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好的宣传就是要做得不像宣传。

——理查德·克罗斯曼

在冷战**中，美国政府投入巨资在西欧执行一次秘密的文化宣传计划，其目的就是“无中生有”。这项计划是美国的情报间谍机构中央情报局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执行的。执行这项计划的主体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自1950至1967年，负责人是中央情报局特工迈克尔·乔斯尔森（Michael Josselson）。该计划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持续时间也不可谓不长。在最辉煌的时候，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在35个国家设有办事处，雇用员工数十人，出版二十多种名声颇大的刊物，举办各种艺术展览，拥有一家提供新闻纪录片和故事片的服务公司，组织高水平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和画家颁奖，为他们提供公演和展览的机会，以此作为对他们的鼓励，其任务就是让西欧的知识分子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转而从思想倾向上接受有利于“美国方式”的观点。中央情报局于1947年成立，就立即开始从极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中广泛网罗人员，组成一支由各类人物构成的混合部队，其中包括情报人员、政治战略家、大公司和常春藤联盟(1)各大学的校友，他们身负双重任务，既为世界注射防疫针，以防感染共产主义，同时又为美国外交政策在海外获得利益铺平道路。结果是结成一张高度严密的大网，网络中的成员与中央情报局合作，为推行其理念并肩战斗。这个理念就是世界需要美国和一个新的启蒙时代，这个时代可称为“美国世纪”。

中央情报局建立的这支队伍，按亨利·基辛格的说法，是“一个为国家效忠的贵族阶层，遵循的是超党派原则”。这支队伍是美国进行冷战的秘密武器，广泛地散布在文化领域之中。在战后的欧洲，作家、诗人、艺术家、历史学家、科学家、评论家，无论他们喜欢不喜欢，知情不知情，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多多少少与这一隐蔽事业有着某种联系。美国间谍情报机构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以可观的财力支持着西方高层文化领域，名义上是维护言论自由。这种做法在20年中一直没有受到挑战，人们也不知其内情，大家都认为这是为西方做好事。如果我们把冷战界定为思想战，那么这支队伍就储备了一个庞大的文化武器库，武器包括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美术展览、音乐会、授奖等。

这支队伍由各色人等构成，其中有一批原来的激进派知识分子，但是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粉碎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这批人是从30年代“粉红色的十年”(2)走过来的。亚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哀叹称，这是一场流产的精神革命，一次毫无结果的文艺复兴，一种虚幻的历史曙光。1这种幻灭感使他们获得一种新的共识，一种对新秩序的肯定，并以此来取代以往那种日渐衰落的力量。持不同政见的激进知识分子有一种传统，他们一直是以破解神话、质疑已形成制度的特权和打破掌权者的自鸣得意为己任的。但是这种传统已经中断了。这种状况对于拥护美国的观点自然是有利的。这个非共产主义的群体受到强大机构的钟爱，在其金钱的支持下，就像几年前的共产主义那样，这群人（其实，其中许多人是同一批人）已经形成一种卡特尔(3) 式的西方知识分子联合体了。

查利·西特林（Charlie Citrine）是索尔·贝洛（Saul Bellow）(4) 的《洪堡的礼物》中讲故事的人物。书中他讲过这样一段话：“有那么一个时期，生活失去了自我调节的能力，但生活又必须调节，于是知识分子就以此为己任。比如说，从马基雅维利时代起，直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一调节生活的工程总是那样宏伟壮观，同时却又可望而不可即，而且这还是一项带有误导性和灾难性的工程。像洪堡这样一个人，满怀雄心壮志，为人既精明又疯狂，他因发现人类工程竟如此宏大并变幻莫测而感到兴奋不已。他发现这样一项伟大事业必须交给出类拔萃的人物来承担，而他本人就是一个有资格掌握大权的人选。是啊，这有什么不对呢？”2那些知识分子就是无数的洪堡式人物。他们一度被共产主义这个虚假的偶像所出卖。现在他们终于发现。有可能建立一个新魏玛(5)，一个美国式的魏玛。

现在，这批左翼人物应当由中央情报局把他们集合起来，从事他们原有的事业，看来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批人受雇于中央情报局，与中央情报局有着真正的共同利益和信念，即使此时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明底细，他们也已经加入了冷战行列。美国杰出的自由派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写道：“中央情报局这股势力并不总是或通常是反动的、邪恶的。”3“根据我的亲身体验，中央情报局的领导层在政治上是开明的，也是十分老练成熟的。”4他认为中央情报局是自由主义者的一个栖身之所。仅仅出于这种观点就足以诱使一些人同它合作，至少对于这个机构怀有良好动机的神话是默认的。但是同时中央情报局又被视为美国进行冷战的工具，一个对他国进行无情干预、行为极不负责任的工具。这种坏名声与上述观点是很不协调的。1953年推翻伊朗总理莫萨德（Mossadegh），1954年颠覆危地马拉的阿本兹（Arbenz）政府，1961年灾难性的猪湾事件和1961年在越南执行臭名昭著的凤凰计划，这一切都是这个机构在幕后策划的。同是这个机构，对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进行监控；在国外对其他国家经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进行骚扰，策划暗杀行动；在国会里矢口否认进行过这类活动，而且在不断抵赖的过程中使其撒谎的技巧越来越高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既然如此，那么中央情报局通过什么高明的手段，竟然使亚瑟·施莱辛格这样思想境界颇高的知识分子也认为它是一艘满载他们所钟爱的自由主义的金船呢？

美国间谍机构的触角触及的范围极广，伸展到了西方盟国的各种文化事业之中。虽然从不承认，但实际上它是在支持范围广泛的创造性活动，把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工作当成一盘棋赛中的棋子摆放在棋盘上的各个位置，这已成为冷战中最具争议性的传统手法之一。那个时期维护这一传统的人辩解说，中央情报局将大量的财力投入其中并没有附带任何条件，不过关于这一点还有待认真地追究是否属实。在美国和西欧的知识界，总有人认为中央情报局关切的确实只是扩大文化的自由和民主。“我们只不过是支持人们把原想表达的意思表达出来而已。”“空白支票”论者就是这样辩解的。这种论点接着还说，如果从中央情报局的经费中受益的人对此毫不知情，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并不因为接受了中央情报局的资助而有所改变，那么他们作为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者，其独立性就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

但是，有关冷战的官方文件却系统地否定了这种利他主义的神话。凡是接受中央情报局津贴的个人和机构，都被要求成为这场范围广泛的宣传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宣传运动中的一分子。在这里， “宣传”一词的定义是，“任何以影响特定群体的思想和行动为目的的新闻、专题讨论或有组织的努力和运动”5，均可称为宣传工作。这种努力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心理战”。这里，“心理战”的定义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有计划地利用宣传或‘非战’的活动来沟通思想、交流情况，以求影响外国群体的观点、感情和行为，其目的是有助于国家达到其既定目标，”均可称为心理战。进一步又为“最有效的宣传”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6这些定义在政府文件中随处可见，白纸黑字，是无可争辩的。这就是美国战后文化外交的基本理论。

显然，中央情报局将其投入的资金加以伪装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如果直言不讳，那么他们的甜言蜜语和慷慨解囊就可能遭到拒绝。这种带有欺骗性的做法又能带来什么样的自由呢？在苏联的议事日程上，肯定没有列入任何形式的自由这一项。在苏联，那些被送入集中营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像牛马一般被套上笼头，强迫他们为政权的利益服务。反对这种不自由当然是正确的。但是，问题是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如果认为战后的欧洲依靠自身内部的某种机制就能够复兴西方的民主原则，这种假设站得住吗？或者认为只要称颂美国的自由主义就能实行民主，难道民主就如此简单易行吗？在思想的有机发展、自由争论和自由交流的过程中，一个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外来的秘密干预？在他国秘密干预下，那个国家的人民以为他们可以自由思想和自由行动，实际上他们却受到自己无法左右的力量的控制，这样做是否有以假民主充当真民主的危险？

中央情报局介入文化界又引出了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接受经济上的援助会不会使知识分子提出自己观点的过程遭到扭曲？在选择哪些人可以受益时，是不是仅仅考虑他们所持的立场而置他们在学术上的优秀素质于不顾？亚瑟·凯斯特勒把知识界的会议和研讨会讥讽为“国际学术界应召女郎的电话召唤网络”，他的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一个人成为中央情报局的文化队伍中的一员是否能保住并提高他的声誉呢？在国际上拥有读者，其实只是一些二流角色，只是一些昙花一现的宣传家，他们的作品只配堆在书店的地下室里，这样的作家和思想家究竟有多少？

1966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美国情报机构进行了范围广泛的私密行动。由于在报纸的头版上刊载了许多策划政变和政治暗杀（大部分因为手段笨拙而声名狼藉）的故事，中央情报局的形象就成了一头闯进国际政治这片矮小树丛的离群野象，任何责任感都挡不住这头野象横冲直撞，在这些揭露“匕首加大氅”(6)的惊险故事中，也有一些文章详细描述了美国政府如何依靠西方文化界的“婆罗门”(7) ，借他们的光从而使其行动也带有一些文化色彩。

有这样的说法，说知识分子之所以尚有活力，这都是美国政策制定者所赐，并不是源于他们自身的独立性。这种说法引起了普遍的反感。知识界在冷战**时期享有的精神权威现已丧失殆尽，而且还常受人揶揄。原来的那种“舆论一致性”正在分崩离析，其核心部分也难以幸存了。由于知识阶层的分化瓦解，有关这个阶层的议论也就莫衷一是、偏颇并不断改调换辙，有时竟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这都是因为来自右的或左的势力为了自身的目的故意歪曲真实情况所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来导致事情败露的原因是意味深长而意义重大的，但是当时的情形现在却反而变得模糊起来了。由于美国过于热衷地投入它在越南的反共产主义运动，把自己推到了社会崩溃的边缘，接着又发生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外泄和水门事件丑闻，与此相比，对于文化方面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兴头十足还是义愤填膺，此时都已相形见绌了。

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写道：“历史就像一座建造得不好的音乐厅，里面总有一些听不清音乐的死角。”7本书就是打算把这些死角记录下来，通过这本书找到一些不同于官方音乐大师们演奏的曲调。这是一部秘而不宣的历史，这部历史信奉的是个人间关系的力量、“软性”联系和勾结、沙龙外交和闺房政治的重要性。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说过，历史就是“官方杜撰出来的故事，据说任何历史都是无数利害相关的方面一致同意的，而每个有关方面都煞费苦心来为自己建造让人产生误解的金字塔和纪念碑，以得出不真实的结论。”任何历史，只要是对那些“一致同意的事实”提出质疑，用兹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话说，那就一定会被认为是某种亵渎行为。不过这样的历史倒是不会助长个人崇拜和圣贤崇拜，因为它力图符合历史的真实。这样的历史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破除世界上的幻想”是一致的；它恰恰同偶像崇拜相对立而存在。这样的历史是为了求实而重新对真实性加以评估，而不是按照当前的利用价值拼凑出的图像。

(1)常春藤联盟（the Ivy League），指美国东北部一批著名大学，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康奈尔大学。

(2)“粉红色的十年”（The Pink Decade），指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中普遍的左倾。“粉红色”有左倾政治观点的意思，但不一定是共产党员，也可译为“左倾的十年”。

(3) 卡特尔（cartel），同业联盟，原意为同业的企业联合经营以避免相互竞争。

(4) 索尔·贝洛（1915—2005），美籍犹太作家的代表。《洪堡的礼物》出版于1975年，翌年获普利策奖。作品的主人公同贝洛其他作品中的一样，都是犹太知识分子，才华横溢又幼稚可笑，既有远见卓识，又荒谬绝伦。

(5)魏玛（weimar），此处应指1918—1919年革命后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即德意志共和国。1919年2月，共和国国民议会在魏玛召开，制定了宪法，根据新宪法建立的政府被认为是民主政府的象征。

(6)匕首加大氅（cloak-and-dagger），故事或电影中的间谍形象，用来指诸如暗杀之类的隐蔽阴谋和间谍活动。

(7) 婆罗门（brahmins），印度社会种姓制度中的最高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