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当虾米学会了吹口哨(1)

自由这个词已经成为毫无意义的套话。哼哼派(2)称：“并非所有的自由社会都像它看上去那么自由。”怀疑派说：“自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德怀特·麦克唐纳，1956年

“亲爱的听众们，请注意！请注意！现在播送匈牙利作家联合会告示……这里是匈牙利作家联合会。全世界的作家们，科学家们，所有的作家联合会，科学家协会，世界全体知识精英们，我们请求你们的帮助和支持。时间紧迫。这里发生的事情你们都了解，不必向你们提供专门的报告了。请帮助匈牙利。帮助匈牙利人民。帮助匈牙利作家、科学家、工人、农民以及我们的知识界。务必帮助，帮助，帮助。”

1956年11月4日，星期日。上午八时零七分，布达佩斯电台播完这篇通告后沉寂无声了。苏联军队在夜幕掩护下开进了匈牙利首都，开始野蛮地镇压十月起义。当苏联的几个坦克师隆隆开过布达佩斯市中心大街时，苏联似乎在惩罚全世界，因为全世界传播了斯大林主义死亡的坏消息。斯大林主义真的死亡了吗？不。斯大林主义万岁。

整整10年，美国为“欧洲受奴役的国家”的解放进行谋划，分析，搜集情报，制定战略。到头来，在苏联显示力量时，美国现在却纹丝不动，显然是惊呆了。11月11日，马奈·斯珀伯苦涩地写道：“匈牙利的革命者带着绝望死去了。他们感到绝望是因为自由世界只愿同他们分享胜利的喜悦而不愿与他们共同战斗。”1但是就在那时，英、法、以色列入侵苏伊士，面对两次显然同样性质的帝国主义侵略，艾森豪威尔发现自己在道德上深深陷入了泥淖之中。

美国之所以瘫倒而动弹不得，不仅是苏伊士问题：多年来，美国的战略家和最高情报机构一直在为发生匈牙利事件这种起义进行谋划，但是一旦真的发生了，却如同一场梦，一次不真实的游戏，一切谋划在现实面前竟全无用处。中央情报局自以为自50年代初以来它就一直在密切观察匈牙利的局势，把匈牙利当作“行动重点”，结果还是稀里糊涂。劳伦斯·德诺夫维尔在1954年曾被派往自由欧洲电台工作。他还记得在他到任的第一个月，他曾向自由欧洲电台的人提过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穿着雨衣的人跑到这里来问我们：‘我们一直在收听你们的广播，现在我们准备发动一场革命，行吗？’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他们在一次董事会的特别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结果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全是‘纸牌屋’(3)，我实话告诉了他们我的看法。他们只顾想他们是在做好事，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进行实在的谋划。事到临头，结果是手足无措。”2

在十月起义期间，自由欧洲电台一再为起义打气。有人说，电台甚至答应给予武装支援，但是中央情报局过去和现在一直坚决否认。据德诺夫维尔说，中央情报局没有资格否定这样的事，因为，虽然难以置信，但它确实不知道电台的匈牙利文组究竟播送了一些什么内容。他解释说：“整个事情都是虚假的，全是靠不住的骗局。自由欧洲电台定期向华盛顿和慕尼黑呈报其工作指导原则，但这都是糊弄人的事。因为电台本身就不按自己制定的指导原则办事。再说，美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一道作出过有关监听和翻译东欧广播的安排，但是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没有人翻译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内容，所以华盛顿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电台播送了什么内容。中央情报局本不该否认匈牙利语广播的内容，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实情。”3自由欧洲电台匈牙利语广播在1956年10月那些重大时刻的广播文字稿从来就没有找到过。

现实表明匈牙利十月革命已经失败，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为逃避苏联人暴力性的报复，纷纷逃往奥地利。在越过边境后，大多数人涌向维也纳。美国人再次对此毫无准备。乔斯尔森写信给福特基金会的谢泼德·斯通，警告说，“难民的状况似乎已经达到不可容忍的混乱状态。我们驻维也纳的办事处以及最近几天从那里回来的人都谈到，如果不立即采取重大措施，灾难已迫在眉睫。”4弗兰克·威斯纳当时也在维也纳，他是从华盛顿及时赶到这里来亲眼看一看这次失败革命的残渣碎片的。威斯纳的情绪变得十分压抑，以致他狂饮不止。当他启程前往下一站罗马的时候，当地中央情报局的人不得不想方设法使他从宿醉中清醒过来。在雅典，他吃了些生蛤蜊，结果染上了肝炎，发高烧，说胡话。那年秋天，他一直情绪不稳，他的家属和朋友认为他之所以最终降为艾伦·杜勒斯的第一副手，原因就在于此。他变得越来越烦躁不安，越来越不理智。1958年他的神经崩溃了，从杜勒斯的第一副手又降为一般的副职。5

梅尔文·拉斯基也很快赶到现场，来往奔波于维也纳和匈牙利边境之间，情绪十分激动。威斯纳在一个犹太人私人花园别墅里找到他时，他兴奋得满面红光，对于预言兑现感到十分满意。他后来愉快地回忆道：“是啊，匈牙利帮我们把事情办了。我的意思是你一文钱也不用花就成功了。匈牙利事件说明分析是正确的，不，应该说我们的分析是正确的，那就是极权主义不是别的，一场闹剧而已。它把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这个主题稳稳当当地放进了议事日程。”6弗里德里克·托伯格也同他们一起干起来，他的《论坛》办公处成了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匈牙利运动的总部，拉斯基成立了一个登记处，专门登记从匈牙利逃出来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他们在欧洲各大学里找到安身之地（每天要安排15人）。他还开始编辑（在自由欧洲电台和美国之音的朋友协助下）一本文件汇编《匈牙利的革命》，这是一本白皮书，在英国由赛克-沃伯格出版社出版，在美国则是由普雷格出版社出版。

在巴黎，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干得很出色，它在豪斯曼大街的办公处里挤满了人。约翰·亨特说：“这真是紧张而又充满**的时刻。此情此景令人感到极为振奋。我们在那里就是应该做这样的事。”7那时，亨特刚在几个月以前来到巴黎的代表大会工作。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动员其广泛的关系和附属机构网络一起行动，由代表大会协调各种公开的抗议活动，地区十分广泛，从圣地亚哥到丹麦，从黎巴嫩到纽约，从孟买到汉堡，都举行了抗议活动。在瑞典，当地的委员会说服了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向布尔加宁元帅发了一份签名电报。美国委员会组织了一次群众聚会，凯斯特勒和西洛尼都参加了；他们想让海明威也参加，曾打电报给乔斯尔森，请他帮忙找到海明威的下落，乔斯尔森回电称“海明威也许在欧洲某地，地点不确。”到了1957年1月，巴黎已报告说“各全国委员会的行动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协调一致，这样强大有力。”8

匈牙利危机的另一个结果是成立了匈牙利爱乐乐团。这个乐团是乔斯尔森发起建立的，音乐总监是安塔尔·多拉蒂（Antal Dorati），指挥是佐尔坦·罗兹尼亚伊（Zoltan Rozsnyay）。苏联坦克开始炮击匈牙利首都时，罗兹尼亚伊就与上百名布达佩斯交响乐团的成员一起逃到了维也纳。这个乐团拿到的首笔捐款就达70000美元，后来成为文化冷战的一件强大武器，至今乐团尚举行巡回演出。

但是，最令乔斯尔森和他的“知识分子突击队”感到振奋的一件事也许是萨特公开抨击共产党，声称苏联领导集体“虽然谴责过斯大林主义，但与之相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萨特于1956年11月9日在《快报》上撰文，谴责苏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12年中执行的政策是恐怖和愚蠢的政策”，“无保留地谴责（苏联）对匈牙利的干预”。他把特别强烈的抨击留给了法国共产党，他宣称：“不可能而且永远不可能与那些现在领导法国共产党的人恢复关系。30年来，这些人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和僵化。他们的反应表明他们完全是一批不负责任的人。”9代表大会将萨特的声明印制了数千份，连同加缪的声明一起广为散发。加缪威胁说，如果联合国不通过决议，责令苏联军队立即撤离匈牙利，他将领导一场运动对联合国进行“杯葛”；如果联合国不答应这个要求，他将“公开谴责联合国的破产和失败”。乔斯尔森高兴地说：“看来法国知识分子转向了，先后次序是共产党员、同路人、进步分子、反共主义分子，现在轮到反共的共产主义分子了。”10共产党支持的路易斯·阿拉贡领导的“作家全国委员会（Comité National des Ecrivains）”终于垮台了，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共产党‘神话’已经破产了。”但是他也注意到，“法国社会党如果不是因为对埃及的干预中运气不好，本来是可以利用这一局势大捞一把的。”11

乔斯尔森从苏伊士冲突中又悟出另一条真理。有一次他对记者说：“如果欧洲不想屈服的话，那么它必须摆脱对中东石油资源的依赖。加强科学研究，以其他能源来取代石油，可能就是一种解决办法。”12具体地说，乔斯尔森指的是核能。试图让人们接受原子能，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点。1952年，C.D.杰克逊在他的工作档案里记下了以下的话：“《生活》杂志上戈登·迪恩（Gordon Dean）的一篇文章说，消除美国在投掷原子弹问题上复杂的犯罪感正在取得进展。”13C.D.杰克逊也积极参与了艾森豪威尔1953年12月8日在联合国发表的著名演说“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起草工作。在这篇讲话中，总统建议单方面削减原子武器，并提出了将原子能从军用转为民用的途径。C.D.杰克逊是从来不会错过宣传机会的。1954年2月，他向弗兰克·威斯纳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将艾森豪威尔的提议加以扩展，使之包括“宣布一项在柏林建造第一座原子反应堆的计划”。C.D.杰克逊说，这样做“既有实际意义，也有宣传效果。柏林使用的燃料，无论是固体的还是**的，每一盎司都必须经过苏联领土运来。虽然我们自己有一些能源储备，但是一旦发生封锁的情况，事情就严重了。”14他论证说，一座原子能发电厂“就能满足这座被围困城市的能源基本需求”。“在德国人和苏联人相互对立的情况下，其宣传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就宣传而言，甚至不必“真的作出决定并动手建设发电厂。只要把这个想法透露出去就可以了。也可以派一个考察组，在柏林到处走动，似乎在选择一个适当的厂址；可以把一块废地用围栏圈起来，立一些神秘的标志，并派警卫守护；至于该项目本身，则暂时可以停留在传闻阶段；就柏林居民和苏联观察家而言，这样做一下，同实际执行项目的效果是不相上下的。”15

乔斯尔森可不具备马基雅维利式的推论能力。他真的被艾森豪威尔的“铸核剑为犁”(4)16的论点打动了。他的动机是真诚的，也许还有一点天真。他在写给纳勃科夫的信中说，“原子能的利用将使人类和社会的命运和前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仍然坚信，这也将是马克思主义的天鹅之歌(5) ，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新的哲学和社会学的基础，正如工业革命为马克思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一样。”17乔斯尔森对艾森豪威尔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建议举双手赞成，把它奉为“天才的一笔”，所以他非常热心地通过代表大会的刊物推动这一理念的实现，但是他在一片冷漠中碰壁了。1954年1月他对德诺夫维尔说：“我为《证言》杂志组织一系列文章，竭尽全力来推动（艾森豪威尔的）这个倡议，以此来引导欧洲的其他刊物也来响应。唉，没有想到法国3位著名的非共产党科学家都以某种理由表示不赞成……一个好的想法通常都不能加以充分利用，仅仅因为人们太懒惰或太忙碌或者干脆对之嗤之以鼻。”18乔斯尔森在信的结尾写道：“但是对于某些相当绝望的欧洲人来说，倒是可以在他们身上注入一点新的希望和信心。如果你有什么看法，请不要放在自己肚子里不说出来。”19

接下来发生的这件事让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背后的秘密机关是如何操作的。乔斯尔森的信被送交白宫的C.D.杰克逊，杰克逊又将信转给中央情报局的特蕾西·巴恩斯，并建议请威廉·泰勒捉刀，“把这封信改为某个适当的大科学家的作品”。泰勒是美国驻巴黎大使馆的公共关系官员（他在使馆的许多职能表明他的公共关系官员身份只是一种掩护）。杰克逊说：“泰勒除了能用无懈可击的法文写学术文章外，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因为他多次参加了这篇讲话稿的修改工作，所以他对这篇讲话的哲学思想是了如指掌的。”杰克逊让巴恩斯把这个想法“立即回告乔斯尔森，此事须作为急件处理，因为下一期的《证言》杂志截稿在即。”20

正当乔斯尔森在酝酿他的计划，打算把利用核能的欧洲在民主自由的背景下联合起来之时，德怀特·麦克唐纳刚被聘为《邂逅》杂志的编辑。受该杂志的派遣，他到了埃及，在那里他目睹了西方帝国的恶劣行径。据麦克唐纳的一位朋友说，他看上去就像一个疯狂的举着捕蝶网的教授；那时他处于事业的高峰，他刚完成了为《纽约客》撰写的关于福特基金会的长篇特写，又有机会为《邂逅》这样的高水平刊物工作。但是他在开罗却没有激起写作任何报道的冲动。当听到一颗炸弹就落在他的旅馆附近的一座建筑物上时，他就打点行装躲到郊区去了，在那里一连住了好几天，和《邂逅》办事处也没有进行任何联系。他在1940年曾因护卫苏联驻纽约领事馆而遭逮捕，他把这件事当成趣闻描述了一遍，可现在他已经没有胃口去冒险了，所以他从来也没有跑到开罗以外的地方去看一看战区的情况。拉斯基回忆说：“我们为他花了一两百英镑买机票，住旅馆，指望他能写出苏伊士战争的分析报告，但是他写的东西根本无法用。在那里，他写不出东西来，后来他回来了，还是一连几个月坐在办公室里，写不出任何东西。”21

任命麦克唐纳为《邂逅》杂志编辑，从一开始就有争议。乔斯尔森对于克里斯托尔的编辑工作一直不满意，从一开始他们两人在这本刊物应该办成什么样子的问题上有矛盾。乔斯尔森认为克里斯托尔对冷战问题太不热心，所以他一直要求加强该杂志的政治内容。乔斯尔森有一次教训克里斯托尔说：“我们办的不是普通的文化杂志，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杂志。我对你总是抓不住这一要领感到不安。”22（有一位评论家曾批评《邂逅》杂志说，这是一本披着文化外衣的政治宣传品，乔斯尔森的这番话差不多证实了这种批评是有根据的。）拉斯基一贯是同乔斯尔森意见一致的，他说：“50年代中期，《邂逅》杂志对苏联和东欧集团事务关心不够，我们为此感到忧虑。但是克里斯托尔却不想这么办。他对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有着一种神经质的、不自主的恐惧。”23尽管乔斯尔森不断提醒克里斯托尔，要他同巴黎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的精神保持一致，克里斯托尔总是置若罔闻。到了1955年初，乔斯尔森已愤怒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用一种暗藏杀机的语气给克里斯托尔写信说：“至今《邂逅》杂志公开或阳奉阴违的抵制，从时间上说已经够长的了。你要记住，在我们的执行委员会上，每一位委员对此都已取得一致的看法。现在已到了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时候了。”24从克里斯托尔的回信中看不出有任何屈从的意思，他写道：“大体上说，我必须按我的方式行事……如果你们对我的行事方式还是觉得不满意的话，那么总是可以找到最后解决办法的。”25

正当克里斯托尔对他的去职表示无所谓的时候，乔斯尔森已经进一步采取行动了。他悄悄地指示纳勃科夫和拉斯基到处走一走，物色适宜的人选，请他们推荐一个人来取代原来的编辑。在这类事情上，他们总是征求艾赛亚·伯林的意见。艾赛亚·伯林推荐H．斯图尔特·休斯（H.Stuart Hughes）。另一位是菲利普·霍尔顿（Philip Horton），此人为前战略情报局成员，1947年又担任中央情报局巴黎站站长，现在《报道者》（Reporter）工作。此时，斯彭德正忙于把克里斯托尔撵走。“我想克里斯托尔这个人过于争强好胜，因此，每次作出决定，他都把它当成一次冲突来处理，在这种冲突中，他总想成为获胜的一方，其手段是不同别人商量，如果这个决定是由他的对手提议的，他就想方设法加以破坏。”26斯彭德对乔斯尔森说上面这番话就是让他相信撵走克里斯托尔无疑是有好处的。他说：“如果欧文走了，我们就可以讨论那些立即可以作出决定的问题而不必像他在时成为无休无止的争论。”27与此同时，纳勃科夫的脑子里也有另一名候选人。他写信给他值得信任的朋友亚瑟·施莱辛格，问他是否可能技巧地探一探德怀特·麦克唐纳的口气，看他是否有意担任此职。施莱辛格对此十分热心。马尔科姆·马格里奇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评论说，克里斯托尔“是个挺好的人，但是在这个岗位上却是个无用之人，他没有能力做好这件工作。”但是他没有说出拉斯基所说的克里斯托尔“天生的充满仇恨，他认为此人就像个没有开化的野蛮人。”28

乔斯尔森答应他在纽约同麦克唐纳商量，看他是否可能同意此议，1955年6月他在纽约与麦克唐纳见了面。他们一起相处得很好，不过乔斯尔森担心麦克唐纳的火暴脾气在代表大会里待不住。乔斯尔森还说他就像“一匹孤僻的狼”。当悉尼·胡克风闻有关这次会晤的情况时，他威胁说，如果任命麦克唐纳为编辑的话，他要辞去执行委员的职务，说他会“把代表大会的老底端出来”。29在整个商谈过程中，克里斯托尔一直被蒙在鼓里，当他终于获悉正在考虑由麦克唐纳接替他的工作时，他简直不敢相信真有此事。他后来说：“这件事十分可笑，要知道麦克唐纳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30

1955年9月，代表大会组织的“自由之未来”讨论会在米兰召开时，这件事还没有一个结果。1955年9月中的那个星期，代表们在下榻的饭店里热火朝天地搞着阴谋诡计。斯图尔特·汉普夏尔回忆说，这次会议更多的是帷幕后面的政治活动，而不是公开的辩论。（据汉纳·阿伦特说，“辩论乏味透顶”。）当乔治·坎南在会上高唱“自由的战略”（这是典型的坎南观点，他认为自由如同外交政策，是需要作出战略性安排的）时，悉尼·胡克的客房里却成为反对任命麦克唐纳的中心。沿着过道很快就到了亚瑟·施莱辛格住的客房，那里是麦克唐纳的支持者集中的地方。汉普夏尔回忆说：“麦克唐纳的任命遭到否决，主要是悉尼·胡克在起作用。在那次会上，我明显地发现有一个无形的组织起着主导作用。德怀特·麦克唐纳无疑是一个没有准谱的人，你永远也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么，说什么，他们可不想接受这么一个人。”31

但是施莱辛格坚持自己的立场：“我支持他，中央情报局也支持他。他们向乔斯尔森施加压力，要求他同意接受麦克唐纳，乔斯尔森只得勉强同意。”32最后作出某种妥协。麦克唐纳在《邂逅》杂志工作一年，职务是撰稿编辑，而克里斯托尔也继续留位。乔斯尔森致函马格里奇向他就这一安排做了解释。乔斯尔森说，他给克里斯托尔“下了一剂重药，言辞近于蛮横，估计他的态度会有所转变。”33但是几个月之内，这种期望就落空了。他对别人的攻击照旧，以致乔斯尔森怒气冲天地写信给他说：“你再不要把脖子伸出来，否则我就把你的头咬下来。我真弄不懂，你怎么就连对编辑的批评和原则问题都分不清呢？”34乔斯尔森私下里对丹尼尔·贝尔坦言：“我有时觉得只有当虾米学会吹口哨，欧文才会改变他的行事方式。”35

乔斯尔森本能地对麦克唐纳感到不放心。在他的任命被确认后不久（给他的薪金出手很大方，年薪1.2万美元外加各种必要的开支），德怀特·麦克唐纳就向《邂逅》杂志投了一篇稿件，题目是《米兰没有出现奇迹》，文中他提到代表们享受的奢侈待遇，而且会上的辩论显然不集中。这篇文章把斯彭德和克里斯托尔弄得慌作一团。麦克唐纳到达伦敦之前写信给斯彭德，说他听说代表大会对《邂逅》的态度，感到“如饮甘醇般的愉悦”，代表大会奉行的“放手政策听上去有如田园诗般的美好”。36但是，与麦克纳唐的期望相反，在同纳勃科夫、邦迪、拉斯基和乔斯尔森商量之后，文章被退还给他，并附上了一长串的修改意见。1955年12月文章终于发表了。不过在此前一个月，先发表了保守的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的一篇充满敬意的文章。

紧接着1956年发生的动乱之后，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有一点变动。虽然代表大会并不认为它是一个专门从事意识形态斗争、揭露罪恶和谎言的好斗机构，但是这正是它力争做到的目标。1957年10月，在拉斯基的主持下建立了代表大会下属的论坛服务公司，为全世界的订户提供“背景情况和分析”。37这样，为上述这些活动所作的正式安排就宣告完成。其实，《论坛世界特刊》（这是后来改的名称）是中央情报局一次典型的秘密行动。约翰·海·惠特尼再次充当出面人物，以他的名义注册了一家公司叫作德拉华公司（Delaware Corporation），公司地点设在伦敦。到20世纪60年代，《论坛世界特刊》已成为中央情报局拥有的新闻机构中发行最广的一份出版物。

尽管如此，在乔斯尔森的悉心经营下，代表大会仍然被视为唯一的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一贯提倡自由的价值。代表大会的一份声明称：“其任务是要开辟一块文化自由的天地，在这块天地里，追求的是文学、艺术和思想的自由。我们反对一个一切都要服务于政治的世界，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世界是无法接受的，为此，有必要建立一个讲坛，在这个讲坛上，文化可以自由表达，不必顾及政治，也不与宣传相混淆；在这个讲坛上，关心的是思想和艺术作品本身。”38代表大会的成败最终取决于这些标准是否得以维护。当然，代表大会背后的秘密天使们，是不会放弃宣传这个任务的。乔斯尔森的任务就是把宣传这项工作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至少在当时，这件事看来是做得很好的，大批的人集中到了代表大会周围。如果说历史还曾经有过以反共为时尚的话，那么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时期。

乔斯尔森个人为工作再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57年8月他动了一次令人揪心的手术，医生剥离并更换了他腿上的动脉。当他康复时，梅尔文·拉斯基带来了令他高兴的好消息。拉斯基告诉他，代表大会发动了一次“（针对）布莱希特（的）战役”，调动代表大会的火力猛攻那些这位“共产主义百万富翁的偶像崇拜者”。这次在柏林举行的大会在“柏林文化政统”中又打了一个胜仗。更令人鼓舞的消息是福特基金会已确认再向代表大会捐款50万美元，洛克菲勒基金会也继续慷慨解囊。

但是，那一年最后的彩头还是让苏联人拿走了。那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Sputnik，意思是同路人）1号，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震动。这颗卫星绕地球飞行，它发出“嘟嘟”的信号立即为美国政府带来了一片恐怖气氛。拉斯基对一名记者说：“我估计艾克(6)在后世中的声誉从此葬送……艾克在战争中名列第一，赢得和平也是第一，高尔夫球场上也堪称第一，可是在通向月球的道路上只能屈居第二了。”39一个月以后，美国也试图发射一颗卫星，重量要比200磅的“斯普特尼克”轻得多，但是在全世界新闻媒体的摄影机前坠毁在地球上，这次失败的滋味真是苦不堪言。

(1)意为永远不可能的事，犹如我们说“太阳从西边出来”。

(2) 哼哼派（Huh-Huh），原意为鼻中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说不清是“是”或“否”。

(3)原文为a house of cards，用纸牌堆砌的房子，喻意看上去很美，其实并不稳固，靠不住。

(4)铸剑为犁，《旧约》中的典故，指熔化武器制造农具。此处将武器引申为核武器。

(5) 天鹅之歌（swan song），西方古代传说天鹅临死时歌唱，通常比喻终曲、绝唱。

(6)艾克（Ike）是艾森豪威尔的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