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不祥的预兆
你觉得是你在推，
但是被推的
却正是你自己。
——歌德：《浮士德》
5月13日，斯彭德和克莫德辞职后的第5天，迈克尔·乔斯尔森和约翰·亨特坐在豪斯曼大街乔斯尔森过去在二楼的办公室里。乔斯尔森在妻子戴安娜和女儿詹妮弗的陪同下，从日内瓦来到巴黎。在过去的一周里，他在日内瓦为了防止最后散摊子进行了不知疲倦的斗争。在豪斯曼大街这幢房子楼下的街道上，人们涌进明媚的春日阳光下，咖啡馆正在打开店门迎接星期六的顾客。在人群中，戴安娜正带着詹妮弗选购学校期末芭蕾舞演出用的服装。但是戴安娜却心不在焉，穿过人群走向拉斐特百货商场时，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没有着落的感觉。
在乔斯尔森和亨特相对而坐的办公室隔壁房间里，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正关着门开会。会议主席是米努·马萨尼（Minoo Masani，印度的反对派领袖），参加会议的有雷蒙德·阿隆、丹尼尔·贝尔、皮埃尔·伊曼纽尔、路易斯·费希尔、安东尼·哈特利、K．A．B．琼斯-夸特（Jones-Quartey）、伊齐基尔·姆发利利（Ezekiel Mphahlele）、尼古拉斯·纳勃科夫、汉斯·奥普雷希特（Hans Oprecht）、迈克尔·波拉尼和丹尼斯·德卢奇芒、関吉彦（Yoshihiko Seki）、伊格纳齐奥·西洛尼和马奈·斯珀伯。这些人从世界各地飞到这里来是为了完成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那就是通过一项有关乔斯尔森和亨特辞职的裁决，并就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命运作出决定。现在，他们两人的辞呈就放在他们面前。他们就像不受他人左右的国王一样坐在那里，知道他们发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不容更改。
约翰·亨特回忆道：“我和迈克在会议室隔壁的房间几乎坐了一整天。我们孤单单地坐在那里。旁边的屋子里就坐着陪审团，这种时刻你能做什么呢？”1迈克尔坐在那里一语不发，他那纤细的、指甲精心修剪的手指敲击着桌面。他看上去很疲倦，这是等候一个上午的疲劳，也是过去20年拼命工作后的疲劳。他留着偏分头，头发通过头顶向两旁梳开，露出高高的前额，两只不大的眼睛，却有着巨大的黑色瞳孔。
这时，“陪审团”正在围绕着证据展开辩论。20年中，迈克尔·乔斯尔森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而他的从犯约翰·亨特只有一半时间参与了这场骗局。隐瞒的严重性在于直接受害者多达数百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道德上的进退维谷、永远难以解决的问题。两人都说明了他们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也讲清了中央情报局与代表大会的关系。乔斯尔森始终认为他是出于需要才不说真话，而且要对此承担全部责任。这次全会的名誉根本无法保证不受伤害。斯珀伯、波拉尼和西洛尼为乔斯尔森和亨特说话，要求全体会议采取“战斗的姿态”。斯珀伯发言大意是说，“让所有这一切都见鬼去吧，我们才不在乎《纽约时报》说了些什么！我们出力办起了这个机关，经营了15年，在我们的政治生涯中，什么棘手的事没有经历过？如果大家都赞成的话，那就让我们一如既往不去理睬它。”2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阿隆和伊曼纽尔，他们的看法必然稍有不同。他们是法国人，参加了一个设在巴黎的组织，而这个组织却因与中央情报局的瓜葛，名誉受到玷污，从而使他们自己的名声也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亨特后来说：“他们的风险太大了。”3实际上，阿隆被摆在他面前这个问题惹火了，他怒气冲冲地退出了会议，在离开会议室时，“嘭”的一声重重地把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到了午饭时间，仍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马萨尼的建议下，会议休会。下午会议继续举行，一直拖到6点才终于结束。纳勃科夫和德卢奇芒手拿全体会议草拟的声明稿来到乔斯尔森和亨特面前。当时戴安娜已经把詹妮弗和她的一个朋友留下一起欣赏她新买的芭蕾短裙，来到她丈夫的身边支持他。她回忆说：“他们向迈克尔、我和亨特宣读了这份声明稿。真是可耻啊！声明只字未提迈克尔和亨特所做的贡献，迈克尔和约翰听罢脸色发白，走出了房间。尼古拉斯和丹尼斯问我：‘你觉得怎样？’我说：‘我觉得它很臭。’我想我当时哭了。”4戴安娜噙着泪水问道，迈克尔一心扑在代表大会上，他毫不动摇地致力于文化自由事业，对这些在声明中为何一字不提？没有迈克尔，当然还包括约翰，就没有代表大会，对这一事实为什么视而不见？难道这些知识分子就这样回报他们应该感谢的人？为什么一出现麻烦的苗头就都逃之夭夭？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打算站起来进行抗争？
一贯善于夸张表演的纳勃科夫此时双手捂住胸口，心脏难受（也许是装出来的）。于是赶紧派人去拿水和阿司匹林。他当时不知所措该是真的，因为动感情而昏厥则另当别论。迈克尔还能期待什么呢？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而这些年他把他们引上了歧途。他向他们隐瞒了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人，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则是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的产物。现在他表现出因受到伤害而感到愤怒，他不是钢铁铸就的人哪！他真的会相信自己罪孽深重而不是别人加罪于他？纳勃科夫的命运一直是和乔斯尔森联系在一起的，此时他突然好像明白多了。这就是迈克尔的宿命，他的信念。这就是他的一切，除此之外他一无所有。
纳勃科夫和德卢奇芒对他们竟如此无情无义连他们自己也感到吃惊，于是他们答应戴安娜他们要去说服全体会议重新草拟声明。此时戴安娜已经平静了下来，她走出去找迈克尔和约翰。过了不久，他们又听到了向他们宣读经过修改的公告。第二天，这篇声明就在全世界报纸上公布了。
“消息传来，证实了代表大会曾使用过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经费……而执行董事认为有必要在其他同事都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资助，对此全体会议深表遗憾。全体会议对代表大会1950年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并予以肯定。会议愿趁此机会表示，代表大会的一切活动都是自主的，没有受到资助者的任何影响或压力，并对与之合作的人所具有的独立性和高尚品格深信不疑。全体会议声明，这一行动的结果无异于井中投毒，败坏了代表大会的思想和言论。全体会议无保留地批判在思想界使用这种方法……全体会议注意到（迈克尔·乔斯尔森和约翰·亨特）递交的辞呈。会议再次向他们表示感谢，尽管代表大会接受财政资助的方式为其活动带来了许多困难，但是他们还是保持了这个组织的独立性和思想品格，因此会议请求他们留任，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5
这份声明的文字在许多方面都是不真诚的。首先，全体会议接受了乔斯尔森的辞职请求。戴安娜和约翰·亨特后来都确认了这一事实。戴安娜说：“我清楚地记得，不管会议记录上是怎么写的，实际上是告诉迈克不能再留任。在他们看来，我是属于另一类，这一决定不适用于我。”6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声明说乔斯尔森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资助这一事实，他的“所有同事全不知情”，是与事实不符的。亨特后来透露：“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代表大会中几个最重要的人物是知道真相的，因为他们的政府对他们讲过。阿隆是被告知的。马尔罗显然也是知道的，此外还有马格里奇和沃伯格，因为两国情报机构就创办《邂逅》杂志达成协议后，军情六处就对他们讲过。”7
劳伦斯·德诺夫维尔说：“我倒想知道谁不知道此事。这基本上是公开的秘密。”8知情者或自以为知情者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份名单：斯图尔特·汉普夏尔、亚瑟·施莱辛格、爱德华·希尔斯（他曾坦白地告诉过娜塔莎·斯彭德，从1955年起他就知道）、丹尼斯·德卢奇芒、丹尼尔·贝尔、路易斯·费希尔、乔治·坎南、亚瑟·凯斯特勒、强基·弗莱希曼、弗朗索瓦·邦迪、詹姆斯·伯纳姆、威利·勃兰特、悉尼·胡克、梅尔文·拉斯基、贾森·爱泼斯坦、玛丽·麦卡锡、皮埃尔·伊曼纽尔、利奥内尔·特里林、戴安娜·特里林、索尔·莱维塔斯、罗伯特·奥本海姆、索尔·斯坦因和德怀特·麦克唐纳。并非所有的人都“明知”他们都在积极参与一场骗局。但是他们都是知道的，而且知道此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批评他们的人说，如果他们不知情，那么他们有意识地装作无知，就凭这一点，这些人也难辞其咎。亨特称，“迈克尔确实想对一些人明说，但是他们声称他们不想知道。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们只愿意知道他们想知道的那么一点点；如果他们知道得太多，他们明白他们会因此不得不离开代表大会，所以他们拒绝了解详情。”9《象限》杂志的第一任编辑、澳大利亚诗人詹姆斯·麦考利作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他注意到与会者有两点是矛盾的，“一方面从友情上说他们是支持迈克尔的，因为，说实在话，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真正受了骗的；另一方面他们又采取了当时公众所持的立场，表现出一种无辜者受骗的愤怒。”10亨特的妻子查达尔（Chantal）就对这种暧昧态度嗤之以鼻。她曾在法国文化部工作过，也为代表大会工作过一段时间，她就说：“在法国，每个人，至少是我的圈子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代表大会的后台是谁。他们也都谈论这件事，他们会问：‘你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去工作？那是中央情报局。’谁都知道，反倒是那些为之工作的人蒙在鼓里。你说是不是怪事？我就一直是这样想的。”11戴安娜·乔斯尔森说：“他们大都声称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甘当说谎的无耻小人。”12
那么尼古拉斯·纳勃科夫又是怎么回事？从代表大会在柏林初创到巴黎受到令人痛心的谴责，他可是自始至终同乔斯尔森一起走过来的呀。他一直愤怒地反驳关于中央情报局介入代表大会的指控，他说：“我断然否认一切指责。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自始至终同中央情报局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整个事情都是苏联人捏造出来的。”13他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吗？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么多年来他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吗？他自己就意识不到“背后有一片‘弗吉尼亚树林’(1)”？（这是引用他自己说过的话）玛丽·麦卡锡曾提到，在伦敦的出租汽车里，纳勃科夫显然是把真实情况告诉过斯彭德。按她所说，纳勃科夫没有说真话。据查达尔·亨特回忆，“在一次吃午餐的时候，纳勃科夫在饭桌上神秘兮兮地悄声”告诉她，他是了解真实情况的。斯图尔特·汉普夏尔后来不无嘲讽地说，纳勃科夫“对真相被揭露出来并未感到特别吃惊”。145月13日那个令人痛心的日子，纳勃科夫站在乔斯尔森面前，对他扬着一纸决议，谴责他欺骗了他的同事们，这时，看来他头脑里并没有闪过一个念头，觉得他自己显然不是向乔斯尔森宣布全体会议决定的合适人选。
纳勃科夫认为，“在决定由中央情报局向各种文化机构提供经费之前，早就存在着一种极端错误的、也是毫无必要的思想方法，或者说根本没有思想。”15他还认为，“人们说冷战是自19世纪初以来最艰巨、最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而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又发生在一个有着百年传统的国家（加缪将这一传统称为‘政治思想的道德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不正当行为就更加不容忽视了。”纳勃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种不正当行为痛加鞭挞。他说，“想起这种不道德行为给人们留下的遍体伤痕，想起我们这个由智慧超群、信仰崇高而且永不腐败的男女自由思想家创建的社会竟然被人拖入泥淖之中而遭灭顶之灾，至今尚令我感到痛心。究其原因却仅仅是由于一种古老的、最顽固的傲慢才导致了这种毫无道理的行动。”16但是，在私下里，纳勃科夫却丝毫没有表现出这种义愤。他曾对一名记者说：“我认为谁都不必为代表大会拿了中央情报局的钱认错。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对经费的某种来源有过怀疑，不过这只是在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首都的‘传言’而已。问题不在经费来自何处，我们要看代表大会究竟做了些什么事。”17
乔斯尔森觉得自己就像当代的约伯(2)，一个“完美而正直”的人却为他的品德而深感困惑，他就是带着这种心情离开巴黎的。临行前，他先去看望了为他治病的几位医生，然后又会见了麦乔治·邦迪，也许是同他讨论中央情报局的问题被揭露出来后所产生的影响（根据《华盛顿邮报》，麦乔治·邦迪是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中负责监管中央情报局行动的人）。回到日内瓦后，行囊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火山又爆发了。全体大会承认中央情报局曾资助代表大会的事一经公布，全世界的报纸立即忙碌了起来，就像过节一样。乔斯尔森崩溃了，只能让戴安娜去接那些充满愤怒的电话。她在致斯彭德夫妇的信中说，乔斯尔森“经常疲惫不堪，却仍夜以继日地尽其所能为挽救代表大会不断进行战斗，使我处于没有尽头的忧虑之中……麻烦仍然层出不穷，就像海德拉蛇妖(3)一样。”18在极端沮丧中，她宣称，“我真想彻底摆脱这一切，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除了几个以友谊为基础的朋友之外，再也不想同其他人打交道了。”19
但是，友谊这个问题本身现在已经变得混乱不堪了。娜塔莎在信中写道：“我亲爱的迈克尔，最令人苦恼的是人的问题。根据现在的认识来回顾过去，我觉得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陷入了人际关系的纠缠而不得自由。你对人是如此仁慈关爱，却又不得不去欺骗你的这些朋友，对你来说必定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我敢肯定，谁要是指望中央情报局也是如此，那他就错了。个人所受的折磨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一个人看重这些，那么看到相互之间的信任无可挽回地破灭了，他一定十分伤心……所以回过头来看，如果一个同事将真实情况隐瞒起来，那么他就剥夺他的同事们的自由权利和人格，反过来又破坏朋友们对他们的信任，最终使太多的人受到损害……中央情报局强迫你保持沉默（在他们看来必须这样做），那就等于要求你采取共产党的伦理观来对待你的朋友，结果就使西方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同东方的方法别无二致。”20
这场“揭发风暴”（乔斯尔森后来提到它时就是这样说的）继续袭来，风力猛烈如前。不可思议的是，现在是汤姆·布雷顿出面点起了一把大火。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5月20日那一期的《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上，标题是“我为中央情报局的不道德感到高兴”。布雷顿说，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纠正报纸上一连串由于错误的消息而引起的蠢话。但是布雷顿远不止于纠正那些不准确的话：他主动地提供了其他方式都永远无法提供的秘密情况，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证据，因此许多模棱两可的说法都得到了澄清（同时再也不可能予以否认）。他在说明50年代的欧洲“只有左派才反对同共产主义作斗争”时，21详尽地讲述了国际组织处是如何设法拉拢这些左派人物的。他描述了国际组织处与美国劳工组织官员的关系，甚至还指责维克多·鲁瑟（Victor Reuther）花的是中央情报局的钱，“做起事情来却不够聪明”。他证实中央情报局出钱出版《邂逅》杂志，并进而承认“担任该杂志编辑的是一名特工”。他补充说，把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安插到这种岗位上，“不仅能够向这些机构的正式官员提出反共计划，而且还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解决必须面对的预算问题。那么为什么不考虑用‘美国的基金会’来为这些机构提供经费呢？特工们都知道，一旦涉及国家利益问题，由中央情报局提供资金的基金会一向都是出手大方的。”22在列举了一长串国际组织处部署的外国组织之后，布雷顿说，“到了1953年，我们已经操纵或影响了涉及所有领域的国际组织了。”23为什么他要用“操纵”和“影响”这样的词？他完全可以换一种提法，写成“支持”或“提出友好的建议”。毕竟中央情报局的官方路线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布雷顿的文章实际上就是要彻底断绝中央情报局同非共产党左派的联系。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根据他自己的解释是这样的：他的老朋友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打电话到加利福尼亚来，请他为《星期六晚邮报》写一篇文章把一切都讲清楚。布雷顿说，“我认为这是一件顺应历史潮流的事。我是从一开始就介入其中的，现在已经过去20年了，但这样的事还在进行着，我认为这是十分荒唐的。现在是结束这种不光彩把戏的时候了。”24布雷顿从3月初就动手写这篇文章，到见报时有将近3个月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足够让他仔细推敲文字了。在此期间，他还数次与艾尔索普通电话进行商讨，布雷顿曾数易其稿，但每次送来的稿件一篇比一篇揭露得更为彻底。
布雷顿自己宣称，他写作此文的目的是要“把事实讲清楚，纠正种种不正确的说法”。但是在他的文章里却又有意地掩饰特工们曾用过的假名，他自己的假名本来是霍默·D．霍斯金斯（Homer D.Hoskins），在他的文章中却成了沃伦·G．哈斯金斯（Warren G.Haskins）。他的揭露是爆炸性的，既然这样做了，他为什么还要费这份心思去掩饰这些假名字呢？他是不是想到了每个进入中央情报局的特工都必须立下誓言，在此过程中要签署一份保密协议书呢？当有人向他问到保密协议书的问题时，他的回答真是离奇得很：“本来我可能会想起我签署那份保密协议的事，但是我不记得我签过这样一份协议书了。我肯定签过，但是我不记得了。如果我记得，我就不会忽略这件事了。”25“如果布雷顿作为中央情报局的一名退休人员，那么他就应该按规定办事，把这样的事都公之于众就必须获得批准。我想他没有按规定办事。”劳伦斯·德诺夫维尔是这样说的。26
另外还可以设想一种情况，后来有几个特工，甚至包括布雷顿本人都可能与这种假设有牵连。约翰·亨特说：“汤姆是正规部队的一员，但不是高层人物。一切有关保密协议的事，他自然是了解的。如果布雷顿真的不是在他人指使下写这样的文章，他本来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完全可以不必顾忌保密的事。我相信上面一定有人想除掉这批非共产党左派。布雷顿不过是下面的一个工具而已。独行杀手是没有的，就像说暗杀肯尼迪的枪手毫无背景一样，是没有人会相信的。一件事总是同许多方面有着利害关系的。布雷顿知道的仅仅是上面的某一条线，也许只是（理查德）赫尔姆斯打个电话给他，对他说‘我这里有件事要你去做。’我确信上层曾就一项行动作出过决定，那就是要把代表大会和其他一些计划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曾与迈克尔议论过布雷顿写文章的事，我们两人都估计这是一个经过协调和授权的行动，目的是终止中央情报局同非共产党左派的联系。不过我们未能摸到这件事的根子在哪里。”27
杰克·汤普森的猜测有着同样的思路：“当你打算终止一项行动计划时，历来采用的手段就是将其公之于众。我想象出这样一个情景：约翰逊总统在他椭圆形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前翻阅一些文件，他翻到一份《邂逅》杂志。他问道：‘嗨，这是什么玩意儿？’有人告诉他：‘这是您办的一份杂志，总统先生。’他惊讶地说：‘什么？我办的杂志？这居然是我办的杂志！这些家伙认为我打的这场战争是一个错误，居然还在我办的杂志上写出来？’情况就是这样。”28
这一情景是汤普森杜撰出来的，却值得我们去探究一番。林登·约翰逊是30年代的人物，原来只是得克萨斯州的一个贫苦孩子，后来混迹于东部那些老谋深算的人中间。他与知识界毫无瓜葛，也没有约翰·肯尼迪周围那种雅典式(4)引人入胜氛围的意识。约翰逊心目中的文化节之类的活动只不过是“讨女士们的欢心”而已。在布雷顿发表文章两年前的1965年6月，白宫主办过一次艺术节，约翰逊的顾问们原想借此平息一下人们的反战情绪，不料想6月15日美国的知识分子却把这次艺术节变成了愤怒反对越南战争的讲坛。罗伯特·洛厄尔拒不接受邀请（联邦调查局将此记录在案），埃德蒙德·威尔逊（Edmund Wilson）采取了同样的行动，其用语之粗暴无理使艺术节的组织者埃里克·戈德曼（Eric Goldman）惊愕得目瞪口呆。德怀特·麦克唐纳倒是参加了，不过他带来的是一份请愿书，支持洛厄尔对美国政策的谴责，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汉纳阿伦特、利莲·赫尔曼、阿尔弗雷德·卡津、拉里·里弗斯（Larry Rivers）、菲利普·罗思、马克·罗思科（Mark Rothko）、威廉·斯蒂伦（William Styron）和玛丽·麦卡锡（属于未被邀请者）。在晚宴上，麦克唐纳又征得了9人的签名，都是来同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开战的。赫斯顿指责麦克唐纳连“起码的礼貌”都不懂，还责问他，“你真的惯于在主人的家里征集签名，向主人递交请愿书吗？”29约翰逊事后觉得白宫被“一帮叛徒”占领了。30
这一事件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据埃里克·戈德曼说，“总统和这一批人之间本来就有隔阂”，“总统对这件事的反应无疑又加高了他们之间的这道墙。幸亏大部分实情不为外界所知，但是泄露出去的情况已足以使这道墙变得如同柏林的钢筋水泥墙一样地不可逾越了。”31据后来引用约翰逊的话说，“这些人”搞了一次阴谋，目的就是侮辱他和他担任的总统职务，在危机时刻“伤害了国家”。32他们都是“狗娘养的”，“笨蛋”，“叛徒”，这些人把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扩展成影响重大的事”。总统对他的两名助手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和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说，他“再也不想同这些自由主义者打交道了。他们也再别想同我打交道。他们走的就是共产党的路线，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共产党，都是一丘之貉。”33
在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成立之初，是詹姆斯·伯纳姆出力将代表大会拉到中央情报局麾下的，不过，他这样做是为保守派的现实政治利益服务的。现在他从这一片混乱中找到了证据，证明中央情报局思维中有一“根本性的缺陷”，而这一点他是早就提出过警告的。他写道：“中央情报局的大多数活动都是着眼于非共产党左派的。根据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如果说非共产党左派现在还没有达到亲西方或亲美国的程度，至少他们也不反对西方，不反对美国，这批人只要行动起来，将是一股可靠的反共力量。这一判断在政治上是错误的。非共产党左派并不可靠。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也一样，其中一大部分转向了反美立场，几乎所有的非共产党左派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国家的态度都变得温和起来了，政治上的错误导致了组织上的崩溃。所谓政治上的错误就是信奉全球的反共斗争必须依靠非共产党左派，这条信念是艾伦·杜勒斯带进中央情报局的，但是，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最突出的是越南所发生的一切使中央情报局这条信念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中央情报局按照非共产党左派这张‘处方’，扶植起一大批组织和个人，最终却是消磨了国家的意志，损害或破坏了国家的安全。”34这一观点引起了约翰逊的关注，不难想象，正是因为约翰逊重视这一观点才导致中央情报局有意切断它与非共产党左派的关系。
在实际发生的情况中，还有一条最令人感兴趣的线索，那就是布雷顿的保密协议问题。1967年4月19日，星期三，下午两点钟，约翰逊的特别顾问沃尔特·罗斯托打印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呈交总统，内容十分简单：“我想您已了解《星期六晚邮报》即将发表布雷顿有关中央情报局的文章。谨附上狄克·赫尔姆斯关于此事的报告。”布雷顿的文章在1967年5月20日那一期的《邮报》上刊载，距罗斯托将此事报告总统整整一个月之久。理查德·赫尔姆斯当时已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根据罗斯托的备忘录，赫尔姆斯应该是知道这件事的，甚至也了解文章的内容。中央情报局完全有充裕的时间要求布雷顿履行保密协议，从而阻止他发表此文。
罗斯托对此事的记忆是模糊的。他说：“我只是社交性地认识布雷顿，只觉得同他谈话时‘这个人很随和’。我不记得有什么备忘录的事了，我也不记得他写的那篇文章。我想赫尔姆斯对我提起过，我想我是报告了总统的。不过这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当时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35既然如此，罗斯托为什么还要费这份心思拟定一份备忘录呈交总统呢？对这个问题，罗斯托是这样回答的：“任何可能引起政治问题的事都会影响到总统，我必须让他了解情况。”36他的回答有点自相矛盾。
实际上，罗斯托和赫尔姆斯要让总统了解情况有的是机会。根据罗斯托的建议，狄克·赫尔姆斯被邀参加星期二的午餐会。这个例行午餐会是约翰逊执政时期最重要的高层国家安全会议。“因为我想总统应该有一个情报部门的人在场，以便向他提出咨询。”371967年前后，在这个每周一次的午餐会上讨论的问题几乎无例外地是讨论越南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中央情报局为什么对于《堡垒》杂志所作的披露如此关注，以致兴师动众地采取了全面的情报行动，而在布雷顿的问题上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阻止他？布雷顿得出的结论是，“我想他们很可能急于想把一些东西甩掉。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可能了解这一点。我一直在猜想，当时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人想把那些已经暴露的东西一劳永逸地甩掉。谁都知道，像斯图尔特这样的人当然肯定知道，这些东西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在我脑子里一直有一种预感，他们想把这些机构清除掉，只不过我无法证实而已。”38
据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斯图尔特·艾尔索普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其他消息来源则说，在与外国政府官员讨论问题，提出中央情报局正在寻求答案的问题，向外国政府提供有利于美国的假信息，就中央情报局有无机会招募一些身居合适岗位的外国人提出评估等方面，艾尔索普对中央情报局十分有用。斯图尔特的兄弟约瑟夫则“断然否认”斯图尔特是中央情报局特工的说法，他声称，“斯图与中央情报局确实关系密切，但我与他们的关系更为密切。”39他接着又说：“我敢这么说，他确实执行过一些任务，他为美国做了他该做的事……（中央情报局的）元老们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为它工作完全是尽义务，我从未拿过他们一美元，我也从来没有签署过什么保密协议。我不必这样做……只要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我就为他们工作。我把这叫作尽一个美国公民的义务……中央情报局对于他们不信任的人，是绝对不会向他们敞开大门的，而斯图和我是他们信任的人，我为此感到自豪。”斯图尔特称杜勒斯和他那一伙人是“勇敢的东部人”，并为自己能成为这个“严密机构”的一部分而感到鼓舞。40
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布雷顿的文章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他声称中央情报局安插了一名特工在《邂逅》杂志任编辑，只能是想把这个人暴露出来，促使他突然辞职。布雷顿后来进一步说明道，此人“是我们的一个特工，有着杰出的学识上的成就和写作能力，由我们支付他的薪金。”41此时，欧文·克里斯托尔正与丹尼尔·贝尔一起担任一本叫作《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的刊物的联合编辑（这本刊物的创办从乔斯尔森那里获得一笔数额达1万美元的慷慨赠款）。布雷顿的文章使他首当其冲地陷入尴尬境地。他后来说：“汤姆·布雷顿发表的文章中说《邂逅》杂志中有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工，我非常恼怒，因为我知道我从来没有充当过中央情报局特工，而且我敢肯定斯蒂芬·斯彭德也从来没有充当过特工。我真不知道布雷顿先生在写这篇文章时究竟是怎样想的。”42斯彭德从来就不在圈子内，他说：“我根本不相信此人就是克里斯托尔，我真的不相信。我知道这不是我。”43
于是就剩下拉斯基了。几年之后，不出所料，拉斯基对布雷顿所言根本不屑一顾，把他叫作“老傻瓜”。他彻底否认有这种事，说这完全是詹姆斯·邦德式的故事，集“间谍-鼹鼠网”情节之大成。他说：“我从来没有编辑过中央情报局的杂志，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干这样的事。”44那么究竟谁是中央情报局特工？“是你？是我？某个人？”拉斯基回答说：“听明白了，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明摆着的。不，不，不，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绝对不能当真，历史学家更不能把它当成真的。”45但是30年后(5)，一切都证明布雷顿没有说瞎话。这里面没有异想天开的故事。
布雷顿的出卖行为使乔斯尔森既震惊又痛心。戴安娜写道：“那为时6天的自行车比赛，还有许多事情，都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对你的美好回忆，对你工作上的业绩怀有的尊崇就更不必提了，正因为如此，你在文章中出卖了迈克尔和他的朋友们使我感到格外痛心。你在文章里明显地暗示那个人是欧文·克里斯托尔，完全是不真实的，你显然忘记了他根本不了解底细……尽管你可能意识到这是对一份优秀刊物的致命打击，但是我相信你大概想象不到，你的文章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混乱，使多少人遭受苦难……这些年来，从心力交瘁的亲身经历中我体会到。而汤姆，我想你心中也一定有数，如果真有一个不受约束的特工的话，那么此人就是迈克尔，而他却只是凭他的良知在做事的。”46戴安娜最后要求布雷顿公开致歉，撤回他所说的乔斯尔森是中央情报局安插在代表大会的。她的这封信犹如石沉大海，始终没有回应。
奇怪的是，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无疑是对中央情报局的“当头一棒”，但是对这件“至少并不令人愉快的事”却很少有人表示关切。47汤姆·布雷顿安然过关，没有受到官方任何严厉的责备；至于那些与被揭发出来的“非共产党左派计划”密切相关的特工，他们在其职业生涯中也没有受到任何歧视。科德·迈耶同他那一伙人很快就飞黄腾达起来（迈耶迁升为中央情报局伦敦站站长，负责该局在西欧的一切行动）。只有那些从非共产党左派中招募来的人现在被认为不可用了。据戴安娜·乔斯尔森说，罗比·麦考利留用了很短一段时间，“最后被挤了出来”。他离开了中央情报局和《凯尼恩评论》，到《花花公子》杂志去担任了一名小说编辑。约翰·汤普森是在60年代中期开始与新左派调情的，现在也被人家从他称之为“安全岛”的地方撵了出来。1968年他在写有关美国的作品时曾告诉乔斯尔森夫妇说，在这里，除了越南问题之外，谈论的每件事都与非洲裔美国人有关（他在描述美国黑人时用的语言显然都带有殖民主义色彩）。48
尽管乔斯尔森在5月13日召开全体会议之前他已经辞去中央情报局的工作，（据戴安娜说，“他这样做主要为了保护代表大会，因为如果有人问起来，他就可以说他已经不在中央情报局了。”）49他还是无可挽回地铸成大错。他的退休金少得可怜，根本不能反映他所做的巨大贡献。1965年，乔斯尔森受聘于法菲尔德基金会，担任国际部主任，任期两年，年薪21000美元，分12次付清。至此，至少从原则上讲，中央情报局与乔斯尔森之间已经没有财务上的关系。但是弗兰克·普拉特（Frank Platt）和约翰·汤普森觉得他的处境困难，因此为他作了到期退休的安排，年退休金3万美元，从法菲尔德基金会的基本储备金中支出。据汤普森说，这笔储备金总额100万美元。由于某种原因，这笔资金已无法退还捐款人，因此汤普森建议这笔钱可以立即使用。50乔斯尔森握手告别，拿到的不是黄金而是黄铜，所得只不过是法菲尔德基金会“最后余款”中的一部分。至于其他的人是如何支付的，则无案可查。
在《堡垒》杂志揭露事件发生之前，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参议员就已经要求国会对中央情报局秘密提供经费的问题进行范围广泛的调查了。约翰逊却只任命了一个三人特别委员会来进行调查。其成员是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1967年3月29日卡曾巴赫委员会提出了最后调查报告，其结论是，“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任何联邦机构均不得提供直接或间接的秘密经费，来帮助或支持任何国家教育机构或私人自发组织。”51报告将1967年12月31日确定为终止一切此类秘密资助的限期。这样就让中央情报局有机会向该局的许多行动计划提供最后一次数额可观的赠款（技术上称之为“一次性经费”，以自由欧洲电台为例，这笔赠款足以使它在两整年内维持其各种行动计划）。
在提到卡曾巴赫报告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政府强行禁止中央情报局进行此类活动的手段。但是中央情报局却对报告出台之后它还能做些什么另有自己的不同解释。在“1967年特别委员会关于政府情报活动的报告”提出之后，中央情报局负责计划的副局长德斯蒙德·菲茨杰拉尔德（Desmond Fitzgerald）根据报告的内容向所有第一线的官员发出了如下指示：“一、并不，重复一遍，并不禁止与商业性的美国机构建立秘密关系；二、向设在国外的国际组织提供经费是允许的。”52
换句话说，在国际秘密活动领域中，一切照旧。因此，当中央情报局在1967年以后继续资助“世界形势论坛”（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派生组织）时，它丝毫没有受到阻力。虽然约翰逊接受了这份报告，并将其定为政府的官方政策，但是这份文件并没有作为行政命令颁布，也没有使之成为一项法规，因此并不具有牢固的法律地位。《国家》杂志发表的一篇社论认为，从字里行间来读这份报告（还说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这份报告“看来有用，实际上却是虚套子”，而且“在下定义方面采取了规避的做法”，从而得出结论说，这份报告只不过是“约翰逊先生有关所谓的‘伟大社会’的响亮口号开始变得像波旁王朝的君主们落下笑柄的言论。”53
(1)弗吉尼亚树林（Virginian Woods），指中央情报局的新址。
(2)约伯（Job），《圣经》中的一个人物，源于《圣经·旧约·约伯记》。约伯是一个“完美而正直”“敬重神、远离恶事”的人。但他以清白之身遭受了许多磨难，于是他坚忍苦难，不断地追究自身所受苦难的根源。
(3)海德拉（Hydra），希腊神话中的多头蛇妖，据说蛇妖长着许多头，而且斩去一个头又会生出一个头来。
(4)雅典式（Athenian），雅典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建筑、雕塑精美绝伦，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曾在此进行学术活动，哲学研究盛行，是西方文化、学术、艺术的代表。肯尼迪具有这种背景，而约翰逊则是与文化学术无缘的粗人。
(5)按规定，文件的保密期为30年，30年后即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