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阿根廷的恺撒大帝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离家，
去到莫斯科或罗马；
放弃那辛苦的劳作吧，
去把缪斯们请回家。
——W. B. 叶芝：《雕像》
约翰·亨特是在一个可以大展宏图的好时候接管巴黎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艾森豪威尔炫耀艺术”的时代刚过去，接着又是肯尼迪宣称他的政府要同艺术家建立“富有成果的关系”。肯尼迪邀请了156位名人，其中包括亚瑟·米勒、安德鲁·韦恩、欧内斯特·海明威、密斯·范·德·罗厄(1)、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罗伯特·洛厄尔、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皮埃尔·蒙特、罗保·欣德密斯和斯图尔特·戴维斯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他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大事来做。伊丽莎白·毕晓普写信给洛厄尔称：“就职典礼一定十分有趣。我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了一再播放的片段。但是我不喜欢那种罗马帝国式盛大场面，比如那种观众的看台，看上去有点像欢庆凯旋的模样。”1但是对于许多冷战斗士们来说，这种帝国气派是激动人心的，正如1961年初一位崇拜者对肯尼迪所说：“在古代，一个罗马人，不管他到哪里去，都能骄傲地宣称‘我是罗马帝国的臣民。’今天，相似的情况出现了，我们不论走到哪里，我们也能昂首挺胸骄傲地宣称：‘我们是美国公民。’”2
1962年5月11日，罗伯特·洛厄尔再次应邀来到白宫，这次来是参加欢迎法国文化部部长安德烈·马尔罗的招待会。肯尼迪在招待会上开玩笑地说，白宫正在成为“知识分子的咖啡馆”。但是洛厄尔对此表示怀疑，后来关于这次宴请，他写道：“第二天早晨你看报时，就读到了第七舰队被派到亚洲某地的消息，你会有一种滑稽的感觉，其实艺术家是如此的无足轻重，白宫里的这一场面只不过是商店橱窗里的摆设，真正的政府是在某个另外的地方，真正管理这个国家的机构是在邻近五角大楼的地方……我感到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只是在扮演一个徒有虚名却又自命不凡的角色——我们应当是真正的橱窗，而不应当充当橱窗里的摆设。”3
在有些知识分子中间，对政府的乐善好施逐渐产生了怀疑，尽管很少公开表露出来。但是，腐败问题并没有引起中央情报局的担心，在它的主持下，照样还在广施恩惠。唐纳德·詹姆森说：“有时你可能经不起**。我估计代表大会中所有身居要职的人几乎都明白钱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从某个地方来的。如果你朝四周看一看，最终只能作出一个合乎逻辑的选择。这些人就是幕后决策者。大多数学者和作家关心的主要是为你干活，就要得到报酬。我想，一般来说，只要我们给钱，他们就笑纳了，至于钱来自何处，他们是不管的。代表大会或别的同类机构，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像是乳汁充盈的**，他们饿了就来猛嘬一顿，然后就走开去干他们的事了。我认为这就是代表大会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它既能让你跻身于知识分子行列，又让你有饭吃。采取这种做法的，除了我们也只有共产党了。”4
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也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许多西方知识分子都被中央情报局用一根绳子拴住了，“这根绳子不是《圣经》而是金钱”。如果克罗斯曼在写他的《上帝的失败》时还能说“物质享受对于知识分子并不那么重要，他们最看重的是精神上的自由”，那么现在看起来，知识分子对于伸手就能大捞油水已难以抗拒了。代表大会主办的一些会议“主要是作秀，与会者倒让我想起那些聪明人，他们夏天去避暑，冬天去避寒。”这番话是苏联问题专家沃尔特·拉奎尔说的，他本人就经常参加这些会议。他还说，“这里面有一种习气，既自命不凡又趋炎附势，这种习气在英国尤甚。表面上装得温文儒雅，机智幽默而又老练成熟，其实是一些绣花枕头，腹中空空。他们在学院的餐桌上夸夸其谈，在皇家咖啡馆里传播流言蜚语。”5贾森·爱泼斯坦则说：“对有些人来说，拿着政府的钱，享受着奢侈气派的旅行，是一种极大的愉悦。不仅是愉悦，还能体会一下权力的味道。当那些知识分子来纽约访问时，他们被邀请去参加盛大的聚会，到处可以享受昂贵的餐饮，还有侍者伺候，天晓得还有什么别的。这样的享受，要知识分子自己掏腰包是绝对负担不起的。如果你在政治上正确，又能为你采取的政治立场得到丰厚的报酬，这样的事谁不愿意干呢？于是腐败就接踵而来了。”6
那些不在纽约领取日常开支的人则可以充分利用意大利北部贝拉齐奥的塞贝洛尼山庄。这处山庄位于莱科和科莫北部湖泊之间的一个悬崖上，是托雷·伊·塔索公主（Principessa della Torre e Tasso，通常名叫埃拉·沃克，Ella Walker）遗赠给福特基金会的。福特基金会让这处别墅可用来作为代表大会名声较高的成员非正式的休养地，使这些文化界的头面人物在那里养精蓄锐。到那里暂住的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抵达时，会有身穿衣襟上缀有V.S.字样的蓝色制服的司机来接。这里的客人不享受“赠款”待遇，但是在那里的食宿都是免费的，免费项目包括所有的旅费，餐饮，使用网球场和游泳池。汉纳·阿伦特在别墅提供的精美信笺上写信给玛丽·麦卡锡：“你会感觉霎时间你住进凡尔赛宫。这个地方有53名仆人，包括专职的花匠……这些服务人员全部由一名管家之类的人管理，这种管理办法是从‘公主’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无论是他的相貌还是举止，都有一种15世纪佛罗伦萨绅士的气派。”7麦卡锡回信说，她觉得奢侈豪华的环境不适合于勤奋的工作。1965年6月，代表大会举办了“世界秩序的状况”研讨会，这处别墅也是这次会议合适的会址。这次研讨会是代表大会同《代达罗斯》杂志和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
少数几个受宠的人物还可能应汉西·兰伯特（Hansi Lambert，代表大会的一位百万富婆朋友，她也在她的格施塔德(2)避暑胜地招待宾客）或弗莱希曼之邀，乘他们的游艇在地中海作海上游。斯彭德夫妇两人都是受邀请的客人。当斯彭德告诉厄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说，他1955年8月曾从科孚(3)到伊斯基亚(4) 乘游艇作海上游，这个德国人只是说：“你是个共产主义者，现在却乘游艇游弋在地中海上。好啊，好啊。”8对于那些喜欢陆地的人，代表大会则为他们安排了欧洲享有盛名的所在：在伦敦住康诺特饭店；在罗马住英格都尔特拉和大费拉饭店；在巴黎，欧文·布朗则继续在他的家外之家巴尔的摩饭店里的皇家套房里招待客人。
尽管罗伯特·洛厄尔对于接受政府的庇护持保留态度，但是，1962年5月他却无保留地接受了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为他提供的一张赴南美的头等舱机票。他的密友伊丽莎白·毕晓普住在里约热内卢。她曾好几年催请他来此相聚，现在代表大会为他出资，他立刻就成行了。毕晓普欣喜万分。她写道：“国务院驻巴西的人员行事愚蠢之极，还十分粗鲁，他们通常派一些不重要的而且枯燥无味的作家和教授到这里来。”9洛厄尔的访问要有意思得多。
代表大会用了好几年时间试图扩大其在南美的影响。代表大会在南美的杂志名叫《纪事》（Cuadernos），编辑是朱利安·戈尔金。戈尔金曾于1921年建立巴伦西亚(5) 共产党组织，并为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网络工作过，在这段时间里，他学会了做好些工作，包括制作假护照。1929年他与莫斯科决裂，据他说原因是苏联人曾试图说服他充当杀手。在西班牙内战即将结束时，他逃亡墨西哥。墨西哥是逃亡的布尔什维克传统的栖身之处。戈尔金5次逃过了被暗杀的命运，但仍然逃不过在他的头骨上留下了一个子弹洞。作为《纪事》的编辑，他的任务是渗入拉丁美洲“最不受信任的”人当中。他曾开玩笑说，在这个地区，要想扩大影响，唯一的途径是不断攻击美国，高唱萨特和聂鲁达的颂歌。美国在危地马拉支持政变（1953年），1958年古巴发生革命，这些都没有帮戈尔金的忙。紧跟着美国对这个地区进行干预，迎来了一个“拉美共产党人及其盟友的乌托邦”时期，10但是，戈尔金反其道而行之，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为代表大会创建了一个重要立足点。
1962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洛厄尔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和5岁的女儿哈里特抵达里约热内卢。纳勃科夫也在那里。他同伊丽莎白·毕晓普一道去机场接他们。在洛厄尔一家于9月1日乘船返回纽约之前，一切都顺利。到了纽约之后，洛厄尔将接着访问巴拉圭和阿根廷。陪同他的是代表大会的“专职南美巡视员”基思·博茨福德（Keith Botsford），他是约翰·亨特“硬安插”进来的，为的是对这位诗人进行监视（用中央情报局的行话说，博茨福德是洛厄尔的“leash”(6)）。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出问题了。洛厄尔患有狂躁型抑郁症。他把医生开给他的对症药品氯普鲁马嗪扔掉了，在总统宫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又喝了好多杯双份马丁尼鸡尾酒，他的病发作了。他声称他是“阿根廷的恺撒大帝”，博茨福德是他的“副官”。他发表了一篇希特勒式的讲话，在讲话中称颂这位元首和他的超人理论，11然后他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地骑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主要广场上的骑马塑像。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天，洛厄尔的狂躁终于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按博茨福德的命令，把他塞进一件长外衣里，送到贝思勒海姆医院。在给他注射大剂量的氯普鲁马嗪时，不得不将他的四肢用皮带捆住。处于普罗米修斯状态(7) 中的洛厄尔还让博茨福德用口哨吹《花花公子美国佬》和《共和国战歌》的曲子。尽管如此，博茨福德蒙受羞辱的日子总算结束了。12
九月里稍后的一天，纳勃科夫给玛丽·麦卡锡打电话。他用颤抖和疲倦的声音告诉她，洛厄尔“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精神病病房里，玛莉莲·梦露因为白宫出面干预她与博比·肯尼迪(8) 的暧昧关系而自杀身亡。”13玛丽·麦卡锡与纳勃科夫同样感到厌恶。她总结道：“我们这个时代开始有点儿像场面恢宏的讲述罗马皇帝和他们的妻子(9)的电影了。博比·肯尼迪家的游泳池就是罗马皇宫里的驴奶浴池。”14
洛厄尔事件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代表大会选中了洛厄尔，本来是让他作为一名杰出的美国人，来与聂鲁达抗衡，15结果却是一个超量使用氯普鲁马嗪的间谍。他把自己代表的一方的面子丢尽（反过来本人也被博茨福德弄得声名狼藉）。令人惊讶的是，亨特和乔斯尔森都没有解聘博茨福德，而是继续用他充当驻拉丁美洲的“代表”。更令人惊讶的是，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年，他们又考虑派洛厄尔作为代表大会的代表赴墨西哥参加会议。但是乔斯尔森有些犹豫，担心洛厄尔会同上次一样“不听从他的心理医生的医嘱，根本无法保证他不会再次发表疯狂的拥护希特勒的讲话。”16博茨福德可不想再重复上次的事情，所以他就反对派洛厄尔，最后大家同意派罗伯特·佩恩·沃伦和诺曼·波德霍雷兹（Norman Podhoretz）到玉米幕(10) 后面去更为可靠。
虽然乔斯尔森并不那么信任博茨福德（“我甚至不敢肯定他是否能够把真实情况说清楚”）17，但是在代表大会里，亨特对他仍百般提携。18乔斯尔森此时告诉亨特，巴西的知识分子已经把代表大会视为美国的出面机构，建议代表大会要更加谨慎，不要那么张扬，做事要更加隐蔽一些，只支持那些在当地有雄厚群众基础的项目。但是亨特不听，对他说，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都不应忽视。19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亨特和博茨福德掀起了一场强大的搞垮诗人聂鲁达的运动。
1963年初，亨特接到警报，说聂鲁达是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种内部消息是极为罕见的，因为诺贝尔奖委员会内部的考虑是极端保密的。但是，到了1963年12月，还是吹起了一股反对聂鲁达的风。欧文·克里斯托尔向亨特打听，问他有关聂鲁达的这股风是不是代表大会吹起来的，为了掩盖代表大会在其中的作用，亨特用开玩笑的口气回答说，提名这位诗人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引起非议是不可避免的。20
实际上从1963年2月份起，亨特一直在组织对聂鲁达发动攻击。此前，朱利安·戈尔金曾写信给一位在斯德哥尔摩的朋友，谈到了有关聂鲁达的事，后来戈尔金告诉亨特，“此人准备出版一本瑞典文的小册子《聂鲁达其人其事》。”21但是亨特对这样一本书是否有用表示怀疑。他对代表大会的积极分子热内·塔弗尼埃说，应该用英、法两种文字撰写一份资料翔实的报告，散发给某些人。22亨特强调，如果想要阻止聂鲁达获得诺贝尔奖的丑闻成为现实，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他请塔弗尼埃与朱利安·戈尔金和他的那位瑞典“朋友”合作来组织这份报告的写作。23
塔弗尼埃的这份报告重点是聂鲁达的政治倾向问题，该报告强调，“作为艺术家的聂鲁达和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的聂鲁达是不可能分开的。”24报告指控聂鲁达作为智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利用他的诗歌作为工具，参与了彻头彻尾的极权主义政治活动；这就是一个“好斗的、训练有素的”斯大林主义者的手法。1953年聂鲁达曾向斯大林献诗而获斯大林奖，塔弗尼埃称之为“奴性诗歌”。25报告利用这件事大做了一番文章。
6月底，塔弗尼埃将报告的清样送给了亨特。亨特决定加大这份报告的力度，他让作者将重点集中在聂鲁达参与政治活动的性质上，着重讨论他那种已经不合时宜的斯大林主义立场，因为这种立场同当今苏联较为宽容的气氛已显得不协调了。亨特最后以某种相当专业的语气告诉塔弗尼埃，他要在几天之内看到修改后的报告清样。26
戴安娜·乔斯尔森说：“他们显然是要发动一场运动来阻止聂鲁达获得诺贝尔奖。这是理所当然的事。”27为此，乔斯尔森也曾写信给代表大会的荣誉赞助人、哲学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请他出面干预。但是德马达里亚加却十分自信，他认为“斯德哥尔摩很容易作出答复，而且这个答复名正言顺：诺贝尔奖已经授予过智利女诗人加布里埃拉·米斯特拉尔(11)。只有这一条理由，没有别的。政治与此毫不相干。”28其实，一切当然都离不开政治。
帕布洛·聂鲁达并没有获得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过，当获奖者的名字公布之后，代表大会的办事处里也没有什么理由举行什么庆祝活动，因为获奖者是让-保罗·萨特。萨特拒绝接受奖金，此事轰动一时。聂鲁达直到1971年才获得瑞典科学院授予的这项殊荣，不过那时他已经是智利驻法国的大使了，代表的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他的朋友阿连德的政府。（在中央情报局的遥控下，这位民选总统于1973年被不民主地赶下台并遭谋杀。）
1962年，在筑起柏林墙几个月后，西柏林市长威利·勃兰特邀请尼古拉斯·纳勃科夫担任柏林参议院的国际文化事务顾问。这一任命加深了旧有的友情，同时也把纳勃科夫带到了他最感亲切的城市。斯图尔特·汉普夏尔回忆道：“勃兰特和纳勃科夫相处得很融洽。勃兰特是接受美国资助的，柏林的文化计划也是如此。勃兰特对此心安理得，一点也没有因此感到困扰。尼古拉斯十分老练，又认识所有他所需要的人，因此，由他来处理柏林的文化事务是再恰当不过了。”29在纳勃科夫看来，柏林已经丧失了一些“国际大都市的风采”，看来在“文化游戏”中重新注入资金正是时候。据约翰·亨特看，纳勃科夫“从来都不是按照自己的信念来处理世界事务的”，现在他似乎已经厌倦了陈旧的冷战模式，他为柏林（这个城市已被一道钢筋混凝土的大墙一分为二了）制订的计划、提出的建议中，陈旧的冷战高调已无踪影。他以对缓和的饱满热情写道：“这场游戏应该得到苏联和社会主义集团的学者和艺术家的支持和参与，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显而易见的。”30为此目的，他以朋友的态度对待苏联驻东柏林的大使波奥特·安德烈耶维奇·阿伯拉西莫夫（Pyotr Andreyetvitch Abrassimov）。他们两人在苏联大使馆里一谈就是几个小时，阿勃拉西莫夫终于接受了纳勃科夫的热情邀请，同意派遣苏联艺术家参加由纳勃科夫任总监的柏林艺术节。对于阿勃拉西莫夫而言，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因为苏联的情报部门正密切注意纳勃科夫这个人。克格勃就有一个间谍在勃兰特身边为他当顾问，所以，俄国人对于纳勃科夫属于中央情报局支持的代表大会这一点，了解得一清二楚。
据戴安娜说，乔斯尔森对于纳勃科夫的新任命并不十分高兴，“但是他没有说出来”。现在纳勃科夫待在柏林的时间越来越长，似乎正在逐渐地离开代表大会了，但是代表大会还在负担他的开支。乔斯尔森历来主张节俭，但是他无法节制尼古拉斯·纳勃科夫与生俱来的奢侈浪费。斯图尔特·汉普夏尔说：“他的喜好都是耗资巨大的，而这种支出都是要为他支付的。”31经代表大会与勃兰特办公室协商后双方同意代表大会可以派出代表参加柏林艺术节。1964年，由代表大会出资，使以下人物有机会来到柏林，他们是：根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W.H.奥登，基思·博茨福德、克林思·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兰斯顿·休斯、罗比·麦考利、罗伯特·佩恩·沃伦、詹姆斯·梅里尔（James Merrill）、约翰·汤普森、特德·休斯（Ted Hughes）、赫伯特·里德、彼得·拉塞尔（Peter Russell）、斯蒂芬·斯彭德、罗杰·凯卢瓦、皮埃尔·伊曼纽尔（Pierre Emmanuel）、德雷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豪尔赫·路易斯·博尔格斯和沃尔·索因卡（Wole Soyinka），约翰·亨特和弗朗索瓦·邦迪以监察员身份参加。
乔斯尔森认为纳勃科夫是弃他而去，他咽不下这口气。汉普夏尔说：“他这是出于嫉妒。他总是满口的‘我那帮知识分子’，他对这批人慕维有加，指望他们忠诚于他。纳勃科夫就是这一帮中的一个，结果他却热衷于其他的事情，所以乔斯尔森生气了，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32到了1964年底，乔斯尔森开始觉得忍无可忍了，用挖苦的语气写了一封信给纳勃科夫，问他说，这次他到伦敦去显然是为柏林效劳，为什么他认为代表大会理所当然地要为他负担一切开销。由于纳勃科夫还在代表大会领取一笔丰厚的薪金（在4年中，乔斯尔森从法菲尔德基金会支取了将近30000美元作为纳勃科夫的活动经费，其中24000美元是他的工资），乔斯尔森问他说，难道他就不能从柏林纳税人支付给他的5万德国马克中支付他的开销？纳勃科夫到苏占区去会见阿勃拉西莫夫，阿勃拉西莫夫带着罗斯特罗波维奇（Rostropovich）到纳勃科夫家来看他，这些事纳勃科夫都没有告诉乔斯尔森，使他十分恼怒，于是他生气地对纳勃科夫说：“你在做什么，我不想再过问了……在5月1日（他们原定在那一天见面）以前，让我们暂时切断正式关系，但愿你所做的一切不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友谊。”33最后乔斯尔森还是忍不住要得罪一下纳勃科夫，说他希望圣诞节假期间，纳勃科夫可以“有个机会好好地反思一下，作一点曲，不要再到处跑，天知道你会不会因此身临险境。”34
纳勃科夫和乔斯尔森的关系正面临一场危机。当乔斯尔森获悉纳勃科夫正准备同阿勃拉西莫夫一道前往莫斯科落实苏联艺术家到柏林参加艺术节的事时，他立即写信给纳勃科夫，要他取消这次访问。直到临行前的一刻纳勃科夫才决定不去，但是他要求乔斯尔森对此作出解释。解释倒是现成的，不过极其神秘：“我一点也不为你的安全担心，也不担心你与代表大会的关系会带来什么后果。请你相信，我是为你担忧，怕你将会因此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倒不是说这种情况立即就会出现，也许是从现在起的一两年之内吧。我不想在信上说明，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想到的事绝非空穴来风……另外，请你记住，在柏林你有许多敌人，他们正等着有机会捅你一刀；为了你好，你最好切断同他们的关系，以免传播种种恶毒的流言蜚语。”35乔斯尔森反对他的朋友新从事的工作，不仅是因为他本人受到伤害，而且因为他感到纳勃科夫已对安全构成威胁。“你可能还蒙在鼓里就成了苏联在德国推行其政策的工具。你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36这就是乔斯尔森向纳勃科夫提出的警告。
1964年8月，在寄出这封信以后不久，令人担忧的情况就发生了。在众议员赖特·帕特曼（Wright Patman）主持下，国会对美国私人基金会的免税资格进行调查，在此过程中发现的一个漏洞，证实了有8家基金会是中央情报局的出面机构（号称“帕特曼8家”），它们是：戈萨姆基金会（the Gotham Foundation）、密歇根基金（the Michigan Fund）、普赖斯基金（the Price Fund）、埃德塞尔基金（the Edsel Fund）、安德鲁·汉密尔顿基金（the Andrew Hamilton Fund）、博登信托基金（the Borden Trust）、比肯基金（the Beacon Fund）和肯菲尔德基金（the Kenfield Fund）。调查揭露了这些基金会实际上只是一个“邮件地址”，除了一个地址以外什么都没有；建立这些基金会的目的就是让中央情报局把钱汇入，然后以完全合法的方式转到别处去。在资金汇入这个“邮件地址”后，就有了“第二次转手”或“经手汇出”：这个出面机构把一笔“捐款”赠予一个进行合法活动的著名基金会，这些著名的基金会就把这些“赠款”列入其年度990-A表，提交国内税务局备案。所有享有免税待遇的非营利机构都必须呈送这种表格。这样一来，这种转手过程就经不起检查了。唐纳德·詹姆森说：“也许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些基金会必须呈报各种他们编制的税务文件，即使形式有所不同。这就意味着只要有人揭发，就可以去查阅税务纪录，由A到B到C，顺藤摸瓜一直从来源查到钱的去向。这实在是很不幸的事。”37
“第三次转手”是这样的：由中央情报局指定一个接受赠款单位，合法的基金会就把相应数额的赠款提供这个机构。《休斯敦邮报》的总裁、霍比基金会（the Hobby Foundation）的托管人威廉·霍比（William Hobby）解释过这种系统的运作方式：“我们接到通知……我们将从中央情报局接到一些资金。然后我又收到某某机构申请经费的函件。我们就把钱拨给他们。”不提任何问题。“我们相信中央情报局自有其意图。”38
另外4个基金会的990-A报表也显示了这种“转手运作”：它们是休斯敦的M.D.安德森基金会（the M. D. Anderson Foundation）、达拉斯的霍布利泽尔基金会、纽约的约瑟芬和温菲尔德·贝尔德基金会（Josephine and Winfield Baird Foundation）、纽约的J. M.卡普兰基金会（the J. M.Kaplan Foundation）。这4个基金会都是中情局国际组织处的“资产”。从1958年到1964年，安德森基金会通过博登信托基金和比肯基金这类假基金会收到来自中央情报局的65.5万美元，然后将同等数额的资金转给中央情报局支持的美国自由法学家基金（法人组织），该机构设在纽约，后改名为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美国理事会。经贝尔德基金会从1961年到1963年转手的资金共计45.68万美元，用于中央情报局在中东和非洲的项目。以赞助“公园里的莎士比亚”演出季闻名的卡普兰基金会在1961年到1963年之间向纽约的国际劳工研究所（法人组织）提供了近100万美元。该研究所的研究重点是中央情报局在拉丁美洲的项目，其中包括一个培养民主政治领袖的机构叫作“政治教育学院”，地点在哥斯达黎加，由诺曼·托马斯和何塞·菲格雷斯（Jose Figueres）主管。经费来自中央情报局，通过指定的经手基金会转入卡普兰基金，这些经手的基金会包括了“帕特曼8家”中的6家，它们是戈瑟姆、密歇根、安德鲁·汉密尔顿、博登、普赖斯和肯菲尔德6家基金会。卡普兰基金会的董事长兼司库是雅各布·M．卡普兰（Jacob M．Kaplan），请不要忘记，此人于1956年就为艾伦·杜勒斯效力。从1959至1965年间，霍布利泽尔基金会从中央情报局收到数额大体相当的款项。这一大笔资金（43.07万美元）直接转给文化自由代表大会。
帕特曼的调查把中央情报局操作秘密资助的机关打开了一个口子，尽管为时不长，但是，国内税务局的资料是可以随时查阅的，这两者结合起来，有些富有想象力的记者就能把一块块的拼图板拼起来了。1964年9月，纽约的左派周刊《国家》就问道：“中央情报局为伦敦的，也有纽约的杂志提供经费，而这些杂志还标榜为‘反映舆论的刊物’，而且同独立的杂志竞争，能允许中央情报局这样做吗？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杂志为东欧和苏联诗人支付高额稿酬，哪怕是一首小诗也是如此，通过这种变相的贿赂鼓动他们叛变，这样的做法正当吗？中央情报局间接地出资赞助各种讨论‘文化自由’或类似问题的代表大会、专业大会、群众集会，这是它的‘合法’职能吗？”39
科德·迈耶记得“这篇报道还刊载在《纽约时报》最后的一版上，当时引起了少许轰动，而在中央情报内部却使我们这些人感到必须检讨并改进我们提供资金的机制。”40李·威廉姆斯说：“在中央情报局，我们经常要自问，如果有人把收音机的后盖打开，开始查看各条线路都通向何处，会产生什么后果。你知道吗，如果有人跑到国内税务局去查，发现某个基金会的一笔赠款的数目并不相符，那该怎么办？当传闻越来越广时，上面讲的这种情况确实使我们感到忧虑。我们商量对策，企图找到一种办法来保护那些可能会暴露的人和机构。”41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亨特和乔斯尔森都在伦敦，不过并不住在一起，乔斯尔森住在斯塔福德饭店，亨特则住在公爵饭店，两人都无处藏身。乔斯尔森在电话里直截了当地对亨特说：“我们有麻烦了。”
帕特曼调查揭开盖子之前，乔斯尔森对这种危险一直十分警惕。人们开始在鸡尾酒会上嘀嘀咕咕地谈论，戴安娜·乔斯尔森说：“问题多半出在华盛顿的那些人管不住他们的嘴巴。”早在1962年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在《歧见》杂志上撰文，暗示“所谓的文化自由和《邂逅》杂志上的观点都是中央情报局的工具”，已经具有爆炸性了。对于帕特曼两年后的发现，乔斯尔森早就事先提出过警告，这是毫无疑问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在1964年6月给纳勃科夫写了那封神秘的信。
乔斯尔森为代表大会的掩护不保险而担忧，1961年他说服了科德·迈耶，他们应该物色一些新的“赞助人”。戴安娜·乔斯尔森回忆道：“作为对迈克尔和中央情报局担心的回应，他们很聪明地想出要使资金来源多元化，他们也这样做了。”421961年2月，纳勃科夫到纽约去找基金会的领导人谈话。奇怪的是他接触的基金会中没有一个被认可。看来纳勃科夫此行只是一个烟幕，目的是让人觉得代表大会在积极而公开地寻找财政合伙人，其实中央情报局同其他一些基金会之间早就做成了幕后交易。到了1963年，代表大会接受赠款的公告上出现了一批崭新的“捐款人”名单。这些新出现的捐款人是科尔特、弗罗伦萨（Florence）、卢休斯·N．利塔沃（Lucius N.Littauer）、容瑟林慈善信托（Ronthelym Charitable Trust）、谢尔特·罗克，其捐款人是法菲尔德基金会的董事唐纳德·斯特拉勒姆、索纳本德（Sonnabend）和森南（Sunnen）等基金会。
至于法菲尔德基金会，它作为一“独立的”基金会的声誉越来越站不住了。劳伦斯·德诺夫维尔曾说：“本来是想用它作掩护，但实际上它已经是透明的了。我们都讥笑它，把它称为‘法菲奇特’基金会(12)。谁都知道它的背景。实在可笑。”43弗莱希曼本人传奇性的吝啬闻名遐迩，似乎也证实了流传于华盛顿和纽约社交界的说法，即他并不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真正的“天使”。纳勃科夫后来对乔斯尔森说：“强基(13) 是我认识的阔佬中最吝啬的一个。”44娜塔莎·斯彭德的看法也是这样，她回忆道：“强基的小气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在辛辛那提的一家餐馆里同强基和其他一些人吃晚饭，我为了打电话迫不得已向他借了一个10美分的硬币。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斯蒂芬对我说：‘明天一早把钱送还。’我原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但他是当真的。所以我就真的把一个硬币送回去还给他了。”45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据推测，如果法菲尔德基金会还为美国的以及国际的项目提供经费，那么中央情报局的意愿由于夹杂其中，就会变得不那么显眼。戴安娜·乔斯尔森解释说：“法菲尔德基金会也介入其他的活动，因为它必须掩护好自己，以备有人追究它究竟在干些什么。”46法菲尔德基金会关于1961年1月1日至1963年12月31日期间的工作报告中列举了在此期间资助的几百个项目中的一些项目。接受赞助的有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现代语言协会，舞蹈者工作室，在意大利的斯波莱托举行的“两个世界”节（捐款用于美国学生与会费用和一般开支以及诗人特德·休斯的费用），戏剧艺术高级研究所，纽约的“活的戏剧”，“纽约职业音乐家”，美国文学杂志协会，《党派评论》，马德里的国际研究所（赠款用于保存几个私人图书馆）。根据“旅行与研究”项目，法菲尔德基金会授予数十名个人奖学金，其中包括玛丽·麦卡锡（编写“欧洲新作文集”），智利画家维克多·桑切斯·奥加兹（Victor Sanchez Ogaz），诗人德雷克·沃尔科特（访美），帕特里夏·布莱克，玛格丽塔·布伯-纽曼（Margerita Buber-Neumman），利奥奈尔·特里林（赴波兰、罗马、雅典和柏林旅行）以及《观察家》的撰稿人阿尔弗雷德·舍尔曼（Alfred Sherman）赴古巴旅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法菲尔德基金会捐赠的范围和规模特别容易让人发现破绽，帕特曼调查的结果公布之后，居然没有某个柯南·道尔(14)就此推论出这个基金会的后台是谁。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没有一个记者寻根究底。中央情报局确实“认真考虑过提供资助的技术问题”，但是，后来当这个特别调查委员会深入调查此事时，意想不到地发现中央情报局“并不认为利用美国各基金会的独立性作为向秘密行动项目提供经费的管道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47这正是促使帕特曼公布调查结果的原因。秘密行动项目与评估小组的负责人由此推论：“帕特曼的打击给我们的教训，并不是提醒我们不要再利用基金会作为提供经费的管道，我们需要做的是使这种做法更专业化，并扩大其范围。”48
正如此后发生的事情所表明的，这种想法也是极其错误的。乔斯尔森肯定不会同意这种想法。他知道目前这种提供经费的机制是不堪一击的，他乘坐的这条船的船底已经漏了。戴安娜·乔斯尔森说：“海上的风浪越来越大，航行越来越困难。但他们仍在海上航行，只不过百倍警惕就是了。”49从1964年底开始，乔斯尔森就竭尽全力使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免遭近在眼前的暴露及其带来的破坏。他曾经考虑过改名。他也曾再次设法切断代表大会与中央情报局在经济上的联系，改为由福特基金会承担全部经费。最主要的是他企图使代表大会摆脱冷战观念，使其美国政府冷战工具的形象淡化到最低限度。10月，他在伦敦的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说：“坦率地说，我不希望看到代表大会为冷战而存在。我有一种感觉，代表大会就是因为冷战的需要而存在的。坦白地说，我讨厌这种情况。”50
(1)密斯·范·德·罗厄（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20世纪杰出建筑师之一，生于德国，1937年移居美国。纽约的西格拉姆大厦为其代表作。
(2)格施塔德（Gstaad），瑞士伯尔尼州阿尔卑斯山村，避暑胜地和冬季运动中心。
(3)科孚（Corfu），伊奥尼亚海中的希腊岛屿，风景秀丽，为希腊天主教大主教的驻地，也是旅游胜地。
(4) 伊斯基亚（Ischia），即伊斯基亚岛（The Island of Ischia），意大利火山岩岛屿，以气候温和，风景秀丽，以及众多的温泉和著名的葡萄酒产地而闻名，是世界上有名的度假胜地。
(5) 此处指西班牙的有巴伦西亚（Valencia）。
(6) Leash（或lead），原意为系狗用的绳子，转为控制某人。
(7)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曾因窃取天火给凡人而被宙斯锁在山崖上让鹰啄食他的肝脏。这里指洛厄尔被捆绑。
(8) 博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指担任过美国司法部长的肯尼迪总统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博比为罗伯特的昵称。
(9)“罗马皇帝的妻子”是骄奢**逸、阴险毒辣的代称。当年克劳狄皇帝的第三个妻子梅萨利纳就以**和阴险闻名。
(10) 玉米幕（tortilla curtain），原意为玉米面饼，是拉美，特别是墨西哥的常用食品。此处犹如讲苏联为铁幕。
(11)加布里埃尔·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1889—1957），拉丁美洲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46年）。
(12)法菲尔德基金会的原文Farfield，意译应为“远方的田野”，而戏称为法菲奇特基金会Farfetched，则为“从远方拿来”之意，讥讽其资金来自中情局。
(13) 强基（JunKie），弗莱希曼的绰号，同时也有吸食海洛因者的意思。
(14)柯南·道尔（Conan Doyle），《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擅长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