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文学领域的猪湾事件
请记住马克思为我们勾勒出的形象——那些19世纪40年代的资产阶级政客，也包括本世纪48年以后的资产阶级政客，排出一行，后面的一个牵着前面一个的燕尾服的尾摆，同时伸腿踢牵着他的上衣后摆的那一个。就这样，在不久的将来，许多燕尾服的后摆将被扯破。我真担心在这牵扯、蹬踢过程中，也许有几个人的睾丸会被踢破。
——詹姆斯·法雷尔
正当美国士兵在越南丧命的时候，康纳尔·克鲁斯·奥布赖恩又指责西方知识分子在为“权力机构”效力，无疑是雪上加霜。许多聚集在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周围专门从事反共事业的人，现在发觉，他们已经掉进他们自己的信念设下的陷阱难以脱身了。1作为“美国世纪”的守护神，他们同保守的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一样，坚信越南战争是战后美国的信念和使命的必然延伸，因而是正义的。2贾森·爱泼斯坦宣称：“越南战争发生了，我们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出于习惯也站出来为我们的侵略辩护。这些人现在已陷入困境，就像有人还没有来得及把裤子提上来就被人逮住了。他们不得不为越南战争辩护，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紧跟反共路线，一旦倒戈，他们将一无所有。越南战争之所以可能发生，美国之所以能够奉行这样的对华政策，麦卡锡这类集中体现残暴的反斯大林主义的人物之所以能够出现，美国的思想文化之所以停滞不前，他们都是有份的。”3
艾尔索普兄弟的传记作者罗伯特·默里（Robert Merry）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写道：“多年以后，大家都会认为这场战争是一次政策失误，是美国的一场悲剧，只要美国的领导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不必担起全部责任，这场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如果这样认识，那么就会忽略美国介入越南的真正原因，那就是美国在二战刚结束时就确定了一条全球政策，因此越南战争就是这一政策必然的因而也是不可避免的延伸。”4
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写道：“这座城市真正地陷入一片疯狂的气氛之中。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我们正在做的蠢事。”5从冷战理论家到直言不讳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位参议员走过了一段极不寻常的道路。他猛烈抨击“美国统治下的和平”(1)和美国完全缺乏理性的外交政策，虽然他从来没有正式地属于新左派，现在他却带领着新左派向采取默许态度的美国最高权力机构发起猛攻：“在我国政府的行政系统和国会里，几乎听不到有人说苏联的欧洲政策很可能是出于他们病态地担心苏联的安全受到威胁，其目的并不是想征服全世界。实际上，掌权人物中没有一个人同意以下这个前提：苏联摆出一副好斗的姿态，反映的是它的脆弱而不是强大。1919年西方大国对苏联进行干预，尽管不是全力以赴，但其意图还是想把这个布尔什维克怪物扼杀于摇篮之中。想起这样的事，自然就更加强了它的好斗姿态。我们制定政策时就没有从这种反面意见中获益。”6
诺曼·梅勒也持同样的看法，他强调，美国在越南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系列事件发展的最高峰，这些事件虽然没有一件件地记录下来，却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开始了的。美国最有势力的一批中老年（WASP）——政治家、公司经理、陆海军上将、报纸编辑和国会议员——曾经发过誓：共产主义是基督教文化的死敌。这种誓言可与中世纪的骑士们的誓言表达的信仰相类比。他们认为，战争结束后，如果不抵制共产主义，那么基督教自身就会消亡。”7
正是在这种尖锐的不同意见的背景下，《纽约时报》开始注意美国政府最深、最阴暗的密室里究竟藏了些什么。“中央情报局在国内和国外活动的衍生物似乎无穷无尽，”《纽约时报》有篇文章写道，“许多间谍要做的单调枯燥的工作已经由卫星、电子仪器和其他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设备来承担了，但是人力仍然是非参与不可的。由于人的介入，中央情报局就卷入了一些令人尴尬的事件之中，从而引起许多有关政策和道德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相信中央情报局是一个难以驾驭的法兰肯斯坦怪物(2)……在世界上‘人迹罕至的小胡同’里搞‘黑色行动’、玩弄‘肮脏的阴谋诡计’以及其他种种见不得人的非法活动，一个由充满自豪感、有尊严的人物构成的政府能过分依赖这些行为吗？以火对火、以武力对武力、以颠覆对颠覆、以犯罪对犯罪，这种以牙还牙的观点变得如此盛行，大家都接受，以致荣誉和骄傲与可怕的不共戴天的敌对之间已无是非可分，这种道理能站得住吗？美国人民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提出这些问题。”8
1966年4月27日的一篇文章重新提到了康纳尔·克鲁斯·奥布赖恩的说法（现在已是家喻户晓的了），认定《邂逅》杂志曾经拿过中央情报局的钱。这件事本来也许可以到此为止了，不幸的是拉斯基此时又采取了一个鲁莽行动，他刊载了戈伦韦·里斯（Goronwy Rees）的一篇文章惹了祸。里斯这个人后来被人说成是个“可笑的人物，因为在冷战的混水中摸鱼而名誉扫地”。9如果这篇文章仅仅是反驳奥布赖恩的指控也就罢了，没想到他竟不无诽谤之嫌地对奥布赖恩几年前作为美国驻刚果代表时的行为提出了疑问。奥布赖恩立即一纸诉状，状告《邂逅》杂志对他进行了诽谤。当时拉斯基恰巧不在（他那时到南美去了），斯彭德又在美国，只好由担任《邂逅》杂志联合编辑的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里斯文章在发表前并未经他过目）代人受过来应诉了。
一年前的5月份，斯彭德曾给乔斯尔森写信，告诉乔斯尔森他已被任命为国会图书馆的顾问诗人；在美国，这一称号相当于“桂冠诗人”；在他以前享此殊荣的有弗罗斯特和洛厄尔，不过斯彭德是第一个获得这个荣誉称号的非美籍诗人。起初，乔斯尔森对此非常恼火，6月份他写信给马格里奇，说斯彭德“经不起塞壬女妖(3)的引诱”。10大家一致同意斯彭德在离任的一年中不应在《邂逅》杂志领取薪金，但乔斯尔森想从财政上继续控制斯彭德，决定“继续给予”相当丰厚的财政上的照顾。11他对马格里奇说，这一安排要“严格保密”。此时，斯彭德就推荐弗兰克·克莫德接替他担任联合编辑，至少在他离任的一年里由克莫德来接替这份工作。
拉斯基对这件事感到十分高兴。他与斯彭德（据克莫德说，拉斯基常故意把斯彭德的名字叫错或拼错，把Stephen按美国方式拼作Steefen）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现在已经到了破裂的程度。拉斯基曾向乔斯尔森抱怨：“过去这些年，工作繁重而成效甚微，最糟糕的是我的办公室隔壁就是斯蒂芬。每次听到他将有一段时间不在，我是多么的高兴，那时一切将那样平静（去年和5年前都有过这样的时期），有人来接替他，我真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有时我不禁陷入一种可怕的想象之中，如果在今后的几年里他老在我身边转，我的日子将怎么过……他这个人出于自身摆脱不了的良心上的罪恶感，总是不断地抱怨，他总是想在工作上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多的荣誉，他其实一直忙着自己写书，写剧本，编文集，写文章、评论和广播稿……生活中有这样一个人真令人绝望。我并不在乎多做工作，实际上我爱多做工作。我受不了的是他的不真诚……他真能为他的所得问心无愧吗？我们就只能在他的不真诚和平庸的阴影笼罩下过日子吗？”12乔斯尔森终于倾向于同意拉斯基的看法了，他也认为“斯彭德留在伦敦的时间越长，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何况斯彭德在伦敦也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向他那些圈外的朋友不断地发牢骚，说闲话。”13
但是，最接近乔斯尔森的那些人却对克莫德不太信任。虽然他们还没有人像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那样把他描绘得那么不堪（拉金曾称他是一个“突然发迹的、嗜书如命的吃软饭的家伙”(4)，还写过打油诗嘲笑他，诗云：“我背转身来／把我的屁股对着克莫德”），但他们对克莫德都是名褒实贬。爱德华·希尔斯鄙视地称他为“一个平庸的小教授”。14罗比·麦考利告诉乔斯尔森，从人格上讲他不喜欢克莫德，对他的作品倒还是欣赏的。乔斯尔森对麦考利说：“感谢你告诉我你对克莫德的评价。我也欣赏他的作品，不过我还没有与他见面。从你对他的人格所作的评价来看，我可以推断将来少不了麻烦……同时，如果克莫德能表明他有能力，那么他能为杂志作出不小的贡献，因为这本刊物毕竟在文学这部分，包括评论在内，是太薄弱了一些。”15在同一封信中，乔斯尔森意想不到地坦陈：“在《邂逅》杂志上，我遇到不少难题，我开始对这本刊物有些腻烦了。这一点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只有戴安娜知道，她同我的看法是一样的。我发现《纽约书评》更有意思，我甚至对《评论》也更满意一些。”16
尽管在乔斯尔森的圈子里对克莫德有所保留，但是1965年夏天他还是正式应邀与拉斯基一起担任《邂逅》杂志的联合编辑。克莫德很清楚他是来主管杂志的文学部分，拉斯基仍然是无可争议的第一把手，但是他对拉斯基为什么没有聘请一位比他更合格的人，至少请一位住在伦敦的人（克莫德当时住在格洛斯特郡，在布里斯托尔市(5) 有一个教席），觉得有些奇怪。其实克莫德每天从住地到杂志所在地的路程恰恰使他成为合适的候选人。“我原以为这是一个难以克服的缺陷，其实恰恰是我的主要长处。在我的脑子里，或者说在我的心里，既有虚荣心作怪，同时……我也不愿走错了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17尽管如此，克莫德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他立刻就发现“《邂逅》杂志整个运作有点神秘”。他无法知道刊物的发行情况，也不知道其财政究竟来自何处。在杂志的组织机构中他的发言权很小。不久他就得出了结论：“即使我根本没有出现在那里，情况也会一如既往，没有什么两样。”18
克莫德同所有人一样，也曾风闻《邂逅》杂志与中央情报局有关联。斯彭德告诉他，他也曾为这些传闻感到窘困，但是乔斯尔森和法菲尔德基金会都加以否认，当他们的否认被证实恰恰相反时，他反倒对此感到满意。19
实际上当克莫德上了这条船的时候，《邂逅》杂志已经不再接受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资助了，而改为由塞西尔·金（Cecil King）的《每日镜报》集团出版了。这样说吧，至少名义上是这种情况。这次同塞西尔·金做这笔交易是因为对《邂逅》杂志有一大堆尖锐的评论，其中包括《星期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上的一篇社论提到《邂逅》定期地从外交部领取秘密津贴，所以从1964年初开始就物色私人的财源。那一年7月，《邂逅》杂志就宣布从今以后该刊的财政和业务均由塞西尔·金的国际出版公司负责。作为这笔交易中的一项，又建立了一个信托基金会，其成员包括维克多·罗斯柴尔德、迈克尔·乔斯尔森和亚瑟·施莱辛格。对于施莱辛格的任命，希尔斯曾提出过警告，他说，在斯彭德的任命问题上已经有过这种不顺的关系，现在又可能发生在施莱辛格身上，而且还会由此扩及“纽约帮”，时间可能还要快。20乔斯尔森没有听从希尔斯的劝告，而是采取了更为放手的态度，他的理由是“肯尼迪总统在任期中遭暗杀使施莱辛格在某种程度上已无事可做……我想这一安排也算是我们这方面的一种姿态，至少每年可以保证他去欧洲走一趟，要他自己花钱，他是负担不起的。”21
马尔科姆对这一新的安排也不以为然。他写信给乔斯尔森说：“现在我认识到，金担负起财政上的责任实际上是无济于事，情况不会发生任何变化。除了由他（或国内税务局(6)）掏腰包之外，一切依然如故……创办《邂逅》杂志，我是有份的，因此我后来也不时出点力让它维持下去……（它是成功的，但是）由于创办时的环境，也存在着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介入冷战的时间过晚，与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关系过于公开和密切。前者已经过去，后者虽然是刊物创办时的条件使然，现在却也变得不太方便也没有必要了。我原来希望改变财政来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杂志有机会摆脱这些危险因素。现在看来我错了。”22
马格里奇十分清楚，虽然同塞西尔·金做成了这笔交易，《邂逅》杂志基本上还是控制在情报机构手中，从一开始就与公开的说法相反，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从来就没有放松对杂志的编辑事务和财务的控制，后来乔斯尔森在一封信件中说得很明白：“为我们的杂志安排出版商的问题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找到可以依靠的出版者，这个出版者对杂志的内容，或刊物的总路线，都不得进行干扰，也不能撤换我们选定的编辑。在这方面，我们有幸找到了英国的塞西尔·金和德国的费希尔·维拉格（Fischer Verlag，他接管了《月刊》的出版工作），这样的人或出版社是难得找到的。”23实际上，在与金达成的协议具体规定，“两名高级联合编辑的薪金和一名助理编辑的部分补贴”继续由代表大会支付。乔斯尔森声明：“这部分钱过去从来不属于《邂逅》杂志的直接开支，今后还是分别开支。”24乔斯尔森还说，其余代表大会给《邂逅》杂志每年1.5万美元的固定补贴将采取新的形式支付，将钱作为赠款直接付给邂逅图书公司。同费希尔·维拉格所作的安排完全一样：表面上国际图书出版公司接手出版《月刊》，但是实际上代表大会给予该公司一笔“特别捐款”1万美元，买下了这家公司65%的股份，所以《月刊》仍归代表大会所有。这些股份的持股人“是受代表大会委托的一个中介机构”。25通过这样的安排，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仍然是这两家杂志编辑业务上的仲裁者，同时又可掩盖它对两家杂志的影响力和财政上的义务。
再说，由于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威廉·海特爵士，后来在1966年又有安德鲁·舍恩菲尔德加入董事会（马格里奇称之为“可怕的三人小组”），《邂逅》杂志还是同以往一样，紧密地与英国情报机关联系在一起。海特在担任新学院院长之前曾任驻莫斯科大使，后来又担任外交部副次官(7)。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过服务联络司（Service Liaison Department）司长和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由于他担任了这种职务，他就可以同参谋长委员会下面的联合策划人员一起处理有关情报工作的各种问题，并赴海外视察英国的各情报站。值得注意的是，1948年建议成立进行冷战的心理战机构的文件就是海特起草的，这份建议书说服了艾德礼内阁建立了情报研究局，海特也因此密切地介入了该局的工作。在温彻斯特(8)，他与理查德·克罗斯曼同事，在新学院则有休·盖茨克尔。同他们一样，海特也是一名社会民主党人，同情工党的政策，而这也是拉斯基领导下的《邂逅》杂志所着意培植的。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安德鲁·舍恩菲尔德也是情报界熟悉的人物。罗斯柴尔德当然也是外交部派往该研究所的外围人物。这个网络中的成员同塞西尔·金都十分熟悉。据彼得·赖特（Peter Wright）在其《间谍搜捕者》（Spycatcher）中说，塞西尔·金就是军情五处的一名“长期关系”，这一经历自然使他非常支持中央情报局的隐蔽文化行动。
乔斯尔森一直想消除那些影响代表大会声誉的传闻，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船上已经到处是漏洞了。如果说原来还只是在伦敦、巴黎和纽约的酒会上流传一些谣言，那么现在这些谣言已经开始成为事实了。玛丽·麦卡锡后来告诉她的传记作者卡罗尔·布赖特曼，1964年前后，她曾给《纽约时报》写过一封信，断言代表大会的那些杂志是独立的。但是乔斯尔森截留了这封信，“因为他知道情况并不是像我说的那样。他对我说：‘亲爱的，放在一边吧。别再去想它了。’”代表大会完全可以照顾自己，那么中央情报局为什么就不能卷起铺盖走人，让代表大会自己去办事呢？乔斯尔森本人一直在请求让代表大会独立，那么是什么样的傲慢或者虚荣让中央情报局紧紧抓住它不放呢？戴安娜·乔斯尔森解释说：“我想大概是因为代表大会是他们的成就之一吧。其实，如果他们真的关心代表大会真诚而正直的品格，他们本来是应该放手不管的。”26但是秘密行动是官僚机构在后面推动的，这种势头是很难阻止的。20年来，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工作一直是以项目制度为基础的，这种制度只会鼓励他们不断扩张而不能收缩。中央情报局不恰当地过于重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秘密“基础设施”的庞大规模，因此他们就看不到这样做暴露的危险系数是按指数增长的。汤姆·布雷顿后来评论说：“有些事情是先小而后才能精的，世界上只有我们美国认识不到这一点。”27
贾森·爱泼斯坦说：“不言而喻，谁都不应该知道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经费来自何处，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只有傻瓜才不知道真相。法菲尔德基金会董事（杰克·汤普森）那时是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在这一点上我会顶撞他，对他说‘好了，杰克，这样的假装还有什么意义？’这时他会说：‘不，不，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样。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与中央情报局毫无关系。”28有一天，爱泼斯坦和斯彭德一起吃午饭，爱泼斯坦对他说：“你听着，斯蒂芬，我想这个机构的经费全部来自中央情报局。他们没有告诉你真相，现在你就应该去问个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斯彭德回答说：“好的，我这就去问问杰克·汤普森，马上就去弄清楚你说的是不是都是真的。”过了一会儿，斯蒂芬打电话给爱泼斯坦说：“我确实已经问过杰克了，他说这不是真的，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爱泼斯坦后来评论说：“情况就是这样：谁都不愿意承认经费的真正来源是哪里。不过我认为没有人不知道，但是谁都不想说出来。”29
斯彭德至少在1964年曾经就这些传闻做过一点调查，证据是约翰·汤普森(9)给斯彭德的一封信，日期是1964年5月25日，即帕特曼揭露真相的3个月之前，在信中，汤普森声称，认为法菲尔德基金是美国政府的一个出面机构的说法是十分可笑的。30两年以后，斯彭德写信给强基·弗莱希曼，就经费问题提出了同样的询问。中央情报局特工、法菲尔德基金会董事弗兰克·普拉特把斯彭德的信转给了乔斯尔森，附了一张字条说：“很抱歉这封给强基的信耽误这么久才转给你，不过大家都传阅过了。”这封信经过中央情报局看过之后，弗莱希曼才回信给斯彭德，由他坚决予以否认，回信中说，“就法菲尔德基金会而言，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政府机构的钱”。31这当然是十足的欺人之谈。
据玛丽·麦卡锡讲，斯彭德竟意想不到地成为尼古拉斯·纳勃科夫吐露真情的一个对象。麦卡锡称，斯彭德有一次告诉她，有一天他同纳勃科夫同乘一辆出租汽车，突然间纳勃科夫转过头来，竹筒倒豆子似的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然后立即跳下车走了。麦卡锡的传记作者卡罗尔·布赖特曼承认“这只是一个二手故事，是玛丽告诉我的。”“但是你可以想象它确实发生过。你可以想象出来，这类事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过多次。不过，这一定是一个笑话。”32娜塔莎·斯彭德后来说：“我想纳勃科夫从一开始就欺骗了斯蒂芬。”33根据沃尔海姆讲的情况，毫无疑问，从1964年起，甚至早于1964年，斯彭德就知道这些谣传了。
尽管如此，斯彭德还是在克里斯托尔和拉斯基1966年5月10日写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封信声称，“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间接的’捐赠……我们完全是自主的，从来不为他人做宣传。”并为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辩护，说代表大会“在保护东、西方作家和艺术家、反对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一切政府的不轨行为方面一直是独立的。”34但是在私下里，斯彭德丝毫不敢肯定这是真实的。后来乔斯尔森不得不写信给他说：“我从各方面听到反映，说你在全世界到处与别人谈论，对此我感到不悦。最近这段时间，你似乎很喜欢谈论《纽约时报》上所讲的事，而且无论你同什么人谈话，总免不了要谈论这个话题，更严重的是你似乎自觉地同意那些没有根据的说法（关于中央情报局支持《邂逅》杂志）。”35
在克里斯托尔、拉斯基和斯彭德三人的联名信见报前一周，约翰·亨特从巴黎飞来纽约。他直接去了普林斯顿，在那里他同罗伯特·奥本海姆见面，商谈有关《纽约时报》揭发出来的事，并问他有无可能由他和其他一些人共同签署一封信件来证明代表大会的独立性。奥本海姆立即欣然同意。斯图尔特·汉普夏尔当时也在普林斯顿，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很惊讶，但是奥本海姆却对我的惊讶表示惊讶，而且我对《纽约时报》上的披露感到不安也使他惊讶。是的，我确实感到不安。有些人陷入了可怕的境地。奥本海姆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他就是整个机器中的一部分。他对一切了如指掌。如果你像当时的美国人一样满脑子的帝国思想，你就不会去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19世纪的大英帝国的人就是这样。你做就是了。”36
这封信是5月4日寄到《纽约时报》的，5月9日见报，恰恰是斯彭德-拉斯基-克里斯托尔信件的前一天。这封由肯尼思·加尔布雷斯、乔治·坎南、罗伯特·奥本海姆和亚瑟·施莱辛格签署的信件声称，“代表大会……一直是一个自由的组织，它只反映其成员和合作者的意愿，一切决定都是其执行委员会作出的。”37但是信上并没有明确否认它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以致德怀特·麦克唐纳评论说，这封信“只是回避，没有说谎，不过也算不上是回答了问题。”38施莱辛格后来说写这封信是他的主意，是他同奥本海姆等人联系并请他们合作的。不过按时间推算，信的内容一定是在亨特离开奥本海姆之前征得了他的同意的。
虽然为数不多，但还是有人透过这种谋略看到了更本质的东西。霍华德·法斯特作品的出版社利特尔-布朗的编辑安古斯·卡麦隆（Angus Carmeron，当这家出版公司1949年拒绝出版法斯特的《斯巴达克斯》Spartacus时，他辞去了编辑职务以示抗议）评论说：“一般来说，我认为自由主义对统治机器来说是小骂大帮忙，当关键时刻来到时，他们就是政府可以依赖的支持者。小瑟亚·施莱辛格就是一个典型。”39施莱辛格本人的档案文件就证实了这一点。他是弗兰克·威斯纳、艾伦·杜勒斯和科德·迈耶的消息来源、顾问（但愿不是拿报酬的）、朋友和可以信赖的同事。他和这些人保持通信联系长达20年以上，信的内容涉及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邂逅》杂志、接受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等。他甚至为中央情报局想要公之于众的题目安排版面，有一次，他根据科德·迈耶的意见，“建议一家意大利刊物的编辑发表系列文章，专门评论苏联内部公民自由权利问题，同时刊载有关美国国内公民自由权利享有的地位的文章，将两者进行对比。”40谁还能怀疑施莱辛格作为肯尼迪的厨房内阁(10)成员的忠诚呢？
就在这些谋略正在进行之中，弗兰克·克莫德却不得不为奥布赖恩以诽谤罪状告《邂逅》杂志的事去向一位高级皇家律师请教。这位律师建议依据一种叫作“有限特权”的神秘兮兮的原则进行辩护。但是一个克莫德和奥布赖恩双方的朋友却劝说克莫德不要应诉。克莫德动摇了。后来，乔斯尔森请他在加里克俱乐部共进午餐，在饭桌上乔斯尔森向他郑重保证，奥布赖恩的指责没有一句是真的。乔斯尔森对他说：“按我的年龄，我都可以当你的父亲了。我不会对你撒谎，就像我不会对我的儿子撒谎一样。”乔斯尔森当然是在撒谎。戴安娜·乔斯尔森后来说：“迈克尔决心要保护代表大会不受那些指责的伤害，我也会这样做的。为此说谎话，我不在乎。我们是在做一种双重的工作。”41汤姆·布雷顿后来写道：“中央情报局学会了对局外人说谎，有意识地自觉地说谎而丝毫不感到内疚，别的人可办不到。”42
除了请克莫德在加里克俱乐部用餐外，乔斯尔森还做了些什么？一次对《邂逅》杂志的诉讼案件会导致披露一些证据，这些证据会涉及不太正常的经费来源和出版工作，在官方一再否认的情况下，这些证据特别使人难堪。但是奇怪的是乔斯尔森未能确保这次诉讼在庭外私了，相反，他允许克莫德将这场官司继续打下去。奥布赖恩已经表示，只要书面公开向他道歉，他可以撤诉。在这种情况下，了结此事完全在乔斯尔森的权力范围之内，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此时，康纳尔·克鲁斯·奥布赖恩选定都柏林法院来审理这件诽谤案。克莫德吃了一惊，因为他听说在爱尔兰是不承认“有限特权”原则的。《邂逅》杂志的法律顾问们于是建议，杂志根本不去理睬它，因为《邂逅》杂志在爱尔兰没有资产。但是，克莫德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一建议，他就被其他的事件缠住了。这些事件的发生使《邂逅》杂志为自己辩护已经变得多此一举了。
(1)美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源于拉丁文pax Romana，即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大英帝国也曾用过pax Britannica，意为强加于被征服民族的所谓“和平”。
(2)法兰肯斯坦怪物（Frankenstein，monster），法兰肯斯坦是英国女作家玛丽·W．谢利小说中的主人公，物理学家，他制造了一个怪物，后来他自己为怪物所毁灭。
(3)塞壬（Siren），传说中半人半鸟的海中女妖，常用美妙的歌声引诱过路的航海者，使他的航船触礁，航海者则因此身亡。
(4)“吃软饭的家伙”，原文为ponce，按英国用法解，原意为“与妓女一起生活并靠她赚的钱维持生活的人”。
(5) 格洛斯特郡（Cloucestershire）在英格兰的西南部，布里斯托尔（Bristol）为该郡的一个港口城市，而伦敦却在东南部。
(6)国内税务局（Inland Revenue）指的是英国的税务机构，美国的国内税务局（署）的英文名称是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7)副次官（deputy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其上为外交大臣和次官，分政务次官和常务次官，其下为助理次官。
(8)温彻斯特（Winchester），根据上下文推测，此处可能是指温彻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为英国最旱建立的独立管理的学校。
(9)约翰·汤普森，即前面提到的杰克·汤普森（Jack Thompson），在熟人之间，约翰被叫作杰克。
(10)厨房内阁（Kitchen Cabinet），指总统的私人顾问团或智囊团，始于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