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具优雅的尸体02

迪斯雷里(26)对书籍的力量十分敬畏，他在一项禁令中曾写道：“一本书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一个战役。”基于同样的认识，美国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图书出版计划，主要目的就是用最有效的方式向德国读者介绍美国。美国军事占领政府求助于商业出版公司，以确保“普通书籍”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这类所谓的普通书籍被认为“比政府资助出版的书籍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因为它们不带有宣传色彩”。28但是这些书籍又确实是用于宣传目的的。仅美国军事占领政府心理战处委托翻译的作品就达数百种之多，从霍华德·法斯特（Howard Fast）的《公民潘恩》到小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新政在行动中》，直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美国的人体艺术》，此外还有专门为“最易受感化年龄的儿童”准备的德文版读物，如纳撒尼尔·霍索恩（Nathaniel Howthome）的《奇妙的故事》、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在亚瑟王的朝廷上》以及劳拉·英戈尔斯（Laura Ingalles）的《草原上的小镇》。

在战后的德国及其他被占领土上，美国人的声誉从出版计划中得益匪浅，美国文化受到的赞许扶摇直上。这都要归功于发行了一系列的图书，如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赛珍珠（Pearl Buck）、雅克·巴曾（Jacques Barzen）、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威拉·卡瑟（Willa Cather）、诺曼·卡曾斯（Norman Cousins）、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埃伦·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厄内斯特·海明威、F.O.马西森（Matthiessen）、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27) 、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伊迪丝·沃顿（Edith Wharton）和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等人的作品。

凡是作为明确的“反共计划”一个组成部分的欧洲作家，也都被推荐给读者，“任何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批评，任何对以政权形式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批评，只要我们认为是客观的，具有说服力而且又合时宜，都是适宜的读物。”29符合上述标准的有：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从苏联归来》。这部著作叙述了作者本人如何从亲身经历中产生了对苏联的幻灭；还有亚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和《瑜伽信徒和人民委员》(28)，伊格纳齐奥·西洛尼（Igonazio silone）的《面包与酒》。这里凯斯特勒和西洛尼在美国的庇护下第一次亮相，此后两人还一再露面。有些书则未获准出版。最早被枪毙的一本书是约翰·福斯特·杜勒（John Foster Dulles）的《俄国和美国：两个热爱和平的近邻》，此书被认为在这个时候出版是不合时宜的。

在艺术方面，莫霍伊-纳吉的夫人为德国听众做了演讲，介绍她已故的丈夫莫霍伊-纳吉的作品以及设于芝加哥的新包豪斯学校(29) 令人振奋的发展方向。一位持相同观点的记者这样写道，她的演讲“为纠正我们对美国文化艺术不全面的认识提供了大量情况，这是很了不起的贡献”。30古根海姆博物馆(30) 的“抽象派绘画”藏品展进一步加强了这种看法。这是纽约画派，或称之为“抽象表现主义”的画作首次由政府赞助公开展出。观众一方面对这些抽象派艺术作品感到新奇和惊异，同时也从论述“现代艺术的基本思想”的讲演中获益良多，他们通过作品和演讲了解到现代艺术纯熟地利用人们熟知的中世纪绘画来表明“艺术的抽象表现是可能的”。

纳粹时期那些毫无生命力的展览，以及纳粹上台后许多艺术家亡命美国的痛苦经历，都表明，欧洲文化已经被法西斯浪潮的肆虐击成碎片，最终被冲刷到新的拜占庭帝国(31)、也就是美国的海岸上去了。据报道，有一天晚上，一位演讲者在露天“为那些曾经历纽伦堡群众集会的听众大讲交响音乐，听众人数之多，可与到体育场观看难得一逢的体育比赛的人数相比。”31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收到最佳效果，在德国发行埃勒里·奎因(32) 的《探案杂志》德文版就使迈克尔·乔斯尔森这样的人有冷水浇头之感。本以为耶鲁大学的格利合唱俱乐部（The Yale Glee Club）一定会证明在大学课程设置中列入艺术教育“极为重要，这是一服解毒剂，可以解集体主义的毒素”。32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对此深信不疑，甚至一开始在达姆斯塔德学院行不通。美国军事占领政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创意，在达姆斯塔德学院举办“暑期新音乐课程”，结果，在新音乐问题上观点分歧，其激烈程度几乎导致暴乱，形成了公开的对抗。一份官方的评价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普遍认为激进的新音乐大都一文不值，最好不要演奏，并对过分强调十二音音乐(33) 表示遗憾。一位评论家把这种音乐称之为‘业余音乐的胜利’……只有法国学生与众不同。他们势利地不懂装懂，而他们的老师莱博维茨（Leibowitz）更表示，他认为只有最激进的音乐才是好音乐，对任何持不同观点的人都公开表示鄙视。他的态度影响了他的学生们，学生于是就仿效他们的老师。这里普遍认为明年的课程必须改变方向，使之能为广大学生所接受。”33不言而喻，达姆斯塔德学院在今后的几年中将成为音乐的先进试验田。

但是，这些交响音乐会、戏剧和展览都掩盖不住1947年漫长的寒冬一个明摆着的事实：欧洲正在走向崩溃。黑市猖獗，社会动**，罢工频频发生（大多数是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组织的），这一切带来的匮乏和贫困绝不逊于最阴暗的战争年代。在德国，金钱失去了价值，买不到药品和衣服；一家一家的人还住在地下掩体里，没有水，没有电灯；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为了换来一块巧克力就可以同美国大兵做**易。

1947年6月5日，战时美军参谋长、现任杜鲁门政府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将军宣布了一项应付这一危机的计划。那一天是哈佛大学第296届学位授予典礼。马歇尔将军在典礼上发表了10分钟的讲话。这次讲话可被视为战后欧洲命运转变的催化剂。参加这天典礼的还有原子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美军在西欧开始反攻的指挥官奥马尔·布莱德利（Omar Bradley）以及T.S.艾略特。这三个人都将与马歇尔一道接受哈佛大学的荣誉学位。马歇尔在讲话中警告说，“全世界（以及）……我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正处于紧要关头”，他要求“新世界”当仁不让地采取应急措施，向“旧世界”提供贷款和大规模的物质援助，以防止旧世界的崩溃。“现在形势普遍不稳。整个欧洲的状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同自由人类和自由文明的利益背道而驰。我们正齐心协力地改变欧洲目前的状况。”马歇尔宣告，“如果仅仅依靠他们自身的财力物力，紧张的经济形势，激烈的社会不满情绪和普遍的政治混乱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所坚信并继承的西方文明的历史基础将被另一种东西所取代，那种东西就是一种新形式的暴政统治。我们进行战斗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德国摧毁这种暴政统治。”34

当马歇尔将军说这番话时，他的目光扫过那些集合在春日阳光下青年学生的脸庞，他看到像约翰·克劳·兰塞姆(34)这样的年轻人，“这些哈佛大学的年轻学士们，就像一把把火炬，即将分散开去，像一些没有目标的火把，渐渐地熄灭，让人感到可悲可叹。”35他决定在哈佛大学而不是在某种政府的讲坛上发表演说并非偶然，他是有着深刻用意的。正是这些人应该认识到“天降大任”(35) 于美国，正是这批精英分子要担负起一项历史使命，那就是将全世界团结在共产主义企图湮没的价值观周围。后来大家都看到，执行并完成马歇尔计划的就是这批人。

几个月之前，杜鲁门总统号召（美国人）武装起来，这一思想很快就被冠以“杜鲁门主义”的称号。马歇尔的讲话就是要强化这一思想。1947年，希腊存在着共产党接管政权的危险，是年3月，杜鲁门在国会发表讲话，他用《圣经》启示录的语言，呼吁一个美国进行干预的时代的到来：“在世界历史行进到当前这个时刻，几乎每个民族都必须对其生活方式作出抉择。这种选择往往不是随心所欲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另一种则是以少数人强加于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我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支持自由的民族起来反抗握有武装的少数人或外来力量逼迫他们俯首听命。我认为，我们必须帮助自由的民族用他们自己的方式选择自己的前途。”36

在杜鲁门讲话后，国务卿艾奇逊（D. Acheson）对议员们说：“我们面临的局势是史无前例的。自罗马和迦太基时代以来，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在这样的权力两极化，而且这两个大国还存在着不可弥合的意识形态鸿沟。”37为杜鲁门起草向国会的呼吁书的国务院官员约瑟夫·琼斯（Joseph Jones）完全懂得总统以下这句话的重大影响：“一切采取果断行动的障碍已经消除。”在政策制定者听来，他们会理解为“已经揭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而他们则是一批得天独厚的人，他们即将参与一场即使在一个伟大国家的悠久历史上也难得一见的戏剧。”38

杜鲁门的讲话加强了美国在战后应起伟大作用的使命感。这是马歇尔讲话的基调，虽然他的讲话不像杜鲁门讲话那样具有露骨的反共色彩。两者结合起来，就成了既有经济援助又有意识形态斗争的重大使命的一揽子计划，这就给人们传达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西欧的未来（如果西欧还有未来的话），现在只能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6月17日，苏联《真理报》抨击马歇尔的建议，说他的建议只不过“是杜鲁门主义的延伸，即试图以金钱来施加压力，干涉他国的内政。”39虽然美国邀请苏联参加全欧复兴计划，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36)却说这一邀请“毫无诚意，原本就准备让苏联人拒绝的”。40果然不出所料，苏联拒绝参与。尽管苏联的反对理由可能言过其实，不过他们看到在人道主义的意图背后暗藏着不太明显的政治意图还是正确的。此项计划远非打算与苏联合作，相反，它的出笼倒是想在苏联和它的附庸国之间打进一根楔子，其基本框架就是冷战。41马歇尔计划的设计者丹尼斯·费兹杰拉尔德（Dennis Fitzgerald）后来写道：“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我们不让共产党插手这些地方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我们对这些难以预料的因素没有充分的认识，共产主义者就会利用这种局面来扩大他们的利益。”42这项计划的“副导演”理查德·比斯尔（Richard Bissel）同意这一观点，他说：“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前，我们也已经十分清楚，马歇尔计划从来就不是完全利他性质的。我们希望，加强作为大西洋联盟成员国的西欧国家的经济实力，最终能使他们负起防务责任，以支持冷战。”43其实美国还希望这些国家承担一些其他的责任，为此目的，马歇尔计划的资金很快就被用来支持西方打一场文化战。

1947年10月5日，共产党情报局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一次会议。共产党情报局是上一年9月在莫斯科成立的。这个机构是斯大林进行政治战的行动大本营，以此来取代原来的共产国际。贝尔格莱德会议被用来向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公开提出挑战，指责两者都是“富有侵略性”的计谋，目的是实现“美国称霸世界的妄想”。44斯大林残酷无情的文化政策的设计师日丹诺夫（Zhdanov）告诫西欧共产党人说，“如果他们有意负起领导责任，领导那些愿意保卫自己国家的荣誉和独立的力量，来同企图从经济上和政治上压服他们的国家作斗争，那么，任何企图压服欧洲的图谋就都不能得逞。”45同马歇尔选择美国知识界的中心来发表讲话一样，日丹诺夫也号召全世界的知识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挥动他们手中的笔杆子，用墨水来反对美国霸权。“（欧洲的）共产党在知识界开展工作，已经取得不小的成绩。在这些国家里，科学、艺术、文学各界的优秀分子是属于共产党的。他们正在知识分子中带头推进进步斗争运动，通过他们创造性的和不懈的斗争，正在把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争取到共产主义事业中来。这就是证明。”46

那个月内稍晚些时候，共产党情报局的意识形态突击队聚集在东柏林坎默斯皮尔剧院举行的作家大会上。当辩论（其实根本谈不上是什么辩论）正在进行之中，一个蓄着列宁式外翘胡须的美国青年跃上讲台，一把抓过麦克风，用一口纯正的德语，一口气足足讲了35分钟。他赞扬那些敢于说话、反对希特勒的作家，同时又揭露说，纳粹政权和新出现的共产主义警察国家不过是一丘之貉。他打断了会议的正常进程，抨击共产主义宣传，要不是疯子就是此人有着大无畏的勇气，要不两者兼而有之。这是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rsky）登场了。

梅尔文·拉斯基1920年出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区，祖父是讲依地语(37)的犹太人。梅尔文成长于祖父时运不济的年代。他的祖父蓄须，博学，他用犹太传说的章句培养梅尔文。拉斯基是纽约市立大学最聪慧的毕业生之一，在大学时代就善于思考，在辩论中显现出他是一个坚定的反斯大林分子。他以同别人发生思想冲突为乐事，偶尔甚至发展到拳脚相加。毕业后他加入了公务员的行列，担任自由女神像景点的导游，后来又为索尔·莱维塔斯（Sol Levitas）主办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新领袖》杂志工作。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以战争史学家的身份在驻法国和德国的美军第七军服役。嗣后在柏林退役，成为一名德国记者，同时还为《新领袖》（New Leader）和《党派评论》(38) 工作。

拉斯基身材矮小粗壮，所以就老喜欢把两膀往后拉抻，挺起胸脯，就像要跟人打架似的。他长着一双东方人的眼睛，还老用一种恶毒的目光斜着眼看人。他始终也改不了市立学院粗鲁环境中带来的恶俗举止。至于他的反共立场，可以用他对别人的说法，是“直布罗陀海峡中的一块礁石”——坚定不移。在冷战的文化战场上，一路厮杀过去，既凶狠又坚韧不拔，拉斯基必定会成为一员不可忽视的骁将。在东德作家大会上发表爆炸性的抗议，为他赢得了“柏林冷战之父”的称号。他的行动甚至使美国当局也感到不安，威胁说要把他撵走。他的上司如此胆小怕事令他沮丧。他打了个比喻，说“柏林就像美国19世纪的边境小镇(39)，前面就是印第安人，你必须时刻不离来复枪，否则你就要脑袋搬家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边境小镇上满是印第安武装分子……在这里却很少有人有这个胆子，如果这里真有人敢拿起枪，他们连朝谁开火都弄不清。”47

但是拉斯基与这个小镇的治安官(40) 熟识，他不但没有离开小镇远走他乡，反倒受到军事占领政府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将军的庇护。拉斯基向他抗议说，现在苏联的谎言已经以闪电的速度在全世界散布开了，但真相却还在为自己穿靴子，一步也没有迈出门去。1947年12月7日，他向克莱将军的办公室呈递了一份用词激烈的文件，陈述自己的观点，要求从根本上改造美国的宣传工作。这份文件被称为“梅尔文·拉斯基建议”，这是一张拉斯基为个人从事文化冷战设计的蓝图。他宣称，“和平与国际合作蒙住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到一场蓄谋的反美政治战已经准备就绪并正在进行之中，最活跃的场所莫过于德国了。历史悠久的反美、反民主公式（原文如此）一直在哺育着几代欧洲人，而戈培尔领导的纳粹宣传机器将其发展到了顶峰，现在又要启用了。具体说，就是指责美国在经济上自私自利（山姆大叔无异于夏洛克(41) ），政治上极为反动（如‘受资本家雇用的报纸’等等），文化上缺乏教养（‘狂躁的爵士乐和摇摆舞’，广播电台充满了商业广告，好莱坞电影‘无聊低俗’‘充满了肉感女人和大腿舞’），道德上虚伪（黑人问题、南部的佃农和流动雇农），如此这般，不一而足……”48

拉斯基继续用不寻常的语言来界定这一挑战：“美国长期以来遵奉的格言是‘为他人照亮，他们就会为自己找到道路’，这种想法夸大了德国（以及欧洲）不费力气就可自行转变的可能性……指望通过传播现代科学医药知识就能让原始野蛮人不再迷信神秘的草药是愚蠢的……对于各种因素，如政治、心理、文化等因素被用来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我们的斗争未见成效，尤其是对付破坏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取得成功所进行的斗争无所建树。”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拉斯基迫不及待地接着往下说，我们需要的是“主动地”说出真相，真理在手就会有勇气“参与到比赛中去”，而不要“做一个高傲的旁观者”。他警告说，“冷战的主体就在文化领域，这一点千万不要搞错。在这个领域里，美国有一个重大的漏洞，美国外交政策的敌人正在利用这个漏洞大捞好处……这个漏洞……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49

拉斯基提到的这个“确实存在而且还十分严重”的漏洞，指的是美国未能将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化阶级争取到美国这一边来，而从长远看，将来在精神上和政治上领导社会的就是这批精英人物。他强调，出版一本新的刊物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这本刊物一方面既能在德国和欧洲的思想界起着激励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显示在美国民主制度下进步的文化也取得了伟大的进步，在文学、艺术、哲学以及其他一切文化领域中，美国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文化是欧洲的自由传统和美国的自由传统相结合的产物。50

两天后，拉斯基又提交了一份《关于出版〈美国评论〉（American Review）的意见书》，说明这本刊物的宗旨是“支持美国对德政策和对欧洲政策的总体目标，其方式是形象地向读者阐明美国的理念，以及其精神活动、文化和思想方面取得成就的背景，而这些正是美国民主制度获得启示的源泉。”他认为，这本刊物要显示“在新旧两个世界共同的人类精神各个方面，美国和美国人都已取得全面的胜利……我们要把德国知识界大部分人从共产主义的影响下争取过来，这是我们认真地花费力气做这件事的第一步。”51

结果就是出版了《月刊》（Der Monat），每月一期，其宗旨就是要在德国的和美国的知识分子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且，正如拉斯基明确表达的，通过“对美国的对德政策和对欧洲政策总体目标的支持”，为美国外交政策利益打开一条顺畅的通道。这本刊物在克莱将军的支持下，于1948年10月1日组建起来了，主编就是拉斯基。该刊最初在慕尼黑印刷，由盟军的运输机空运柏林。当时柏林还处于封锁之下，这个城市的运输全靠盟军的运输机。《月刊》的经费先是来自马歇尔计划的“秘密经费”，后来则取自中央情报局的金库，再后来又用福特基金会的钱，最后又回到由中央情报局资助。仅从其经费来源看，这本刊物纯粹是美国的文化领域冷战战略的产物，而且堪称典型。

该刊的信念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能够把战后世界从自我消亡中拯救出来。这一信念再加上与美国军事占领政府的从属关系，就把拉斯基、乔斯尔森和纳勃科夫联结在一起了。过了不久，让·科克托（Jean Cocteau）(42)就向美国提出了告诫：“武器救不了你们，金钱也无法拯救你们，只有一批善于思考的少数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世界正在走向死亡。这是因为世界再也不会思考了，它只会花钱。”52拉斯基、乔斯尔森和纳勃科夫同科克托一样，他们懂得仅仅依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美元是不够的，经济援助必须辅以一项文化战计划。他们三人中，一个是政治上的好战分子，一个是前百货公司采购员，一个是作曲家，这个奇特的三人组合都摆好了架势，并肩站在一起，形成了一把刀的利刃，在他们的指导下，发动了冷战中最为雄心勃勃的秘密行动之一，那就是把西方的知识界争取到美国立场上来。

(1)T. S.艾略特（Thomas Steams Eliot，1888—1965），对20世纪文化影响极大的英国诗人，同时又是剧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编辑。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就读于哈佛大学，二战期间发表的《四个四重奏》使他获得194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927年皈依英国天主教，并入英国籍。

(2) 艾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920年由苏联移居英国。作为学者，在文学批评和政治哲学方面均有卓越建树。二战期间进入外交界，曾任英驻美使馆一秘，并在英驻苏使馆工作。因战时的贡献获大不列颠勋章和爵士称号。

(3)威利·勃兰特（1913年生），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1964年任党主席，三度任联邦德国总理，主张欧洲联合，缓解东西方冲突。1971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4) 迦太基（Carthage），古代名城，相传为腓尼基人于公元前814年所建，现位于突尼斯。罗马时代盛极一时，公元439年遭汪达尔人的**，705年又被阿拉伯人占领，此后一蹶不振。

(5)维克多·罗斯柴尔德为欧洲大银行家的后代，罗斯柴尔德家族创业者发迹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其后代享有世袭男爵勋位。

(6)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小说家，以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Animal Farm）和《1984》闻名于世，两书均以苏联为批评对象。

(7)德·波伏娃（1908—1986），法国作家，哲学家。萨特的终身伴侣。以论文《第二性》闻名。曾来华访问。

(8) 让-保罗·萨特（1905—1980），法国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国际文化名人，法国存在主义倡导者。二战后热衷于政治运动。公开赞颂苏联。主张“用行动来承担义务而不是言词”。

(9)曼·雷，美国达达派和超现实主义摄影家、画家、电影摄影师。

(10) OMGUS是“Office of Military Government U.S.”的缩写，出现在公共汽车或大轿车上，英语不好的德国人就把它同OMNIBUS（公共汽车）一词混淆了。

(11)富特文格勒（Welhelm Frutw?ngler，1886—1954），德国指挥家，以指挥贝多芬和瓦格纳的作品闻名。

(12)巴登·符腾堡（Württemberg-Buden），1949年前应为符腾堡，在纳粹时期直属中央，二战后被分割为美占区和法占区。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符腾堡地区划为三个州，巴登·符腾堡为其中之一，至1952年才将这三个州合而为一，称巴登-符腾堡州。此处作者所指为符腾堡。

(13) 此处的“党员”应为德国国家社会党，即纳粹党的党员。纳粹（Nazi）为德文的“国家社会”的缩写。

(14)霍尔斯特·韦塞尔（Horst Wessel，1907—1930），1926年入纳粹党，1930年被政敌打死。戈培尔封他为烈士，是纳粹运动的殉道者。《霍尔斯特·韦塞尔之歌》的歌词作者，这首歌被纳粹德国用为国歌。

(15) “女爵士”，即Dame，英国专用。在英国，只有被授予爵位的女人名字前面才能带有Dame的称号。

(16) “抢戏”，原文为upstage，指一个演员在舞台上向后部移动，让同台的演员不能面对观众，有占上风和出风头的意思。

(17)拜罗伊特（Bayreuth），德国西部城市，作曲家瓦格纳晚年站在极端国家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立场，定居于此，李斯特也葬于此。每年7—8月在此举行音乐节，二战期间中断。

(18) 威廉·多诺万（1883—1959），律师出身，一战时在法国服役，后回到司法界服务。1942年6月出任新成立的战略情报局（OSS）局长，但拒绝在中情局任职。

(19)《奥尔甫斯》（Orpheus），又译“俄耳甫斯”，是德国歌剧作曲家克里斯托弗·格鲁克（Christoph Gulak，1714—1787）为歌颂希腊传说中的英雄奥尔甫斯而创作的歌剧，传说奥尔甫斯具有非凡的音乐天赋。

(20) 《叶甫盖尼·奥涅金》（Eugéne Ornegin），原为普希金的韵文小说，后改编为歌剧，柴可夫斯基作曲。

(21)《利哥莱托》（Rigoletto），原为雨果的戏剧《给国王取乐的人》，后改编为歌剧，威尔第作曲。此剧更为人所熟知的译名为《弄臣》。

(22) 佳吉列夫，可能指俄罗斯艺术的促进者佳吉列夫（Sergey Dyagilev，1872—1929），艺术修养全面，是一个不断探索的理想主义者。

(23)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美国作家，《愤怒的葡萄》为其代表作。反映大萧条时期的苦难，对流离失所的农业工人寄予极大同情。196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4)《彼尔·英特》，讽刺一个名叫彼尔·英特的、没有原则、性格柔弱、满足于为自己而生存的人。《魔鬼的信徒》，写一个清教徒家庭的逆子后来转变为殉道者。《亚伯·林肯在伊林诺伊》，主人公是一个决定起来进行战斗的和平主义者。这些剧目是经过精心选择、贯彻“陶冶精神”原则的。

(25) 这段文字中提及一系列剧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表明美国为在欧洲进行文化宣传费尽心思，指导思想明确，且十分专业。这里仅对这些作家和作品作简单注释： 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50—前380年），古希腊剧作家，和平主义者，反对黩武政治。谢里夫（1896—1975），英国剧作家，《旅程的终点》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侧面，具反战倾向。 桑顿·怀尔德（1897—1975），美国作家。《千钧一发》中以同一角色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手法说明人类经验历久如新，告诫人们重视历史教训。 约翰·赫西（1919年生），美国记者、作家，其作品以人类生存为主题，突出表现了与法西斯主义相对的人文主义思想。 博马舍（1732—1799），法国喜剧家，其名著《塞尔维亚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都富有平民主义思想，反对等级制度。 洪堡和克莱斯特均为德国剧作家，其作品宣扬民族主义。 汉姆生（1859—1952），挪威戏剧大师，192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挪威在二战中被德国占领后，他支持纳粹，战后以叛国罪被判刑，因其年迈而免刑。

(26)迪斯雷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国政治家，也是小说家，保守主义者，曾任英国财政大臣并两度任首相。

(27) 莱因霍尔德·尼布尔（1892—1971），他本着自己的信仰从事政治运动，参加过社会党、反共的左翼民主党和自由党。二战后对美国外交决策有着重大影响，强烈支持冷战，以抵制苏联在欧洲的扩张。

(28)此书的英文书名为“The Yogi and Commissar”。Commissar一词既有军队中的政治委员的意思，也是苏联政府中早期相当于部长的人民委员。这里姑取后者之意。

(29) 包豪斯学校是1919年至1933年设于德国的设计学校，其校名包豪斯（Bauhaus）是德文“房屋建造”（hausbau）的颠倒形式。莫霍伊-纳吉（Moholy-Nagy，Laszlo，1895—1946），匈牙利画家和美术教育家，是包豪斯著名教师。1935年逃离德国，1937年在芝加哥建立新包豪斯学校，后改名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设计学院。

(30) 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创办于1937年，总部在纽约，陈列古根海姆收藏的现代艺术品。

(31)拜占庭（Byzantium），指东罗马帝国时代的拜占庭帝国。拜占庭曾为多民族的强大帝国，其文明对欧、亚均有重大影响。

(32) 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两个美国表兄弟（Frederic Danny和Manfred Lee）侦探小说家的合用笔名，其著名探案小说有《希腊棺材之谜》《罗马帽子之谜》等。

(33) 十二音音乐（twelve-tone music），一种新调性体系音乐，一般认为其创始人是作曲家勋伯格。他于1912—1922年探索这种新作曲法以取代旧的调性基础。

(34)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1888—1975），美国诗人、评论家，曾就读于南方田纳西州的范德比尔特大学，并留校任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南方文艺复兴的重要理论家，属于“新批判派”中的重农派。他创办了在美国文学界影响极大的《凯尼恩评论》。作者在此提到他的名字，似以他作为有才华却无方向的青年知识分子代表。

(35) “天降大任”，原文为manifest destiny，史学上称“命定扩张论”，是为美国19世纪对外扩张辩解的唯心史观。

(36)乔治·坎南（George Frost Kennan，1904年生），英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出身，进入外交界，后入柏林大学攻俄罗斯思想史，数度在苏联工作，主张对苏进行遏制。1952年出任驻苏大使，次年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回国。

(37)依地语（Yiddiah），也译为意第绪语，是一种德语、希伯来语和斯拉夫语混合起来的语言，人称犹太国际语，通行于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之间。

(38) 《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Partisan一词既有党派、帮派主义，又有游击队员的意思。

(39)边境小镇，指19世纪美国待开发地区。在白人向西扩张的过程中，在这类地区常遇印第安人抵抗，冲突不断。

(40) 这里作者继续将柏林比作美国边境小镇，那里维持地方治安的是佩枪的治安官（sheriff），民选产生，是实际的镇长。

(41) 夏洛克（Shylock），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贪婪的放高利贷者。

(42)让·科克托（1889—1963），法国天才艺术家，多才多艺，兼擅诗歌、小说、戏剧、电影、小品文、芭蕾舞剧和绘画，生前受到不同评价，毁誉参半。比利时、法国和英国都曾授予他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