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笔友

新一类人出现了

他们的到来是为了结束

骨肉相残的冷战

这也是他们自己的天祸

——艾伦·金斯堡

1964年，冷战斗士们流年不利。他们赖以生存的神话一个个破灭了。首先是《柏林谍影》的出版。这是一名英国驻波恩大使馆的下级外交官用约翰·勒卡雷(1)的笔名花了5个月时间写出来的，在美国售出了23万册，1965年派拉蒙公司将其摄成电影后，又卖出200万册平装本。勒卡雷的小说源于他本人“在东西方意识形态死结中的痛苦经历”。当时中央情报局负责秘密行动的理查德·赫尔姆斯对这本书十分嫌恶。现在勒卡雷已与格雷厄姆·格林齐名（他于1955年出版的小说《沉静的美国人》曾大大震动了美国秘密情报界），因此这两位作家都是中央情报局十分憎恨的。弗兰克·威斯纳说：“他们都上当受骗了。他们是那类存心不良，用意歹毒的人。”

接着是斯坦利·库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电影《怪癖博士》（Dr．Strangelove），该片对冷战思维的疯狂性进行讽刺挖苦。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发表在《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称，“多年来我国一直患有神经紧张症，这部作品第一次让我们从神态昏迷中清醒过来……看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既有道德又有民主的国家确实病了，病因就是这个国家居然允许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不经过公开辩论，哪怕是假装的辩论也没有。”1

再后来就是1964年9月18日美国最有势力的冷战斗士C.D.杰克逊在纽约的一家医院里死了。前些天，艾森豪威尔特地飞来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探望重病中的杰克逊。波士顿交响乐团为他举行了纪念音乐会，独奏家维加·沃伦斯基（Vitya Vronsky）和维克多·巴宾（Victor Babin）在音乐会上演奏了莫扎特的作品，这是因为该乐团之所以誉满全球要归功于杰克逊的支持。后来该团的暑期学校坦格伍德学校设立了C.D.杰克逊大师奖并颁发奖金，赞助这个奖项的，多是C.D.杰克逊支持过的冷战时期的这所学校的校友。

到了1964年的时候，这批人虽然都还活着，也已经是行将就木了。他们是社会上正在消失的人群，尽管不能说彻底消亡，但是由于出现了一股剧变浪潮，以及对他们代表的价值观的反抗，其消亡已是确定无疑的了。他们就像是一种“无常鸟”(2)，这是纽约的一位知识分子生造出来的词，指的是一种神话般的怪鸟，“这种鸟倒退着盘旋飞行，越飞越低，最后蜷缩进自己的屁眼儿里，然后灭绝。”2随着新左派和颓废派的兴起，本来处于美国社会边缘地带的文化绿林好汉们现在进入主流了。随他们而来的是对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所称“假装可怜相又不肯说真话的官僚、社会工作者、心理医生和工会官员构成的暴政的蔑视。”3约瑟夫·赫勒（Joseph Heller）在《22条军规》中写道：美国心目中的神经健全实际上是疯狂。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在他1956年出版的《嚎叫》中为蹉跎岁月哀叹：“我目睹我这一代最有头脑的人在疯狂中毁灭了。”诗人现在主张离群索居，公然从同性恋和服用迷幻药中追求享乐。颓废派口嚼LSD(3) ，唱起歌来浑身像通了电似的颤抖，朗诵诗歌时脱得一丝不挂。他们像在麻醉药、兴奋剂的茫茫大海中航行。颓废派甚至把沃尔特·惠特曼(4)从坟墓中拉出来，尊奉他为颓废派的祖师爷。他们是邋遢的反叛者，同《邂逅》这样的杂志刻意追求公式化截然相反，他们要用混乱代替秩序。

悉尼·胡克对这些现象极感愤怒，1964年4月20日他给乔斯尔森写信：“在欧洲有荒诞戏剧，在存在主义中有荒诞的哲学，在美国，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新趋势，叫作‘荒诞的政治’，其口号是‘打倒美利坚合众国’‘美国臭不可闻’‘性万岁’，等等。梅勒，波德·霍雷兹，真是有趣，他们还有一个新的狂热信徒，那就是杰克·汤普森。他的判断力不比他的智力强多少。”4汤普森的判断还足以使他认识到勇气有其好的一面，所以他就继续留在法菲尔德基金会担任执行董事。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四年是《纽约书评》创刊第一个周年。在贾森·爱泼斯坦和罗伯特·西弗尔的领导下，《书评》立即取得成功，这一事实表明并不是所有的美国知识分子都支持冷战，跟着它的指挥棒围着国家安全转。占统治地位的一致意见开始分化了，《书评》就标志着一个新的敢于批评的知识阶层的诞生，他们敢于就一些敏感问题发表意见，而《邂逅》这类杂志由于受到统一意志的束缚，在这些问题上是三缄其口的。如果说过去人们的印象是纽约知识分子在某种反面的催化剂作用下使自己从激进派转化为中央情报局和其他冷战机器的一支力量，那么现在有证据表明他们正在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他们不再为美国追求权力进行辩解，这些善于思考的人聚集在《书评》周围，开始谴责帝国主义，与他们谴责共产主义别无二致。《书评》成为知识界反对越南战争的一艘旗舰，这不能不使中央情报局感到惊恐。李·威廉姆斯回忆道：“纽约《书评》这一伙人的阴阳八卦(5) 确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大问题，特别是当他们变得如此强烈地反对越战，变得那么‘左’，问题就更大了。”5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主张采取措施，对《书评》进行反击，只是说“现在的形势还不是打击——反打击的问题”。6

迈克尔·乔斯尔森面对这种新形势不可能无动于衷。虽然他尽力掩饰他对“美国主场”越来越强烈的幻灭感，但是在私下里他还是承认新动向来势之猛令他震惊。数年后他写出了以下这番话：“为‘外围组织’工作多年的经历使我感受到真正的痛苦……在50年代，美国对世界的承诺是我们工作动力的支柱……而到了60年代后半叶，美国对越南的干预以及一系列毫无道理的政策销蚀了我们个人的价值观和理想。”7所谓的“导弹差距”(6)、注定要失败的U-2飞机的侦察飞行、猪湾事件、古巴导弹危机，这一切帝国主义的政策失误，使乔斯尔森对所谓的“美国世纪”丧失了信心，同时也对负此重任的各政府机构失去了信心，甚至对1947年建立中央情报局的杜鲁门政府，他现在也说他“看到了中央情报局的运作方式在美国的历史使命上投下了阴影，我认为我们需要加以纠正。”8在一个接受了“缓和”这一概念的时代里，乔斯尔森希望代表大会也能摆脱冷战中历来的互不来往的习惯，转而采取与东方对话的方针，为此，代表大会通过它与国际笔会（PEN）(7) 的关系，一厢情愿地摆出了这种愿与东方接触的姿态。

国际笔会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建立的机构，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55个国家设有76个中心，是世界上代表性最为广泛的作家组织，其任务是由该组织的性质决定的，其中包括在任何情况下都避免卷入国家或党派政治。这个组织拒不屈从于任何偏见或成见，再加上它极力保护言论自由，这就保证了它即使在冷战时期也能在世界范围不断扩展壮大，但是中央情报局却竭力试图使之服务于美国利益，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就是中央情报局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工具。

长期以来，代表大会就对国际笔会感兴趣。尽管亚瑟·凯斯特勒长篇大论地讲出他的看法，说经营国际笔会的这批人都是“混蛋”，他们就怕文化自由运动“会为冷战煽风点火”。9起初，代表大会力图把东欧集团的代表排斥在外，因为他们害怕共产党趁此渗入笔会，对笔会讨论的问题施加影响。1956年纳勃科夫写信给理查德·克罗斯曼说：“我们准备与俄国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对话，但是我们不想见到苏联的官僚或苏联官员，也不想与他们交谈，不幸的是……我们恰恰经常遇到这批俯首帖耳、满脑袋政治的苏联官僚（他们神情木然，耸肩缩背，一式的蓝毛哔叽套装，裤子肥大）。我们可不想同这样的人接触。”10代表大会不想让这些冒牌货挤进来是对的。代表大会富有成效地与国际笔会的书记大卫·卡弗（David Carver）建立了联系。1956年乔斯尔森听到消息说，在翌年日本举行的国际笔会会议上，共产党人打算“发动强大攻势”，他轻易地说服了卡弗，代表大会要派出“顶尖炮手”（名单上有“西洛尼、凯斯特勒、斯彭德、米洛齐等人”）到会进行反击。

约翰·亨特在1956年发表他第一部小说《几代人》之后也成为国际笔会的成员，同大卫·卡弗建立了“友好关系”，卡弗作为《邂逅》杂志非正式的代理人，负责在国际笔会的会议上散发这本杂志。1964年，亨特决定，卡弗的工作负担过重，需要帮手。于是代表大会提出要派基思·博茨福德去为他当助手。博茨福德在南美洛厄尔事件中栽了跟头之后，一度赋闲，后来才回到美国同索尔·贝洛一道担任文学杂志《高贵的野蛮人》（The Noble Savage）的联合编辑。现在他再次成为他的朋友亨特的现成帮手，于是在1964年的秋天，他名正言顺地出现在设在伦敦的国际笔会办公处。一位国际笔会的积极分子说：“对于博茨福德以这种方式突然出现，我从来没有起过疑心，现在想想，这件事确实有点奇怪。”11

国际笔会在法国的中心闻知博茨福德的任命，异常光火，气恼地写信给卡弗要求他作出解释。卡弗为这一任命辩解说，他曾与博茨福德一道工作过一段时间，“与他相处融洽，合作得很好……他担任此职的理由十分简单，一点也不复杂。英国的执行委员会已任命他为我的助手和副手，而且，由于我已将英国中心的秘书长办公室和国际秘书处办公室合而为一，我自然希望他全面协助我工作。”12法国人为此担忧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对博茨福德与代表大会之间关系的性质有怀疑，对代表大会本身的背景也有怀疑，觉得代表大会与美国政府有牵连，因此他们担心美国人企图控制国际笔会。他们的担心是对的。

正是这个博茨福德1965年打电话给亚瑟·米勒，说他想同大卫·卡弗一道来见他。米勒当时正在巴黎。由于米勒曾给《高贵的野蛮人》投过两篇短篇小说，从那里对博茨福特有一点肤浅的了解。米勒回忆道：“这次他提到了国际笔会的事，对于这个组织我只是大略听说过一点儿情况。”第二天，博茨福德与卡弗一起来到巴黎，他们邀请米勒担任下一届国际笔会的主席。米勒后来写道：“问题在于他们现在已别无选择。新近出现的缓和要求我们容忍东西方之间的分歧，而国际笔会那时在这一方面还没有经验。现在笔会要有一个新的开端，于是他们选中了我。”13但是，米勒说：“我怀疑我是不是在被别人利用，我突然想到，我们的国务院、中央情报局或者英国的某些同类机构可不可能在后面操纵。我决定把这些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不久我就发现，国际笔会已经陷于传统的冷战立场动弹不得。在这个当口，笔会也想同西方各国政府一样，试图松动一下，承认东欧各国的社会业已稳固，应该允许这些国家的作家同西方建立新的联系。”米勒对一位历史学家说：“我的脑子里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政府让我担任国际笔会的主席很可能是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进入苏联。他们设想由我打头阵，他们的人跟在我身后也就进去了。我想他们料想我会同意的。最早就国际笔会的事与我接触的那个人，我已经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但是后来有人谈起他时说，‘这个家伙一直是一个特工。’我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这只不过是街谈巷议而已。”14

美国方面要一个美国人去担任国际笔会的主席，而且他们即将达到目的了。卡弗其实曾经全力争取约翰·斯坦贝克（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来担任此职，但未能成功，米勒是第二选择。在法国人看来，这两位候选人都不合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把美国人排除在外。当他们一听到卡弗想物色一个美国候选人的消息，法国的国际笔会立即提出了他们自己的人选米居埃尔·昂格勒·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Angle Asturias），他是伟大的拉美小说家，法国国际笔会中心的成员。乔斯尔森提到他时用厌恶的语气说这个尼加拉瓜的老家伙只不过是“同情共产党的一匹战马”，15并紧急致函马奈·斯珀伯（当时他正在巴黎），要求他求助于代表大会的老友——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部长安德烈·马尔罗，请他出面阻止阿斯图里亚斯被提名为候选人。斯珀伯很犹豫，回信说文化部与一个独立的机构国际笔会是不相干的。但是乔斯尔森固执己见，告诉斯珀伯说，这件事与法国的威信有关，法国政府理应关注此事。乔斯尔森宣称，如果阿斯图里亚斯当选，“那将是一场灾难”，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朋友卡弗的“末日到了”。16

卡弗在其美国朋友的大力支持下，继续为他推举的候选人卖力，为此他于1965年4月给国际笔会的成员写了一封长达8页的信，对法国笔会提出的候选人的合法性提出责难，指责法国中心捏造事实来证明阿斯图里亚斯缺乏担任国际笔会主席职务的一切条件。美国笔会的执行委员、老资格的冷战斗士刘易斯·加兰蒂埃（Lewis Galantière）收到卡弗的信后，向他的同僚们提出了警告，说“法国在主席人选问题上发难，不仅是想阻止美国人当选国际笔会的主席，而且还想控制国际秘书处……我认为法国这一举动（因为我坚信这是得到凯道赛街(8)的批准的）反映法国官僚难以自已的傲慢态度。”17

国际笔会美国中心的执行委员会中，除加兰蒂埃之外，还有几个代表大会的朋友。在美国中心的信笺上列出的委员名单中突出的一位是罗比·麦考利。有麦考利在，中央情报局在美国中心里就有了一个掌握行政权力的人。这就是说，科德·迈耶将麦考利以国际组织处驻国际笔会项目官员的身份派往伦敦，麦考利就可以在国际笔会的各种活动中完全不露痕迹地贯彻他的意图。尽管如此，为了确保麦考利的掩护更加严密，他还身兼了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学术委员，后来又作为富布赖特项目的研究员在英格兰工作两年。在伦敦安插了博茨福德和麦考利，再加上卡弗从代表大会领取经费（更直接地说是从法菲尔德基金会领取经费），这样，中央情报局就出色地完成了向国际笔会的渗透。

正当争夺主席职务的斗争紧锣密鼓地进行之时，卡弗和博茨福德已经开始筹备国际笔会的下一届代表大会了。这次代表大会预定于1965年7月的第一周在南斯拉夫的布莱德（Bled）举行。约翰·亨特同意出资派遣一批美国作家与会，并责成中央情报局驻伦敦的“总审计官”肯尼思·唐纳森从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账户上安排这笔开支。预定的代表名单是约翰·亨特制定的，他严格地规定，“万一其中有人不克赴会，国际笔会秘书处要另派他人时，则必须得到代表大会巴黎办事处的同意，才能动用这笔费用。”18亨特的名单中包括大卫·鲁塞、赫尔穆特·杰里克（Helmut Jaesrich，接替拉斯基任《月刊》编辑）、马克斯·海沃德、斯彭德、恰罗蒙特和西洛尼。法菲尔德基金会另外还拿出一笔钱来为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和沃尔·索因卡支付旅费。19这些人同其他代表一起，选举亚瑟·米勒当上了国际笔会的主席。

在布莱德代表大会上获胜之后，亨特开始为来年6月在纽约举行的国际笔会下一次秘密会议(9)作准备。这是22年来国际笔会美国中心第一次为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做东道主。由于这次会议的成败关系甚大，中央情报局决定调动全部秘密武器。其中之一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内定要起重大作用（代表大会1965年6月为组织纽约“行动”已经给了卡弗1000英镑作为启动费，这一安排是在布朗普顿路上的钱特雷尔餐馆亨特同卡弗一起吃午饭时敲定的）。1966年1月福特基金会及时地介入，赠予美国笔会一笔丰厚的赠款（7.5万美元），洛克菲勒基金会也不太情愿地掏出了25000美元。中央情报局也通过亚洲基金会和自由欧洲委员会的管道提供了经费。由于赌注下得很大，约翰·亨特于1966年2月写信给大卫·卡弗说，他认为有必要明确责任。20

亨特建议，一定要确保由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来主持讨论会，在会议前和会议期间，玛丽恩·比伯（Marion Bieber）要镇守在卡弗的办事处或纽约，为时3周，费用由代表大会负责。精通多种语言的比伯当时在伦敦的当代历史研究所工作，50年代曾任代表大会的副常务秘书，在组织这类运动方面是一名老手。在英国或美国的国际笔会中心的心脏部门安插了这样的“顶尖高手”之后，亨特在确保其利益方面可以高枕无忧了。

同时，亨特也写信给美国笔会的现任主席刘易斯·加兰蒂埃，提出了相似的建议。罗比·麦考利新近回到了华盛顿，他的掩护身份是《凯尼恩评论》的编辑，有了这样的身份，谁还能像他那样不引起怀疑呢？结果麦考利成了美国笔会雇用的管修理的勤杂工了。21此外，亨特还同意为（他自己选择的）西方著名知识分子参加会议提供旅费。

第34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于1966年6月12—28日举行。美国有足够威望能够主办这次代表大会意味着“美国记录上的污点终于被抹去了”，关于这次大会的一份报告兴高采烈地称，“这次大会能在纽约市举行，这一事实本身就证实了美国在当代文明中处于领先地位。”前台的和后台的会议组织者都为他们取得的成功而庆贺。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主题是“作家的独立精神”，“集中讨论作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作为艺术家，他关心的应该是提高国家的声誉。”22

不过，并非所有的观察家都作出同样的评价。在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在纽约大学发表了一篇演讲，狠狠地批评了所谓的独立精神。他说：“（笔会）代表大会的主题‘作家的独立精神’有点像杰基尔医生(10)……存在着变成海德先生的危险，即转为‘社会公众人物’。”虽然过去作家们被指责为“缺乏政治热情”（朱利安·本达语），而现在他却要因为“受政治热情的**而堕落、而受到惩罚”。23布赖恩接着归纳了《邂逅》杂志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内容，在这篇文章中，丹尼斯·布罗根（Denis Brogan）赞扬这本刊物对“文人失节”行为所作的斗争。布罗根曾用“文人失节”这个词攻击一些有才华的作家沦为政治的代言人或宣传家。一份忠于现行权力结构的刊物上发表这样的观点令奥布赖恩吃惊。奥布赖恩认为，“《邂逅》杂志远非不谈政治，不仅如此，而且它还紧跟一条政治路线，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向英国灌输一种态度，要英国人支持美国的政治和做法。”24

《纽约时报》报道了奥布赖恩的这些结论，以致这些结论一直笼罩着国际笔会的代表大会，同时也标志着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开始走向穷途末路。

(1)勒卡雷1960—1964年曾在英国驻德使馆任职。小说原文名为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也译为《冷战谍影》。

(2)原文为whifflebirds，以whiffle有无足轻重、反复无常等义项，whiffler指犹豫多变（不靠谱）的人，姑译为“无常鸟”。

(3) LSD，lysergicaciddiethvlamide的缩写，中文学名为麦角酰二乙基酸胺，是一种药力极强的麻醉药。

(4)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代表作为《草叶集》。主张美国人成为政治上解放、身心健全的新民族；同时他也宣扬肉体和**的美妙。他的作品毫不掩饰地表现了“自我的个性”。

(5) 原文就是“yin and yang”。在西方，阴阳已成为玄妙哲学的同义语，这里似指这批知识分子的特有的哲学。

(6)此处似指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使美国感到其导弹技术已落后于苏联，即所谓“导弹差距”。此事影响深远。美国为此加强情报机构，通过了国防教育法，加强地区（特别是对共产党国家）的研究和人才培养等，其结果自然是冷战升级。

(7) PEN的全文是国际诗人、剧作家、编辑、散文家和小说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ets, Playwrights, Editors. Essayists and Novelists”。PEN 为这些词的共同起首字母的缩写。本章的标题即为Pen Friends，故以双关译为笔友。

(8)凯道赛街（Quai d’Orsay），法国外交部所在地。

(9)原文为conclave，此处按原文含义译出。

(10)杰基尔医生（Dr. Jekyll），英国小说家斯蒂文森创造的一个人物，他服用自己配制的药物，使自己时而变为恶人，时而变为善人，即有时是杰基尔医生，有时却是海德先生（Mr. Hind），引申为两面人，或正反两种结果。更常见的表述是Jekyll and Ha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