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阿喀琉斯之踵(1)
中央情报局的第一大毛病就出在权力问题上。权力太大，而且权力也来得过于容易了。
——汤姆·布雷顿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央情报局已经把《邂逅》杂志视为它的一面旗帜，同乔斯尔森的评价一样，认为这份刊物是“我们最宝贵的一笔资产”。在中央情报局的语汇中，“资产”一词指的是任何中央情报局可以利用的资源，这种资源“既可独立行动也可以起协助作用”。1由汤姆·布雷顿确立的中央情报局关于独立行动的原则规定，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各机构“不必在一切方面都支持美国官方的政策”。2这就是说，像《邂逅》杂志这样的机构可以保持某种左倾色彩。尽管《邂逅》杂志“可以发表某些左倾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可算属于左翼，但它根本不是一个自由论坛，并不像它所说的那样自由”。3这番话是英国哲学家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说的。他还说：“我想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这本杂志在所有领域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其实在某一领域必然要受到限制，最明显的就是涉及美国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这件事做得十分巧妙，杂志确实发表一些对美国的批评，但是从来都不是十分尖锐的。”4而这一点，据汤姆·布雷顿说，正是他们希望《邂逅》杂志应起的作用：“杂志不会经常偏离国务院所称的美国外交政策，从这个含义上说，它就是宣传工具。”5当布雷顿允许杂志享有一定程度的宽松时，他绝对不是说《邂逅》对美国官方政策的任何方面或每一个方面都可以自由地加以谴责。1958年发生的事情正好说明《邂逅》杂志应当如何行事。
那年年初，德怀特·麦克唐纳在《邂逅》杂志的任期届满，他又在纽约重新露面。从英国返回美国途中，他在托斯卡纳(2)逗留了两个月。在那里，他充分感受到欧洲传统之深厚底蕴，并为之倾倒。回到纽约，这里的出租汽车司机满口骂人的脏话，公众的行为举止“粗俗不堪”，麦克唐纳不禁深深地感受到一种文化冲击。他坐下来写出他对这种天壤之别的感受，写美国的暴力、俗气、“不成体统”，这个国家没有自己的风格，无论对过去还是现在都缺乏时代感，一心想的做的都是怎样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个国家的铭言不应该是‘合众为一’，(3) 也不应该是‘我们信仰上帝’。”他愤怒地写道，“还不如改为‘我已经得到了我的，至于你，杰克，去你的吧’！”6
麦克唐纳看到他笔下的这个国家已经处于衰败之中，他写出的是对这个国家的长篇挽歌。正当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纷纷涌来拥抱“美国文化”的时候，德怀特这位持异见者又发现自己有一种冲动，想对美国表现出“反潮流”的姿态。他把他的想法写成一篇文章寄给了《邂逅》杂志，题目就是《美国啊，美国！》。斯彭德接下了这篇文章，不过他后来说他并没有仔细地阅读全文。欧文·克里斯托尔对此文却惊恐不已。他认为这篇文章“有着约翰·奥斯本(4) 的味道”，不健康的“妄自菲薄”，文章结构也散乱无章。他说：“德怀特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但此人完全喜怒无常，有时显得十分呆傻。”7他又补充说，正因为德怀特出身名门望族，他对美国毫不了解，同样由于有着这个障碍，他也不了解英国，所以在他的文章中才将美国与英国作了十分不恰当的比较，使美国蒙羞。“他对英国一无所知。在英国时，他从来不去看足球赛，也从来不去看英国的橄榄球赛。他对英国的了解都来自圣詹姆士区(5)的俱乐部。他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巴佬，居然他还大谈什么‘格罗夫纳广场’，饶了我吧！”8这番话出自一个头戴硬礼帽、手持雨伞去上班的人之口，分量是够重的。拉斯基同样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差”，同意克里斯托尔的意见，认为麦克唐纳出身耶鲁大学又住在格林威治村(6) ，这样一个人是不可能对真实的美国有所了解的，他所了解的只能是这样的一个美国。然后他来到英国，此时他仍然像马克·吐温式的美国人到了外国，观念十分陈腐。他热爱英国的一切。他喜欢英国的小酒馆，喜欢街道和广场的名称等等每样东西。我们感到十分难堪，原来美国人竟如此幼稚，水平如此之低。这真是一篇可怕的文章。当时我对迈克（乔斯尔森）说：“德怀特真是代表大会的阿喀琉斯之踵。”拉斯基不无得意地总结说：“我算是说对了。”9
但是，麦克唐纳的罪名远不止于把“格罗夫纳广场”念错了。作为当代美国的批评家，这篇文章肯定是有它的不足之处的。正如这篇文章带惊叹号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他对美国价值观的抨击，与其说是严肃的论证，还不如说只是一些感性的直觉。文章将美国与英国和意大利所作的比较，犯了罗曼蒂克的错误，美化了外国的文化。尽管如此，这篇文章还是非常符合实际的，作者利用了翔实的资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文章触及了美国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领域正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宣传家所必须予以关注的。麦克唐纳动手鞭打每条神牛(7) 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好像从某处看到了一份详细列有美国消极面的单子，而这些消极的东西却正在被美国秘密干员们吹得天花乱坠。他谴责泛滥成灾的物质主义，而精神建设则相形见绌；他批评了暴力犯罪，铺天盖地的广告牌，文学批评缺乏鉴赏力，种族歧视盛行。他攻击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个“伪善的老油条”，是美国粗俗和虚伪的完美典型；亨利·鲁斯是一个强盗式的童子军；副总统尼克松在委内瑞拉的行为愚不可及（他为此而不断受到嘲弄并不为过）；总统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佩枪的反动派；福特汽车公司的副总裁乔治·沃克的行为像是一个“东方的君主”；美国的工会对公共关系的兴趣超过了对阶级斗争的兴趣，其领袖大卫·杜宾斯基和沃尔特·鲁瑟（Walter Reuther）这两个“该死的也太善良了”。10麦克唐纳关于当代美国的罪恶还可以无限度地列举下去。他对美国腐朽的最高统治的敌视使他对这个国家的憎恶达到新的高度：“当有人听说欧洲人对欧洲的美国化啧有烦言时，他就希望这些人能到美国来逗留几个星期，体验一下这里的真实情况……即使是苏俄人，尽管他们残酷无情，也从不掩饰其意识形态，他们与别人的共同语言也比我们多。”11
克里斯托尔尽管觉得这篇文章“十分可笑”，但还是同意发表，因为斯蒂芬已经接下了稿子，他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这边刚刚接下这篇稿件，巴黎办事处已经拿到了一份拷贝。巴黎方面立即要求斯彭德和克里斯托尔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并且提出了警告，说弗莱希曼已经发话，认为这篇文章会伤害代表大会，以致影响代表大会对杂志的财政支持。克里斯托尔后来声称：“我很容易就同意不发表这篇文章，因为从一开始我就不喜欢这份稿件。但是斯蒂芬稍有抵制情绪。不过最后我们还是（对巴黎办事处）说，如果这篇文章真的会使你们为难，我们可以不发表。后来德怀特的文章在别的刊物发表了，他对这种所谓的文字审查颇有怨言。我这一辈子曾在多家杂志任编辑，退稿的事情多有发生，但我从来都不认为这是文字审查，退稿不等于文字审查。”12
要通知麦克唐纳，说明这篇文章如果不作相当大的修改，怕是不能发表，这件事落在斯彭德头上。于是斯彭德说，在重读这篇文章之后，他觉得文章内容是片面的，而且也过于尖锐。他又加了一句说，纳勃科夫读了这篇文章，“感到十分不安”。麦克唐纳听说“这位国际民主文化组织的秘书长和祖师爷尼古拉斯·纳勃科夫”对《邂逅》杂志的编辑们提出“忠告”，不禁怒火中烧，并建议“斯蒂芬欧文尼古拉斯迈克(8)或任何有权作决定的人，最好从现在起，一接到‘有争议的手稿’就立即向巴黎办事处请示，这样就可以马上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13从这件事的实际情况看，这些编辑们正是这么干的。
由于麦克唐纳拒绝对文章作出任何修改，这篇文章终于被砍掉了。这篇文章经过了接受——拒发——再接受——再拒发的过程，对于这件事，斯彭德在他去世前不久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为这件事感到很难过。由于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对我们施加压力，使稿件不能在《邂逅》杂志上发表，这是唯一的一次。这绝对是唯一的一篇文章。当这篇文章出现麻烦时，我确实认为这篇文章有点愚蠢。我还想，如果当时我仔细读一读这篇文章，我是会要求修改的，否则我就把稿件退回去。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确是一件我感到十分遗憾的事。因为我想，即使我仔细读了而我也确实不喜欢这篇文章，我仍然应当坚持发表这篇文章，理由就是我们已经接受了这篇稿件，而拒绝发表的原因仅仅是由于这篇文章是反美国精神的，否则，我可以此为由辞去编辑职务。”14
但是，对这件事进行干预的，不仅仅是巴黎办事处。据戴安娜·乔斯尔森（她认为这篇文章总体上是振聋发聩的）说，这是“中央情报局干预编辑事务唯一的一次，迈克尔为此作了顽强的斗争，但他失败了。”15那么中央情报局是怎样事先知道有这么一篇文章的呢？如果按照与此事有关的人一贯的理解，代表大会的出版物是不经过中央情报局预先审查的。那么他们是怎样获悉麦克唐纳文章的消息的呢？乔斯尔森是收到过《证言》的样稿的，至于《邂逅》杂志，至少也要把目录送给他。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会把这篇火药味很浓的稿件送给他的华盛顿上司。乔斯尔森一直是排除中央情报局的干扰、喜欢独立处理问题的。他对代表大会隶属于中央情报局这件事越来越感到气恼。尽管如此，《美国啊，美国！》这篇文章确实在华盛顿中央情报局的走廊里传来传去。最可能的是，该文是通过中央情报局驻代表大会的项目官员传过去的（当时，此人便是李·威廉姆斯）。
如果说，这篇文章仅仅错在它屈从于廉价的反美主义，那么为什么中央情报局还要竭力压制这篇文章，乃至不惜牺牲它称之为“最宝贵资产”的《邂逅》杂志的声誉呢？无疑，这样做是利用一个天赐良机来考验一下《邂逅》杂志的忠诚，来消除有些认为这篇文章并非批评美国失败的观点。而且当时有些批评家说这本杂志唱的调子有点不对路，正好趁此机会纠正一下。是不是这样呢？说得更确切些，如果大家都说这篇文章的内容十分可笑，那么除了有损于作者之外，还会对谁造成损害呢？
事实同戴安娜·乔斯尔森的回忆恰恰相反，乔斯尔森就反对发表这篇冒犯美国的文章。他称这是“我读到过的文章中反美情绪最露骨的一篇”，说这篇文章“只适合发表在（苏联的）《文学报》上。”16他知道此举“很可能激怒麦克唐纳，以致他挥起大棒，公开地攻击我们，但是我已准备好对付他的攻击。”砍掉这篇文章的决定上到处留下了他的指纹。发表这篇文章会使《邂逅》杂志在华盛顿的名声受到相当大的损害，让人觉得乔斯尔森手下也不乏变节分子，这样一来他的信誉也有受损的危险。17
美国秘密机关中有那么一批强硬派，他们一直认为建立国际组织处是犯了一个“华而不实的错误”，对于支援并培植一批所谓的“朋友”或观点相同的个人和组织的想法，他们是嗤之以鼻的。对于这些强硬派来说，麦克唐纳这一巴掌正好拿来作为证据。威斯纳的副手、后来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理查德·赫尔姆斯对此就持怀疑态度。有一次他曾对一个众议院的特别委员会说，“一个秘密行动指挥者……必须受过特殊训练，一定要认识到他手下的特工并非都是那么诚实可信，除非他把这些特工的肉体和灵魂都掌握他手中，他才能指望他们不折不扣执行指示，如实地向他汇报情况。”18中央情报局的雇员中的任何人想要驯服这个出了名的桀骜不驯的麦克唐纳，看来都会做出蠢事。
所有这些论点都构成了砍掉麦克唐纳文章的真正原因。反美情绪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仅限于此的话，本来也许可以用大事化小的方式予以容忍的。但麦克唐纳决定用一篇准确性很高的长文来结束他的攻击。这篇文章将一份有关朝鲜战争中美国战俘行为的报告内容作了一个总结，这一步他就走得太远了。这份报告是美国陆军呈送的。上年秋季，尤金·金基德（Eugene Kinkead）在《纽约客》上发表过这份报告的摘要。报告是对美国战俘的行为作出的致命判决：战俘们“经常变得无法管理。他们拒绝服从命令，他们咒骂、有时甚至殴打企图执行命令的军官……在寒冷的冬夜，因患痢疾全身无力的兵士被自己人扔到茅草屋外，让他在外面冻死。”一个普通的士兵一旦“没有药吃，没有锃亮的恭桶，似乎就不知所措了。”19最要命的是这份报告表明是在高层合作下为了灌输某种思想而撰写的。陆军居然把这份报告公之于众，从而使政府的宣传家们经历了一场噩梦，实在不可思议。20
麦克唐纳的文章中列举了这类资料，在《邂逅》杂志上发表遭到官方的否决是在意想之中的。正是最后的这一部分引起了麻烦。然而，多年以后，当时直接与砍掉麦克唐纳文章有关的人当中，没有一个能想起金基德的问题。欧文·克里斯托尔说：“我不知道在朝鲜战争后期美国士兵的士气是否崩溃了。而且，如果真的士气丧尽，德怀特也不会知道。他对朝鲜战争了解多少？他一直坐在纽约为《纽约客》写文章，他对朝鲜战争一无所知，他也从来没有去过朝鲜。我想他也从来没有到美军的一个团去访问过。关于美军下层中的不满情绪，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记得德怀特的文章中谈到过这个问题。”21
同样，当梅尔文·拉斯基被问及此事时也说什么也不记得了。斯蒂芬·斯彭德也不记得。戴安娜·乔斯尔森同样也不记得。这件事只能被列入历史谜团之中了。克里斯托尔的失忆特别值得注意：当克里斯托尔1958年10月写信询问乔斯尔森时（此时，这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已在比《党派评论》更左的刊物《歧见》Dissent上发表了），克里斯托尔已经离开伦敦到纽约为《报道者》工作了，他说，“至于那篇暴露狂写的文章，你和斯蒂芬接下了稿子，从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你可能还想得起来，你曾让他改写，把已经发表在《纽约客》上有关朝鲜的那一部分删掉。他没有照你说的做。”221959年，克里斯托尔仍然没有从金基德引起的这一场争议中摆脱出来，在一次电视辩论中，他对金基德本人当面进行了抨击，23此举受到乔斯尔森（难得的）赞扬，而乔斯尔森也因此成了《报道者》的一名新的热心读者。
本来是说中央情报局支持而不操纵，但是由于砍掉了麦克唐纳的文章（由于此文此前已经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过了，后来再发表在《当代》上作为弥补也为时已晚），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就成问题了。驻代表大会的项目官员李·威廉姆斯声称：“我们支持该刊，是想提供一个载体，借以弘扬西方价值观，并在刊物上进行自由而公开的辩论。我们并没有指挥他们做这做那。那样做是违背美国传统的。不过这并不是说讨论的问题中没有我们感兴趣的题目，但是我们并未授意……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意思强加于任何人。我们认为应该让事实说话，让对话继续进行下去，让不同的意见有一个地方可以自由表达。从来没有说过‘你应该这样想’，‘你应该删去这句话’，或者‘你应该发表这篇文章’。这完全不是我们的作风。”24威廉·科尔比也强烈地否认他们想把《邂逅》杂志变成中央情报局“用美元做成的传声筒”。他说：“中央情报局没有强行控制的意思。我们给予支持，但不发号施令让他们做什么。你可以坐下来，像好朋友似的讨论某句特定的话能不能说明问题。如此而已。华盛顿不发话。莫斯科才这样做。华盛顿不做这样的事。”25
中央情报局和受其资助的知识分子都尽力为这种利他主义的神话进行辩解。但是麦克唐纳事件却说明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贾森·爱泼斯坦说：“中央情报局声称它资助的是言论自由。这当然不是真话。当德怀特·麦克唐纳为《邂逅》撰写了那篇文章时，该刊的编辑根据他们所知的（代表大会的）立场拒绝发表这篇文章。这件事与促进言论自由是背道而驰的。（中央情报局）推动的是一项政策和一条政治路线。这就是它花钱的用意，也是它想从中得到的东西。自由言论与此毫不相干。”26麦克唐纳本人则将纳勃科夫和乔斯尔森比作“梅特涅(9)式的出面人物”。他用冷冰冰的语气说：“你会认为美国就是委内瑞拉，还将此视为国家的骄傲。一个号称文化自由的‘代表大会’居然进行文字审查，更是妙不可言！”27美国社会学家诺曼·伯恩鲍姆（Norman Birnbaum）趁此给代表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认为代表大会向《邂逅》杂志下指示撤销麦克唐纳的文章是一种“专横的行为”，充分表明代表大会言行不一：“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几年来一直在使教育知识界要认识到自由的不可分割性。说得对，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为争取自由而奋斗。延伸开来就要同无数的教条主义和小暴君作斗争，显然其中也包括代表大会自封的一批斗士们。”28伯恩鲍姆进而指责代表大会将“自由”屈从于美国的重大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大会似乎赞成斯大林主义对真理的观点，那就是真理必须服务于党的利益。”29
代表大会受到指责，说它玷污了它扬言要捍卫的事业，这个打击是很沉重的。乔斯尔森深感痛苦，但仍坚信手段必须服从目的。对于有人指责说代表大会听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艾伦·韦尔什·杜勒斯的敕令，他却感到不知所措。1958年4月他写了一封信向麦克唐纳解释整个事情的经过，他完全回避了这一指责。这是一封避重就轻毫无说服力的信，信中说：“你必须明白，欧文和斯蒂芬也要吃饭的，正如你写文章也要拿稿费一样。《邂逅》杂志要以最合适的身份说它该说的话，这样才能不致自毁前程。”30麦克唐纳在回信中是这样说的：“只要是对美国生活方式表现出大不敬的文字，一概从《邂逅》杂志上撤下来，这是因为一些身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麦迪逊大街上的慈善家为此可能不再供养。这也未免太可怜了。”31
尼古拉·恰罗蒙特在《邂逅》杂志第二期中宣称：“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不要降低自己的品格，勇于揭露虚假的东西，拒绝将‘有用的谎言’称为真理。”一方面，对于揭露共产党政权为维护其政权而散布的谎言，《邂逅》杂志是从不动摇的；而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的牢笼中”，它又从来不是自由的，它不得不服从变态的冷战心理，那就是“为真理而撒谎”。32《邂逅》杂志在众多有争议的热点问题上保持沉默，使用过多的外交辞令，对于伪劣产品采取三缄其口的态度。这样，《邂逅》杂志就抛弃了西方哲学中最宝贵的东西——自由思想和独立行动，结果只能是见风使舵。
有人说，“一篇杂志的文章说了什么就说了，任何人都会自己去研究它的论点并表示不同意见，这不是什么暗箱操作的事。”33可是《邂逅》杂志反常地保持沉默，小心翼翼地把底细掩盖起来，而且把一切不利于其幕后支持者的材料一律排斥在外，恰恰表明真实情况与上述的说法正相反。一位历史学家说：“关于《邂逅》杂志独立性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华盛顿是否通过电报向编辑发指示，首先在于编辑是由谁挑选的，由谁来为‘负责的言论’划定明确的界线，在这个范围之内哪些不同意见可以探讨而不犯禁令。”34贾森·爱泼斯坦同意这一论点，他解释说：“问题不在于收买或排斥个别作家和学者，而是专断、人为地确立一种价值体系，根据这种价值体系推出一批学术界人士，任命一批杂志编辑，向一批学者发放津贴、发表他们的著作而无视他们在学术上是否真有成就（这种情况是有的），唯一的根据就是看他们是否顺从而忠诚。”35
乔斯尔森对于《邂逅》杂志一直是事必躬亲的。最初的封面是由他选定的，他审阅并修订了最初几期杂志内容的目录，并从编辑那里收到杂志内容的预报。当杂志的水平有所下降时，他要责备编辑们，不断地引导他们考虑发表哪些文章或哪些问题需要加以讨论。有时他似乎是在下命令，比如，他附上一篇关于代表大会1955年1月在仰光举行的亚洲会议的新闻报道，直截了当地告诉克里斯托尔：“《邂逅》要报道这次会议，切记。”36有时则有点开玩笑的味道，比如，“致以新年祝愿，希望《邂逅》对和平共处这个问题开展一次真正一流的讨论。我们的许多朋友，包括马格里奇和欧文·布朗，均有同样的祝愿。”37或者敦促斯蒂芬为新一代美国作家如索尔·贝洛、J.D.塞林格（Salinger）、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雪莉·安·格劳（Shirley Ann Grau）等开辟文学专页。或者建议克里斯托尔发表一篇书评，评论乔治·帕德莫尔的《泛美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我想《邂逅》发表一篇由‘我们的’人撰写的这本书的评论至关重要。”）38对于《证言》杂志，乔斯尔森也如法炮制，以致经常让编辑弗朗索瓦·邦迪感到光火。1952年6月，实际上邦迪已经以辞职相威胁。如果执行委员会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继续讨论有关《证言》的政策，甚至声称执行委员会有权向杂志就编辑工作发指示的话，他就辞职不干了。
同样，乔斯尔森也竭力保护各家杂志，使之免遭中央情报局的干预。但是要说砍掉麦克唐纳的文章是《邂逅》杂志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也是站不住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可以推断《邂逅》杂志的内容都是符合中央情报局需要的，由此也可以推断它并无使用否决权的必要。一位评论家把这种情况称之为“雇主与雇员之间不可避免的关系，这种关系使雇主的意图在雇员的行动中并不明显地体现出来。”39但据汤姆·布雷顿提供的情况，此前中央情报局至少有一次搅进了有关稿件的麻烦。他说：“我们同《邂逅》杂志之间不时要出现一些麻烦。我当时经常说，‘他们要发表什么文章，我们不要去管他们。’但是有一次却是事关外交政策。拉里（德诺夫维尔）送来一篇有争议的稿件，我们不得不加以否决。我想这篇文章大概与美国对华政策有关吧。《邂逅》原定要发表一篇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为此我们在办公室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于是我们上楼去找艾伦·杜勒斯，他不想介入此事，简单说了声‘你们看着办’，一推了之。我们终于砍掉了这篇文章，对于这件事我深感内疚。”40
当时负责与德诺夫维尔联络的是蒙蒂·伍德豪斯，他对“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砍掉稿件是一清二楚的，但我从不知道有什么指导原则白纸黑字地写入规定之中。”41伍德豪斯不记得莱斯利·菲德勒关于罗森堡夫妇的文章在发表前是否经情报机关审阅，但是看来，凡是涉及美国外交政策至关重要的领域发生了争议，势必会引起中央情报局的重视。
布雷顿提到的那篇文章1954年7月28日由斯彭德从伦敦送到了乔斯尔森的办公桌上。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埃米莉·哈恩（Emily Hahn）。她是《纽约客》的一个很特殊的撰稿人，无可争议的中国问题专家（她在30年代和40年代曾住在香港，约瑟夫·艾尔索普1941年访问香港时，她一定要带艾尔索普去一个鸦片烟馆。1942年日本人侵占香港后，他们两人被拘禁在同一个集中营里）。乔斯尔森回信说他“觉得此文实在骇人听闻，肯定会得罪英国人。我现在就将此文送交尼古拉斯和弗朗索瓦，在此件寄到之前就打电话给你或欧文。”42两天后，纳勃科夫写信给克里斯托尔和斯彭德：“在谈埃米莉·哈恩女士这篇文章的事之前，我想先重申一下我们在创办《邂逅》杂志时在商谈中取得共识的一些原则，此后我们在不同的会议上也同意过这些原则。我们同意所有事关有争议问题的文章在发表前不得让任何外面的人看到。我们同意《邂逅》杂志的基本政策之一是努力增进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了解，所有政治问题都应该经过尽可能高的层次讨论，以便一旦发生争议不至于伤害大洋两岸的民族感情。我们都看了哈恩女士的文章……我们大家都作出了否定的反应。我们觉得哈恩女士在阐述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时，其观点是错误的、表面的，而且也是草率的。我们觉得哈恩女士的文章无论在风格上、语气上和内容上均有攻击之嫌。”43邦迪同意纳勃科夫的意见，说这篇文章中充斥着“歇斯底里的谩骂”。
纳勃科夫在指出这些歇斯底里的谩骂之处后，问道：“那么下一步怎么走呢？……我们建议你们设法让哈恩女士保证将文章进行改写，改写后应当完全改变文章的调子，把那些最伤人的段落全部删除。除了哈恩女士之外，你们还要约定另一篇文章来论述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观点，这篇文章要站得高，具有权威性，文字要简练。如果这一点做不到，我们认为应该撤掉哈恩女士的文章，以后再提到这个重大问题时，那时要请几位更负责任的人来写文章，要代表美国的观点。”44
这一忠告也许还不够分量，为了有备无患，8月18日，新任代表大会副秘书长的中央情报局特工沃伦·曼舍尔亲自出面，提出了一长串此文的修改方案。他写道：“我们这里的人一致同意发表此文是不明智的。如果你们已作出的承诺不可改变，因而这篇文章不得不发表的话，那么下列各节必须改写，这是发表这篇文章的最低条件。”45下面便是一长串的必须修改的段落，曼舍尔还亲笔写下了详细的说明。但是，他还叮嘱编辑们再斟酌一下，提醒他们，“这位哈恩女士很可能彻底毁掉我们”。这篇文章再也没有在杂志上发表。撤掉哈恩文章的理由是什么，《邂逅》的读者和撰稿人都是不知道的，但是后来却成为指责《邂逅》杂志一个凭证，认为在这本杂志上，“凡是对苏联不利的东西就充分渲染，而对美国不利的内容就尽量冲淡”。46
(1)阿喀琉斯之踵，出自希腊神话，喻意“致命弱点”。
(2)托斯卡纳（Tuscany），意大利中部大区。在佛罗伦萨统治时期，为文艺复兴中心。19世纪前半叶，以政府进步和享有较多自由闻名。1861年正式并入意大利。
(3) “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拉丁文，美国的铭言，既指合众国的要旨，又号召这个移民国家团结一致。
(4) 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1922—1994），英国剧作家，因所著《愤怒的回顾》使他成为第一个“愤怒青年”，即二战后英国文学界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其实他们鄙视的是传统门第、等级观念和知识精英，其立场与麦克唐纳恰恰相左。
(5)圣詹姆士区（St. James' area），伦敦圣詹姆士宫附近的一个富人豪华住宅区。
(6) 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纽约一个作家和艺术家聚居地。“一战”后，一批从欧洲回来，充满幻灭感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当时生活水平较低的地区定居下来。
(7) 神牛（sacred cow），原指印度视牛为神，借指不可批评的事物。
(8)这里麦克唐纳造了一个词“Stephenirvingnicholasmike”，将有关的4个人的名字组合在一起，含有“……之流”的讽刺意思。
(9)梅特涅（Metternichs，1733—1859），奥地利政治家，曾任奥驻德大使和奥地利首相。他鼓吹消灭流传于德意志的进步思想，惯于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人，成为压迫与反动的象征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