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谢

本书的写作是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我总是带着我的累赘而又不起眼的行李——一大堆破烂纸箱四处奔波。我能够带回整整一个商队的战利品，都是因为有许多好心人帮助我，他们接待了我，为我提供资料，还让我不受干扰地工作。为此，我要感谢伊丽莎白·卡特赖特-希格尼特（Elizabeth Cartwright-Hignett）、弗兰克·达贝尔（Frank Dabell）、尼克·休尔（Nick Hewer）、厄萨·基特（Eartha Kitt）、赫缪恩·拉布隆-约翰逊（Hermione Labron-Johnson）、克劳迪娅和马塞洛·萨洛姆（Claudia and Mareello Salom）。安·帕斯特奈克-斯拉特（Ann Pasternak-Slater）和克雷格·雷恩（Craig Raine）不断地鼓励我，增强我的信心，对他们，我怀有特殊的感激之情。通过他们，我得以在纽约会见了本·索南伯格（Ben Sonnenberg），他既博学又热情，我对他也是深怀感激。安·帕斯特奈克-斯拉特为我写了推荐信，并不吝为我那不够严谨的初稿修改润色，从而使之顺利地获得通过。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得到卡门·考利尔（Carmen Callil）的支持时虽然写作已进入后期，但那时我信心不足，正是他的支持启发了我，帮助我找回了已丧失的信心。杰伊·韦斯伯格对我的帮助无可估量，我作为一个电影史学家，在他面前，无论在学术水平上还是知识面的广博上，我都自愧弗如。此外，我还要感谢那些成为此书合伙人的人们与我一道分担了种种艰辛，他们都承受了，而且还不失幽默。他们是我这本书的编辑尼尔·贝尔顿（Neil Belton）、我的代理人费利西蒂·罗宾斯坦（Felicity Robinstein）、格兰塔图书公司（Granta Books）的全体工作人员、新出版社的杰里米·巴格勒（Jeremy Bugler）、托尼·卡什（Tony Cash）、托尼·卡鲁（Tony Carew）、劳伦斯·西马诺维茨（Lawrence Simanowitz）和安德烈·希夫林、贝尔多克，莱文和霍夫曼公司（Beldock,Levine&Hoffman）的梅尔文·伍尔夫（Melvin Wulf）。我还要为麦当娜·本杰明（Madonna Benjamin）、佐薇·赫勒（Zo? Heller）、康拉德·罗伯（Conrad Roeber）、多米蒂拉·鲁弗（Domitilla Ruffo）、罗杰·索纳姆（Roger Thornam）和迈克尔·怀里德（Michael Wylde）的友谊和耐心向他们表示感谢。如果没有我的母亲朱莉娅·斯托纳（Julia Stonor）和我的兄弟亚历山大·斯托纳·桑德斯（Alexander Stonor Saunders），那么我写作以外的生活就走入绝境了。对于他们给予我的鼓励，充满爱心的支持，始终不渝地为我鼓劲，在此，我虽然不免感到羞愧，我还是要向他们致以最深切的感谢，并将此书献给他们。

我开始研究文化冷战时，原指望能够大大受益于美国的新闻自由法。根据此法，原来许多政府密级文件解密向研究者开放，其结果之一就是对联邦调查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情况确实如此。但是有关中央情报局的文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我最初请求利用中央情报局的文件是在1992年，我的请求至今尚未得到答复。后来我又提出申请，这次总算接受了，但是又提醒我，为我提供档案资料的全部费用大约是3万美元，紧接着，中央情报局的信息与保密协调员又告诉我，我的申请付诸实施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不过我也不必为此发愁。英国的历史学家把美国的新闻自由法吹得天花乱坠，但是他们要想在这个领域里获得研究资料还要经受巨大的挑战。总之，就中央情报局而言，申请的遭遇是悲惨的。好在私人收藏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足以弥补这一缺憾。从历史上看，美国历届行政当局一直是扩展到各种私有部门的，冷战时期则尤其如此，当时参与美国外交政策的既有政府各部门，也有某些混杂的临时联合组织，还有一些半官方的人物和机构。正是由于这种巴尔干化(1) （即使涉及秘密或隐蔽行动也不例外）使我有可能详尽地查阅有关各种行动的资料。对于那些有意在大海里捞鱼的人来说，美国全国各地的档案馆收藏的私人文件就是一个可供捕鱼的辽阔海洋。

任何依赖大量档案资料的研究工作，都需要许多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员的帮助，他们凭着专门知识，引导着研究人员走进其浩瀚的收藏之中，然后又领他们走出来。这些工作人员为我提供了无数的搁架，上面堆着的就是历史。这里我要立刻补充一句：如果在资料的组织和结构中有什么疏漏和缺陷，责任都在作者。对这种帮助和建议，我要感谢以下各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们是：纽约的塔米蒙特图书馆（Tamiment Library）、芝加哥的约瑟夫·里根斯坦图书馆（Joseph Regenstein Library）、阿比林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的巴特勒图书馆（Batler Library）、华盛顿的乔治·米尼中心（George Meany Center）、得克萨斯州奥斯丁市的哈里·兰塞姆人文学科研究中心和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图书馆、波士顿的约翰·F.肯尼迪图书馆和独立城（Independence）的哈里·林鲁门图书馆。我还要向伦敦的公共档案馆、里丁大学图书馆（Reading University Library）和伦敦图书馆的档案员们致以谢忱。

许多人为这本书都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对我不断的访问、电话、传真和信件都表现出善解人意的耐心。所有接受采访者的名字都列入了书后的“注释和资料来源”部分，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感谢。其中我特别要提到的是戴安娜·乔斯尔森（Diana Josselson），她不吝为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她那令人叹服的记忆力，她坚定不移的支持（其中当然也不乏批评）和她私人收藏的照片都使本书作者从中获益良多。

(1) 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指一个整体分裂为许多各自为政的小团体，有“割据”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