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

完成这本书花费了我五年时间，回想起这段岁月真是百感交集。由于某种不便说明的原因，我主要在每年春季和夏季的几个月里做档案研究，这期间我要长时间封闭在冷光灯和恒温空调构成的空间里。在堪萨斯州的阿比林，当我从艾森豪威尔图书馆驱车赶回汽车旅馆时，正好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上徐徐落下，映衬着旁边座位上一堆摇摇晃晃的复印件——这就是我今天的收获，全是宝藏（魔法器？）和只有我能找到的运势图。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从哈里·兰塞姆人文学科研究中心(1)通往我在闹市区的阴暗住所的立交桥上，尘土飞扬、车流不息的路边，我是黄昏暮色中唯一步行的路人。在这家汽车旅馆中，所有浴塞都被拔掉了，以防止有人在洗澡水里接入吐司炉或其他电器而自杀。当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自杀，但是由于长期远离尘世，有时确实能感到，从深远时空中发出的对我事业的谴责。

也有心情愉快的时候，比如一张本来只是匆匆一瞥就放下的纸片，忽然从中意外发现了什么宝藏，让我高兴得直拍桌子。这些偶然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基础研究比在线搜索更重要。如果说，当整个世界似乎都在享受户外日光浴时，沉浸在满桌子档案资料中的我也能体会到什么乐趣的话，那就是：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线索中不断发现的乐趣。这些线索不会越来越疏离分散，或形成难解的死结，而是越来越紧密关联，形成清晰的“证据链”。

随之而来的是担心。当我把成捆的文献资料打包邮寄回家时（实在是太多了，无法随身携带），我常常担心它们误入歧途。因为航空邮件太贵了，只好选择普通邮寄，这让我总是比它们早几个月到家。最终，每个包裹都按时送到了。这些资料越积越多，在我床底下的箱子里保存了许多年，直到伯明翰大学美国和加拿大研究部的斯科特·卢卡斯（Scott Lucas）教授好心地同意取走它们。相比以前的情形，在他那里翻检这些资料要方便得多。

还有恐惧。但不是我母亲感到的那种（她确信我会被中央情报局绑架，而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无暇顾及）。我的恐惧是害怕被操纵或玩弄而带来的欺骗。有些欺骗是明目张胆的，以至于使人无法相信；另一些则易于理解。我采访过的许多人都是职业的说服者，他们接受过（“必要的”“崇高的”“爱国的”或者其他的）说谎技术的训练，因此对他们所谓的真话很难评估。除了类似爱国主义、保密协议和荣誉守则等常见的借口外，有些谎言和假象编造得很随意：比如某某人不知道自己是谁，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某某人坐立不安；某某女士与总统有染，然后被谋杀了。还有无处不在的办公室的飞短流长……但是，偶尔会遇到用心险恶的招数，貌似不经意的一个举动就可能像火焰喷射器那样一举毁掉一个人的声誉。

相反，那些因自己天性纯真而轻信，且未经过任何正规培训的人，通常是糟糕的说谎者。这种情况多吗？我该让谁担任审查官？如何恰当地描述自己从未经历过的这段历史？如何理解战后世界紧张而可怕的现实？如何理解文化、政治及其错综复杂、相互矛盾又相互影响的关系？

本书出版后，欧文·克里斯托尔(2)写信给我，认为我的“整个政治思想观点”是“伪善的”。另一位通信者则欣喜地报告说：“沃尔特·拉奎尔(3)讨厌（这本书）并怀疑它是由一位天主教神父写的。”

我不确定自己能否胜任这个角色。我赞同伏尔泰的主张，任何一个被定罪的人都应该获得辩护(4) 。我信奉米兰·昆德拉的“不确定性的智慧”(5) 是所有理性分析的准则。《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可以被描述为关于定罪的辩论（这可以区别于信仰、信念或价值观），运用的是以一种定罪反驳另一种定罪的分析方法。在文化冷战高度政治化的背景下，这种拒绝偏袒任何一方的做法被贬义地认定为相对主义或中立主义。它不能为任何一方的立场或情感所容忍——苏联和美国都致力于破坏中立主义，而本书所关注的重点——西欧，也采取了非常相似的战术。

本书并非是要在双方之间找出一个道德上的平衡点。我不同意一些评论家对本书的看法，他们认为这本书对共产主义态度软弱，低估了苏联及其卫星国在文化领域缺乏自由、长期高压和令人沮丧的钳制措施。肖斯塔科维奇应该感到沮丧吗？他完全有理由沮丧。但是，当苏联艺术委员会要求制作一幅他的半身肖像时，委员会主席却下令：“我们需要的是乐观的肖斯塔科维奇。”（私下里，作曲家对这种矛盾的说法感到庆幸。）我关注的是思想自由，而极权国家无法容忍肖斯塔科维奇对死亡的沉思和对虚妄愿景的嘲讽。极权国家只能有官方规范的正统思想（事实如此），不需要民主。从本质上说，民主对所有思想都是开放的，因此它也不可避免地会包含某种程度的极权思想。

对立意识形态的民主辩论，和由极权机构控制的民主辩论混杂在一起，但两者是不同的。麦卡锡和那些为宣传攻势提供理论辩护的反共产主义者们，对这种区别视而不见。正如1994年休?特雷弗-罗珀(6) 接受我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任何不支持我们说法的就是反对我们，我们要把任何一个明确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当盟友，并且必须把反对共产主义的程度和深度作为衡量人们政治美德的标准。那样的话，希特勒岂不成了盟友。”“麦卡锡主义”打着民主的旗号，却在运用极权主义的伎俩。如果说这是美国人良心上的污点，那么它是虔诚的还是高尚的?毕竟，美国没有集中营。或者说，这是“次邪恶主义”的辩护。作为一种观点，我认为它起源于艾赛亚·伯林所说的“反启蒙”，即非理性的思想。为什么一个民主国家会庆幸自己没有集中营呢？

反事实的想象在冷战时期大行其道。乔治·奥威尔的“双重思想”概念（现在已是陈词滥调，但在原著中非常贴切）揭示了理论家篡改事实的机制。(7)双重思想即是“知道全部真实情况，却扯一些滴水不漏的谎话……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当然，这是奥威尔在向极权国家维护其自身利益的这种方式发出危险的警告。然而，正是这种“双重思想”给我们带来了“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它由支持和建立右翼独裁政权的中情局赞助、管理（并最终解散）；正是这种“双重思想”为一场名为“战斗的自由”的运动赢得了声誉；正是这种“双重思想”坚持为自由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使反共事业陷入了越南的丛林；正是这种“双重思想”使亨利·基辛格赢得197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促使汤姆·莱勒(8) 说他将从喜剧事业退休，因为他没有办法不去讽刺斯德哥尔摩的诺奖评审委员会）。

冷战真正令人恐惧的，不在于对某一个商店橱窗的旷日持久的争论，而在于它制造了虚假的现实。《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想问的是，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造假，还不可思议地夸大它们。与其说这是一部思想史，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的历史，尤其是纽约知识分子的历史，那些强大饱满的男女组合，源源不断地投身到文化冷战的最前线。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文学辩论的温室中，培育出许多重要的作品（如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大卫·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仅举几例）。起初，他们的观点仅出现在不起眼的《党派评论》《评论》和其他“小杂志”上。然后，作为中情局组建的文化联盟的一部分（不管其知情与否），他们突然间吸引了国际观众。

这些冷酷的斗士，无法摆脱极端不满的习惯（和知识分子的风格），不愿意超越这个身份，并没有因为共产主义的崩溃而变得成熟起来。与他们见面总有一种令人兴奋的经历，但有时也会令人生厌。他们争执的对象已不复存在，到了老年，他们因为失去这个对手而更加沮丧。现在，他们在马鞍上吱吱作响，将生锈的长矛对准了新的目标——妇女运动、新左派、黑人权力、单身母亲、移民、以及奏国歌时未能站起来的人。这种“解放”的浪潮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自由，他们对此感到崩溃而束手无策。我记得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里，科德·迈耶(9)嚼着（我用最后几美元买来的）菲力牛排，停下来只是为了吐出一句尖刻的话，说，多元文化主义的唯一成就，是让人找不到一个会说地道英语的侍者。几天后，欧文·克里斯托尔为美国企业研究所食堂提供的“乏味的”菜单——“墨西哥周”向我道歉，然后特意点了一份汉堡包。

“民主”已经变得过于民主了，它不再听从智者的建议。新一代不需要智者。他们在世界中争吵，迷失了自己。当我想到他们时，就想起了格特鲁德·斯坦因(10) 的评论：“美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因为它是第一个进入20世纪的国家。”

《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也有它自己的冒险经历。1999年在英国出版，当时开播了一个时事广播节目，来宾是著名的大律师亨利·基辛格和我。我因为紧张而变得沉默，竟为基辛格的指甲所吸引，发现这些指甲被咬得好快啊。他中途离开演播室，显然对轰炸柬埔寨和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是非法的说法感到不满。在美国，本书在最后的定稿阶段被原出版商拒绝了，他们认为我没有充分重视“美国的事业是正义的”和“中情局等是站在天使一边”的观点。因此，本书最终未能被自由出版社（又一个矛盾的修辞？）所接受，而是在新出版社（New Press）的安德烈·希夫林（André Schiffrin）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出版。在罗马的一次新书介绍会上，我被夹在两个演讲者中间，他们非常生气，相互冲来撞去。幸好，在我的衬衫领子被撕破之前，出版商进行了干预。2007年在伦敦的一次招待会上，我被介绍给时任英国首相的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他说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本书，他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文化战是一件好事。读者们会明白，那不是我最骄傲的时刻。我不喜欢本书可能被某个政府（或任何政府）用来作为“软实力”行为的指导手册。但是，正如有人曾经说过的那样，最具讽刺意味的就是讽刺作家正生活在他的讽刺作品之中。

自从1999年以英文首次出版以来，《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曾以法文、德文、意大利文、阿拉伯文、土耳其文、保加利亚文、中文、葡萄牙文、希腊文和西班牙文出版。目前正在准备俄文版。我衷心感谢所有的编辑和翻译，他们促成了本书的出版。

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 2013年4月于伦敦 （管永前 译）

(1)哈里·兰塞姆人文学科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是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一个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专门收集与美国、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文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档案、书籍和文物。 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注，在行文中表示为(1)(2)(3)…… 。原作者注一律排在书后，在行文中以123……表示。

(2)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1920—2009），美国共和党人，著名学者、编辑、出版人，新保守主义教父。

(3)沃尔特·拉奎尔（Walter Laqueur，1921—2018），美国历史学家、新闻记者和政治评论家，他在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问题研究方面是有影响力的学者。

(4) 伏尔泰曾为许多被定罪的无辜者辩护，最著名的是为已被处死的卡拉斯的辩护。参见伏尔泰著《论宽容》。

(5) 出自米兰·昆德拉《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一文，其上下文是：“塞万提斯认为世界是暧昧的，需要面对的不是一个唯一的、绝对的真理，而是一大堆互相矛盾的相对真理……所以人所拥有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

(6) 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1914—2003），英国历史学家，以研究希特勒成名，后因1983年误证伪造的《希特勒日记》而名誉扫地。

(7)双重思想（doublethink），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创造的名词，下面的引文即出自这部小说。

(8) 汤姆·莱勒（Tom Lehrer，1928年生），美国幽默歌手、讽刺作家和数学家。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麻省理工大学讲授数学和音乐剧。

(9)科德·迈耶（Cord Meyer，1920—2001），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海军陆战队军官，期间受伤并整容，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他领导了世界联邦主义者联合会。大约1949年开始在中央情报局工作，1977年退休。

(10) 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籍犹太作家、理论家和收藏家，对20世纪西方文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