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具优雅的尸体
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无论过去还是未来
都是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T. S. 艾略特(1)：《焚毁的诺顿》
欧洲在战后一个严寒的黎明醒来。1947年的冬天是气候最恶劣的季节。从1月到3月，一股冷风横扫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圣特罗佩降了大雪，狂风呼啸，积雪如山，交通断绝，浮冰堵塞了泰晤士河口；运载着食品给养的火车转眼之间就冻在铁轨上；驶往巴黎的运煤船被冰块堵在水上航行不得。哲学家艾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2) 对这座城市之寒冷“胆战心惊”，他写道：“空旷、寥无人迹，就像一具优雅的尸体。”
整个欧洲，供水系统、下水道排污以及其他大部分生活设施瘫痪；食物供应日减，煤的储备不断减少，因为煤矿工人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开动被冻得结结实实的风钻，冰雪稍微融化紧接着又冻结起来，厚厚的冰层封死了运河和道路。英国的失业人口在两个月之内增加了100万。政府和工业都在冰雪中停止运作了。生命似乎已被冻僵：400万头羊、3万头牛冻饿而死。
在柏林，后来担任西德总理的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3)发现这座城市“面临新的恐怖”，似乎预兆着全欧洲的崩溃。严寒就像“一头狂怒的野兽，向人类袭来，把他们都赶回家去闭门不出。但是他们发现家也并不是安全的避难之所。窗户没有玻璃，他们不得不用板条和灰泥板钉在窗户上。墙壁和天花板也是千疮百孔，人们只好用纸和破布来封堵那些洞孔和缝隙。他们把公园里的木椅劈成木条拿回家来取暖……成百上千的老人和病人冻死在**。”1作为应急措施，每户德国家庭分配到一棵树作为取暖之用。1946年初，铁尔加滕公园里的树木已被砍伐光了，留下一片树桩，公园里的雕塑矗立在光秃秃的冰冻泥地上；到了1947年的冬天已经不得不砍伐著名的格伦沃尔德的树林了。大雪虽然覆盖了这座被炸成废墟的城市，却掩盖不住希特勒对德国的狂人痴梦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柏林就像变成废墟的迦太基(4) 一样，成为一座死气沉沉、寒冷刺骨、阴森可怖的城市，已经被打败、征服和占领了。
恶劣的天气无情地宣告冷战已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地进入了雅尔塔协定之后的欧洲新地理格局。领土的疆界多边化，人口结构分裂。驻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盟国占领政府不得不费尽心思来应付多达1300万离开故土、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盟国人员纷纷涌入被占区，人数大大膨胀，使问题更加严重。越来越多的人被迫离开家园，加入了已经居住在公共建筑物的厅堂里、火车站、地下掩体和已被炸毁的市区的人群之中。克拉丽莎·丘吉尔（Clarissa Churchill）曾作为英国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客人前来柏林访问，“在居住地点和物质供给上都受到了照顾，使我免遭当时的骚乱和苦难的影响。我被安置在前纳粹人员的住房里，可以在温暖的卧室里踱步，抚摸着镶有花边的床单，浏览前主人留在书架上的书籍，这样的经历使我感到征服者一丝淡淡的、温暖的喜悦；但是在我走过短短的一段街道，或者造访一处德国人居住的没有暖气的公寓之后，这种喜悦的心情立刻就烟消云散了。”2
胜利者确实有过一段春风得意的日子。1947年，一条美国卷烟在美国军事基地只需花50美分就能买到，而在黑市上却要卖1800第三帝国马克，按官方汇率折合180美元。按这一汇率，只要用4条烟卷的钱就可以雇用一支德国乐队来为晚会演奏助兴，用24条香烟就能换来一辆1939年生产的奔驰汽车。青霉素和“白色证书”（证明持证者与纳粹没有牵连）是索价最高的东西。在这种经济状况下，来自爱荷达州的劳工阶级出身的大兵在这里可以过上现代沙皇般的生活。
在巴黎，维克多·罗斯柴尔德（Victor Rothschild）(5)中校作为拆除未爆炸炸弹专家的英国军人，在解放日当天就来到了这座城市。他和家人在马里尼大道接收了一幢房子，这所房子原来是纳粹人员征用的。他在这所房子里款待年轻的情报官员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喝的是陈年香槟。男管家原本是为德国人服务的，据他说，一切都还保持着原样。身为百万富翁的情报官员约翰·海·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征用了里兹饭店，他在那里接待过斯科特·菲茨杰拉尔德（Scott Fitzgerald）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窗好友大卫·布鲁斯（David Bruce），他还带来了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一批解放者。为了这次招待客人，主人向饭店经理订了50瓶马丁尼鸡尾酒。同大卫·布鲁斯一样，海明威也在美国战时秘密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工作过。他那次就在里兹饭店里拥着他的威士忌酒瓶住下了，在微醺的状态中接待了神经质的埃里克·布莱尔（Eric Blar），即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6)，还有性格豪爽的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7)和她的情人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tre）(8) 。那一天他喝得烂醉如泥，第二天，宿醉给他带来有生以来最厉害的一次头痛。
《语言、真理与逻辑》一书的作者、哲学家加情报官员A.J.“弗雷迪”·艾尔（“Freddie” Ayer），乘坐着由司机驾驶并配有军用无线电的大型布加迪轿车招摇过市，一时成为巴黎人所共知的人物。亚瑟·凯斯特勒带着他的情人玛梅因·佩吉特（Mamaine Paget）和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一起用餐，喝伏特加酒，吃薄饼夹鱼子酱和西伯利亚蛋白奶油甜点，喝得醉醺醺的。还是在巴黎，一位美国外交官的夫人苏珊·玛丽·艾尔索普（Susan Mary Alsop）在她“铺满奥布森地毯和备有美国名牌香皂的住宅里”举行一系列的社交聚会，但是当她跨出她家门槛，她就看到“人们面容阴沉憔悴，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生活艰难。确实没有食品，只有那些花得起钱到黑市上去买东西的人能买到，即使是这些人也买不到多少。面包房里空空如也，即使是伦普利马耶这样的店家，橱窗里和茶室里也只能见到一块用硬纸板做成的精致‘蛋糕’，或者一只装巧克力的空盒子，上面还标有‘模型’字样，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在巴黎市郊圣翁内区的鞋店橱窗里，炫耀地陈列着一双鞋子，上面标着‘真皮’或‘样品’字样，在这双鞋的周围摆放的则是一些粗糙丑陋的草制商品。在里兹饭店门外我扔了一个烟蒂，这时一位穿着讲究的老先生立即扑过去捡了起来。”3
大约也在这个时期，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的堂（表）兄弟、年轻的作曲家尼古拉斯·纳勃科夫（Nicolas Nabokov）也在柏林的苏联占领区扔了一个烟蒂，“当我转身往回走时，看见一个身影从黑暗处跃出，把我扔下的烟蒂捡了起来。”4当这个优等民族的人在垃圾堆里寻觅烟蒂、柴火或食物时，元首的地下掩体的废墟却连一个标志都没有留下，柏林的居民此时也没有心绪去关心这样的事。倒是每逢星期六，在军事占领政府工作的美国人手持电筒，在被炸毁的希特勒第三帝国政府大楼的地下室里搜寻各种异国情调的物件：罗马尼亚手枪，大卷大卷的半烧毁的货币，铁十字勋章以及其他各种装饰品。一名劫掠者找到了一些女士衣帽间，从那里拿走了一些黄铜衣帽挂钩，上面镌刻着纳粹的老鹰标识和“德国制造”字样。曾经是曼·雷（Man Ray）(9)的灵感源泉的时尚摄影家李·米勒（Lee Miller）在希特勒的地下掩体浴室里穿戴整齐，摆出照相的姿势。
这种有趣的事情很快就成为过去。柏林被分割为4个占领区，整个城市则被苏联占领地所包围，就像一只乌鸦困在巢中似的。从此柏林成了“冷战痛楚的象征”5。表面上，4个占领国是在盟军指挥部里同心协力使德国去纳粹化，并“重新为其确定发展方向”，实际上这4个大国是在惨淡的国际形势下进行着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爱沙尼亚-俄罗斯血统的美国军官迈克尔·乔斯尔森写道：“我并不仇恨苏联人。说实话，那时我并不关心政治，所以我较容易同我认识的苏联军官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6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建立了4个“友好”政府之后，苏联国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审判，集中营里人满为患，这4个“友好”政府之间的合作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到了1947年冬天，也就是美苏两国的军人在易北河会师热烈拥抱不到两年的时间，拥抱就转化为相互攻击了。“直到苏联的政策明显地表现出侵略性，苏占区的暴行每天都见诸报端……苏联的宣传也露骨地反对西方，这时才唤醒了我的政治良知。”7乔斯尔森对自己的转变过程就是这样说的。
美国军事政府办事处总部的缩写是“OMGUS”(10) ，最初德国人都认为这个词的意思是英语的“公共汽车”，因为美国人征用的双层公共汽车车身两侧都印有OMGUS字样。当OMGUS的军官们不再监视其他三国的行动时，他们就坐在办公桌前，桌上堆满了到处散发的“个人情况调查表”，每个德国人在求职时都必须填写这种表格，内容包括国籍、宗教信仰、有无犯罪记录、教育程度、专业资格、就业和服务状况、著述和演讲、收入和资产、出国旅行经历等等，其中当然还有政府归属和派别。把所有的德国人都过一遍筛子，不放过一丝一毫“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痕迹，确实是一项要命的案头工作，常常令人心烦。即使是一个在第三帝国政府大楼里清扫过道的勤杂工也不免要列入黑名单，但是希特勒时期的许多工业家、科学家、管理人员，甚至高级军官却悄悄地被留用。为了保证德国不致就此崩溃，真是想尽了办法。
对于一名情报人员来说，无休止地填写个人情况调查表绝对不是处理纳粹政权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的好办法，于是乔斯尔森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哲学家、当时为伦敦的军事情报六处工作的斯图尔特·汉普夏尔（Stuart Hampshire）回忆道：“当时我并不认识乔斯尔森，不过我听说过此人。他在整个情报圈里名气很大。他是一个全才，不管什么事他都能做成。确实是任何事都难不倒他。如果你想越过俄国边界，这本来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乔斯尔森能帮你办到。如果你想请一支交响乐队，乔斯尔森也能帮你如愿以偿。”8
乔斯尔森能流利地说4国语言，而且不带任何口音。他确实是美国占领军军官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再说，他对柏林了如指掌。他于1908年出生在爱沙尼亚的塔尔图，父亲是一位犹太裔木材商。乔斯尔森于20世纪20年代初首次来到柏林，混迹于苏联十月革命后移居外国的巴尔干侨民之中。他的亲人被布尔什维克杀害，再要回到塔尔图已不可能，这样他就成了亚瑟·凯斯特勒称之为“人渣”的男男女女中的一员。这些人的生活在20世纪破碎了，他们不再为他们的故土所接受。乔斯尔森进了柏林大学，但他没等拿到学位就离校到一家叫作金伯尔斯·萨克斯的百货公司当了采购员，后来又成了这家公司派驻巴黎的代表。1936年他移民到美国，不久就加入了美国国籍。
乔斯尔森于1943年应征入伍，他的欧洲背景显然使他成为谍报工作或从事心理战的理想人选。他真的受命加入驻德国的心理战处（PWD）的情报科。他成为由7人组成的审查小组的一员（这个小组的代号叫罗森堡小组，因为组长是艾伯特·G．罗森堡，即Albert G.Rosenberg上尉）。小组的任务是每周审讯数百名德国囚犯，目的是“尽快将坚定的纳粹分子和非纳粹分子加以甄别，将他们分开；甄别哪些人说了谎话，哪些人吐露了真情；哪些生来话多，哪些人天生守口如瓶。”9乔斯尔森于1946年去职，但他继续留在柏林，在美国军事政府中担任文化官员，后来又在国务院和美国高级专员公署任公共事务官员。他的职责是审查德国新闻界、广播和娱乐媒体人员的工作，所有这些被审查者在清除纳粹分子的行动中全部停职接受审查。
在同一个处工作的还有尼古拉斯·纳勃科夫。他是一个白俄，在1933年移居美国之前曾作为侨民居住在柏林。纳勃科夫身材高大，相貌英俊，能言善辩。此人以其自身的魅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和别人交上朋友（自然也就有不少妻子）。在20世纪20年代，他在柏林的公寓成了移民们文化生活的中心，汇聚了许多知识界人物，有作家、学者、艺术家、政客和新闻记者。在这个放逐在外的国际群体中就有迈克尔·乔斯尔森。在30年代中期，纳勃科夫去了美国。他后来颇为谦逊地说，他在美国与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合作写出了“第一部美国芭蕾舞剧《美满姻缘》（Union Pacific）”。有一段时间，他与亨利·卡蒂埃-布雷森（Henri Cartier-Bresson）两人在纽约共有一间工作室，那时他们都是穷光蛋。后来纳勃科夫写道：“在卡蒂埃-布雷森看来，共产主义运动肩负历史使命，是人类的未来……他的许多观点我都是同意的，但是，尽管我眷恋我的祖国俄罗斯，我却无法接受或赞同如此众多的西欧和美国知识分子热爱共产主义的态度。他们只关注大萧条开始后在欧洲兴起的法西斯潮流，对俄国的共产主义现实却熟视无睹，真是不可思议。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30年代中期的共产主义热潮只不过是一种瞬间即逝的时髦，而苏联的宣传机器又十分巧妙地编造了一个有关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神话，这也助长了热衷于共产主义的思潮。”10
1945年，纳勃科夫同W.H.奥登（Auden）和J.K.加尔布雷思（Galbraith）一起加入了驻德国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部队的风纪处，在那里结识了从事心理战的人员，结果他自己也在新闻管制处谋得了一个职位，与他的故交迈克尔·乔斯尔森成了同事。纳勃科夫是作曲家，因而被分配在音乐科，他的任务是“利用心理和文化武器摧毁纳粹主义，促进一种真诚地建设民主德国的愿望”。11他的工作是“把纳粹分子从音乐界驱逐出去，给那些我们认为‘清白的’德国人颁发许可证（即让他们享有从事音乐专业的权利）”，“监控德国音乐会的节目，以确保这些节目不能变成宣扬国家主义的方式”。在一次聚会上，一位美国将军介绍纳勃科夫说：“他是内行，他会告诉德国人该怎么做。”12
乔斯尔森和纳勃科夫成了意气相投的伙伴，虽然有些出人意料，因为纳勃科夫感情丰富，喜怒必形于色，而且不守纪律，总是迟到；乔斯尔森则含蓄，思想境界很高，做起事来一丝不苟。但是他们两人同是流亡者，确实有着共同语言，而且两人都仰慕美国这个新世界，相信只有在这块土地上，旧世界才能确保其未来。战后的柏林极富刺激性，充满着计谋和斗争，对他们两人都有某种吸引力，因为这个地方为他们发挥创新才能和有所作为开辟了广阔天地。纳勃科夫后来写道，他们两人一起在搜寻纳粹分子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音乐事业未来的发展保护了少数指挥家、钢琴家、歌唱家和一些乐队演奏家（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理应受到保护的，其中有些人至今尚健在）。”13他们经常违反当时官方的旨意，在肃清纳粹分子的工作中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他们认为，艺术家与其他人并无多少差别，过去在纳粹的统治下，不能要求他们始终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有一位同事后来是这样解释的：“乔斯尔森真心诚意地认为，在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对于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就不能按一时一事来加以判断和评价。他懂得德国的纳粹主义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怪异现象。美国人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只是半路上插进来指手画脚。”14
1947年，指挥家威廉·富特文格勒(11)经历了一场特殊的灾难。尽管这位指挥家曾公开反对纳粹当局将保罗·兴德米特称为变节分子，但是后来他还是与纳粹当局达成了某种互利的和解和妥协，因而得以担任普鲁士州的议员及纳粹当局任命的其他高级职务，同时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继续担任柏林爱乐乐团和柏林国家歌剧院的指挥。到了1946年，也就是他的案子首次引起盟国管制委员会重视的一年半之后，这位指挥家在柏林举行的艺术家特别法庭审判中受审，案子审理了两天，结果判决却含糊其词。审理团对他的案卷研究了好几个月，忽然喜从天降，盟国管制委员会为他洗清了罪名，这才使他1947年5月25日能在美国征用的泰坦尼亚宫指挥了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在乔斯尔森留下的文件中有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他在这个案件中所起的作用，局内人将其称为富特文格勒的“突变”。他写道：“富特文格勒逃过此难，免遭肃清纳粹分子程序的羞辱，在处理这个案件中，我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其实富特文格勒从来就没有加入过纳粹党。”15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他得到了纳勃科夫的帮助，不过，多年之后他们两个对此案的详情都言辞含糊。1977年，纳勃科夫曾问乔斯尔森：“我不知道你是否记得富特文格勒是大约哪一天跑到了东柏林举行了一次记者会，在会上扬言说，如果我们不立即还他一个清白，他就去莫斯科？我记得把他从苏占区弄出来，到了我住的地方，这件事好像同你还有关系，是不是这样？我记得麦克卢尔（McClure）将军当时对富特文格勒的行为有点生气……”16
一位美国官员发现富特文格勒这样的人物一个个地被宣布为清白无辜而感到十分愤慨。1947年4月，巴登·符腾堡(12)的美国军政府主管戏剧和音乐的负责人纽厄尔·詹金斯（Newell Jenkins）愤怒地要求解释清楚，“许多音乐界知名的纳粹分子至今仍极为活跃，究竟是怎么回事”。同富特文格勒一样，赫伯特·卡拉扬（Herbert Karajan）和伊丽莎白·施瓦茨科夫（Elizabeth Schwartzkopf）也被盟国管制委员会宣布为清白无辜，虽然在他们的履历中不乏可疑之处。在卡拉扬一案中，他的经历暧昧确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在1933年就是党员(13) ，从来都毫不犹豫地在音乐会演奏纳粹钟爱的《霍尔斯特·韦塞尔之歌》(14)。他的敌人称他为“党卫军上校冯卡拉扬”。但是，尽管他拥护纳粹政权，他还是以柏林爱乐乐团无可争辩的“国王”身份复出。柏林爱乐乐团在战后的年代里被树立为反对苏联极权主义象征性的堡垒。17
伊丽莎白·施瓦茨科夫曾为东部前线的党卫军举行音乐会，在戈培尔主持的宣传性电影中扮演角色，被戈培尔列入“上帝赐福”的艺术家行列。她的德国国家社会党党员编号是7548960。为她伴奏的半犹太血统的彼得·盖尔霍恩（Peter Gellhorn）问道：“一个面包师傅如果不喜欢政府，是不是就应该不再做面包了？”显然不可能是这样的。话虽如此，这个人在30年代还是逃离了德国。尽管伊丽莎白·施瓦茨科夫有这样的经历，盟国管制委员会同样宣布她是清白的，此后她声名鹊起，在职业生涯中扶摇直上。大英帝国授予她“女爵士”(15) 的称号。
艺术家在他们一生中的某个时期卷入政治之中，他们对此应该如何作出交代，这个问题无法通过一项容易出错的肃清纳粹分子的计划就能解决。乔斯尔森和纳勃科夫对这样一项计划的局限性是一清二楚的。鉴于此，他们不按程序办事，应该是符合人道主义的，甚至可以说是勇敢的行动。但是同时他们又是道德混乱的受害者：为了反共之需，就要有一个把人们动员起来的振奋点，这就必须肃清那些涉嫌服务于纳粹政权的分子。这一任务紧迫而秘密，其结果是凡可用来反对共产主义却又有亲法西斯嫌疑的人都获得了宽容，前提是他们必须能够挥舞大棒，击向苏联。1977年纳勃科夫致乔斯尔森函表明，当时他们实在是不得不把富特文格勒从苏联人手中夺过来（苏联人已经与他接触，并答应接纳他），而富特文格勒本人也在利用美苏双方的较量。1947年5月他在泰坦尼亚宫露面显然表明在“争夺柏林爱乐乐团的斗争”中，盟国决不让苏联人“抢戏”(16) 。1949年，在美国赞助的文化计划中，有一批德国艺术家获准出国访问，其中就有富特文格勒。1951年恢复举办拜罗伊特音乐节(17)，由富特文格勒担任指挥，尽管官方禁止演奏瓦格纳的作品（出于反“国家主义”的原因），这个音乐节的主办权还是交还给了瓦格纳家族。
威廉·多诺万（William J. Donovan）(18) ，美国战时情报机关的首脑，曾讲过一句名言：“如果斯大林愿意帮助我们打败希特勒，我就愿意雇用他，给他发工资。”18现在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德国人显然“已经成了我们的新朋友，而救星俄国人却成了敌人”。在亚瑟·米勒看来，这是一件“非常可鄙的事。在我看来，在此后的年代里，把善恶标志从一个国家身上撕下来，贴到另一个国家身上，道德这个概念已被从世界上抹去了，哪怕这仅仅是理论上的道德。上个月还是朋友，这个月却突然成为敌人，这还有什么善恶是非标准可言？在希特勒死后的8—10年间，世界上各国分化改组，重结同盟，这期间对道德这个概念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甚至是一种无聊的玩笑态度，这已成为国际文化的标志。”19
当然，反对苏联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因为它正从寒冷的天气中以极快的速度步步逼近。1月份在波兰，共产党人上台执政；在意大利和法国，传言共产党人要发动政变。苏联的战略家们利用战后欧洲普遍的不稳定局面，抓紧时机向西推进。斯大林政权干劲十足，而且富于计谋。这个政权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和顽强精神，以及其丰富的想象力，都是西方各国政府难以望其项背的。苏联部署了一支以非常规武器装备起来的部队，渗入欧洲人的意识，软化他们的思想，促使他们倒向苏联。苏联开辟了广泛的战线，有些是新的，有些则是威利·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克里姆林宫战前秘密宣战的高手）1940年去世后中断现在又恢复起来的。工会、妇女运动、青年组织、文化机构、新闻出版界等等都成为他们进攻的对象。
苏联在利用文化作为政治攻心战的工具方面可谓行家里手。在冷战开始后的最初几年里，他们把文化作为政治工具的主要形式，曾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由于苏联缺乏美国那样的雄厚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它又不具备核力量，于是斯大林政权就集中力量，要在“争取人心”的斗争中打一个胜仗。尽管美国在新政时期在文化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在进行国际文化战方面却毫无经验。早在1945年，一位情报官员就预见到这种非常规的战术，而苏联现在正在采用这种战术。这位情报官员曾给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写过一份报告，其中有这样的话：“在国际上施加压力，既有‘和平方式’，也有‘好战的方式’。原子弹的发明使两者之间的平衡状态发生变化，重点将有所转移。我们应该预见到‘和平方式’的分量显然将会加重。我们的敌人将更加放手地进行攻心战，对我们进行颠覆、破坏和施加……压力，而我们也只好甘心地承受他们的侮辱。我们极力想避免战争悲剧重演，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充分利用和平方式。在战争爆发之前瓦解敌人意志的时期、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时期以及战后控制局势的时期，‘和平方式’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20
这份报告极富预见性。它为冷战下了一个定义：冷战就是心理战，就是用“和平方式”屈敌，也就是用宣传的武器来瓦解敌方的立场。在柏林发轫的几次出击就充分表明，行动的武器就是文化。文化冷战已在进行中了。
在冷战中，文化堕落了，这种文化生活是经过精心乔装打扮而堕落的。正是这种文化被各占领国用来争个高下，以求在宣传上得分。早在1945年，“当废墟的周围还散发着腐烂尸体的臭味时，俄国人即以格鲁克的《奥尔甫斯》(19)为苏联国家大剧院揭开了帷幕。身材粗短健壮的俄国校官们，头发用头油梳理得平整光亮，带着踌躇满志的微笑，在灯光辉煌、豪华壮观的将军宫里，同美国军事人员一起欣赏《叶甫盖尼·奥涅金》(20) 的演出，或与他们一起欣赏《利歌莱托》(21)，不过此剧显然已被赋予反法西斯的新解。演出场所里音乐与勋章齐鸣。”21
乔斯尔森最初接受的任务之一，就是去找到德国国家歌剧院（德国歌剧院演出公司，这是唯一能与俄国国家歌剧院一争高下的歌剧院）的几千套演出服装。这些服装被纳粹分子完好地保存在柏林市郊美国占领区内一个盐矿下面。这是一个阴雨凄苦的日子。乔斯尔森同纳勃科夫一道出发去寻找这些演出服装。在他们赶回柏林的路上，乔斯尔森的吉普车走在纳勃科夫征用的奔驰轿车前面，在高速行驶中撞上了苏联人设置的路障。乔斯尔森昏迷不醒，身上多处创伤，被送到俄国人的军医院急救。几个苏联女军医为他缝合了伤口。当他稍稍好转之后，就被送回他在美占区的营舍，他在那里与一个名叫彼得·范艾克（Peter van Eyck）的渴望成名的演员住在一起。如果那天没有苏联军医为他治疗护理，乔斯尔森可能活不到今天，当然也不会成为佳吉列夫(22) 式的美国反苏文化宣传运动的人物。苏联人救活的这个人，在后来的20年中要做许多事情来破坏他们在文化上称霸的意图。
1947年，苏联设在柏林菩提树下（Unter den Linden）大街的文化会堂隆重揭幕，这无异于发射了另一枚重磅炸弹。这一别开生面的举措使一位英国文化事务官员惊叹不已，他带着艳羡的口气报告说，“这个机构超过了其他盟国所做的一切，我们这一点小小的作为与之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它装饰豪华，家具质地优良，不少是属于古玩级的，每个房间满铺地毯，灯光异彩缤纷，室内温度达到让人感到热的程度，一切都是新油漆的……俄国人几乎征用了一切他们想拥有的东西……里面设有酒吧和吸烟室……真叫人流连忘返。厚软的地毯，枝形水晶吊灯，其奢豪不亚于瑞士人开的里兹大饭店……（这真是一个）精美绝伦的文化机构。它面向广大群众开放，打破了这里许多人认为俄国人不文明的观念。对于我们来说，苏联人新近大胆的创举确实令我们感到沮丧——我们的贡献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只有一个新闻中心，几间阅览室，就是这些阅览室也因为缺煤而行将关闭！……我们应当振作起来，采取同样大胆的行动，把英国的成就也在柏林展示出来。”22
正当英国人办的阅览室缺煤取暖时，美国已经鼓起勇气开办了“美国会堂”，向苏联人发起反击了。作为一个“美国文化据点”，这个机构在寒冷的气候中提供了舒适的阅览室，放映电影，举办音乐会、报告会和艺术展览，“一切活动的首要重点就是宣传美国”。教育与文化关系处主任向美国会堂的工作人员发表了一篇题为《走出瓦砾》的演讲，强调他们肩负着历史性的使命：“至今很少有人有此殊荣来担当如此重要、如此富有挑战性的使命。你们被挑选出来，来改变这个被打败、被征服、被占领的德国的思想、道德、精神和文化方向，这条艰难的道路上满布陷阱，为此你们应当感到光荣。”但是他又提到，“尽管美国在文化领域已经做出了伟大贡献，但是德国或世界上其他地方却并不都了解这一点。我们的文化被认为是物质主义，人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评论，说‘我们拥有的是技术，是思想，而你们拥有的只是金钱。’”23
美国这个国家，普遍被认为是一片文化荒漠，美国人则是一批嚼口香糖，开雪佛兰车，被杜邦包装起来的市侩。这主要是俄国人宣传的结果。美国会堂做了许多工作来扭转人们对美国持有的固有负面观点。一位美国会堂热心的管理人员写道：“毫无疑问，从美国运来的印刷品……给德国某些圈子里的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代这样的人群一直以为美国在文化上是落后的，他们只看到一些局部，就此否定了整体。”一些历史造成的“有关美国文化落后的陈词滥调”，通过“读好书计划”已经没有市场了，这些圈子里的人曾经相信过这类诬蔑之词，据说，这些人已经“悄悄地表示美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4
有些先入为主的看法则较难消除。一位在美国会堂演讲的人谈到“今天黑人在美国的地位”，听讲者向他提出了问题，“其中有些就不是善意的”。演讲者与提问者进行了交锋。提问者可能是共产党人，也可能并不是共产党人。幸亏组织者在讲演后安排了“黑人演唱四重唱节目。这些黑人在会堂正常关门时间之后还唱了很久。当时的气氛如此融洽，以致后来决定邀请这个黑人演唱组再举行一次演出”。25美国存在的种族问题是苏联可资利用的一个大题目，这个问题使许多欧洲人怀疑美国是否真能实现它将给世界带来民主的许诺。由此推断，把非洲裔的美国人出口到欧洲，让他们在那里演出，可以化解这种具有破坏性的看法。1947年3月，美国军事占领政府的一份报告透露了“让美国顶级黑人歌唱家到德国举行音乐会”的计划，“玛丽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或多萝西·梅诺（Dorothy Maynor）在德国听众面前亮相具有重大意义”。26推销美国黑人艺术家成为美国冷战斗士们的紧急首要任务。
美国对苏联文化攻击进行的反击加快了步伐。当时，美国的成就一股脑地运往欧洲，在柏林展示出来。从美国最崇高的艺术院校如朱利亚德（Juilliard）、柯蒂斯（Curtis）、伊斯特曼（Eastman）和皮博迪（Peabody）请来了歌剧新秀。军事占领政府接管了18个德国交响乐团，歌剧院也不少于此数。当时许多当地的作曲家遭禁，对美国作曲家的市场需求大大增加，派上了大用场。塞缪尔·巴伯（Samuel Barber）、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埃利奥特·卡特（Elliott Carter）、艾伦·考普兰（Aaron Copland）、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贾恩·卡罗·米诺蒂（Gian Carlo Minotti）、弗吉尔·汤姆森（Virgil Thomson）以及其他许多美国作曲家的新作都由政府出资在欧洲举行首演。
经与美国的大专院校的教师、剧作家和导演商议后，制定了庞大的戏剧演出计划。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坦内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威廉·萨罗扬（William Saroyan）、克利福德·奥德茨（Clifford Odets）以及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23)的剧作都拿出来上演，天花板上还挂着冰柱的寒冷刺骨的剧院里坐满了热情的观众。美国有关当局遵照席勒关于戏剧要“陶冶精神”的原则，设计了一个有针对性的精神教育剧目单。于是在“自由、民主”的主题下，上演了易卜生的《彼尔·英特》、萧伯纳的《魔鬼的信徒》和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的《亚伯·林肯在伊林诺伊》。(24)福斯特（Forster）、歌德（Goethe）、斯特林伯格（Strindberg）的作品则是表现“信念的力量”。高尔基的《在底层》和弗兰兹·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的《金羊毛》（又译为《美狄亚》）的教育意义则是为了宣扬“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在“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下，上演了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的《吕西斯特拉忒》，R.C.谢里夫（Sherriff）的《旅程的终点》，桑顿·怀尔德的《千钧一发》和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给阿达诺镇的钟》。关于“腐败与正义”的主题，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博马舍（Beaumarchais）的《费加罗的婚礼》以及易卜生的大部分剧作。其他主题还有“犯罪将自食其果”“道德、品味和举止”“追求幸福”直到比较阴暗的主题“揭露纳粹主义”。“对于德国人目前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不相宜”的是一切鼓吹盲从和听任命运摆布的剧作，因为这只能导致毁灭和自我毁灭，比如希腊的经典剧作。列入黑名单的还有莎士比亚的《恺撒大帝》和《科里奥拉努斯》（美化独裁统治）、普林兹·冯·洪堡（Prinz Von Homburg）和克莱斯特（Kleist）的作品（宣扬沙文主义）、托尔斯泰的《行尸走肉》（对社会的正直批评会导致与世隔离）、所有汉姆生（Hamsun）的作品（露骨地宣扬纳粹思想）以及所有投入纳粹主义怀抱并为之服务的剧作家作品。2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