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得不偿失的交易

在这个丑恶的世界上，一切善恶是非，都要看你透过什么颜色的玻璃去看它。

——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1)

自1967年发生这一系列事件后直到1968年，乔斯尔森一直处于心力交瘁的状态，每天都经受着他以往所做的一切给他带来的迷惘和痛苦的折磨。印度文化自由代表主席贾拉普拉卡什·纳拉扬写道：“我总弄不明白，一个信仰自由的人，生活在开放的社会中，讲究的是方法和目的的一致，怎么会认为接受一个国际间谍机关的钱是正当的。仅仅从代表大会一直是在独立运作这一点来评价它是不够的……中央情报局一定认为它所做的一切对它来说是必要的。”1K．K．辛哈（Sinha）在他的辞职信中说：“如果我早知道……巴黎总部里藏着一颗定时炸弹的话，我根本不会碰代表大会的。”2对有些人来说，他们要同真的炸弹打交道：在日本，一名代表大会的积极分子的房子被炸了，他不得不向警方寻求保护。在乌干达，《转变》杂志的编辑拉贾特·尼奥基（Rajat Neogy）刚想到他的刊物“说不定”会遭到破坏，他就被捕入狱了。

戴安娜·乔斯尔森说：“有人成了真正的牺牲品，迈克尔为此感到痛苦，悔恨，有时竟怀疑他参与这些事是否正确。耶稣会的教义是‘只要目的正确，达到目的的手段也就是正确的’。我们对这一信条曾产生过动摇，但是最后我们还是都认为我们是正确的。但是有些人的名誉受到损害还是让他深感痛心。”3约翰·亨特说：“由于我、迈克尔以及其他人的主张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在印度、黎巴嫩，在亚洲和非洲，许多男男女女投身于代表大会并与之共命运。当时，这批人都发现自己被卷入了漩涡之中。我也知道其中有许多人因此而蒙遭不幸，而且任何高明的策略和辩解都无法弥补他们所受到的损害。他们把自己的名誉和身家性命都搭上了，这一点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种精神上的尴尬境地，不是用一句‘生活原本如此’‘历史在捉弄我们’之类的话就能消解的。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愿意从头再来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可能有遗憾，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4

在欧洲和美国，情况却不是K.K.辛哈所说的那样，是一片威胁即将来临的喧嚣，那里的反映却是多种多样的。迈克尔·波拉尼觉得揭露中央情报局的喧嚣是“可鄙的”，他说，“在战后这些年里，如果我知道有中央情报局这样一个机构的话，我会愿意为之效力，而且是心甘情愿的。”5凯斯特勒则干脆称之为“茶杯里的风暴”，小小的波澜很快就会平静下来的。耶胡迪·梅纽因则说，中央情报局居然乐见“同我们这些人交往，我对它的评价反倒更高了。”6不出所料，乔治·坎南理直气壮地为中央情报局辩护，他说，“就因为中央情报局给了钱而对它发动攻击是站不住的，攻击带来的痛苦超出了其应有的范围。对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受到良心上的责备。我们这个国家没有设立文化部，中央情报局不得不尽其所能来弥补这一缺陷，它这样做应受到赞扬而不是批评。”7

中央情报局介入西方的文化生活只不过是民主的一个消极面而已，是不可缺少的，因而它的存在也是合理的。对于这种说法，拥护者是越来越少了。安德鲁·科普凯因德（Andrew Kopkind）在写到“精神上更深层的幻灭感”时强调：“空谈开放社会，实际上却加强控制，这两者之间距离之大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每一个代表美国的某个组织出访外国时，尽管方式不同，却都能亲身体验到一种盛行的理论，即世界已被分割为共产主义和民主制度两大阵营，任何介乎两者之间的行为都意味着背叛。人们有一种幻觉，认为不论什么人都可以持有不同意见，你看，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既有社会主义的冷战斗士，也有法西斯的冷战斗士，既有白种的也有黑种的冷战斗士。中央情报局的行动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这正是它的一大长处。但这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多元性，而且有着极大的腐蚀作用。”8这种观点不断地被人们引用，其所以具有吸引力是因为它在道德问题上的立论简单明了，实际上却失之于简单化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人们持不同政见的可能性遭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科普凯因德自己的言论就是一个例证），也不在于知识分子受到了压制和腐蚀，而是进行理性思考本身所必备的过程受到外力的干扰。贾森·爱泼斯坦写道：“最令我们感到不快的是，政府似乎在开着一列地下火车，坐头等车厢的却不是第一流的乘客。中央情报局和福特基金会这类的机构出钱建立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组织，其成员是由他们挑选出来的，挑选的标准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必须具有他们认为正确的冷战立场。本来自由思想就像一个大自由市场，较少考虑意识形态的问题，更加注重个人的才能和成就，在这个市场上，各种思考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对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点提出怀疑……事实终于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做的这笔交易是多么得不偿失。这笔交易永远不可能有利于艺术和文学的发展、任何形式的严肃思考乃至人类自身的进步，交易的结果只能使知识分子为国家的意志服务。”9

1967年3月，德怀特·麦克唐纳一腔激愤地责问乔斯尔森：“如果当时我就知道《邂逅》杂志后面有美国政府的秘密经费在支撑着，你想我在1956至1957年间会从这家刊物领取薪金吗？如果你认为我会，那么我们从此分道扬镳。要知道，即使为一家政府主办的公开刊物工作，有人还会踌躇再三……我想我是被人当作傻瓜耍了。”10傻瓜还是伪君子？他只是在1958年因为他的一篇文章被砍掉偶然同设在梅涅特大街的办事处打过交道，尽管如此，1964年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问乔斯尔森可否雇用他的儿子一个夏季，而那时大家至少都已风闻代表大会与中央情报局有关系了。那么斯彭德又如何呢？1967年夏天，在芝加哥的埃文斯顿饭店举行的一次聚会上，与斯彭德同赴聚会的客人不留情面地问到他声称自己清白无辜的事，他竟然泪流满面。其中有一位不甚知名的客人回忆道：“丹尼尔·贝尔和他的妻子珀尔·卡津·贝尔、理查德·埃尔曼、汉纳·阿伦特、斯蒂芬·斯彭德、托尼·坦纳、索尔·贝洛、哈罗德·罗森堡和波拉尼夫人这些人都在场，就像是大卫·莱文的一幅漫画。这群人多多少少都与代表大会有牵连。吃罢意大利面条之后，他们就开始彼此指责对方太天真，竟然不知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而知情者也不把情况告诉别人。汉纳·阿伦特说：‘我从来就不信任欧文。’她还说她不信任梅尔文·拉斯基。丹尼尔·贝尔则忙替他的这两个朋友辩解。争论越来越激烈。这时斯彭德哭了起来，说他被利用了，上了当，他是什么也不知道，从来就被蒙在鼓里。有些人说斯彭德‘太天真’，另一些则似乎认为他只是在‘假装天真’。”11

斯图尔特·汉普夏尔说：“斯蒂芬感到很难过。人们对他相当刻薄，说他一定了解实情。我倒不认为他知道实情，也许他没有认真去了解真实情况，但是他确实不知道背后是政府或情报机构。”12不过劳伦斯·德诺夫维尔却有不同看法：“我知道有些人心里明白自己是知情的，但口头上否认，你也不能责备他，因为我们对于做过的事有时不得不加以否认，所以他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加以否认。斯彭德确曾被告知实情，这一点乔斯尔森是清楚的，他对我说起过这件事。”13汤姆·布雷顿说：“我听说了关于斯彭德的事，也知道在事情被曝光后他在感情上受到了伤害。我的看法是他必定知情，我想他是知道的。”14娜塔莎·斯彭德一直坚持说她的丈夫是清白无辜的，她伤心地得出一个结论，说斯彭德就像《白痴》里的米什金亲王(2)。

傻瓜还是伪君子？1967年夏，《党派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由威廉·菲利普执笔的著名声明，题目是《关于中央情报局的声明》。有人把它拿给汤姆·布雷顿看时，他放声大笑。声明写道：“我们公开反对中央情报局秘密资助文学性和思想性的出版物和杂志。我们坚信，中央情报局经常性地资助会使这些出版物和出版机构失去信誉。对于据说曾接受中央情报局资助的杂志，我们是不信任的，而且我们认为他们没有对提出的问题作出适当的反应。”15签名者共17人，其中有汉纳·阿伦特、保罗·古德曼、斯图尔特·汉普夏尔、德怀特·麦克唐纳、威廉·菲利普、理查德·波里埃、菲利普·拉夫、威廉·斯蒂伦和安格斯·威尔逊。布雷顿看到这些人名时只是说：“他们当然都是了解真情的。”16詹姆斯·法雷尔则说：“《党派评论》那些人害怕曝光就像魔鬼惧怕圣水一样。”17他的话也许是对的。

日内瓦的香培尔高地住宅区是安静的，只有每周一次的蔬菜集市才打破那里的静谧。身居此地的乔斯尔森只能怀着苦涩的心情注视着代表大会在新领导人谢泼德·斯通主持下继续维持下去。此时它已更名为“国际文化自由协会”了，在领导人的名单中也不再有乔斯尔森。更名后的第一年，约翰·亨特应斯通之邀继续留在那里帮助做预算的工作。起初，乔斯尔森还每天打电话给他的前副手。亨特回忆道：“在电话里，他总是说‘让我们做这’，‘让我们做那’，而我总是提醒他：‘听着，迈克尔，现在是谢波德管事了。’确实令人心酸。迈克尔还是一如既往地工作着，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18谢泼德·斯通说：“乔斯尔森是个悲剧性人物。我觉得他有点像一个驻外大使，在另一个国家待的时间太长久了，以致忘记了他应该代表他的派遣者，反而觉得他是代表驻在国的人民。正因为可能发生这种易位情况，大使们从来都不准在一个国家驻留过长的时间。我想在乔斯尔森身上就发生了这种错位的情形。如果你把这一切看成一次行动，那么乔斯尔森就是这一行动的灵魂。他关爱我们所有的人，而且他本人就非常有教养。他对文学、音乐等等非常关心，但他也是一个十分霸道专横的人，他太看重自己身负的责任了，从来不敢掉以轻心。当整个事情暴露后，我想他一定伤心透了。”19

谢泼德·斯通原是福特基金会的执行董事，曾替代表大会经营过几百万美元的慈善基金。乔斯尔森曾提名让他接替自己的职务，但是据戴安娜说，“迈克尔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迈克尔继续担任顾问。代表大会就是他的生命，他写过许多内部备忘录，但没有一件得到过答复。谢泼德也有他的难处。他不想当迈克尔的小伙计，他不想当傀儡。但他的行事方式不够漂亮。迈克尔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比如他把一些他不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的分支机构全部撤销了，例如印度、澳大利亚，只要不是欧洲的，他全不感兴趣。谢泼德对这些地区没有感情，也没有去过这些地方，所以那些地方的人都被撵走了。他不十分了解知识分子。每年为了向福特基金会要经费，都要向基金会递交工作报告，谢泼德就会让迈克尔来做这件事，因为他写不出来。”20

改组后的代表大会现已完全由福特基金会出资，显然已获得了乔斯尔森多年求之未得的独立性了。但是，据约翰·亨特讲，1976年夏，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为争夺代表大会的领导权在幕后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解释说：“欧洲人担心，这样一个组织如果从一开始就让美国人介入的话，那么美国就会通过其善意的服务把这个组织掌握在手中。当时欧洲人的如意算盘是让乳臭未干、不太聪明又不爱说话的美国人出钱，我们欧洲人出脑子，那样就能把事情办得完美无缺。”21争夺的结果是每家都分得一杯羹。美国人担任了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谢泼德·斯通的整个职业生涯，从驻德国高级专员公署到福特基金会直到现在的代表大会，从来没有与情报机构脱离过关系。一位东德同情者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在回忆录中说，斯通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项目官员）；法国人安排了皮埃尔·伊曼纽尔担任总干事，有传闻说此人属于十二局(3)；稍后，英国人派来一人担任联合总干事，此人名叫亚当·沃森，50年代曾任英国秘密情报局（SIS）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联络官，还是一个心理战专家，曾负责协调情报研究局与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之间的秘密关系。表面上似乎一切都改变了，其实却是换汤不换药。

真正发生了变化的，是乔斯尔森多年来与之斗争的敌人以及他力图缓和的紧张关系。在这两个方面，乔斯尔森的成绩足以使他感到自豪。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历来就有一股互不相容和易于分裂的坏习气。现在的国际文化自由协会也不免为这种习气所笼罩。冷战时期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占统治地位的是充沛的活力和明确的目的性，此时却已**然无存。乔斯尔森身在日内瓦，眼看着这个新改组的代表大会走上穷途末路而又无能为力。纳勃科夫偶尔写信来报告一点消息，在信中他称这个新组织的领导班子是“一伙串通一气的骗子”。爱德华·希尔斯同样对这个组织表示蔑视，终于在1970年拂袖而去。他说，这个机构已经名誉扫地，成了一批酒足饭饱、自鸣得意的知识分子闲聊的场所。22在另一封写给乔斯尔森的信中说，他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代表大会的消息，不过他接到了一份请柬，请他去同一些“非犹太名人”见面，他断然予以拒绝。23他与悉尼·胡克一样，对斯通的印象是“一头官气十足的公驴”，“一个十足的笨蛋，却享有不应有的地位和待遇”。24斯通对于世界事务的了解就是知道怎么花钱。他说，有一件事他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有些共产党员尽管做了许多坏事，他们的人怎么就能够始终保持着精神上的优势。25

国际文化自由协会已经无法按原来那一套说法举办任何活动，它的支持者也对它失去了兴趣，最终于1979年通过自身投票表决解散了。

1959年，乔治·坎南曾致函纳勃科夫说，在他的印象中，“过去多年在把世界拧成一股绳的事业中，谁都比不上你和你的同事们所做的贡献，尤其在我国，却几乎没有人能看到你们所取得的成就范围之广泛和意义之重大。”26几十年来，坎南一直坚信他通过写文章帮助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是正确的。但是到了1993年，他却谴责他曾赖以生存的一元论信条，他说：“我应当明确表态，关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我绝对强烈反对那种救世主的论点，这就是说我反对美国人充当全人类的导师和救星，反对说我们具有独一无二的优秀品质，也不赞成喋喋不休地空谈什么‘命运宣言’或‘美国世纪’之类的废话。”27

冷战理论的**就是一个神话，说什么在20世纪，美国承担起了取代衰败的、失去信心的欧洲的历史使命。但是到头来却证明这只是一个错误的构想。哈罗德·罗森堡于1962年写道：“冷战是两种实在的利益之间进行的一场虚幻的战争。可笑的是，冷战中相互敌对的双方都认为各自的理论如能付诸实施都将是势不可挡的……西方的目的是要扩展自由主义，直到它完全符合私有制和获取利润的需要，而苏联人则要扩展其社会主义，直到它完全符合其建立共产党专制统治的需要……（实际上）20世纪的种种革命就是为了建立自由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对政治必须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这一点极为重要，也就是必须彻底摒弃那种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政治。”28罗森堡用这番话来批驳摩尼教式的二元论，“按照这种二元论，双方将永远纠缠在一场双人舞之中解脱不开，都要争夺霸主地位来统治世界。”

米兰·昆德拉曾批评过所谓“有信念的人”，他问道：“什么是信念，信念就是……一种思想的僵化……正因为如此，小说家必须要有意识地打破他们固定的思维模式，打破他们为自己筑起的思想藩篱。”昆德拉说，只有如此，才能产生“不确定性的智慧”。1967年的大曝光留给后人的正是一种“不确定性”，不过并未产生昆德拉所说的“智慧”。这种“不确定性”被利用去掩盖已经发生的事，并力图将其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小说家理查德·埃尔曼看到知识分子缺乏责任感，因而助长了中央情报局对文化的操纵，对此他感到十分厌恶。他从中发现一种“假装出来的厌倦情绪，认为凡事都差不多，一切都不必太认真，正如人们所预料的，见利忘义和腐败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行为’了。在这些人看来，世间事从本质上讲就是使人感到乏味和腻烦……世上没有任何事值得你去认真分辨是非善恶，世上也没有真正诚实的人。”29瑞纳塔·艾德勒（Renata Adler）的影射小说《快艇》（roman à clef, Speedboat）就抓住了这种道德上的是非不明：“聪明人做错了事，一旦被人抓住就矢口否认。面对确凿证据证明他做了错事，他们就改口说他们确实做过，但他并没有说谎，只是不记得了。如果他做了又说了谎，那么他又说他之所以这样做，之所以说了错话，都是为了某种更高的利益，这样一来，他所做的错事和所说的谎言的性质也就改变了。”30

普里默·莱维（Primo Levi）在其《淹死的与获救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中提出了相似的看法，不过在心理分析上更为老到。他说：“有人故意撒谎，脸不红心不跳地歪曲事实。但是更多的人从说谎开始发轫，暂时或永久地驶离他的记忆，并为自己捏造出一个有利的幻境……不动声色地从说谎变成狡诈的欺骗是很实用的：具有某种信念的谎言会使他的处境较好一些，他能够更好地念他的台词，而他所说的也更容易被人相信。”31

如果说那些加入文化冷战的人真的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那么就不能说他们有意识地欺骗了别人。即使说这里面有虚构的、捏造出来的事实，那也无损于其真实性。有人曾打过一个比喻说，如果有一条狗在巴黎圣母院的墙脚撒了一泡尿，这并不意味这座教堂有什么过错。但是还有纳勃科夫喜欢引用的谚语：“如果你跳进湖里，你就不可能干着身子走上岸来。”西方的文化冷战斗士们纷纷用所谓的民主程序来做挡箭牌，使他们的所作所为合法化，但是由于他们不诚实，连带着民主程序也受到了玷污。他们贩卖的自由同与之相抵触的“必要的谎言”达成了妥协，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结果变成了“不自由”。按照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中更好斗的知识分子的说法，在冷战中你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忠诚于某种理想。那么只要目的是正确的，手段自然也就无可非议了，即使其手段中包括（直接或间接地）欺骗他们的同事；伦理要服从政治嘛！他们扮演了错误的角色；他们用左右他人的思想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达到某种目标，他们不惜对事物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歪曲。知识分子的任务，本来应该是用事实来揭露政客们说假话、掩盖真相以及他们因循守旧不图变革的本质。

他们信奉“绝对自由”的理论，结果却提出了另一个理论，即“自由至上主义”，或者说陷入“对自由的自恋”之中。他们更重视教条，使之凌驾于容忍不同观点之上。正如安东尼在《加沙的盲点》中所说：“不言而喻，‘真正的自由’这个词比‘简单化的自由’要好些。真理这个词像是魔咒，一旦同‘自由’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其结果是十分可怕的。富有好奇心的人是不谈什么真正的真理的。我觉得这听起来有点怪异。真正的真理，真正的真理，哦，显然不行，有点像脚气病，或者哇里哇啦什么的。”32

(1)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Calderon de la Barca，1600—1681），西班牙著名剧作家、诗人。

(2)米什金亲王（Prince Mishkin），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白痴》中的人物，善良热情，却又天真而轻信他人，因此经常受到伤害，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3)十二局（Deuxième Bureau）,法国对外情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