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文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叶尔米洛夫先生，你死了也别想安生，因为你拿了中央情报局的钱。

——尼古拉斯·纳勃科夫

麦克唐纳这场风暴过去后不久，梅尔文·拉斯基应邀来接替克里斯托尔在《邂逅》的工作。乔斯尔森要换掉克里斯托尔的决心从未动摇过，现在拉斯基同意到伦敦任职，使他非常高兴。克里斯托尔卷起铺盖走了，乔斯尔森终于觉得这本刊物在政治上有一个合适的人把关了。从今以后，中央情报局再没有借口也没有必要从上面来进行干预了。拉斯基刚坐上编辑这把交椅就接到弗雷德里克·沃伯格的通知，说斯彭德的薪金是由英国文化自由学会支付的，虽然这个机构并不存在。1当初创建这个英国学会，《邂逅》就是为其宗旨服务的，但是学会早就停止运作了。对于英国军情六处来说，这个学会是它出资资助的一个有用的外围机构，现在资助的渠道主要是维克多·罗斯柴尔德。罗斯柴尔德、沃伯格和马格里奇之间来往的信件表明，这笔钱（每季度750英镑）首先进入威斯敏斯特银行的贝里圣埃蒙兹分行罗斯柴尔德的账户，然后转入塞克和沃伯格的私人账户，然后又转入英国学会在巴克利银行开设的账户，由英国学会将同一数额的款项“捐赠”给《邂逅》杂志。1960年7月，弗雷德里克觉得这种转账“手续有点像神经错乱，转来转去竟转到了一个仅有马格里奇和沃伯格两名成员的虚设学会手上实在毫无道理”，于是他建议改为“罗斯柴尔德公司和潘顿公司之间直接支付（《邂逅》杂志就设在潘顿公司大楼里）。”2

在斯彭德为《邂逅》杂志工作的这些年，他的年薪始终定为2500英镑，一直没有增加，实在不可思议。娜塔莎·斯彭德回忆说：“他的工资在这段时间里始终未变，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才不得不接受美国方面提供的所有工作。”

斯彭德微薄的薪金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他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来增加一点收入，主要是参加国际巡回讲课项目。这意味着他会长期离开《邂逅》。这对拉斯基太合适了，他可以有足够空间来使杂志的政治刀刃更加锋利而不受干扰。拉斯基的主要目标似乎使杂志更靠近工党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秘密工作的战略家长期以来就认识到，工党这批人“终于发现在美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要比在工党内部大得多，前提是社会主义被界定为个人福利而不是阶级战争，而总的来说美国工人的生活要比英国工人好得多，而且也更为自由。换句话说，（他们）正处于发现美国存在着富有活力的民主资本主义过程之中。”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英国工党的威信达到了顶峰，在1945年的大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这次大选中，丘吉尔下台。但是，到了1947年那个痛苦的冬天，对工党的热情开始冷下来了，冷战之风也强劲地吹进了工党。左翼分成两派，一派反对斯大林主义，另一派同情苏联；而右翼则一心一意要击败共产主义。工党中的右翼聚集在《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Commentary）周围，其中最重要的成员有丹尼斯·希利、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丽塔·欣登（Rita Hinden）和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人称“修正主义派”。这是因为他们力主工党现代化，包括废除著名的有关国有化的第四条款。这批右翼分子成了中央情报局的钓鱼钩，拉动钓线便能控制并利用英国的政治思想，使之服务于中央情报局设计的欧洲模式，反映在美国一系列政策文件中，就是巩固大西洋同盟和欧洲防务集团，并创建一个共同市场。所有这些目标都要求欧洲国家为了集体安全牺牲一些国家的权利。但是，华盛顿的战略家们都十分清楚，英国尤其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正如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不高兴地得出结论：“除非客观环境迫使联合王国作出一些牺牲，否则这个国家是不愿牺牲主权的。”4

极力推动与美国合作的欧洲联合的压力集团主要是“欧洲运动”（European Movement）。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伞形组织，涵盖了多方面的活动，旨在促进欧洲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这个运动由温斯顿·丘吉尔、埃夫里尔·哈里曼和保罗-亨利·斯巴克(1)指导，并受美国情报机构的严密监督，所有的经费几乎都由中央情报局通过一个名叫“欧洲联合美国委员会”的外围组织提供，而这个委员会的首席执行秘书就是汤姆·布雷顿。欧洲运动的文化部门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任由丹尼斯·德卢奇芒担任。此外，布雷顿于1950年启动了一个资助学生联合会和青年联合会的计划，其中有欧洲青年运动（European Youth Campaign，简称EYC）。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指示，这些组织是充当宣传和渗透的急先锋，其任务是拔掉左翼运动身上的蜇人毒刺，让他们接受温和的社会主义。至于那些主张根据欧洲内部原则进行联合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者，华盛顿方面认为他们与“中间路线派”是一丘之貉。中央情报局和心理战略委员会明确指示，要引导新闻媒体并实施一些计划，来摧毁这个异端派别。

整个行动的核心人物是欧文·布朗的上司杰伊·洛夫斯通。从1955年起接受詹姆斯·杰塞斯·安格尔顿指挥。洛夫斯通的主要任务是渗入欧洲工会组织，清除可疑分子，扶植华盛顿可以接受的领导人。在此期间，洛夫斯通在其美国职工大会和工党中的关系协助下，编写了大量的内部报告呈送安格尔顿。安格尔顿允许他的英国情报机构同行们（几位他信任的人）阅读这些“内部消息”。在50年代末，这些洛夫斯通派人物（即便他们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在英国劳工圈里呈上升趋势。中央情报局为了尽快渗入这个群体，充分利用了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盖茨克尔用中央情报局的钱访问新德里、罗德岛和柏林，并参加了在米兰举行的“自由之未来”大会（这次大会也吸引了丽塔·欣登和丹尼斯·希利参加）。安东尼·克罗斯兰（他那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途》Future of Socialism读来就像为英国的美国化画了一张蓝图）51955年失去了议会中的席位后，接受了乔斯尔森的聘请，在丹尼尔·贝尔的领导下协助筹划“代表大会的国际研讨会”。贝尔是专门从美国请来做这件事的。60年代初，克罗斯兰挤进了代表大会的国际委员会。丽塔·欣登是伦敦大学的一位南非学者，被乔斯尔森称为“我们的人”，60年代中期，通过她的关系，从乔斯尔森处为费边社(2)的《企业》（Venture）杂志弄到了一笔捐款。这家刊物力主建立一个强大的联合起来的欧洲，其主张成为盖茨克尔思想的同义语。丹尼斯·希利是一个老资格的大西洋主义者，他们这种资历使他同美国的非共产党左翼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是《新领袖》杂志驻伦敦的记者），从而成为代表大会、特别是《邂逅》杂志的坚定盟友。希利还是情报研究局编写的材料的传阅人之一，同时他也将有关工党党员和工会运动领导人的情况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情报研究局。6

在这些人当中，休·盖茨克尔是一个重要人物。有那么一小批知识分子聚集在盖茨克尔位于汉普斯泰德的弗罗格诺尔花园住宅中，拉斯基抵达伦敦后不久即与这批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盖茨克尔在战时曾专门为特别行动执行处做宣传工作，与情报研究局的关系也很密切。这样一个人对于《邂逅》杂志的组织关系不可能毫不知情。所以，当他在工党1960年的斯卡伯勒会议上向同路人左派发动有名的攻击时，有人就不禁要问盖茨克尔同谁走在同一条路上了。在那次会议之后，拉斯基给乔斯尔森写了一份报告，说盖茨克尔当面向他致谢，感谢《邂逅》杂志支持他的政策。拉斯基还说，会议上进行辩论时，有人在发言中引用了《邂逅》杂志上的论点，说明杂志享有“很高的声誉”。71964年，工党在哈罗德·威尔逊的领导下在大选中击败了保守党。乔斯尔森写信给丹尼尔·贝尔：“我们有这么多朋友进入新政府，真令人高兴。”（威尔逊内阁中竟有6名阁僚是《邂逅》杂志人的撰稿人。）8拉斯基使《邂逅》杂志与其后台老板的政治谋略关系更紧密了。但是，根据沃尔海姆的说法，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很高的：“这反映了对英国文化生活的入侵。许多英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洋洋得意，以及工党在越战中的立场，《邂逅》杂志的政治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9

能继续吸引质量最高的稿件，还在于杂志的文化方面（高稿酬当然也是一种吸引力），做到这一点，中央情报局应该感谢斯彭德。斯图尔特·汉普夏尔说：“如果不是斯蒂芬在那里，根本就不会有人向《邂逅》杂志投稿。拉斯基常常称之为‘伊丽莎白·鲍恩(3)之流的狗屎堆’的那批好作家都是应斯蒂芬之请才写文章的。是他让杂志受到人们的尊重。”10这本刊物作为一个机构为代表大会维护了声誉，无疑是因为杂志把重点放在文化上而不是因为它的政治内容。

文化和政治本来是可以分开的。但是冷战却经常把两者混为一谈。文化界还活着，而且还活得不错，1960年夏天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纪念托尔斯泰逝世50周年就是一个例证。美国情报机构早就对托尔斯泰感兴趣，把他视为“个人自由观念”的象征。情报机构和托尔斯泰联系在一起早在战略情报局时代就开始了，那时，移居美国的这位伟大小说家的孙子伊利亚·托尔斯泰，就是战略情报局的一名军官。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托尔斯泰家族的其他成员就与心理战略委员会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托尔斯泰家的后代成立了一个托尔斯泰基金会，总部设在慕尼黑，他们就从中央情报局那里得到资金。1953年，C.D.杰克逊在他的工作档案中，记下了他曾经答应一个前来乞求赞助的人给弗兰克·林赛（原来是威斯纳的副手，后到福特基金会任职）打电话，请他资助托尔斯泰基金会。

1958年12月，卡斯·坎菲尔德告诉纳勃科夫说，法菲尔德基金会有意出资“在西方举办一次纪念托尔斯泰的活动”，因为苏联在筹备举办托尔斯泰节，他正确地预言，苏联将把这位伟大的作者捧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前驱。“这次纪念活动要办得让任何独立思考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两者形成鲜明对照，这应是我们进行宣传的绝好机会。”11这次“理直气壮的对抗共产党宣传”的任务落到了纳勃科夫身上。纪念活动1960年6、7月间在圣乔治的威尼斯岛上举行，出手大方，办得极其盛大豪华。参加活动的有数十名知名作家和学者，其中有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弗朗哥·文图里（Franco Venturi）、赫伯特·里德、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乔治·坎南、贾拉普拉卡什·纳拉扬和约翰·多斯·帕索斯。16名苏联学者受到邀请，但均未出席，倒是派来了4个“傀儡”。

纳勃科夫后来写道：“回想起来甚是有趣。比如说，两个俄国人的形象，一个高瘦，一个矮壮。这个瘦高个子是苏联作家联合会的秘书长，那个矮个子则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小党棍，名叫叶尔米洛夫。这两个人都排队站着从我的秘书（或者说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行政秘书）手里领取每日生活费和福利补贴。他们到这里来，或者说被派来参加纪念托尔斯泰逝世50周年大会。”纳勃科夫有点幸灾乐祸地结束了他的回忆：“叶尔米洛夫先生，你死了也别想安生，因为你拿了中央情报局的钱！”12

V.S.普里切特（Pritchett）曾说：“开销，在现代英语中是个最美妙不过的词了。如果我们出卖灵魂的话，那就应该卖个好价钱。”那些没有机会在威尼斯排队领取每日开销的人，还可以在柏林排一次队，那就是6月份代表大会在柏林举行的“自由进步”大会。玛丽·麦卡锡写信给汉纳·河伦特，绘声绘色地描绘了这次会议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之间的冲突和思想的混乱。她写道：“会上发生的一件主要的事，说它是丑闻也不为过。希尔斯先生和威廉（菲利普斯）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起因当然是大众文化的问题。我敢发誓说，希尔斯简直是潘格洛斯博士（Dr. Pangloss）再世，不过缺少了潘格洛斯博士的魅力和单纯。我在会上就是这样说的，几乎原话就是如此。于是我自己也卷入了这场战斗。代表大会的另一位人物是（罗伯特）奥本海默，他约我出去吃饭，我发现此人简直就是个疯子，而且是个危险的疯子。偏执狂加上自大狂，他觉得自己是在替神执行使命……（奥本海默）求助于尼古拉斯·纳勃科夫……说代表大会在管理上‘缺少爱’。在他把这句话重复说了好几遍后，我发言了。我说，我看‘爱’这个词还是留给两性之间去用吧……乔治·坎南也参加了会议，而且还发表了一篇非常好、非常感动人的闭幕词（这篇讲话应该可以彻底粉碎希尔斯先生和他那帮路济弗尔派(4)小团伙了），不过有传闻说希尔斯是疯子，虽然不是全疯。”13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及其他的“当众出丑”外，玛丽·麦卡锡还报告说，“代表大会十分有趣，我喜欢有机会与老朋友相聚，也结识新朋友，这种聚会有一种千载难逢的味道，包括在会上还可以把绵羊和山羊区分开(5) 来。”14

中央情报局慷慨解囊，从中受益的还有一批刊物。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就好像是一个信息交流中心，一些刊物应邀到这里来，这个交流中心就为他们提供“一个有效而系统的途径，将一些现在读者已经很少的优秀作品展示给广大的国际公众。”15同样，代表大会自己的出版物也利用这个交流中心找到不同的出口。代表大会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的“杂志家族”中的其他文化刊物也就有了一个发行点。这些刊物包括《党派评论》《凯尼恩评论》《哈得孙评论》《西威尼评论》（Sewanee Review）、《诗刊》《思想与代达罗斯(6) 历史学报》（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and Daedalus，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的学报）。这些刊物都属于“文学杂志理事会”，它们也都接受法菲尔德基金会的赞助以扩大其国外发行量。此外代表大会还同文学杂志理事会一道，每年拨出5000美元奖励一位美国作家。那么谁被指定来管理这一奖项呢？自然是非罗比·麦考利莫属了。1959年7月，麦考利接替克劳·兰森任《凯尼恩评论》的编辑。16在《评论》与代表大会建立联系后的这些年中，麦考利使刊物的发行量从2000册增至6000册。他常夸口说他“找到了兰塞姆先生想都想不到的赚钱路子”。17但从另一面看，在麦考利主持编辑工作下，《凯尼恩评论》也遭受了损失。他长时期不在岗，又受雇于中央情报局，再加上他的独断作风（1963年，他突然取消了编辑顾问委员会），这些都对杂志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而代表大会却从中受益匪浅。代表大会通过与一些威信很高的美国刊物建立正式关系，现在可以夸口说它已经建立了一个出版业的联合企业，其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无有可与之匹敌者，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出思想的“时代-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约翰·亨特解释说，“我们不是在卖名牌，所以我们并不坚持一定要亮出代表大会的牌子。”18因此，许多代表大会的杂志并没有立即按照这种方式改组，其中之一就是1962年10月创刊的代表大会的阿拉伯文杂志《希瓦尔》（Hiwar）。创刊号上刊载了一篇T.S.艾略特的访问记，一篇西洛尼的文章，呼吁作家要独立，艺术要自主。本来是要设法掩盖这家杂志是代表大会办的，但并不成功，立即遭到攻击，说这本刊物是一匹“特洛伊木马”。一家穆斯林报纸声称代表大会“到处散发美元、创办引人入胜的杂志、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和会议，用这种手段来宣传它邪恶的理论”，并号召人们起来“揭露和抵制代表大会”。19

60年代代表大会创办的刊物还有乌干达的《转变》（Transition）。这本刊物吸引了众多的作家，比如保罗·瑟罗（Paul Theroux），发行12000册，发行量令人称羡，直到1968年杂志的办公处遭袭，编辑们被囚禁。在伦敦，《审查》（Censorship）于1964年创刊，编辑是折中派人物默里·明德林（Murray Mindlin），他曾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译成希伯来文。编辑顾问有丹尼尔·贝尔、瑞士的阿曼德加斯帕德（Armand Gaspard）、安东尼·哈特利、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伊格拉齐奥·西洛尼。代表大会每年为这本刊物花费35000美元，亏损相当可观。1967年停刊时，《新政治家》声称，“对各地的作家、出版商和艺术家，这都是一个坏消息。”乔斯尔森一直同默里·明德林相处得不好，他倒不为这件事唱哀歌（他曾说这本刊物相对来说还算成功，部分原因是它不时要讨论有关性的问题）。《审查》杂志是1972年斯蒂芬·斯彭德创办的《审查一览》（Index on Censorship）模仿的样板，福特基金会给了这本刊物一笔为数可观的赞助。

在所有与代表大会有联系的杂志中，最令人难以捉摸的是《党派评论》。1956年，莱斯利·菲德勒不解地写道：“《党派评论》实在是一个谜。在我看来，根本问题是，这么小而特殊的群体的喉舌，怎么会办成美国最有名的严肃刊物和最有名的思想性刊物，而且在欧洲还享有最广大的读者群。”20这个谜的谜底在于谁在为它提供经费。正如菲德勒所暗示的，“如果对这本刊物盈亏不定的经济状况作一详细调查研究，就能写出一篇有头有尾的长文来。”21从1937至1943年，这份杂志主要受抽象派画家乔治·莫里斯（George Morris）的资助；1948年以后，其主要财政来源是阿伦·B．道林（Allan B．Dowling）。在1951年前，他“一手支撑着这家刊物，至今仍是出版这本杂志的基金会的董事长和主要捐款人。”22菲德勒没有提到亨利·鲁斯，他在1952年曾捐助巨款这件事一直是保密的。但是菲德勒注意到，《党派评论》发行量之大可与《生活》《时代》以及其他大刊物并驾齐驱，可以有把握地说，“此刊在其庞大的读者中会引起其应有的反响。”23

这里确实没有提到中央情报局。但是据称中央情报局曾介入美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刊物，这个问题对历史学家们始终是一个谜团。据悉，1953年初，《党派评论》曾接受过法菲尔德基金会的钱（通过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此事是在科德·迈耶的怂恿下办成的。60年代初，法菲尔德基金会也曾捐款“供杂志日常开支之用”。24但是，杂志自创刊之时起发生过多次财政危机，与此相比，这些捐款微不足道。1957年，国内税务局再次提出《党派评论》的免税资格问题：杂志不仅面临丧失免税待遇，而且还谈到该刊1954年及其以后的年份中所获的捐赠都可以追缴税款。C．D．杰克逊写信给科德·迈耶说，“我认为这件事实在令人气愤。”25

C.D.杰克逊与迈耶携起手来支持《党派评论》。他们先在国内税务局的减免税处为这家刊物说了一些好话。结果威廉·菲利普斯就向C.D.报告说，国内税务局的初步反应令人鼓舞。然后，C.D.直接求助于艾伦·杜勒斯。1957年12月12日，C.D.给丹尼尔·贝尔发的一份机密备忘录重申了中央情报局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们同《党派评论》并没有经济上和行动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不过，现任编辑是支持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并与之合作。财政困难也许会导致《党派评论》在管理上发生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对中央情报局）可能是不利的。因此，他们间接地关注该刊物提出的免税请求能否予以照顾。”26

1956年4月间，在行动协调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也讨论了《党派评论》的各种难题。会后行动协调委员会向美国新闻署的政策与规划处发了一份备忘录，要求该处采取行动，协助《党派评论》改善其财政状况。《党派评论》曾就改善财政状况提出过一项建议，行动协调委员会的代表全文引用了这项建议的内容，但是没有提到是谁提出这项建议的（很可能是悉尼·胡克，他是《党派评论》出版和顾问委员会成员，据菲德勒说他还是该杂志的“正式发言人”）。这项建议一开头是这样写的：“正如你所知，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抱怨基金会和其他赞助者经常把钱用来资助一些新创办的杂志，而反共战场上那些原有的帮手和脚踏实地苦干的杂志如《新领袖》和《党派评论》却得不到帮助，或者得不到应有的帮助。”27建议者继续写道，“在与威廉·菲利普斯数次商谈后，最理想的情况是，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也许可以充当桥梁，通过它，把《党派评论》这样的杂志的订单作为礼物送给外国最需要读到它们的知识分子。我想到的不仅是那些坚定地站在我们这一边的知识分子……而且还包括那些尚未投靠共产主义的广大知识分子，即使他们把美国同样视为帝国主义的、物质主义的、没有文化的半开化的国家也不要紧。”28报告最后说：“我认为这个建议很有价值，如果美国的意图不甚明显，又可以达到意识形态的目标，其价值就更大了。”29不到一个月，《党派评论》就能够慷慨地给伊丽莎白·毕晓普一笔2700美元的赠款。这笔钱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提供4000美元，为期3年，作为文学奖金之用。这也许只是偶合，但是奇怪的是尽管该杂志不断要求财政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在过去的10年中，对该杂志的编辑们提出的每个要求，都予以拒绝。

1958年初，威廉·菲利普斯来到巴黎会见乔斯尔森，同他讨论了“《党派评论》的前途”问题。1958年3月28日，菲利普斯写信询问乔斯尔森是否已经考虑成熟，“关于我们谈过的那些事是否可以做了”。30本来在1957年1月份，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事实上已经不光彩地停止活动，那时起，已销声匿迹了，但是几个月之后又复苏了，不过这一次美国委员会仅仅是作为《党派评论》的正式出版者而存在的，这种状况在此后的10年中一直如此。在谈到这一安排时，胡克对乔斯尔森说，要不是为了给《党派评论》提供一个归宿，本来是“无意让美国委员会继续存在下去的……菲利普斯将不遗余力地利用美国委员会为杂志谋利益”。31乔斯尔森本人后来也回忆说，“要不是在最后一刻委员会决定让《党派评论》的编辑们享受免税待遇，委员会就会从此完全消失了。从那时起，委员会唯一的‘活动’就是摆出一副《党派评论》的主办者的样子”。32根据上述的说法，美国委员会根本没有资助《党派评论》，只不过为这家刊物提供一个逃税的空子而已。

但是据丹尼尔·贝尔说，“《党派评论》有好几年都从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得到财政支持，采用的形式就是让国外的个人订阅刊物，其实他们收到的杂志都是免费的。据我所知，这种资助也是保密的。”33从此《党派评论》在经济上就同代表大会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从1960年起，该杂志的每年销量达到3000册，由代表大会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发行。与此同时，代表大会还以类似的方式，帮助长期以来属于它的其他高水平文化杂志：《凯尼恩评论》（1500份）、《哈得孙评论》（1500份）、《西威尼评论》（1000份）、《诗刊》（750份）、《代达洛斯》（500份）以及《思想史学报》（500份）。购买这些杂志每年要支出20000美元。原计划要维持3年，为此代表大会为要这些杂志支出6万美元，外加5000美元的管理费。弗雷德里克·沃伯格与代表大会签约，负责在英国发行《党派评论》。34沃伯格还是第一个获得发行一本《党派评论》文集的优先选择权的人。这本文集题为《文学与现代性》，编辑是菲利普斯和菲利普·拉夫，撰稿人都是一度与代表大会有关系的作家，其中包括凯斯特勒、恰罗蒙特、玛丽·麦卡锡和阿尔费雷德·卡津（Alfred Kazin）。

《党派评论》的财政状况继续得到改善。1960年3月，克里斯托尔写信给乔斯尔森：“不久前的一个夜晚，我见到了威廉·菲利普斯。他神秘地告诉我，《党派评论》的一切困难问题已全部解决，但他没有细说……他甚至还说他们现在拥有的钱超过他们的需要！”35但是菲利普斯贪心不足。一年后他曾问乔斯尔森：“今年6月我有点公事要到欧洲走一趟。我想代表大会大概不会以资助的方式为我支付旅费吧？”36尽管这么说，菲利普斯还是要求给予补助，虽然他后来说，出于某种本能，他“对（代表大会的）组织机构和谁在上面暗中控制这个机构抱有怀疑”。1990年，他不无自豪地写道，“拉夫和我都被认为在人品上和政治上都不够可靠”，所以1950年成立代表大会时，“我们两人都没有接到邀请”。他把代表大会的人描绘成一批“傲慢的、没有根基的、随心所欲的、在反共立场上听命于组织的人”。37后来，拉斯基把菲利普斯对代表大会成员的侮辱回敬给了他，说菲利普斯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到处招摇撞骗。天晓得为什么把他派到巴黎来。他整天泡在‘两个丑八怪’(7)里无所事事。”38

威廉·菲利普斯后来仍坚持说，他并不欠代表大会任何人情债。他也承认他在这场“全球性的宣传战中是沾边的”，但在他的文字中，他将此归之于他是美国委员会执行委员的必然结果，据他说，他并没参与“美国委员会的内部运作、谋划和财务”。菲利普斯还声称，对于整个行动中一副暴发户气派、代表大会官员们的豪华寓所、似乎永不枯竭差旅费用、高水平的开销以及其他通常只有大公司经理才能享受的各种待遇，他“感到震惊，或许还有点羡慕”，“总之，《党派评论》一直在为收支平衡而奋斗，而我本人的经历让我认识到，清贫是严肃的政治组织和文学杂志的正常现象。”他接着说：“至于说到秘密经费来源，我认为这同自由思想的事业在性质上是背道而驰的，特别是这种经费来自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府机构，更不用说这个机构还负有特殊的政治任务了。”39

关于秘密经费问题，其他的人自有不同的看法。正当《党派评论》从它与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的交易中获得好处时，《新领袖》杂志也从其幕后支持者那里重新获得慷慨的财政援助。1956年2月，C．D．杰克逊致函艾伦·杜勒斯，信中建议要为索尔·莱维塔斯的杂志筹款。自1953年起，时代公司曾每年补助《新领袖》5000美元，交换条件是杂志为它“提供有关全世界共产党的战术和人物的情况，特别是共产党在劳工运动中的活动情况。”40但是，这样一个数额要用来维持杂志不过是杯水车薪。据C．D．杰克逊估计，要使杂志不出现赤字，至少需要5万美元。他对杜勒斯说：“莱维塔斯能用其特有的语言对国内和国外的特殊人群说话，可称独一无二，其重要性也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资本主义企业家有足够的头脑，能懂得这一点，也只不过拿出数千美元来支持这样重要的想法。所以我希望你能同意我提出的建议。这是我能想出来的能留住莱维塔斯、让他也有饭吃的最佳方案。”41杜勒斯像往常一样，很容易就被说服了，他让中央情报局为《新领袖》筹款，“鉴于该杂志的潜在贡献很大，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到了1956年夏天，“挽救新领袖运动”已经为该杂志筹集到了5万美元。美国新闻署答应拿出1万美元，福特基金会、H．J．海因茨先生(8)、时代公司各出1万美元，剩下的1万美元，由《华盛顿邮报》出版人菲利普·格雷厄姆（Philip Graham）承担5000美元，另外5000美元则干脆列为“来自不可预见的来源”。42

在为《党派评论》和《新领袖》作出新安排时，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一如既往，也介入了此事。同代表大会合作有多种形式，如联合出版，达成正式的联营协议，信息交流等等，这种合作同样为这两家杂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代表大会在那些年进行的富有成果的活动使之成为西方文化生活中一个耀眼的亮点。通过参加代表大会组织的各种会议和研讨，发表一系列学术性评论文章，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诗人和历史学家使他们的受众了解他们的观点，能与这样一个组织相匹敌的也只有共产党情报局了。代表大会的巴黎办事处就像一块磁石，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访问者，即使在1962年一枚炸弹在办事处的门厅里爆炸，也没有影响源源不断的来访者（一位代表大会的成员甚至还为这次事件欢呼雀跃，称这是一次伟大光荣的事件，是代表大会期待已久的应得的荣誉，在代表大会的历史上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43对第二代、第三代的海明威们而言，代表大会是巴黎文学界充满罗曼蒂克神话的所在，于是他们成群结队地前来造访这个宝库。44

不过代表大会树大招风，也引来了一些人对它进行令人不愉快的别有用心的考察。1962年它出现在肯尼斯·泰南（Kenneth Tynan）收视率极高的模仿秀和他主持的美国广播公司的《一周回顾》节目中。一则讽刺性报道是这样开始的：“请看文化冷战战场上传来的最新消息。图表所示为苏联的文化工事。表上的每一个点表示一个战略文化火力点：戏剧据点，电影制作中心，舞蹈演出公司，制造虽然不精，却造出许多洲际弹道导弹，出版公司则为千百万受奴役的读者提供范围广泛的经典著作。不管你怎么看，看到的都是庞大的文化大军正在集结。那么我们西方又如何呢？在一次全方位的文化战中，我们是否具备有效的反击力量呢？”报道接着说，我们有反击力量。有一个出色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在美国的金钱支持下，它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建立了一些前哨阵地充当文化报复行动的矛头。这些基地伪装成各种杂志，各自有秘密代号，比如说《邂逅》就是‘反击战略’的隐语(9)。”一位“代表大会的发言人”于是被介绍给观众。他夸口说，大量的杂志聚集在一起就是某种“文化上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任务就是实行“文化遏制，或者像有些人喜欢说的，对一批粉红色人物，形成一个包围圈。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什么目标。我想说的是我们负有一个历史使命。全世界的读者群……不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代表大会的人觉得有责任使我们所有的基地保持24小时的戒备状态——眼睛都不眨一下地注视着对方的行动，而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翻来覆去地审视我们自己。”45

讽刺十分尖锐而所做的调查研究又是无懈可击。正当代表大会的“发言人”谴责苏联文化部部长庸俗之时，泰南却又让他揭示了代表大会的赞助人是谁：辛辛那提的迈阿密地区基金、得克萨斯州的霍布利泽尔基金会以及瑞士的匈牙利爱国者后援委员会。而且泰南这样做的时候丝毫不含讽刺的味道。

就这样提到了代表大会的财政来源，虽然还没有指出财政来源的总根子，这已经使乔斯尔森彻夜难眠了，而且证实了他担心代表大会真正的阿喀琉斯之踵立于中央情报局是完全正确的。自从1957年初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垮台以来，乔斯尔森同他的中央情报局上司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按照乔斯尔森的脾气，他养的猴子是不会跟着别人的手风琴耍把戏的。现在他发现自己同科德·迈耶是越来越格格不入了。迈耶一直拒绝放松他对代表大会的控制。迈耶在1953年麦卡锡时期曾受到过异教徒的对待，他一直摆脱不了这种阴影，加上他个人生活中发生的悲剧，他变得越来越阴郁，难以同别人和睦相处。迈耶曾短暂地经历过战争，在关岛海岸又受过重伤，险些使他丧命，这些生活中的“黑色浪潮”也增强他后来生活中的悲剧色彩。1956年，他9岁的儿子在一辆高速飞驰的汽车轮下丧生，此后不到一年又与他的妻子玛丽·平肖·迈耶（Mary Pinchot Meyer）离异。46

迈耶变得越来越冷酷无情，不通情理，固执己见。谁要是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不信任这个人，这种情况似乎已经达到偏执狂的程度。他说话的腔调说好听些是振振有词，说得不好听就是装腔作势，甚至是蛮不讲理。汤姆·布雷顿说：“科德加入中央情报局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后来成为安格尔顿手中的一件驯服工具。安格尔顿堪称是个魔术大师。全城的事，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件他偷听不到的。”47亚瑟·施莱辛格是迈耶的一个老朋友，连他都发现，在同这个由理想主义者转变为暴躁的知识分子宪兵交往时，连他居然也成为受害人：“他变得那么刻板，那么不通人情。我记得他打电话给我，建议我们见见面，一起喝一杯。所以我就请他过来，在我家楼上，我们喝酒、聊天。几年之后，我要求中央情报局把我的档案还给我，档案中最后一个文件居然是科德·迈耶写的有关我的报告！在我的家里，一起喝酒，他居然打我的报告，简直难以置信。”48迈耶和安格尔顿最后的结局同希区柯克的电影《后窗》里的詹姆斯·斯图尔特一样，结束了对他们要监视的离经叛道者的偷窥。

1960年10月，乔斯尔森在华盛顿的一家饭店里会见了科德·迈耶和一批国际组织处的人。据一位目击者说，当时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他的中央情报局同事们居然教训起乔斯尔森这个内行。戴安娜·乔斯尔森形容她丈夫是个“血性男子”，此时他顿时觉得血压升高，太阳穴处咚咚作响，后来就一头栽倒在地上。约翰·汤普森说：“他是个控制不住情绪的人。在进行激烈争论时会晕倒，会发作心脏病的。他真是个典型的欧洲人。”49这次心脏病发作十分严重。巴黎时间清晨两点，戴安娜被巴黎站站长卢·莱瑟姆（Lou Latham，事发时他正在华盛顿）叫醒，告诉她迈克尔心脏病发作被紧急送往医院。戴安娜带着4岁的杰妮弗登上了早晨第一班巴黎飞往华盛顿的班机。在一家饭店里作了短暂停留，把孩子交给她的母亲照顾，戴安娜就奔赴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到了医院，她看到迈克尔被安置在一个氧舱里。此后的几个星期，她一直守在他身边。慢慢地他活过来了。就在这种状态中，他还惦记着他的一些紧急任务。戴安娜记得，“在迈克尔住院期间，他总是‘口头对我讲情况’，我做笔记，然后由我到病房门口向李（威廉姆斯）或其他在门口的无赖们‘转达’。现在我们反过来向他们发号施令，实在有趣得很。”50

乔斯尔森躺在病**戴着氧气罩，迈耶手下的副处长比尔·德尔基（Bill Durkee）同李·威廉姆斯则走在华盛顿的一条街上，德尔基转过脸对威廉姆斯说：“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把他送到我们想让他去的地方了。”51在回忆这些年发生的事情时，戴安娜总结说，一方面中央情报局很重视迈克尔正在做的工作，“同时他也一定是扎在他们身上的一根刺，因为他总是我行我素，当他们想强加控制时，他就坚决抵制。迈克尔总是让他们知道不同的炉子做什么菜，而且总是避免贬低他们，以致使他们感到自己无足轻重，通过这种办法让他们心满意足。他同他们是朋友，同他们谈家庭，谈事业，我一直觉得他们对他十分敬佩，后来这种念头已经动摇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德尔基的那句话是很多人都想说的。我想他们一定对这些知识分子、这些外国人从骨子里就不信任，觉得把那么多钱、那么大的属于美国的权力交给他们，总是不放心……再说，迈克尔不属于耶鲁帮，他实际上是个俄国人，而且是个犹太人，然而同名人密切交往的是他，不是他们。”52

另外，乔斯尔森的健康状况显然已不允许他在代表大会的工作上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大家都同意他应该永久性地调到日内瓦去，在那里他还可以继续为代表大会工作，但不直接参与。约翰·亨特将接过巴黎办事处的工作，包括与中央情报局打交道。当亨特1956年来到代表大会工作时，按他后来所言，最初的两年，他就像“一个清洁工，什么话都不说，只是专心地观察、学习。”53一步步地他成为他所说的“行动人员”，帮助迈克尔“执行任务”。从本质上看，在代表大会存在期间，这种工作关系始终未变。现在乔斯尔森已经迁居到日内瓦，在一名秘书的帮助下工作，亨特就完全从行政上控制了巴黎总部。

(1)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rk，1899-1972），比利时政治家，社会党人，欧洲合作的主要倡导者，曾任比利时首相。在他的推动下，1948年建立英、法、比、荷、卢防御联盟，1949年又促成上述5国与美国结盟，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嗣后又建立共同市场。

(2)费边社（Fabian Society），19世纪末在伦敦成立的一个主张通过渐进而不是革命的过程在英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团体，隶属于工党，议会中不少工党议员和工党的许多领袖人物都是费边社员，影响颇大。

(3)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1899—1973），英国女小说家，上流社会出身。二战时在英国新闻部门工作，其重要作品均描写战争题材。

(4)路济弗尔（Lucifel，？—约370年），撒丁地区基督教的一名主教，深深地卷入了罗马皇帝康斯坦提乌斯时期围绕支持与反对阿里乌主义的教派斗争。路济弗尔认为罗马皇帝召集的几次会议所作决议不公，拒绝签字，遭流放。回撒丁后成立路济弗尔派，拥护者甚少。

(5) 把绵羊和山羊区分开（separation of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西方谚语，意思是“分清好人和坏人”。

(6) 代达罗斯（Daedalus），希腊神话中建筑师、雕塑家，以建造克里特王的迷宫闻名，后成为雕塑的代名词。

(7)“两个丑八怪”，巴黎一家著名咖啡馆，前已注。

(8)海因茨（Henry John Heinz，1844—1919），美国著名食品工业企业家，其产品以其广告词“57个花色品种”（57 Varieties）而闻名。这里指的是海因茨公司。

(9)《邂逅》的英文是Encounter，而“反击战略”的英文是Encounter force Strategy，也含有encounter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