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从“堡垒”看到的景色

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有一位姑娘控告一名男子涉嫌强奸。法官问她：“这次强奸发生在什么时候？”姑娘反问：“法官大人，你是问这次强奸发生的时间？”“怎么回事，真见鬼，整整一个夏天，到处都是强奸，强奸，还是强奸。”

——迈克尔·乔斯尔森

1966年初，中央情报局获悉，加利福尼亚州的《堡垒》（Ramparts）杂志在追查该局外围杂志网络的线索。中央情报局负责策划的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立即指定一名助理搜集“有关《堡垒》杂志的情况，包括进行颠覆活动的证据，并为中央情报局采取反击行动提出建议。”1到1966年5月，赫尔姆斯向白宫提交了一份有关《堡垒》杂志的“内部消息”，这是一场诽谤该杂志的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诽谤的对象还包括该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赫尔姆斯提供的消息大部分是从中情局的档案中搜罗来的，外加联邦调查局出于友情合作而提供的秘密情报。2

赫尔姆斯坚信《堡垒》杂志是苏联正在利用的一个工具，他下令对该杂志的财政来源进行全面的调查，但是结果并未发现任何有外国插手的证据。总统助理彼得·杰塞普（Peter Jessup）在读了关于《堡垒》的案卷后起草了一份内部备忘录，标题可圈可点：《从右边的十字架到左边的寺庙》(1)。备忘录称：“鉴于《堡垒》杂志专门为行政当局抹黑，而且其赞助人的背景暧昧，人们可能会猜想某个政府的机关在插手追查线索。”3一个星期以后，《人类大事》（Human Events）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堡垒》杂志内幕”的诽谤性文章。这家杂志的记者被认为是一些“窥密者”“心态反常者”“唱双簧艺人”，是一批怀有“撤出越南”情结的浑身长刺的时髦新左派，为此，这批记者竟遭解聘。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M.M.莫顿（Morton），是一个国内安全问题专家的笔名，文章明显地带有中央情报局这个厂家的标识。《每周新闻》（News-Weekly）同一周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堡垒》杂志的人员是谁安排的？”，《华盛顿之星》（Washington Star）上也有一篇文章，两文均对《堡垒》杂志是否忠诚提出严重的怀疑，这本杂志被称为“不仅专门揭短，而且居心不良”。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情报局为了搞垮《堡垒》杂志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副总监察长埃德加·阿普尔顿后来坦言：“我使尽了一切见不得人的手段来破坏该刊的发行及其财源。《堡垒》的那些人是经不起讹诈的，而我们手里掌握着许多材料，这些我们都用上了……本来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内安全方面是没有任务的，但是我们一点也不受它的限制。”4

尽管中央情报局用心险恶，但是想不到《堡垒》杂志竟然没有被整垮，而且还接着讲他们的“故事”。《堡垒》发表了他们对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的调查结果。1967年4月发表的调查结果很快被一些全国性的报纸转载，紧接着就掀起了一场“揭发大潮”，以致一位评论家写道，“用不了多少时间，美国每一个政治社团、慈善信托基金、大学生联谊会、棒球队都将被指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5当然，被揭露出来不仅是美国国内的外围组织。由于中情局资助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及其主办的杂志的细节均被揭露，奥布赖恩关于《邂逅》杂志所说的一切看来也都是确有其事了。事情发生时，斯彭德还在美国，此时他不禁头脑发热，茫然不知所措了。乔斯尔森和拉斯基急于把斯彭德稳住，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艾赛亚·伯林，因为他们知道伯林“对斯彭德的脾气能够起到稳定的作用”。4月8日，乔斯尔森给正在纽约市立大学执教的伯林写信：“亲爱的艾赛亚·孟德烈维奇，我想与他商量的事在电话里是办不成的。我非常担心斯蒂芬和《邂逅》杂志最终会成为目前这种混乱局面的牺牲品，如果斯蒂芬（还有在伦敦的娜塔莎）继续在火上浇油的话。我真诚地爱惜他们夫妻两人，所以我关心他们。我知道，如果还有人能够影响斯蒂芬的话，这个人就是你；情况非常严重，在压力下采取激烈的举措肯定解决不了《邂逅》杂志的未来前途问题。”6

伯林的回信是这样写的：“斯蒂芬和《邂逅》杂志确实遇到问题了。亚瑟（施莱辛格）刚通知拉斯基说这里的事已经过去，不必再到伦敦去开会讨论了。依我看，他是有点过于乐观了。且不管这里的反应如何，但是在伦敦还是很可能酿成轩然大波的，据说斯蒂芬和克莫德已经遇到麻烦，这就是证明。依我看，不管《邂逅》杂志的前景如何……似乎还有必要发表一个类似声明的东西，向读者说明《邂逅》杂志的编辑们对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原文如此）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并不知情，不管怎么说，就大多数编辑人员来说，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至于拉斯基知道与否，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我也说不准……总之，我认为你也许应该建议有关各方在伦敦开一个会，以便解决这个问题。打越洋电话给在芝加哥的斯蒂芬、其他在伦敦的人、在纽约的亚瑟以及在日内瓦的你本人等等是不够的。除非召集一次会议，从精神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解决《邂逅》杂志的前景问题，否则很难看清问题的全局。”7

这时，克莫德在伦敦为诽谤案打官司的行动已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再说，克莫德本人也深信，尽管新近将《邂逅》杂志的赞助人改为西塞尔·金，财政来源已经“完全合法”，但是中央情报局仍然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无论多么巧妙）控制着这家杂志。克莫德写信给拉斯基，详细说明了他的不满，并对拉斯基说，“如果不向我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我就无法继续和他一起工作。他不给我回信，却跑到格洛斯特郡来同我当面谈清楚。我们绕着公园和驯马场边走边谈，一连谈了几个小时，他原原本本地把他同代表大会的关系和《邂逅》杂志的来龙去脉都对我讲了。”8这一回拉斯基自称是把一切都坦白了：他向克莫德承认好几年以前他已经知道中央情报局在支持(2)，但是他不可能公开说出来。

不久，在艾赛亚·伯林的促请下，《邂逅》杂志的领导层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拉斯基、克莫德、斯彭德（从纽约飞回来参加会议）、爱德华、希尔斯、安德鲁、舍恩菲尔德和威廉·海特。会议在离《邂逅》杂志社数步之遥的海马克特街斯各特餐馆的一个包房里举行。希尔斯和舍恩菲尔德为中央情报局的行动辩护，但是克莫德和斯彭德宣布了他们的辞职意向。拉斯基拒绝辞职，并猛烈攻击斯彭德，骂他是伪君子。之后他扔了一颗重磅炸弹。在批评中央情报局提供经费的问题上，斯彭德应该放下他那副假清高的架子，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些年来他的薪金都是从外交部的补贴中支付的。克莫德后来回忆说：“斯彭德变得非常激动，站起来宣布他要到国家美术馆去看看画展，使自己冷静下来。”9

据娜塔莎说，斯彭德回到圣约翰伍德的家中时，“激动而又愤怒。显然梅尔文对他讲了有关他的薪金的事。斯蒂芬对于自己的薪金来源毫不知情。”10斯彭德决定打电话给马格里奇，想彻底把问题弄清楚。“马尔科姆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一直是斯蒂芬的雇主。接电话的是基蒂(3)，她说马尔科姆现在无法接电话，因为他正在苏格兰。此时，马尔科姆正全身伏在苏格兰西多会修道院的圣坛上，让英国广播公司拍摄一个叫作《硬床》（A Hard Bed to Lie On）的电视节目。一小时以后，马尔科姆终于回电话了。接电话时，斯蒂芬正怒火中烧，我在另一部电话上听着，所以我能听到他的话。斯蒂芬说：‘马尔科姆，你可是一直对我说我的薪金来自《每日电讯报》和亚历山大·科尔达。’马尔科姆回答说：‘老伙计，我是这样说的，但是你总不能穷根究底，非弄清钱的真正来源不可吧。’你大概看过《三十九级台阶》中的一个场面吧，记得那人在寻找一个缺少一根手指的人吧？当他发现这人是谁时，犹如五雷轰顶。当马格里奇终于承认（他的工资来自外交部）时，我们当时就是这种感觉。”11埃里克·本特利后来告诉斯彭德，在保守秘密这件事当中，拉斯基也有份。“梅尔文对我说那些谣言（好几年前我就听说过这些谣传了）完全没有根据。可是一年前传言再起时，我要求他白纸黑字地写封信来再说一遍‘完全没有根据’……结果是石沉大海。那时我的态度是：梅尔文可以把冷战继续打下去。”12拉斯基控制不住自己，对斯彭德大发脾气，又失言讲出了斯彭德薪金的真实来源，在此之后拉斯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拉斯基已经稳稳地获得了西塞尔·金的支持（他拒绝接受拉斯基的辞职要求，说“谁会愚蠢到这种程度，以致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13现在他又求助于艾赛亚·伯林了。4月13日，他低声下气地给伯林写信说，他希望这封信没有给伯林添麻烦，但是“你在我们的经历中，无论是辉煌时期还是，唉，遭难的时刻，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告诉你。”14拉斯基说，大家都同意“不失尊严地发表一篇声明来了结这件事，同时也了结奥布赖恩这件公案……如果可能的话，干脆立刻同意奥布赖恩提出的条件，发表一份十来行长短的致歉信。为什么不呢？感情用事可能坏事，但是理智总会占上风的。”在信的结尾处，拉斯基请求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不吝赐教，您的想法和建议，您知道，对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15

许多人曾将拉斯基尊奉为“哲人”，而拉斯基私下里却鄙视这些人，说他们是“成事不足之徒”和“风吹两边倒的人物”。16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写出这样一封信来，实可谓极尽恭维谄媚之能事了。拉斯基曾说，伯林的弱点在于“他不像一个十字军战士。不过十字军战士中也会有人相信‘要鬼抓不到，抢在人前逃’(4)，也有生性谨慎的人。在战斗正酣时，你会感到孤立无援，那时你会像亨利第四那样问道：‘那时你在哪里？’”17但是，伯林却是哪儿也没有去，自从提出要争取非共产党左派的想法以来，这些年他一直是华盛顿的精英前来求助的智者。他怎么会不知道中央情报局与此有关呢？各种逸闻证明他是了解底细的，虽然他不愿在其中扮演一个活跃的角色。斯图尔特·汉普夏尔记得情报界的人不断来找他：“他们不断地要求伯林更深入地参与其事。我记得他们跑到科罗拉多州的阿斯本来找他，这是中央情报局一手安排的。他们认为伯林是一个领导某个组织最理想的自由派人物。但是他却说他对此事没有兴趣，不过他还是推荐了一个（别的什么人）。”18另外还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美国的大基金会想在哲学领域‘露一手’，就跑来找伯林，问他‘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吗？实用主义曾作出重大贡献，但是现在已经过时了；那么存在主义如何？’伯林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可以让中央情报局出钱在巴黎开一家咖啡馆，但是他的回答是他只需要纸张和一支笔，偶尔参加一个研讨会。”19

拉斯基在他致伯林的信中附上了董事们起草的编辑部声明文本，预定在下一期《邂逅》杂志上发表。该声明称：“关于近期报章上报道的一些美国基金会利用中央情报局的经费支持文化和教育机构一事，我们愿作如下声明。我们对美国的基金会利用转手的政府秘密补贴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美国慈善事业感到痛心。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错误的，理应受到指责。我们痛心地获悉，过去我们接受的来自设于巴黎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赠款也来自此类经费，其来源甚为可疑。同巴黎的代表大会有联系的知名学者已经负责任地澄清，已知的或无名的捐款人从未对其政策进行干预。《邂逅》杂志从创办之时起就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完全自由的刊物，其业务从未受到干预。本刊编辑对其发表的内容负全部责任，代表大会在任何情况下或通过任何方式，对本刊的编辑政策均无发言权……《邂逅》杂志将继续行使其自由权利，自行决定其所发表的任何内容。”20这篇声明一直没有发表。21

拉斯基并没有像他在不久前对克莫德那样把一切实情告诉伯林，因此那时伯林并不知道拉斯基在《邂逅》的背后还有什么秘密勾结，于是在4月18日给拉斯基写了回信。他赞成在庭外解决奥布莱恩的诉讼纠纷，接着运用了伟大的实用主义武器，为拉斯基指点迷津，帮他摆脱困境：“你完全可以说，你去找了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这与其他需要财政支持的机构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也都是去找表面上看起来是受人尊重的基金会；接受财政资助的机构习惯上是不追究这些可尊敬的基金会背后的经费来源的；但是，既然幕后情况披露出来，接受资助的单位自然感到十分尴尬，也不再愿意接受这样的钱了。这种辩解多多少少有点像亚洲基金会所作的解释，依我看这也就够了……至于《邂逅》杂志扮演什么角色，只要说它这样做了完全是出于无知……你间接利用中央情报局的钱却办了一家诚实可信的刊物，最多不过是让你处于其他许多机构同样的地位。谁又能指望每个接受单位都了解其经费的源头或别的什么情况呢？通情达理和心地善良的人对此是会谅解的，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那么无论你怎么说，他还是要继续攻击你的。”22如果说伯林在写这番话时对于自己的欺骗行为尚感到良心自责的话，那么在信里他却一点都没有表露出来。也许他只是模仿了一个开放社会经常使用的办法，即用一套冠冕堂皇的话掩盖一个暗箱操作的社会的真相。

不久，艾赛亚·柏林在公开场合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当《邂逅》杂志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被揭露出来时，他轻蔑地把《邂逅》杂志一脚踢开，并抨击乔斯尔森和拉斯基，说他们使“一批清白无辜的人铸成大错，从而伤害了他们。”他的传记作者迈克尔·伊格纳杰夫（Michael Ignatieff）断言，伯林同其他任何人一样，对这种秘密关系感到震惊，而他“确实与英国情报机关或中央情报局没有任何官方的或私人的关系”。23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读了伊格纳杰夫的书后不禁哑然失笑，他写道：“伯林居然相信了《邂逅》杂志的否认，只能证明他反常地缺乏好奇心，或者说比我们想象的要迟钝得多，也可以说他在华盛顿这些年是白活了。”伯林这种两面派立场来自他对“英美两国超国家的‘理解’的忠诚”，希钦斯写道，“而这种理解却经常带有现实政治和权衡利害的烙印。”24

在斯各特餐厅举行的董事会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于是又于4月21日的一个周末举行了一次董事会紧急会议。这一次亚瑟·施莱辛格专程从纽约飞来参加会议。据娜塔莎说，这次会议决定让拉斯基辞职，他也同意辞职。这一决定将在《邂逅》杂志上发表的董事会声明中宣布。据娜塔莎回忆，会议一开始，拉斯基就“对斯蒂芬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说他肯定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情况。其他董事对拉斯基说，由于这完全不符合程序，他的发言将不载入记录。”25爱德华·希尔斯说，他将为拉斯基在芝加哥谋一份差事，第二个星期希尔斯脑子装着这件事飞回芝加哥。但是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拉斯基就改变了主意，说他无意辞职，而且也不同意董事会的声明。

在这次会议举行的前几天，娜塔莎接到乔斯尔森从日内瓦打来的电话：“他让我不要兴风作浪翻了船(5)，接着又喋喋不休地说他如何想方设法保护斯蒂芬。我想我是这样回答他的：‘你说的是谁的船？我想斯蒂芬和梅尔文不一样，他同弗兰克并不在同一条船上。’”26

乔斯尔森在电话里未能使娜塔莎和斯蒂芬平静下来，于是他又改变战术，他想让他们夫妇俩从这种紧张关系中撤出，就向弗莱希曼暗示斯彭德夫妇需要休假。但是此举没有奏效。娜塔莎怒气冲天，“在这种紧要关头，强基居然打来电报问我们是否愿意到他的游艇上去休息一周，我真的对他发火了。我们没有好气地回绝了他，就此了结。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27

强基的建议毫无效果，所以乔斯尔森只好直接写信给斯彭德。首先他说，拉斯基在董事会上讲的有关外交部津贴问题，由于混淆而被误解了，他指的是他一直为之深深感到不安的一个谣传。“我恐怕梅尔文是被谣传激怒了，以致在董事会上做出那种事。我曾尽力阻止这样的事发生，所以我请求你和娜塔莎不要再添乱，而且向你们保证，我为的是保护你们每个人。当我听布里奇特·拉斯基说，在最近一次聚会上娜塔莎不理睬她，我感到特别吃惊。”乔斯尔森接着提到娜塔莎公开地尖刻批评拉斯基。乔斯尔森写道：“鉴于她最近遭遇的这些事，她所做的一切我都原谅她。但是我这次同她谈话使我深信，这不光是她不喜欢梅尔文的问题，简直就是一种病态的——请原谅我用这个词——仇恨。”28乔斯尔森接着又为拉斯基对斯彭德发火进行辩解，“梅尔文一直对我说，他对自己失去控制是多么的抱歉”，并劝斯彭德不要辞职。“我仍然相信，《邂逅》杂志是当之无愧的一项出色成就，我实在不愿看到它一蹶不振，更不愿看到它在蒙羞的情况下一蹶不振。你们三个人——我说三个人是因为梅尔文也要辞职——应该冷静地、泰然地看待已经发生的情况才好。”29乔斯尔森提出了一个缓冲的解决办法：他相当明确地暗示，拉斯基到时候一定会换一个工作（“我想他应该到学术界去换一个新环境”），1968年将是他任《邂逅》杂志编辑的10周年，“从心理上说”，这是他离任的“好时机”。乔斯尔森还透露，他对整个这件事“曾经反复地陷入一种绝望的心境，不过这是因为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也面对着一个越南战争的前景问题。”最后他说，他之所以为经费来源保守秘密并非出自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以我所处的地位，我必须帮助遍布全世界的千百个人，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写书，画画，研究，编刊物，根据他们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去旅行……我能做这些事，我感到心满意足。如果你们认为中央情报局做错了什么事，请你们相信我，那是好事变成了坏事。”30

1967年5月8日，《纽约时报》头版上发表了一篇报道，标题是“斯蒂芬·斯彭德《邂逅》离任”。报道中引用斯彭德的话说，几年来我一直风闻这家刊物受到中央情报局的财政资助，“但是我一直未能证实这一点，直到一个月以前。鉴于以往《邂逅》杂志的财政来源已经披露，大概还会因此受到指责，我觉得作为该刊的编辑，不管他知情还是不知情，都应该辞职。所以我就这样做了。”31克莫德也辞职了，只留下了拉斯基一人掌舵。尽管有人要求他辞职，他仍坚守阵地。但是乔斯尔森知道，事已至此，无可挽回。为此他惊恐万状。那天下午，西塞尔·金发表了一篇声明：“我们认为，《邂逅》杂志没有拉斯基先生，犹如《哈姆雷特》一剧中没有王子，不过仍不失为一本饶有兴味的刊物。”

斯图尔特·汉普夏尔回忆道：“整个事情爆发之时，我正同艾赛亚和其他几个朋友在菲诺港(6)。我记得我们6人打电报支持在伦敦的斯蒂芬。但是玛丽·麦卡锡拒绝在电报上签名，她说，‘哦，你们这样做岂不是给我们的小个子纽约小伙子(7) 当头一棒吗？’斯蒂芬心烦意乱，娜塔莎更是如此。当然特别烦恼的还是拉斯基。这些人为什么对他的行为如此不理解呢？他们为什么都指望他辞职呢？我的意思是，他本不应该这样做的，当然不应该。”32几天后，马格里奇写信给斯彭德说，他觉得“梅尔文不顾一切地留在岗位上，真是荒谬绝伦。”33

斯彭德辞职后几天，娜塔莎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到《邂逅》的办公处去清理他的东西。她发现斯彭德“上了锁的橱柜门被撬开了，她大吃一惊，而拉斯基的秘书却告诉她说，‘上个星期发生了入室盗窃的事。’”34斯图尔特过去曾让斯彭德“把一切都记录并保存起来，留作个人档案”，当他听说这件事时，一点不觉得意外，他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事。”35

(1)此备忘录的标题的原文为“A Right Cross to the Left Temple”，似含有政治上从右向左转的倾向之意。

(2)这里虽未说明支持什么，但从上下文看，应为中情局支持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和《邂逅》杂志。

(3)基蒂（Kitty）为凯瑟琳（Katherine）的昵称，马尔科姆之妻。

(4)原文为“devil take the hind most”，直译应为“魔鬼专抓落在后面的人”，意为“保住自己要紧，且休管他人安危”。

(5)原文为“don't rock the boat”，意为“不要晃动船”，使船失去平衡，即不要节外生枝把事情弄糟。

(6)菲诺港（Portofino），位于意大利热那亚省一个风景如画的小渔村，是地中海最美丽的港口之一。

(7) “小个子纽约小伙子”指的是拉斯基，按前文所述，拉斯基身材矮小，又出身于纽约学院，属于所谓的“纽约帮”，故有此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