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有些人的思想僵化了。
——大卫·布鲁斯
1967年多灾多难的夏天过去之后，尼古拉斯·纳勃科夫从法菲尔德基金会收到了一笔数额为34000美元慷慨的财政结算款，移居纽约。在亚瑟·施莱辛格的帮助下，在市立大学谋得一个教席，讲授《不同社会环境下的艺术》课程。纳勃科夫和斯蒂芬·斯彭德之间有时说些闲话，谈到他们以往的一些同僚，开玩笑说要写一本“果戈理式的滑稽小说，讲一讲某个人，且不管他做了些什么，他的老板是谁，总之，他发现一直是中央情报局在给他钱。”11972年，他们之间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口角。艾赛亚·伯林劝纳勃科夫不要计较，说“让他去吧”。1976年，这位作曲家半开玩笑半威胁性地说他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中央情报局的黄金时代”。柏林让他小心，劝说纳勃科夫不要发表他的有关代表大会的回忆录：“如果你是当真的，那么我就要严肃地劝你别做这件事。一个人的记忆并不可靠，况且这个题目至少也可以说是敏感的。我想你大概不愿意让你的后半生成为无休止争议的焦点吧……所以我郑重地劝你不要去闯这个地雷阵。”2
许多人都不愿检讨过去。斯彭德与纳勃科夫1972年发生争吵，后来两人言归于好，在斯彭德的日记中有所记载。1976年3月，他参加了法国驻纽约领事馆授予纳勃科夫勋级会(1)勋章的授勋仪式，他写道：“法国领事发表了讲话，对纳勃科夫生平的叙述充满了喜剧性。在整篇讲话中，他始终把纳勃科夫的‘创作生涯’和‘职业生涯’分得很清楚。尽管在讲话中也提到了他操办的那些艺术节，但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却被巧妙地回避了。在这种场合，法国人惯于讲一些辞藻华丽的空话，但这次讲话却如此清晰精致，还真需要有点真诚才能办到哩。”3
此后的年代里，纳勃科夫继续教书和作曲。他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是为巴兰钦的舞剧《堂·吉诃德》谱曲，由纽约芭蕾舞团公演。安德鲁·波特（Andrew Porter）为《纽约客》撰写的评论写道：“尼古拉斯·纳勃科夫谱写的曲子真是糟糕透顶，使那天晚上的演出走了味。乐曲听起来像是喘息，又不断重复，他想用小号独奏和一记锣鸣来制造一种轻快活泼的效果，却又显得苍白无力。”4据一位朋友说，纳勃科夫的人生格言可能是“怎么合适怎么过”。这也许是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在二战后的柏林，一名年轻的情报官员在一次聚会上遇见了纳勃科夫90岁的老父亲。“这个老头儿同所有纳勃科夫家族成员一样，是沙俄帝国的自由派人物。我看到他走向一些苏联的高级官员，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吗，我是一直站在人民这一边的。’然后又踅向房间另一头的主人，脸上挂着同样的谄笑，对他说：‘我同你的祖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大公爵亲王很熟悉。’我真搞不懂，一个年逾九旬的老人还需要那样虚伪吗？”5
纳勃科夫于1978年去世。据约翰·亨特说：“他的葬礼堪称奇观。他的5位妻子全部到场，帕特里夏·布莱克鲁在滑雪时一次意外事故中受伤，她拄着双拐，嘴里不停地说‘我总觉得我还是他的妻子。’玛丽·克莱尔在教堂里坐在首席座位上，俨然是正妻的模样。他去世时的合法妻子多米尼克说，她当时觉得自己似乎并不存在。在5人中，她是唯一一位靠后站的妻子。另一位前妻则俯身到棺材上想亲吻死者的嘴唇。”6一个一辈子浮华虚夸的人最后这样离开人世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约翰·亨特按既定安排于1968年底离开国际文化自由协会。在塞纳河上一艘家用游艇上举行了秘密仪式，中央情报局为他的出色服务授予他奖章。后来他到加利福尼亚的索尔克研究所担任常务副所长。在越战问题上，他坚定地站在反胡志明立场上。他痛苦地看到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分崩离析。他对乔斯尔森说，在他自己的国家，他似乎同其他人形同陌路。7同罗比·麦考利一起在《花花公子》玩了一阵子以后，亨特又担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常务副校长。1976年他写了一部关于阿尔杰·希斯的剧本，在纽约的肯尼迪中心上演过。退休后住在法国南部。
欧文·克里斯托尔和丹尼尔·贝尔共同创办了《公共利益》，1969年任纽约大学“亨利·鲁斯讲座”教授，讲授“城市价值观”课程。当时他已自称是“新保守派”，他给新保守派下的定义是“受到现实打击的自由派”。他投身于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华尔街日报》，为公司的人讲课，领取丰厚的课酬，被人称为“新右派的守护神”。他的著作表明这位年轻的激进分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变成一个牢骚满腹的反动分子，同他周围的世界格格不入。他反对现实中的性放纵、多元化主义、靠福利过日子的母亲和叛逆的学生。同拉斯基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他已变成了亚瑟·凯斯特勒所说的“20世纪的人”，一个“政治精神病患者，在他的头脑里为自己筑起了一道铁幕”。81981年，他给五角大楼写了一封信，指责美国士兵在奏国歌时连立正的动作都做不正确，他呼吁“整顿阅兵式，因为只有出色的阅兵式才能赢得民众对军方的尊重”。9在回顾中央情报局干预文化政治时，他说，“中央情报局是一个秘密工作机构，它的成员都是一些不可救药的饶舌者。除此之外，我觉得它也就同邮政局(2)差不多。我对它的评价也只能如此了。”10关于《邂逅》杂志，他的结论是：“在一段时间里，这是英国刊物中唯一值得一读的杂志，却是由中央情报局出钱办的，英国人为此应该感恩戴德才是。”11
梅尔文·拉斯基一直担任《邂逅》的编辑，直到该杂志1990年停刊。当时没有人愿意给它一个肯定的定评。《邂逅》杂志在最后的几年里“似乎摆脱不了过去的形象，总是被认为是在贩卖冷战货色，不断地警告人们，核裁军是危险的。”12《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保守派编辑费迪南德·蒙特（Ferdinand Mount）确实为《邂逅》杂志写了一篇“告别辞”，赞扬了杂志取得的成就，而且还称赞梅尔文·拉斯基是“唯一没有在他的第二祖国获得荣誉的先知哲人”。13有些人认为拉斯基也许本来应该待在他自己的国家里。蒙特的赞扬无人响应，也没有影响这些人的看法。
中央情报局停止赞助后，《邂逅》杂志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财政危机。在最后这几年中，拉斯基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寻找新赞助人上了。1976年，弗兰克·普拉特（当时他还留在中央情报局）写信给乔斯尔森，提到，“拉斯基回到美国后立即跑到丹佛去同极端右翼分子、库尔斯啤酒王国的首脑谈赞助问题。他想把杂志据为己有。在整个会晤中，这位库尔斯公司的老板始终身上挂着枪套，插着一支科尔特45手枪！我的天，谢谢你啦，你的钱我不要了”。14正当拉斯基跑到远离大都市的地方去找青草吃的时候，普拉特请求威廉·惠特尼基金会拿出些钱来，这样也算他尽到了答应帮忙的责任。后来，《邂逅》杂志遇到了接受中央情报局的财政支持的问题，拉斯基进行了反击：“好吧，谁来出钱呢？艾奥瓦州德杜克的那个穿帆布鞋的小老太婆会给你100万美元？我是说，别做梦了。你说能从哪里弄到钱？”15
所有同拉斯基一道担任过联合编辑的英国人（斯彭德、克莫德、奈杰尔·丹尼斯Nigel Denis、D.J.恩赖特Enright）都辞职而去，唯一没有辞职的就剩下最后一位联合编辑安东尼·哈特利。1992年，拉斯基费了好大力气把剩下的一批老人召集在一起，在柏林组织了一次“最后的邂逅”聚会，欢庆冷战结束，由拉斯基主持，“他蓄的胡须之尖利，可以扎死所有的同路人”。16参加那次聚会的文化界老人有欧文·克里斯托尔和他的妻子、保守的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爱德华·希尔斯，弗朗索瓦·邦迪，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利奥·拉贝兹、彼得·科尔曼（Peter Coleman），还有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的男男女女。有些人已经老态龙钟了，但火气不减当年。按伯纳德·莱文的说法，“这是一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大军，他们为了坚持真理反对谎言，忠于现实反对幻想，坚贞不屈反对投降，保护文明反对野蛮，主张平和语言反对粗暴打击，要理直气壮的勇敢不要寻找借口的怯懦，总之一句话，为争取民主反对暴政而斗争过。而且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的正确性是彻底的，可以证实的，是愉快的、耐心的、真正的正确。”17这支“为真理而斗争的队伍”由于有些人已经去世遭到削弱，比如胡克、凯斯特勒、阿隆、马尔罗、纳勃科夫、斯珀伯，而且由于拉斯基的缘故进一步遭到削弱，因为他没有邀请长期与《邂逅》杂志共命运的马戈特·沃姆斯利、戴安娜·乔斯尔森和斯彭德。在这次聚会中，一次也没有提到乔斯尔森的名字。
拉斯基这支“形形色色的大军”没有为苏联的最终解体而伤心落泪，但是乔治·厄本的发言却反映了所有与会者的心声。他说他“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失落感。在拳击场上有一个对手使我感到满足，现在对手毫无战绩地败落了。在山那边有一个敌人，虽然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却能使人感到充实。听上去似乎自相矛盾，但事实确是如此。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就如同有一个好朋友，有时甚至胜似一个好朋友，尤其是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出现离心离德现象的时候。朋友只是朋友而已，而一个势均力敌的敌人却能让人有一种使命感。当然也可能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有时我不禁怀疑自己是否由于长期迷恋于这种‘辩证法’而影响了我的观点，以致我觉得没有对手反而使我感到生活失去了意义。”18
柏林墙被推倒之后，一个前克格勃的官员来找乔治·厄本。他声称自己曾主管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教育工作。厄本问他：“我们在《邂逅》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否有助于你们了解‘敌方’在搞什么名堂？”回答是：“有用，太有用了。我觉得这些文章太引人入胜了，以致使我逐渐背离了我的誓言和我的意识形态，终于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厄本把这件事告诉了拉斯基：“你知道吗，《邂逅》杂志的内容就像一本教科书，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起初它使人产生怀疑，继而不时有所违抗，最终使一个间谍大师的脑子开了窍，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19当拉斯基听说敌方曾仔细研读《邂逅》杂志，他欣喜若狂，“真让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克格勃居然也研究这本杂志，我真感到受宠若惊。当时我们觉得我们这些冷战斗士设计的这个意识形态的矛头竟刺中了目标，结果表明我们是做对了。”20娜塔莎·斯彭德说：“拉斯基这类人的想法与俄国人没有什么两样，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场战略游戏。”21
弗兰克·普拉特继续留任法菲尔德基金会董事直到1969年（这时该基金会还在继续支付1967年以前的基金）。1976年9月，普拉特发挥着国际笔会设于伦敦的作家监狱委员会(3)信息交流站的作用，并充当联络员。两个月后，他告诉乔斯尔森：“库尔特（冯尼格特，Kurt Vonnegut）、杰克·马克（Jack Mac），即迈克尔·斯卡梅尔（Michael Scammell）和其他人问我是否愿意担任国际笔会作家监狱（委员会）的工作，就《（文字审查）索引》的编写工作与在伦敦的斯卡梅尔保持联系。当时他正为国际笔会做这件事。我的身份类似协调员。我说可以。工作很有意思，而且还可以到处走走。”22
同时，普拉特还经常为乔斯尔森提供一些有关中央情报局的小消息。1975年，科德·迈耶的中央情报局伦敦站站长的身份暴露后（当时有34名工党议员要求将他驱逐出境），普拉特开玩笑地写道：“在‘盲人国’里也许只有那个还有一只眼的人看见了墙上写着的字。谁知道是不是这样呢？据我所知，中央情报局现在已乱成一团，真是活该！”23不久后，一位记者在乔治敦的一次聚会上不无惊恐地看到，迈耶在问一位年长的加拿大外交官关于分裂主义的问题(4) ，使这位外交官非常尴尬。这位外交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可以看得出当时他感到十分痛苦，但迈耶穷追不舍。他是那样粗鲁、笨拙，而且毫无怜悯之心。这位记者写这番话的时候当然不会想到10年之后乔斯尔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因反应强烈导致心脏病发作。正如另一位观察家所言，“迈耶这一代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人，用克伦威尔的话来说，从来不会以耶稣基督的悯人之心来反省一下自己可能是做过错事的。”24
1983年2月23日，詹姆斯·伯纳姆从罗纳德·里根手中接受了总统自由奖章。伯纳姆的从政生涯就是在自由十字军这面大旗下开始的。总统奖的证书上是这样写的：“从20世纪30年代起，伯纳姆先生影响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思想。他的言论改变了社会，他的写作成为人类追求真理的指路明灯。在本世纪中，詹姆斯·伯纳姆是罕见的为自由、理性和正直而战的斗士。”25一周以后，亚瑟·凯斯特勒服安眠药加酒精在伦敦的寓所中自杀身亡，与他同归于尽的是他的第三任妻子辛西娅·杰弗里斯。当时凯斯特勒77岁，妻子比他年轻20岁。1998年，传记作家大卫·塞萨拉尼（David Cesarani）揭露凯斯特勒是一个暴力强奸者，于是凯斯特勒在爱丁堡大学的半身铜像就从基座上消失了。一位评论家在读了塞萨拉尼的著作后写道：“凯斯特勒一生卷入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冲突之中，作品多产但并不出色，而且一生行为不端。他的时代就此一去不复返了。”26伯纳姆死于1987年，但他的精神却留在了威廉·巴克利心中。伯纳姆曾为他的《国民评论》担任过编辑。1990年，巴克利宣称，“美国长期坚持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确实是我国崇高历史的一部分。”27
汤姆·布雷顿继续通过报业辛迪加为多家报纸的专栏撰稿，又与有线新闻网（CNN）联合主持电视评论节目《交锋》（Crossfire），颇为得志。1975年，一个政府委员会全面审查美国的情报活动，于是布雷顿就撰文攻击中央情报局是集权力、傲慢和谎言之大成，他写道：“中央情报局的所作所为令人感到羞耻。它本来能够集中数百名学者从事情报分析，数百名间谍担任重大职务，数百名行动人员随时准备执行罕见的英勇任务，但是它反而成为一个庞大的怪物，在全世界拥有资产，经营飞机、报纸、电台和银行，甚至拥有陆军和海军，它给历任国务卿和至少一位总统（尼克松）出了一个极富**力的好主意：既然世上有欺骗这个手段，那么为什么不利用呢？”28布雷顿的结论是解散中央情报局，把它的职能（即少数剩下的尚能说得过去的职能）移交给别的部门。“我会把心理战专家和宣传家移交给‘美国之音’。心理战战士和宣传能手很可能从来就不该属于一个秘密机构。”29他还写过题为《八人足矣》（Eight is Enough）的系列文章，讲的是一个全是白人的美国家庭，后来被改编为电视节目，再后来的《布雷迪一家》就是从这里得到启发的。他退休后住在弗吉尼亚州的伍德布里奇，有两条德国种大狼狗看家护院。
劳伦斯·德诺夫维尔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不久就离开了中央情报局。此后他做过各色各样的工作，最后成为一名证券经纪人。他一直是乔斯尔森的忠实朋友，是乔斯尔森在柏林的那几年把他招募进来的。本书作者为了写这本书，在他康涅狄格州哈特莱的家中采访了他。对于他之后可能会暴露的想法，他觉得很有趣。他开玩笑说，“我估计在这个城市里的老朋友中间会引起一点小小的轰动。”30可是他没有等看到朋友们的反应就去世了。
威廉·科尔比继续参与策划在越南的“凤凰行动”。在这个行动中有两万多名越共分子惨遭拷打和杀害。1973至1976年，他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他当然要为清除詹姆斯·杰赛斯·安格尔顿的事情负责。在他任局长期间，中央情报局在公共关系方面步履维艰，一个接一个地遭到挫折。退休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他又为东欧情报机构充当顾问，继续从他的间谍生涯中捞取好处。1996年4月，他一头栽进波托马克河的漩涡中一命呜呼。
退出《邂逅》杂志后，斯蒂芬·斯彭德皈依了新左派，再度焕发了革命热情。1968年6月，玛丽·麦卡锡在巴黎大学一次叛逆学生的会议上邂逅斯彭德。她告诉汉纳·阿伦特说：“斯蒂芬·斯彭德过得很好。我想他是在为他在中央情报局的这段经历赎罪。”31有意思的是，他的道德问题竟转嫁到他在普罗文斯购买的那所房子上。在他购买这所房子时，几乎是买了一片废墟。他用讲授有关美国的课程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一点一点地装修起来，起初，他作了一个决定：“这所房子不是属于他个人的，如果革命需要它，那就拿走好了。每当他同某个满怀激愤的学生谈话时，他就对他说：‘对，对，你可以拿走我的房子。’那时在大学的各系都有一些抵制服兵役的美国学生，他们待在宿舍里，与其他学生没有来往，斯彭德想这些学生有一天终归会饿死的，于是他就给他们发钱。”321972年，他从福利基金会争取到一笔赠款，创办了《文字审查索引》。1983年，他作为共和国伟大文化人被封为爵士。后来的这些年，他承认有人告诉过他《邂逅》杂志多年来一直与中央情报局有瓜葛，但是他说，“这就像有人跑来对你说，你的妻子对你不忠实，然后你就去问她本人有没有这回事，如果她一口否认，那么你也就满意了。”33斯彭德后来再也没有读过或买过一本《邂逅》杂志。他在1995年去世，从此以后，最早的一批与30年代联系在一起的老人也就断线了。他的孀妻娜塔莎痛苦地回忆说：“斯蒂芬与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年都白白浪费了。除了争论、烦恼，还剩下什么呢？这些年对斯蒂芬的影响真是可怕。他对那些吵吵闹闹厌烦透了。他根本没有时间写诗，而写诗是他最想做的事。”34
迈克尔·乔斯尔森于1978年去世。尽管他曾费尽力气找工作，但最终都遭到他以往的合作者的回绝。1972年他想在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争取一份研究员的工作，但遭到拒绝。谢泼德·斯通写信给大英百科全书的出版人威廉·本顿，向他推荐乔斯尔森，也没有结果。甚至乔斯尔森过去的一家公司金贝尔-萨克斯（Gimbel-Saks）也无法为他提供一份工作。时代公司告诉他，虽然他的“资历证明非常过硬”，但也没有合适的职位可提供。1973年，他也没有获得古根海姆研究员的提名。“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也回绝了他的求职申请。
在他去世前8年，他坐下来与他的妻子戴安娜合作撰写巴克利·德托利将军的传记。1812年与拿破仑作战中，这位将军的指挥官地位被陆军元帅库图佐夫所取代。他的直系后裔尼古拉斯·德托利少校曾在美国驻德军事政府供职，那时，乔斯尔森可能与他见过面，这位伟大的爱沙尼亚指挥官的经历也许感动过他。关于这位将军，普希金写过这样的诗句：
一切已付之东流！
你一生思想崇高，但你的胜利
却被敌手夺走。
而你，却被遗忘、受冷落。
盛宴的主人是你。
你却停止了呼吸。
在你离开人世之际
一定带着对我们的鄙弃。
乔斯尔森的葬礼于1978年1月举行，这是一个冷冷清清的葬礼。拉斯基在致胡克的信中说：“如果他在14年前做心脏手术时死去，那么葬礼一定是欧洲式和西方式的隆重仪式，上千人都会来与他告别的。”35据戴安娜说，拉斯基本人出现在葬礼上，他是借此“出风头”来的。36参加葬礼的还有一名中央情报局的代表，他利用这个机会向戴安娜送上了为表彰乔斯尔森的服务而颁发的奖章。“这种做法实在恶劣，似乎他们在说，你所做的一切就值这么一枚奖章，这与事实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37戴安娜拒绝接受这枚奖章。乔斯尔森去世后，戴安娜继续住在原来的那套公寓里。屋子里满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全盛时期的各种纪念品和照片。当时的代表大会对于她来说，就像法国大革命、牛津运动或肯尼迪执政前一百天那样重要和光彩。她说：“迈克尔是为代表大会而生，也是为代表大会而死的。那些日子是多么丰富多彩啊！”38
那么，那个“寿命更长也更爱国的”内部小圈子里的人物怎么样了呢？这一小批人知道别人应该知道却又并不了解的一切底细，在新启蒙时代来临之际，他们又是如何在暗中作出判断的呢？一名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说：“他们要把这个新时代变成一种两面性的东西，一面同魔鬼一起鬼鬼祟祟地在暗中行走，另一面又要行走在光天化日之下。”39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反差太大了。支持冷战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受害者，在这场“伟大的游戏”中，道德上的是非不明把这些人毁掉了。
约翰·克劳·兰森是负责指导SSFarfield（这是中央情报局为法菲尔德基金会取的绰号）工作的，而杰克·汤普森则是兰森的保护人。在代表大会的最后几年中，据贾森·谢泼德说，汤普森“热衷于从苏联人手下拯救非洲人”的工作，“为此曾多次前往非洲。他授予非洲学者和知识分子奖学金，他们的政府却愿意放他们出去，前提是他们不要再回到非洲来（这些政府巴不得能把他们撵走），所以，也许杰克不知道，他为这些人所做的一切实际上是把他们流放了。如果你只是从字面上去理解你的国家所说的话，那么你可能会把事情弄糟的。”40弗兰克·威斯纳于1965年自杀身亡。匈牙利事件后他的精神崩溃了，后来一直也没有康复。其他用自杀结束生命的人还有罗亚尔·泰勒，他是艾伦·杜勒斯早期最忠实的合作者，1953年自杀。还有詹姆斯·福里斯托尔（James Forrestal），二战后的国防部长，美国政府中秘密工作部门的设计师之一。《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菲利普·格雷厄姆于1963年用一支猎枪对自己开了一枪，命赴黄泉。约瑟夫·艾尔索普对艾赛亚·伯林说：“他一生全力以赴，以求取得正常事业上的成功。他在范围广泛的领域内都事业有成。可是最后却是一声枪响，一切成就都在他的嘴里化为灰烟。”41这番话可以成为所有这些自杀身亡者的墓志铭。
“回顾美国情报工作的‘黄金时代’，”其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更为可怕的事实：这些人阅读过但丁(5)的著作，就读于耶鲁大学，受过公民道德教育，同是这批人，他们却网罗法西斯分子，操纵他国民主选举的结果，供给不知情者金钱，私拆成千上万美国公民的邮件，策划暗杀，制造猪湾事件的灾难。一位评论家问道：“他们为的是什么？不是为了民主国家的优点而是为了一个帝国。”42
(1)勋级会（Légion d’Honneur），法国有勋人员的荣誉团体，1802年拿破仑为表彰立有功勋者而建立的机构。
(2)邮政局（the post office），美国少有的国有公用事业部门，属总统辖下的独立机构联邦邮政管理局管辖，联邦级的邮政管理局局长职务往往由新任总统留给在大选中有特殊贡献的人来担任，即所谓的“恩赐”（patronage）职务，邮政局一般效率低下，是美国人多有抱怨而又看不起的机构。
(3)国际笔会作家监狱委员会（PEN's Writers Prison Committee）未查到出处，据上下文，似为各国实行文字审查制度致使有些作家获罪入狱，国际笔会设有专门委员会关注这些作家的情况。此处所说“交流信息站”原文为“clearing house”，意为银行票据交换所，也是银行间交流信息、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的场所。
(4) 这里所说“分裂主义的问题”，可能指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要从加拿大分裂出去，争取独立的问题。
(5)但丁（Dante，1265—1321），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者，其著作具有人文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