如此之大，以致人们疑心在每片灌木丛后面都有中央情报局存在。一位中央情报局人员后来抱怨说：“就像多萝西·派克（Dorothy Parker）其人和她所说的那样，对于中央情报局所作所为乃至一些它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做的事，历来是毁誉参半。”3灾难性的猪湾事件根本没有改善中央情报局在公众中的形象。中央情报局的人员都是冷酷无情、虚伪狡诈，这批“丑陋的美国人”都是透过表面不平的镜子看世界，看到的是被扭曲了的世界。这就是人们心目中固定的中央情报局的负面形象。

毫无疑问，历史不断证实了这种看法。杜鲁门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家安全法认可了美国的对外侵略和干预。不过，中央情报局进行的超级海盗行径掩盖了有关该局那些不那么明显具有灾难性的真相。最初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在某种使命感的激励下，一心要从共产主义的黑暗中拯救自由。一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将这种使命感喻为“十二骑士团”(1)精神。4早期的中央情报局主要是受东海岸和常春藤联盟势力的影响，这批人亲英，出类拔萃，他们觉得他们的行动是符合启蒙运动的传统和独立宣言的原则的，因而也是完全正当的。

就这一点而言，中央情报局是继承了其战时的前身战略情报局的特征的。战略情报局成立于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1945年9月被杜鲁门解散，因他当时说过在和平时期他不想同“盖世太保”打交道。这种本能的恐惧并不反映战略情报局的实际情况。鉴于战略情报局具有一种俱乐部和大学同学会的特性，人们给它取了一个诨名叫作“社交性团体”(2)。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Drew Pearson）则称之为“华盛顿少见的最奇特的群体，里面有偶尔涉足这个行当的外交官，华尔街的银行家，还有业余侦探。”5“每个战略情报局的军官都携带一个背包，里面有卡宾枪一支，手榴弹数枚，金币若干，还有一颗立即致命的毒药丸。”以上是与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尔（疯狂的比尔）·多诺万将军工作关系密切的汤姆·布雷顿（Tom Braden）的回忆。他还回忆说：“多诺万有一次外出时把他的毒药丸忘在多切斯特饭店的抽屉里，他让大卫·布鲁斯（David Bruce）从法国打电报给这家饭店女服务员，叫她把这颗药丸寄给他。比尔·多诺万真是他那个时代的传奇式的人物。有一次他对我说：‘布雷顿，如果有一天身陷险境，你就拔出刀来，扎进他的睾丸。’”6

与战略情报局有关的立法基本上不禁止他们做哪些事，实际上他们做什么事都是准许的。战略情报局的成员就像现在的代理领事，他们在战时的欧洲东**西闯，第一位OSS成员在1944年秋天德国人撤退后来到布加勒斯特，他在罗马尼亚成了内阁会议必到的客人。他对同事们吹嘘说：“在他们投票表决前，先要问一问我是怎么想的……我提出的一些法律都是一致通过。我从来不知道管理一个国家原来是这么容易。”7其实，大多数战略情报局的人员生来就是要管理国家的。多诺万从美国重要的公司、政治、学术和文化机构中招募了一批精英分子，这些人来自美国最有权势的机构和家庭。梅隆家族的成员在马德里、伦敦、日内瓦和巴黎做间谍，保罗·梅隆（Paul Mellon）在伦敦为特别行动首脑工作。他的一个姐妹艾尔萨（Ailsa）一度以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而闻名。她就嫁给了战略情报局驻伦敦的首脑大卫·布鲁斯，而布鲁斯也是一位美国参议员的儿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J.P.摩根的两个儿子都加入了战略情报局。范德比尔特、杜邦、阿奇博尔德（美孚石油公司）、赖恩（公平人寿保险）、韦尔（梅西百货公司）、惠特尼等家族都有人参加了多诺万这支秘密部队。(3)

其他被战略情报局招募来的名人还有：导游书籍出版商尤金·福多尔（Eugene Fodor）、纽约的记者马赛洛·吉罗西（Marcello Girosi），他后来成为意大利和美国电影制片人，其影片由索菲亚·罗兰（Sophia Loren）主演；伊利亚·托尔斯泰（Ilia Tolstoy），移居美国的著名小说家托尔斯泰的孙子，他作为战略情报局的一员在拉萨执行任务；朱莉娅·麦克·威廉姆斯·查尔德（Julia McWilliams Child），后来成为著名的厨师，当时在重庆保管战略情报局的档案。此外还有雷蒙德·盖斯特（Raymond Guest），善于打马球的社会名流，温斯顿·丘吉尔的表兄弟，在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广泛开展行动。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他是多诺万的密友和合作者，厄内斯特·海明威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儿子约翰也参加了战略情报局。

虽然有一位批评家对这批人颇有微词，说战略情报局人员中有许多人似乎就是一批典型大学生气质的年轻人，他们加入战略情报局也许只是为逃避常规的服兵役义务，对他们来说，只是玩玩而已。8但是也有人认为他们从事这种既不合法又不正统的活动是甘冒风险，甚至有可能牺牲了他们成为银行家、企业管理人员、高级从政者的地位。9战略情报局解散后，他们当中许多人又过起普通人的生活。多诺万杰出的副手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曾负责战略情报局在欧洲的行动，这时又回到纽约法律界重操旧业，成为呼吁建立常设美国情报机构的核心人物。这批人的绰号叫作“派克大道的牛仔”，其中有克米特·（金）·罗斯福（Kermit “Kim” Roosevelt），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特蕾西·巴恩斯（Tracy Barnes），她曾帮助艾伦·杜勒斯从齐亚诺伯爵夫人那里找到著名的齐亚诺（Ciano）(4) 日记；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5)和弗兰克·威斯纳（Frank Wisner）则从被占领的德国带来军事情报的小道消息；还有罗亚尔·泰勒（Royall Tyler），他不久即担任了世界银行驻巴黎办事处主任。

这些人在战略情报局工作的经历根本没有使他们的前程受损，相反这段经历倒使他们名声卓著，并且因为同属一批名校学生，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结成一张新的网络。上述这些情况再加上他们早期都有参与非法性和非正统活动的经历，使他们成为中央情报局的丰富人力资源。正是这批历史性的精英人物，这批常春藤联盟的校友，对美国的公司董事会、学术机构、各大报纸和传媒、律师事务所和政府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这批人又挺身而出，加入了羽毛未丰的中央情报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身于集中在华盛顿的百十来个富豪家族，被人们称之为“穴居人”(6) 。他们主张继承并保持他们的祖先所遵循的圣公会教派和长老会教派(7) 的价值观。他们是在超群的智力、高超的体育技能和优雅的贵族气质的原则以及基督教的伦理观念下培育成长起来的。他们奉为楷模的是恩迪科特·皮博迪牧师这样的人物。皮博迪创办了格罗顿学校，这所学校是按照伊顿公学、哈罗学院和温彻斯特学院(8) 的模式办的。这所学校是许多国家领导人的母校。由于他们受到基督教品德的教育，认定享有权力必尽义务，因此他们信奉民主，但警惕产生无限度的平均主义。威利·勃兰特有句名言：“我们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不是上帝恩宠的天之骄子。”对于这批人来说，这句话应当反过来说：我们是天之骄子，而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人。

那些没有加入战略情报局的人，在战争时期则在国务院和外交部门出道。他们聚集在查尔斯·（奇普）·波伦（Charles “Chip” Bohlen）这类人的周围。波伦后来曾出任驻法大使。在20世纪40年代的最初几年，波伦在乔治敦邓巴顿大道的寓所成为知识界聚会的中心，其座上客中有乔治·坎南和艾赛亚·伯林。他们在华盛顿圈内享有“先知”(9)的称号。一位观察家把坎南、波伦和伯林称为“意气相投、志同道合的三人小组”。波伦是新兴学科“克里姆林宫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曾在苏联生活，认识苏联的领导人和官员，研究过苏联意识形态方面的文献，并能引用其中的一些经典。他在苏联亲历了30年代后期的清洗和审判，对日丹诺夫的文化政策产生的影响有着亲身体会。波伦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两句名言，其一是‘酒精对我不起作用’，其二是‘我了解俄国人’。”为了加深对苏联的了解，他求教于艾赛亚·伯林和尼古拉斯·纳勃科夫，后者当时在司法部工作。波伦常恭维纳勃科夫是一笔“宝贵精神财富”，而纳勃科夫也恭维波伦，称他为“我的榜样，给我出主意的源泉”。

纳勃科夫后来写道：“这些新结交的朋友对‘约大叔’(10) 不抱幻想，即使还有一点点，那也是微乎其微。在那一年代，这批人在许多方面都是华盛顿的一群不合时宜的人，也许在全美国也是如此。当时的美国沉浸于一种亲苏的气氛之中，这一点在邓巴顿大道的寓所里的人中间是没有一个人苟同的。美国的主流公众舆论对俄国的态度在三年内有两次大变化。先是反对苏联。这是在波兰被分割和‘邪恶’的芬兰战争之后。在报纸上，斯大林的漫画形象是一个既像狼又像熊的怪物。后来突然间舆论又倒向苏联。那是纳粹于1941年入侵苏联之后。一夜之间斯大林又被美化了。漫画中斯大林的形象摇身一变成为全身披挂的骑士与蜂拥而来的条顿人(11) 作战，保卫克里姆林宫，或者按玛格丽特·柏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特有的细长而偶像化的侧面摄影来再现斯大林的形象。在此后的1943年，斯大林格勒一战又强化了亲苏情绪。轻信的美国人争辩说：‘你看，先前那种共产主义再也不会回到俄国来了。战争结束后，苏联将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斯大林不是已经把东正教大主教从流放中召回了吗？还有那些作家和诗人不也都回来了吗？还有，斯大林不是已经恢复了军衔制，而且还重新确认了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吗？其中甚至还有一些沙皇和圣徒，像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2)和彼得大帝？’邓巴顿大道的那些怀疑论者却不这样认为。正如坎南有一次说的，他们知道斯大林主义是不可逆转的。”10

邓巴顿大道的怀疑论者队伍又增添了新生力量：大卫·布鲁斯、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13) 、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还有邦迪兄弟（Bundy brothers），都加入进来。经过长时间的交换意见，又经过知识分子的热情和酒精的加热，他们对新世界秩序的看法开始成型了。这些人是国际主义者，不怕得罪人而且逞强好胜，对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具有十分坚定的信念，把这种价值观让他人接受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是当代的贵族，是维护民主的骑士，而且还觉得这两者之间并无相悖之处。就是这批精英分子在管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国内则制定法律。从思想库到各种基金会，从公司董事会到乡绅俱乐部成员，一批官僚和要人通过他们在各种机构的隶属关系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而且都共同深信他们高人一等。他们的使命就是要确立战后美国的统治权，并证明这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他们坚定地支持中央情报局，而中央情报局很快就从他们在学校、企业和已解散的战略情报局的朋友中配备了人员。

在那些具有共同信念的美国精英阶层中，最重要的发言人是乔治·坎南。他是个学者型的外交官，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者，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也是中央情报局的创始人之一。1947年，他认为意大利濒临一场由共产党人支持的内战，他主张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预。他告知国务院，“这将导致暴力冲突，很可能使意大利陷入军事割据的局面”，但是“也可能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取得选举的胜利。如果我们对此袖手旁观，那么就是让共产党在一次政变中夺取整个半岛，从而波及周边地区，造成恐慌。”11幸亏杜鲁门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不过他确实授权秘密干预意大利的选举。到了1947年8月，坎南的观点有所变化，不过他并未改变他对苏联威胁的本质的看法，只是用什么手段来对付它，他有新的见解。他曾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X》，在文中他提出了早期冷战中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主题。他宣称，克里姆林宫竭力用其狂热的意识形态来占领它能够达到的“世界每个角落”。他提出了一项对策，那就是美国要建立一支永久性的抗衡力量，对苏联“保持警惕，坚定地对它进行遏制”。他提出的政策建议中包括“最大限度地提高宣传和政治战的技巧”。12作为政策计划处（这个机构就是为对欧洲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遏制而设立的）主任，由他来执行这项政策是名正言顺的。关于他主管的这个机构，他后来这样写道：“世界就是我们嘴边的一只牡蛎。”

正是坎南1947年在国立战争学院的一次讲演中提出了“必要的谎言是美国战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概念。他说，共产主义者在欧洲已经占有强有力的地位，对我们保持着巨大的优势。他们的手段就是“无耻而又巧妙地利用谎言。他们用虚构和非理性主义来对付我们。”他问道：“难道我们用事实、诚实、理性主义和善意的经济援助就能成功地对付他们的虚构吗？”13答案是否定的。美国需要开创一个秘密战争的新时代，目的是实现它的民主目标以对付苏联。

1947年12月19日，杜鲁门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了NSC-4(14)指令，这一指令使坎南的政治哲学从法律上得到认可。这一指令还附有一份绝密的附件NSC-4A，指示中央情报局局长负责“秘密心理战活动”，以支持美国的反共政策。这份附件是战后第一次发布的授权进行秘密行动的正式文件，但其中对于协调和批准此类行动究竟要经过哪些程序却是惊人的含糊。此后，在1948年6月又发布了另一个较为明确的指令NSC-10/2。这份指令就是由坎南草拟的。这些文件为今后数十年内美国情报机构卷入秘密政治战的浑水开了先河。

这些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拟定的文件“采纳了（美国）‘国家安全需要’这样一个泛泛的概念，其中包括要按照美国自己的模式来塑造世界”。14这份NSC-10/2指令所依据的前提是，“苏联和它的卫星国已经开始执行一项进行‘恶毒的’秘密行动计划，旨在‘诋毁并击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目标和行动’，在此前提下，批准了政府进行范围极为广泛的秘密行动：宣传，经济战，包括破坏、反破坏、拆台和挖空等措施在内的直接预防行动；颠覆敌对国家的政权，其中包括援助地下反抗运动、游击队和难民解放组织”15等等。用NSC-10/2指令中的话说，这类行动“在策划和实施过程中，凡未经授权的人，都不得明确了解美国政府对此负有责任，万一泄露出去，美国政府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告，政府对他们的行动不负任何责任。”16

根据NSC-10/2指令，中央情报局建立了一支特别行动队伍，但其政策和人事归国务院政策计划处负责（换句话说，就是由坎南控制）。这个机构最后确定的正式名称是“政策协调处”（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简称OPC）。这个名称不带任何特殊色彩，这样就可以“确保其正当性，基本上不泄露任何真实意图”。17秘密行动的定义是，“任何美国政府不明确介入的、为美国外交政策服务的、旨在影响外国政府、事件、组织或个人的秘密行动”。18实际上，OPC无论是活动的范围还是保密性都不受任何限制，这在和平时期的美国还是史无前例的。艾伦·杜勒斯和派克大道的牛仔们极力为之奔走呼号的就是这样一个专搞阴谋诡计的机构。从一般人员上升到这一新行动的首脑的是弗兰克·威斯纳，此人是从坎南拟定的候选人名单中遴选出来的。

弗兰克·威斯纳原来是华尔街的一名律师，说话带有浓重鼻音的密西西比口音，在弗吉尼亚大学上学时获得过低栏冠军，因而具有不寻常的运动员优秀品质。他是战略情报局的老兵，负责该局在全欧洲的各种行动。当时他是该局秘密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战后他继续留在军事情报部门，任务是同德国陆军情报部门盖伦组织（Gehlen Organization）保持联络。这个德国军事情报部门被美国人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用它来对苏联人进行秘密监视。威斯纳可不是一个因有道德上的争论就能让他按兵不动的人。原先在战略情报局、后来又在中央情报局与他同事的哈里·罗西茨基（Harry Rositzke）解释说：“只要他继续反共，那么他就不惜使用任何坏蛋，这已成为一种本能。”19艾伦·杜勒斯在评论威斯纳与德国党卫军莱因哈德·盖伦将军（General Reinhard Gehlen）的关系时说：“这两个人真可谓一拍即合。”20

威斯纳曾要求他的上司给他的军官们多配备几辆自行车，就连这样一件小事，上司也推三阻四，于是他愤而辞职，离开了军事情报部门，随即加入了国务院，在那里他继续经营实际上属于他个人的情报小组，这个小组有一批窝点，深深地隐藏在政府机关之中。现在这个组并入了中央情报局，名称是政策协调处（OPC）。当威斯纳成为政策协调处的首脑时，他仍然没停止雇用纳粹分子为他工作。他在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同事说：“威斯纳在战后吸收了一大批法西斯分子，其中有些实在是十分恶劣之徒。他能这样做，就是因为他大权在握。”21“许多难办的事，他都有办法解决。他是个聪明又有趣的人，富有魅力和想象力。他坚信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而他就是能办到的人。”22

在威斯纳的经营下，政策协调处成为中央情报局内发展最快的一个部门。据中央情报局副督察长埃德加·艾普尔怀特（Edgar Applewhite）称，“政策协调处擅自攫取前所未有的大权。只要‘上面’（我们这样称呼总统）不明令禁止，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都是十足的贵族气派，在男女关系上，观念极为狭隘。他们非常浪漫，也十分傲慢。他们身负天降之大任，而且天晓得，他们的机会又多么好。他们都占全了。”23

为了给政策协调处的行动提供方便，国会于1949年通过“中央情报局法”，这部法律授权中央情报局局长，在经费开支方面无须说明其用途。在此后的几年中，政策协调处的各种活动，包括其行动的范围、人力配置和预算，就像九头蛇(15)一样，成倍地扩展。人员从1949年的302人增加到1952年的2812人，还要加上海外雇用人员3142人。在同一时期，其预算从470万美元猛增到8200万美元。如此迅猛扩展的一个因素是组织结构的调整，这一调整要求增设许多内部的项目。政策协调处的活动不是按财政制度来做预算，而是按项目来确定。这种做法在其内部带来一个重大而有害的结果：“在政策协调处内，项目由个人提出并执行，其成效如何，由项目负责人自己作出评价，而别人则根据他提出的项目多少、重要性如何来评价他的业绩。这样一来，政策协调处内部个人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竞争，以致无限度增设项目。”24

最初，中央情报局总部散布在国会山和华盛顿林荫道周围一些凌乱的临时建筑物中，这些房子被称为“棚屋”。在那些布满灰尘的走廊里，新招募来的人被“战时和紧急动员时期的气氛所感染。各个大厅里挤满了认真而又焦虑的男男女女，他们匆匆忙忙地去参加会议，边走边商谈工作，向跟在他们后面的助手发出简单的指示。新加入的人满怀热情，与战略情报局的老兵掺和在一起，这些战后时代的精英分子刚从常春藤大学的校园里出来，穿着粗毛上衣，口衔烟斗，满脑子都是大胆而新奇的想法。这些年轻人成群结队地涌进中央情报局，把这个机构当成非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向共产主义威胁开战的最佳场所。”25

这场战争的前线当然不是在华盛顿而是在欧洲。政策协调处在离柏林半个小时路程的滕佩尔霍夫空军基地设立了办事处，把它的人员源源不断地派往德国。如果加上中央情报局其他各处的人员，中央情报局德国站共有1400名行动人员。

政策协调处在德国招募的首批人员中就有迈克尔·乔斯尔森。在他的回忆录（一直没有写完）中有一条注释。乔斯尔森是这样写的：“1948年，我在军队中的任务即将结束。回到平民生活，对于我来说就是重新回到美国的百货公司做采购员的工作。这可不是什么特别有意思的职业。这一点使我充满了绝望的感觉。就在此时，一位在情报部门工作的美国朋友把我介绍给一位驻德外派机构的负责人。后来在华盛顿又进行了两三次面试，填写了列有无数问题的调查问卷，后来又等待很长的时间。在此时期，联邦调查局以一种十分笨拙的方法试图查明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有没有什么污点。1948年秋天，对我的调查通过了，于是我就加入了这个外派机构，担任其柏林站的秘密行动负责人，秘密行动简称AC，以区别于称为FI的间谍或情报工作。除了‘隐蔽’这一点，实际上还是心理战的延续，只不过此时矛头是针对苏联人和东德的共产党人。这是一种防御性的行动，因为此前苏联人早就开始进行心理冷战了。”26

招募乔斯尔森的是劳伦斯·德诺夫维尔（Lawrence de Neufville），他是一名战略情报局的军官，是1944年随着第一批美军来到德国的。1948年初以前，他一直担任柏林市政当局的顾问。那时，第一批驻德中央情报局官员约翰·贝克（John Baker）与他接触。此人后来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在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二等秘书时的“一系列行动违反了外交代表的行为准则”。这是一次很有名的事件。德诺夫维尔说：“我没有申请加入中央情报局或做过其他类似的事。我对我当时的工作很满意。我帮助制定宪法，协助建立阿登纳政府。这是一件令人振奋的工作。可是有一天，约翰·贝克走进我的办公室，问我是不是愿意加入中央情报局。”27德诺夫维尔接受了贝克的邀请，被安排在美国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的办公室工作，以此作为掩护身份。他的第一个行动是招募乔斯尔森。此人在柏林的工作使他成为情报界的传奇式人物。

那么当时尼古拉斯·纳勃科夫对他的朋友新的工作是否知情呢？迈克尔·乔斯尔森是个守口如瓶的人，是做情报工作十分理想的人选。当一些生活在东柏林的亲戚在1949年找到他的下落时，他断然地把他们打发走，并告诉他们今后不要再同他联系。这些亲戚感到受到了伤害，认为这个“美国化了的”堂（表）兄弟发迹了，看不起他们了。

其实，纳勃科夫也是有人找上门来让他加入中央情报局的。1948年，纳勃科夫递交了一份求职申请，要求到政府部门工作。鉴于他生性不是想当官僚的人，他大概不可能对国务院的工作感兴趣。（许多被中央情报局招募来的人看不起国务院，讥讽地说它就会制定政策，不干实事。）由于艾伦·杜勒斯介入了他求职的事，我们有理由推测他是想在情报部门求得一个职位。但是他的申请遇到了麻烦，因为他没有通过安全审查。他的推荐人乔治·坎南为此深感窘困，写信给他，要求他撤回申请：“我向你提出这个建议（这让我感到伤心，也实在为你发愁），完全是因为我未能为你澄清这件事。我对自己也十分不满。如果你还继续申请到政府部门工作，我也不敢担保不会发生这类令你不愉快的事。我只能说，在我看来，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时，想法不对，目光短浅，不公平，而且同使用敏锐、聪明和宝贵的人才的愿望是不相符的……我想政府已经丧失了利用你提的建议的权利。如果我是你的话，目前我就把这件事搁在一边。”28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纳勃科夫是被晾在了一边。

那么梅尔文·拉斯基的情况又如何呢？在不断膨胀的中央情报局队伍中，难道他不是一个理想的候选人吗？后来据说拉斯基已经成为一名特工。关于这一点，他本人是始终否认的。就像《洪堡的礼物》中的撒克斯特一样，种种谣传“大大增强此人的神秘性”。在此后的20年中，他频频出现在中央情报局发动的文化冷战第一线，人们对此是不会注意不到的。

(1)十二骑士团（Knights Templars），12世纪十字军的一个军事宗教团体，其成员认为十字军东征并非侵略而是为了保卫“圣墓”，即耶稣基督的埋葬地，也是他复活的地方。

(2)战略情报局的英文全称为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简称为OSS，这个简称也可以扩写为“Oh, so social”，意思是“啊，多么具有社交性”。

(3)这里所举美国权势家族，除已注明其经营范围的以外，还有范德比尔特家族（Vanderbilt），为美国铁路巨头；杜邦家族（DuPont），以火药业和纺织业起家，后扩展到各行业，以杜邦财团闻名；惠特尼家族（Whitney），经营美通用电气公司。

(4) 齐亚诺（1903—1944），意大利政治家和外交家，墨索里尼的女婿，是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重要人物，曾任驻中国上海公使，后因贪污巨款潜逃，被法西斯党徒和德国人捕获并处死。

(5)理查德·赫尔姆斯，从战略情报局至中央情报局，一直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最后任局长。其经历参见《守口如瓶的人》，群众出版社，1985。

(6) “穴居人”（caved weller），原以此喻野蛮而粗鲁的人。这里指这些人缩守传统的价值观。

(7) 圣公会（Episcopalian Church）和长老会（Brebyterian Church）均为16世纪产生于英国的基督教新教重要教派，属加尔文宗，是清教徒的派别。美国最初的移民即为英国移居美东北部的清教徒。清教徒的信仰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上文所称的“穴居人”遵循的就是他们的传统。

(8) 格罗顿学校（Croton School），位于美麻省格罗顿，为大学的预科学校。创办人皮博迪（Reverend Endicott Peabody），学校以伊顿（Eton）、哈罗（Harrow）和温彻斯特（Winchester）的模式办学，这些都是英国名牌学校，名为公学，实为私人捐款的私立学校，其毕业生大都进入牛津、剑桥等名大学，故有培养政要之摇篮的美称。

(9)先知（propher），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指传达上帝启示或预言未来的人，喻博学多才、有预见性的人物。

(10) “约大叔”，原文为“Uncle Joe”，指斯大林。斯大林全名英译为Jo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即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11) 条顿人（Teuton），指德国人，又称日耳曼人。

(12)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1220—1263），俄罗斯人的领袖。1236年当选为诺夫奇罗德城王公。1240年抗击瑞典人入侵俄罗斯，在涅瓦河击败入侵者。“涅夫斯基”这个名字即有“涅瓦河的英雄”的意思。1942年德军侵入苏腹地时，斯大林宣布他为民族英雄。

(13) 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1891—1986），美政治家，二战后为处理美苏关系的主要人物。1946年任驻英大使，推动美对英政策。

(14)NSC-4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编号。NSC代表国家安全委会，为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缩写。

(15)九头蛇（Hydra），希腊神话中的怪蛇，斩去一头会生出两个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