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复仇女神
1787年，一位老人在穆兰附近的一家旅店里正处于弥留之际。他是狄德罗(1)的一个朋友，在思想上深受这位哲学家的影响。当地的牧师对他束手无策：这个好人拒绝牧师为他做临终祈祷，说他是个泛神论者。德罗勒朋先生恰巧路过此地。他是什么都不信的一个人。他同穆兰教区的司祭打赌，说他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能使这位病人再度皈依基督教。牧师同意与他打赌，但他输了：凌晨三点交给德罗勒朋先生处理，五点时病人就忏悔了，七点与世长辞。牧师说：“你一定是能言善辩，胜过我们这些人多矣！”德罗勒朋先生回答说：“我并没有说服他，我只是让他对地狱产生恐惧而已。”
——让-保罗·萨特：《恶心》
正当抽象表现主义被用作冷战武器时，美国又发现另一种更加强大的武器，那就是上帝。道德律中的宗教信仰早已被供奉在1789年通过的美国宪法之中，但是直到冷战的高峰时期，美国才发现在祈祷时高声呼喊“和散那”(2) 竟是那样的有用。上帝无处不在：他在一万只气球里。1954年执行过一个《圣经》气球计划，把《圣经》装进气球里，让它们飘向铁幕的后面。1954年6月14日国会通过的一个法案打上了上帝的印戳，该法案规定在效忠宣誓的誓言中加上一句话：“上帝之下只有一个国家。”据艾森豪威尔的解释，这句话再次确认“宗教信仰始终贯穿于美国的过去和将来；这样，我们将不断增强我们的精神武器，这种武器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时，都将永远是我国最强大的力量。”11956年，国会规定在美钞上印上“我们信仰上帝”字样，从此这句话成为这个国家官定的格言。
“既然上帝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现成的千年计划，我们为什么还要制定什么五年计划？”2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按照这个逻辑，基督教服从上帝制定的律条是永恒的传统，政治品德也要服从这个传统。通过祈求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的保佑，美国的命运就此获得了上帝的认可。
美国人就像格罗顿学校里的孩子们一样，受到有关上帝的宠儿的教育，让他们懂得“在历史上，所有的宗教都对战胜敌人的人荣宠有加……《可兰经》《希腊神话》《旧约》……都说杀死敌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当然，有关杀死敌人的目的和手段还是有一些限制的。如果你追溯希腊文化，读一读修昔底德(3)的著作，就会发现你对其他与你同属一种文化的希腊人能做什么是有限制的，但是对于波斯人，就没有任何限制了，因为他是野蛮人。”3
宗教性的责任为艾伦·杜勒斯这样的冷战斗士提供了动力。艾伦·杜勒斯是在长老会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他就喜欢引用《圣经》作为其用间谍的依据（约书亚就曾派遣间谍进入杰里科(4) ）。1961年中央情报局迁入位于弗吉尼亚州规模庞大的新址时，杜勒斯就让人在以天文学家兰利（Langley）命名的兰利大厅的墙上镌刻他喜爱的《圣经》引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亨利·鲁斯是传教士的后代，他也喜欢从《圣经》的内容中汲取力量，“基督教伟大的前途就在于：探索，然后你就会发现……而这种前途和前提就是美国立国之本。”鲁斯很少星期日不上教堂或晚上睡觉前不跪下祷告。鲁斯的妻子克莱尔·布思·鲁斯在女儿1943年死于车祸之后改而皈依罗马天主教。她改变宗教信仰这件事当时是美国媒体上最大的新闻，以致引起一些喜欢说三道四的人的嘲弄。有一则广为流传的笑话是这样的：鲁斯夫人在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期间，曾与教皇有一次有关教义的争论，教皇打断了她的话，提醒她说：“不过，夫人，你知道我也是天主教徒。”她还夸耀说在1952年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时，她说服了他，使他成为长老会教友。4
一位早期的传记作者写道：“鲁斯强烈地希望他能为提高国人的素质尽力，其动机无关利益和个人荣誉。他坚信他知道什么样的信仰对美国人有益，于是他就按照这种虔诚的信念行使自己的权力，尽管人们并不一致认为他的信念就是正确的。”5他坚信“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同心协力，其直接原因就是这个国家的宪法中明确规定要依靠上帝”，他认为，“除了古代以色列之外，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按照上帝永恒的意旨行事。”6在鲁斯看来，冷战是一场圣战，在这场圣战中，时代公司应为在全世界击败共产主义这一压倒一切的目标和意图尽力。有一次他向时代公司的经理们发问：“这是不是民间战争的宣战？如果是的话，那么这种民间的宣战是否可能不合法，而且有点疯狂呢？也许是吧，不过这样的非政府间的战争在历史上是有很好的先例的。”7除了十字军讨伐中的雇佣军和弗朗西斯·德雷克的私人船队外，还有什么可以引用来与之相比呢？
鲁斯最偏爱的神学家是担任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荣誉赞助人的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此人在冷战问题上却是一名“实在论者”，他认为在政权机构中最重要的是有意识地保持权力平衡，外交政策则应由精英权力机构负责，他人不得插手。尼布尔本人当然是这个精英群体中的权威性人物。另一方面。马丁·路德·金却宣称从他那里领会了“罪恶的宿根”(5)。尼布尔在神学方面为《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读者端出来的却是自由主义“大餐”，因而获得了悉尼·胡克的赞同。胡克赞成重新提出“原罪”的教义，以此作为政治工具，使“上帝成为国家政策的一种手段”。8随着宗教上的责任渗入冷战的每个重要领域，20世纪50年代整个美国的权力机构似乎只有一个一元的基本观点作为其政策基础：人类的未来将取决于“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即否定上帝的一方和信奉上帝的一方之间的斗争。”9杜鲁门总统曾警告说：“我们在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上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一个要暴政还是要自由的问题……而且更严重的是，共产主义是否认上帝的存在的。”10这种观点把世界上各种复杂的关系简化为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的斗争。炮制出这种观点，意味着这种“非黑即白”的美国外交政策明显地拒绝逻辑思维和理性思考。1916年，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6)在其著作中对这种主宰历史进程的曲解哲学化地描述为：“经久不变的想象被认为是知识，有条有理的幻想成了真理，自成系统的意志则被称为品德。”11
在年轻的传教士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的理论中，那种光明与黑暗、信仰上帝与不信仰上帝的区分已经不见了，他把杜鲁门的警告又推进了一步，声称“共产主义……一定有撒旦在为它出谋划策……不然怎么每当关键时刻都能让我们受骗上当呢？一定是撒旦赋予了他们超自然的能力、智慧和知识，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可能有别的原因。”12诺曼·梅勒则作出了不同的判断：“美国在政治上最深层的病因就是她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国家。”13
正是在这种宗教性的教条主义气氛下，麦卡锡参议员才能大行其道。在《严峻的考验》（The Crucible）一书中，亚瑟·米勒把二百年前发生在萨勒姆(7) 的搜捕巫师行动和麦长锡时代相提并论，以此说明虽然时隔两个世纪，“两者都犯有同样的过错，那就是只要对立面说这个世界是正常的朗朗乾坤，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格格不入和敌对的情绪。如果不犯这样的过错，20世纪50年代对赤色分子的政治迫害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量。”14这两次大审判的主要共同特点都是根据当众忏悔来定罪，不仅要求被告“供出他的同谋，并谴责指使他的魔鬼主人，而且还要用令人厌恶的过时的誓言来保证他已幡然悔悟、改过自新，这样他才能重新做人，加入由最清白的人构成的社会之中。”15麦卡锡的非美活动调查奇特之处在于他们对证据并不十分有兴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考验证人是否诚实。莱斯利·弗德勒同他的朋友欧文·托里斯托尔一样，早在50年代初就发现了这种宗教因素，他把这种过程描述为一种象征性的宗教仪式，他说：“忏悔本身并无价值，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忏悔，我们的自由主义就不能从只讲清白发展到还要承担责任。”16
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充分利用了公开忏悔的象征意义。伊莱亚·卡赞(8)1952年在麦卡锡的非美活动审讯中供出了同谋，由此他获得了奖励，让他加入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愿意为他而进行战斗。卡赞的“演员工作室”受到奉行强硬路线的反共派的攻击，索尔·斯坦因（Sol Stein）便以耶稣会的精神站出来为他辩护，他强调说卡赞在戏剧界恰如其分地履行了其“反共的责任。戏剧界政治上落后，具有传教士的精神，他们更加重视同行的兄弟之情。他们用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在我们的国土上为苏联的外围机构服务，实际上是增强了苏联这个庞然大物的力量。”17斯坦因分析说：“我们本应让过去与共产党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人，有机会把他们的精力转向真正的反共事业，如果这并不违背他们现在的信仰的话。”18他还说，应该让卡赞有足够的空间，让他给那些“政治上后进的人一些机会来弥补他们以往的过失，这样，他们才能在我们反对共同敌人的事业中发挥他们的才能。”19这样的分析并不足以使极端的反共压力集团“阿韦尔有限公司”（Aware, Inc.）满意，他们仍然抱怨说卡赞还在继续同那些“死不改悔分子”如马龙·白兰度、弗兰克·西尔弗拉、卢·吉尔伯特（Lou Gilbert）等人合作，居然没有聘用一个“积极反共的人物”。20
美国委员会还委任美国最有名的告密者惠特克·钱伯斯为执行委员。这位告密者的证词毁掉了阿尔杰·希斯的职业生涯(9) 。惠特克将告密的技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以致他在时代-生活集团的上级同事（钱伯斯当时是一名编辑）当着鲁斯的面对他说：“我想你最喜欢看的一部电影大概是《告密者》吧。”索尔·斯坦因激愤地写信给钱伯斯，告诉他，因为提名他为执行委员，“已经接到一些半夜以后打来的匿名电话，威胁说要把董事会的成员‘从地球上消灭掉’。”他在信的结尾处写道：“上帝啊，我想我们干的这件蠢事永远也抹不掉了。”21
钱伯斯在《目击者》上写道，他的自传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对于一个并不健全的社会，我们称之西方文明，一个人对它如此有信心，认为它如此伟大，乃至为了保卫这个社会甘愿牺牲人们珍视的一切，包括他的生命，这个社会还能苛求于他，对他进行责备吗？”22钱伯斯把自己美化为大卫(10)式的人物，他却因为拿起投枪反对共产主义而从《星期六晚邮报》那里拿到了75000美元。这家报纸用了8个星期连载了他的这本书。安德烈·马尔罗在读了《目击者》后对钱伯斯说：“有些人不是空着手从地狱回到人间的，你就是其中之一。”23
美国的反共分子既有上帝又有金钱支持他们，他们就能够从中捞取好处，使反共事业成为一种兴旺发达的第二职业。在好莱坞，十字军把美国文化中一切不信奉上帝的异教徒清洗出去。两个通过报业辛迪加到处发表街谈巷议的专栏作家赫达·霍珀（Hedda Hopper）和罗薇拉·帕森斯（Louella Parsons）抓住这个机会，就像比顿太太清扫厨房一样，也做起精神卫生工作来了。她们拿着高薪，充当保卫者复仇女神(11) 和警察局女监管理员的角色，其任务就是站在门口阻挡那些有原罪的人、不爱国的人和违反规则的人，因为这些人是没有资格同一批模范圣徒们呼吸同样的新鲜空气的。这些堪称楷模的人物有路易斯·B.迈耶（Louis B.Mayer）、哈里·科恩（Harry Cohn）、杰克·沃纳（Jack Warner）、达瑞尔·扎努克、萨姆·戈尔德温（Sam Goldwyn）以及其他一小撮人。“这两位女士对共产主义的凶狠堪与共产主义自身的行径相匹敌。”24
霍珀和帕森斯自己可能没有想到，但她们确被称之为“战斗的自由主义者”。这个词是五角大楼、海军、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行动协调委员会用来特指一场绝密的运动，其目的是把“自由”这个主题贯穿于美国电影之中。1955年12月16日，星期五，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讨论如何在好莱坞贯彻“战斗的自由”这个思想。根据一份绝密报告，“战斗的自由”旨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真实状况，阐明自由世界生活方式的基本原则，并“唤醒自由国家的人民，让他们看到自由世界面临的严重威胁，激发他们起来与这种威胁作斗争。”25文化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解释说：“这样做是想提出一个口号，创造一个政治警语，让大多数人得到一个自发产生的印象，而实际上却是有意识地贯彻到文化之中的。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宣传行动。”26“战斗的自由”作为说教运动的基础，是由最高领导层批准的。但是直到翌年，五角大楼才找到一个具体传达这个想法的方式。1956年6、7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在加利福尼亚召集了几次会议，有一批全力反共的好莱坞人士参加，其中有约翰·福特、梅里安·库珀、约翰·韦恩和沃德·邦德。
这些会议在约翰·福特的米高梅公司办公处举行，会议长达6小时之久。根据1956年7月5日的一份备忘录，“韦恩先生称，由他担任制片人的电影（由巴克杰克公司出品）中，他将用心地将（‘战斗的自由’）计划贯穿其中。”为了让大家了解如何才可能做到这一点，次日，韦恩把全体与会者请到他位于恩西诺的路易斯大街4570号寓所来看电影。“晚餐后，放映了《牺牲者》（The Expendable）和《沉默的人》（The Quiet Man），韦恩先生和福特先生研究了这两部电影是如何表现有利于海军和自由世界文化的内容的。”27
在另一次会议上，梅里安·库珀指出，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惠特尼正在制作的一系列影片“缺乏主题……他希望惠特尼的电影中也体现这个主题（战斗的自由），并进而说明在其他影片中，他将注意反映这个主题。”28随即作出安排，向惠特尼通报这一情况。科尼利厄斯（桑尼）·范德比尔特·惠特尼是一位成功的实业家，惠特尼家族的巨大财富虽然交给他的堂兄弟乔克管理，但是他也有份。同乔克一样，他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他们两人的表姐妹就是特蕾西·巴恩斯），巴不得能为中央情报局效力。作为惠特尼信托公司的管理班子成员，他答应让中央情报局利用这家公司作为工作渠道。在发起建立国家安全情报局进行心理战的人员中，他也是小组成员之一。作为一个著名的制片人（1933年他与大卫·塞尔兹尼克开始共同经商，他们合作拍摄了《一个明星的诞生》《蝴蝶梦》和《飘》）。1954年他创办了C．V．惠特尼电影公司，并声称“我要摄制我将之命名为‘美国系列’的电影，让美国人看到我们的国家，而且还要让世界人民通过电影更多地了解我们。”29美国系列的第一部影片是《搜索者》（Searchers），耗资300万美元，导演是约翰·福特。
在二战期间，约翰·福特曾任战略情报局战地摄影队队长，任务是拍摄游击队的活动及欧洲占领区的破坏活动和抵抗运动。他还接受一些特殊任务，包括拍摄只供政府领导人看的绝密影片。1946年，他注册了自己的制片公司“阿尔戈西电影公司”（Argosy Pictures）。主要投资人除福特和梅里安·库珀外，全是从战略情报局出来的人：威廉·多诺万、奥利·多林（Ole Doering，多诺万设于华尔街的律师事务所的成员）、大卫·布鲁斯和威廉·范德比尔特。福特完全赞同政府情报机构为好莱坞电影的观众确定一些主题，他要求“给他留下6本‘战斗的自由’小册子，以后再给他送十几本来，以便他将这些小册子分送给他的电影脚本作者，这样他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概念的一些用语。”他还要求派一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代表到影片《雄鹰展翅》（Eagles Wings）的摄制现场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Pensacola）来，“协助他们把‘战斗的自由’的要素贯彻到影片中去。”30
帮助传达信息的是梅里安·库珀。他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军用机飞行员；1918年在法国上空被德国人击落。30年代成为RKO公司的制片人，是他促成了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金格尔·罗杰斯两人的合作。《雄鹰展翅》剧组里还有沃德·邦德，他是电影界维护美国理想联合会的主席，这个机构的宗旨是要把共产党员清除出电影业，并为非美活动委员会效力。邦德的一位熟人说“他为了使自己显得重要，愿意不惜代价做任何事情，哪怕是踩着别人的身体，也在所不惜。”福特（他对于麦卡锡开列黑名单这样的事是十分厌恶的）常说：“我们只好实际一点。沃德·邦德是臭狗屎一堆。但是这堆狗屎对我们有用。”这就是行动中的好莱坞工作队，其成员都是一些相识几十年的熟人，他们为了接受任务，获得支持只好相互依赖。
“战斗的自由”之所以能够在美国产生是因为美国自觉地背着帝国的包袱。这些美国电影大声疾呼，要求人们为美国领导下的和平负起责任（也要作出牺牲），颂扬的是义不容辞地尽职尽责，团结协作，听从指挥，充满着男子汉孤胆英雄气概。约翰·韦恩曾千方百计地逃避在二战时期服兵役，而在现在这种环境下，却被认为是美国的模范战士，美国精神的化身。这位“首领”是一位拓荒者，正在征服世界。1979年，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为他颁发了一枚奖章，上面镌刻的只有两个词：“约翰·韦恩，美国。”但是，他的美国是一个对赤色分子进行政治迫害的美国，是一个种族偏见盛行的美国。就像电影《大人物吉姆·麦克莱恩》（1952）真名实姓的主角一样，韦恩主演了一部最露骨的仇共电影，制作这部电影是向参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献礼。
电影和宣传一样，靠的是杜撰，但杜撰得巧妙，人家就会信以为真。为了充分发挥电影的这种功能，好莱坞早已懂得它需要抛弃那种制造神话的形式，以适应当时普遍的政治和社会情绪。于是它不再拍摄二三十年代那种反布尔什维克的电影了，转而称颂俄国为战时盟友，当时摄制的电影如《北方的星》（The North Star）、《光荣的日子》（Days of Glory）、《俄国之歌》（Song of Russia）以及臭名昭著的《出使莫斯科》（Mission to Moscow），这些电影为莫斯科举行的那些审判开脱，反而赞扬俄国人是民主的捍卫者。到了50年代又制作大批的反共电影，如《赤色噩梦》（The Red Nightmare）、《红色的威胁》（Red Menace）、《侵略美国》（Invasion America）、《我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共产党员》（I Was a Communist for FBI）、《红色火星》（Red Planet Mars）、《铁幕》（Iron Curtain）、《我的儿子约翰》（My Son John）、《盗墓者入侵》（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等等。由联邦调查局出资摄制的《在比肯大街上往东走》（Walk Easton Beacon Street）深受埃德加·胡佛的喜爱。这些电影的片名和它们的内容一样都不足信，所有这些电影都显示出一种对“外来者”“陌生人”和“对方”的神经质的恐惧。美国电影对德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变，美国上尉不再与纳粹斗争而与共产党人作战了；这个战败的敌人现在被塑造成英勇的战士和不可轻视的对手（1952年摄制的《沙漠上的狐狸》The Desert Fox，1955年的《海上追踪》The Sea Chase，1957年的《下面的敌人》The Enemy Below）。星期一还是敌人，到了星期二摇身一变成为朋友，好莱坞告诉我们，“把‘善良’与‘邪恶’的标签从这个国家身上撕下贴到另一个国家身上是多么地轻而易举。”31
美国国内的观众惯于夸大共产主义的威胁，对于这样的观众，此类影片颇受欢迎，因为大部分美国人现在都深信“俄国人要来了，不知哪天夜里炸弹就扔下来了。”32但是在国际市场上，这些影片的效果却不佳。欧洲对于法西斯主义仍然记忆犹新，好莱坞反共影片中表现出来的无端仇恨和语言暴力对他们毫无吸引力，他们倒是喜欢轻松的《罗马假日》（Roman Holiday）和《澳洲巫师》（Wizard of Oz）。但是欧洲也没有全被这些造作的理想乐园类型电影所迷惑。一系列贸易协定的条文中（由1946年的布鲁姆-拜恩斯协定开始），不显眼地含有这样的规定：保证美国电影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放映的指标有所增加。这样的协议在法国知识界引起愤怒的批评，1948年甚至还导致街头暴力冲突。
在欧洲，进口的好莱坞电影已达饱和状态，美国战略家们对于由此引起的不满反应惊人的迟钝。在1951年的戛纳电影节上，美国没有派出外交代表，也没有正式组织美国电影界头面人物、作家、技术人员和艺术家的代表团参加。相反，俄国人派出了电影部副部长，还有著名导演波多夫金（Poudovkine），并在电影节上对苏联的成就做了精彩的介绍。美国获悉，多篇报道称美国在戛纳显得“十分愚蠢”，此后美国才决心关注电影制片业。
1953年4月23日，塞西尔·B.德米尔在被任命为电影特别顾问后迈进了C.D.杰克逊的办公室，两个星期后，他写信给亨利·鲁斯说，“杰克逊十分支持我们，而且……他对美国电影在国外显示出的强大力量也获得了应有的深刻印象。他的理论是，最有效地利用美国电影，并不在于专门摄制一部影片去解决某个特定的问题，而是摄制一部‘正常的’电影，从侧面曲折地通过感官把正确路线传达给观众。这个论点我是完全赞同的。他对我说，我随时都可以向他反映某个国家或某个地区存在的特定问题，他会想办法通过一部影片来作出适当的处理。”33
德米勒同意担任电影服务处（Motion Picture Service）的顾问，对于政府的宣传家们无异于发生了一场政变。电影服务处通过美国新闻署驻78个国家的135个工作站，手中握有一个庞大的发行网。它依靠政府拨给的经费，实际上已成为“制片商”，拥有电影制片厂和一切必要的东西。它还雇有电影制片人和导演，这些人还要通过绝密的政治审查。“有的电影反映了美国希望达到的目标，而且也能让‘预定的观众’看到，作为电影业的中介机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管的。”34凡是这样的电影制作任务，就交给这些制作人和导演去负责。MPS为行动协调委员会这类秘密机构提出建议，哪些电影适合在国际上发行。1954年6月，它列出了可供铁幕后放映的37部影片，其中包括：《彼得·潘》《乔尔森的故事》（The Jolson Story）、《格伦·米勒的故事》（The Glenn Miller Story）、《俄克拉荷马来的孩子》（The Boy from Oklahoma）、《走吧，伙计，走吧》（G0, Man, Go，这是一个哈勒姆区黑人闯天下的故事）、《艾丽丝漫游仙境》和《经理套房》（Executive Suite）等等。
MPS还管理美国参加国外电影节的事宜，这样就弥补了1951年出现在电影节上的尴尬空白。当然它还尽力排斥那些“不支持美国政策的电影制片人和影片，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人和影片出现在国际电影节上是有害的。”35它确实推出了《鲍勃·马赛厄斯》（Bob Mathias Story，1954年联艺出品）这样的电影，“几乎完美地塑造了美国生活最好的一面，讲的是一个来自小城镇的男孩儿和他的家庭、女朋友、职业生涯以及他对体育的热爱，这一切都帮助他两次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奖牌，成为奥运史上杰出的运动员之一……如果这部影片还不足以反映我们所需表现的美国价值观，那么我们又必须着手寻找一系列新的题材来进行宣传。”36
要在好莱坞物色盟友，他们最了解美国在宣传中的问题，又能将需要传达的思想巧妙地贯彻于脚本和摄制中，C．D．杰克逊通常感到为难。1954年1月，他拟定了一张名单，他估计这些朋友能帮助政府做点事，他们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塞西尔·B．德米勒和达里尔·扎纳克，米高梅公司的总裁尼古拉斯·申克（Nicolas Schenk）和制片人多尔·沙里（Dore Schary），派拉蒙公司的总裁巴尼·巴拉班（Barney Balaban），哈里和杰克·华纳兄弟，RKO公司的总裁詹姆斯·格兰杰（James Grainger），哥伦比亚公司的总裁哈里·科恩，环球公司的总裁弥尔顿·拉克米尔（Milton Rackmil），共和公司的赫伯特·耶茨（Herbert Yates），沃尔特和罗伊·迪斯尼以及电影界联合会的埃里克·约翰斯顿（Eric Johnston）。
不过，C．D．杰克逊在好莱坞最宝贵的财富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卡尔顿·艾尔索普（Carleton Alsop）。艾尔索普以制片人和经纪人的掩护身份在派拉蒙公司工作，30年代中期在米高梅公司工作，后来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同朱迪·加兰合作，那时他已经参加了弗兰克·威斯纳的心理战工作组。50年代初，他定期为中央情报局和心理战略委员会撰写“电影报告”。编写这些报告有两重目的：一是为了监控好莱坞的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同路人；二是总结以卡尔顿·艾尔索普为首的一个秘密压力集团的得失成败。这个压力集团曾因把一些特定的主题贯彻于好莱坞电影而受到指责。
艾尔索普的秘密报告读来非比寻常。报告透露了中央情报局竟如此深入地渗入电影业之中，尽管该局一直否认企图对好莱坞施加影响。1953年1月24日的一份报告集中谈到影片中黑人形象公式化问题。在这份标题为《电影中的黑人》的报告中，艾尔索普报告说，他已经同几个导演谈妥，他们同意“在以美国为背景的影片中安排一些衣着考究的黑人形象，但是不要太显眼或过于做作。正在摄制的《桑加里》（Sangaree）可惜无法安排，一是因为电影的档期，二是以南方为背景，表现的是种植园里的黑人。尽管如此，还是设法冲淡了一些不好的印象，办法是设计了一个长官家里的高贵黑人管家，并为这个角色设计了对话，表明他是一个自由人，可以做他喜欢做的工作。”37艾尔索普还报告说，在喜剧电影《卡迪》（Caddy）的“群众场面里也安排了几个黑人”（这部影片由杰里·刘易斯主演）。当许多“黑人”有了选举权，而且有许多机会加入高尔夫球俱乐部，这种情形确实显得相当乐观的。38
在同一份报告中，艾尔索普还提到一部叫《箭头》（Arrowhead）的电影，第一次涉及阿巴契人(12)的待遇问题。艾尔索普写道：“这里提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能被共产党所利用”。所幸的是他出主意对电影做了一点小小的修补，就是把那些让人看不过去的场景大部分都删除了或明显地冲淡了（比如军队无视阿巴契人的愿望，强行把整个一个部族的阿巴契人用船运往佛罗里达州，把他们当成牲口一样在身上打上印记等）。影片制作已经煞尾还修改了其中的对白。这部影片作为商业性和爱国主义的电影呈献给了观众，艾尔索普居然并没有遭到制片人纳特·霍尔特的反对。39
苏联人总是抓住一切时机利用美国在种族关系上名声不佳大做文章。1946年，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詹姆斯·拜恩斯（James Byrnes）(13) 企图对苏联不给巴尔干诸国人民选举权提出抗议，“受到抢白，并遭失败”，原因就是苏联不费吹灰之力地反驳说，“拜恩斯自己的那个南卡罗来纳州就剥夺过该州黑人的选举权”。40苏联人一直声称美国存在种族歧视，非洲裔美国人工资低，受到不公正待遇，还遭暴力威胁，而美国却一直在开展一场更为广泛的运动来否定苏联的指责，艾尔索普在好莱坞所作的努力就是这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以C．D．杰克逊所处的地位，他要求不要躲避这个问题，他主张“美国不必要做任何解释，说‘这是对我们的名誉的玷污’，而是要理直气壮地面对世界。”41为此，行动协调委员会的心理战专家们（在与国务院的密切合作下）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文化展示委员会”（Cultural Presentation Committee），其任务是就组织美国黑人出访问题进行规划和协调。以后，利昂泰因·普赖斯、迪齐·吉莱斯皮（Dizzy Gillespie）、玛丽安·安德森、威廉·沃菲尔德（William Warfield）、马撒·格雷厄姆舞蹈团以及一大批其他多种民族和黑人杰出人物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就是这个秘密计划实施的组成部分。一位秘密行动战略家称为“伟大的黑人民间歌剧《波姬和贝斯》（Porgy and Bess）”曾走遍了西欧、南美，然后又赴苏联集团各国演出，巡演达10年之久，演员是70名非洲裔美国人，“他们活生生地表明黑人是美国文化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2
奇怪的是，美国黑人奇才的崛起竟与曾为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恶劣处境鸣不平的作家之衰落成正比。1955年，苏联的《外国文学》（Inostranaya Literatura）杂志发表了厄斯金·考德威尔（Erskine Caldwell）的两篇小说，使美国的宣传家连早餐都吃不下了。美国新闻署（USIA）的约翰·波克尔（John Pauker）写道：“第一篇小说名为《疯狂的金钱》（Crazy Money，英文原作发表时用的标题是Windfall，意为《横财》）倒是无关痛痒，但第二篇《男人群》（Masses of Men）却十分恶毒，讲的是公司的无赖行径、黑人的贫困和为了两角五分美元强暴一个10岁女童的故事。”43美国新闻署对此事的关注导致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答应向考德威尔施加压力，让他自己出来否定这个故事。悉尼·胡克在1949年就曾抱怨说，“南方作家的小说尽写一些社会上的抗议活动”和“美国的堕落和愚蠢”，44从而加深了对美国的消极看法。美国委员会对胡克的抱怨作出反应，决定“与南方作家小集团脱离接触。他们的作品，对于我国的行为方式和道德精神作了带有极端偏见和心理扭曲的描写。”45这一评价绝不是孤立的，而是文化冷战斗士们作出的评价，其中包括埃里克·约翰斯顿，他在他设于好莱坞的办公室里领导了这场对南方作家的攻击：“我们再也不要《愤怒的葡萄》，我们再也不要《烟草路》(14)，我们再也不要表现美国阴暗面的电影。”46从此，考德威尔、斯坦贝克、福克纳和理查德·赖特的作品销售量一落千丈。
让我们再回到好莱坞。卡尔顿·艾尔索普从来对描绘美国阴暗面十分警觉。在一份报告中，对于“根据埃德娜·费伯（Edna Ferber）的小说《巨人》（Giant）改编的剧本”提出了警告，他说这个剧本“要注意，因为它存在以下三个问题：1．对于富有的美国人（得克萨斯人）作了丑化描写，把他们塑造为既不文明又残酷无情的人。2．对得克萨斯的墨西哥人有进行种族性污蔑之嫌。3．暗示盎格鲁-得克萨斯人的财富来自对墨西哥劳工的剥削。”艾尔索普提出的解决办法很简单：“每当有人再次试图在派拉蒙公司开拍这部电影，我都将加以阻止。”47结果他只是成功了一半，因为派拉蒙遵命未拍，而华纳兄弟公司接了过去，由詹姆斯·迪安于1956年拍成他最后的一部影片。
艾尔索普的报告不断地对好莱坞的政治气候作出评估，据此来进行培养制片人和电影厂的复杂工作，让他们接受中央情报局设计的“好莱坞模式”。48结果是清除了具有负面影响的公式化表现形式，引进了反映一个健康的美国的人物塑造。艾尔索普宣称：“下列电影中，只要主角或重要角色是酗酒的美国人，都已删除成功：《霍迪尼》（Houdini）中一名美国记者是一个酒鬼，全部剪掉；这可能需要重拍才能改正过来。《英卡斯传奇》，剧本中主要角色的美国人豪饮场面一律删除。《大象的脚步》，只保留剧情需要的醉酒场面。《莱宁格和蚂蚁》，美国人重要角色豪饮内容在修改脚本时予以删除。”49
对于“攻击宗教的电影”，艾尔索普尤其敏感：一家电影制片公司与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合作，开始将丹农齐奥（D'Annunzio）的作品《伊奥里奥的女儿》（Daughter of Iovio）改编为电影剧本，艾尔索普确信这将是一部百分之百反宗教电影，他为这件事犯愁：“我们怎样才能不让他们搞？我想梵蒂冈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吧。请不要误解我是倾向天主教的，这样理解可能会歪曲我的观点。在这场争取人的思想的斗争中，共产党走的第一步必然是攻击宗教。”50更麻烦的是罗贝托·罗塞里尼的《弗朗西斯科》（Francesco）中对圣方济各的处理(15)。艾尔索普写道：“这实在是件麻烦事。丑化宗教的电影莫过于此……对圣方济各和他的伙伴们的塑造过于简单化，以致人们会觉得这是一批十足的傻瓜，不仅精神上是笨蛋，而且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还是同性恋。”51
艾尔索普与菲尼斯·法尔（Finis Farr）同时加入威斯纳的政策协调处（OPC）。法尔是一个与好莱坞有交往的作家，曾与约翰·奥哈拉一道工作。艾尔索普和法尔被招募加入心理战工作组后，在霍华德·亨特手下工作。亨特原为战略情报局（OSS）人员，他热衷于所谓的黑色宣传工作，因而在中央情报局的政治和心理战中负责培训工作。
1950年，乔治·奥威尔去世后不久，霍华德派艾尔索普和法尔同赴英国与作家的孀妻索妮亚见面。他们此去并不是为了安慰她，而是请她签署一份版权合约，同意将奥威尔的《动物农场》拍成电影。她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签署了合约。他们首先安排她与担任主角的克拉克·盖博见面。霍华德·亨特写道：“这次（访问）的结果是即将拍出一部奥威尔的《动物农场》的动画片，由中央情报局出资，在全世界发行。”52
拿到版权后，亨特立即着手物色一名愿为中央情报局效力的制片人。他选中了路易斯·德卢奇蒙（Louis de Rochemont）。德卢奇蒙在制作每月一部的系列纪录片《时代在前进》（The March of Time）时曾聘用过亨特，纪录片的“母公司”是时代有限公司。53
德卢奇蒙与亨特建立了联系，利用艾尔索普和法尔提供的中央情报局的资金，《动物农场》的制作于1951年11月15日启动。英国的哈拉斯和巴切勒（Halas and Batchelor）卡通电影有限公司被选中来制作这部当时最为雄心勃勃的动画片（80名卡通画家，750个场景，30万张彩色动画）。匈牙利出生的约翰·哈拉斯，1936年移居英国，他制作的《音乐人》，是英国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他同他的妻子巴切勒一道为英国中央新闻局制作了100部官方影片，大多数是宣传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的内容。
《动物农场》的出版人弗雷德里克·沃伯格密切关注哈拉斯公司动画片的制作情况，并不断向他在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朋友们通报进展情况。1952至1953年间，他几次来到制片厂看已制作出来的片段，并对剧本的修改提出建议。（也许就是沃伯格建议影片中的年老的革命预言家有着温斯顿·丘吉尔的嗓音和外貌？）同时他还监督着《动物农场》新版的出版事宜，新版由塞克-沃伯格公司出版，书中附有哈拉斯和巴切勒公司制作的动画插图。
电影剧本也经心理战略委员会审查。根据1952年1月23日的一份备忘录，该委员会的官员觉得剧本还不够有说服力，“动画样片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混乱，故事的冲击力还显得有些模糊。虽然影片的影射性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它传达的含义却不太明晰。”54有意思的是，美国情报官员的批评竟同早先T．S．艾略特和威廉·恩普森对该书的意见不谋而合。1944年，他们两人曾写信给奥威尔，指出《动物农场》这个寓言的中心主题尚有缺点，或者说前后还不太一致。
剧本存在的问题是通过修改结局来解决的。在原作中，猪和人是无法区分的，两者一道滚进了腐化的泥塘。在影片中，这种融合为一体被细心地删节掉了（原著中的两个主要角色皮尔金顿和弗雷德里克，奥威尔是用他们来影射英国和德国的统治阶级的），在电影里他们已经变得不显眼，在影片结尾时，干脆就消失了。在原书中，“身处兽园之外的动物从猪看到人，再从人看到猪，又从猪看到人，最后已经分不清哪个是猪哪个是人了。”但是电影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结尾处，猪的出现使人看到动物们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把兽园闹得天翻地覆。畜场的人不见了，只剩下猪在分享战利品。这样一来，原来的共产党的腐败和资本主义的腐朽融为一体的主题就被颠倒过来了。
在《1984》一书中，奥威尔看到的未来真如噩梦一般，各级文化战略家们对此倒是十分感兴趣。中央情报局和心理战略委员会的官员们（《1984》是他们的必读书）一把抓住书中对极权主义危险的考察不放，其实奥威尔痛斥的是一切政权——不管是右的还是左的——对其公民滥用权力。对于这一点，这些官员却视而不见。这本小说所指的对象虽然颇为复杂，但其总的含义还是明确的，那就是声讨政府的一切谎言和诡计。但是美国的宣传家们却立即把它确定为针对共产主义的，以致一位评论家认为，“且不论奥威尔写书时究竟指的是什么，反正他为冷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神话……在20世纪50年代，这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惯用的‘新语言’。(16)”56从另一个层面上看，《1984》这本书中，作者充分表达了他对大众文化和由无知而产生的普遍奴性的不满（书中有一个普罗妇女(17) 在晾衣服时用颤音哼唱流行歌曲，温斯顿对流行歌曲的反应就含有对“大众崇拜”以及那种催人欲睡的沉闷所怀有的恐惧）。在这个层面，其政治上的对象也不是特有所指，而是泛指，也就是滥用语言和逻辑，彼得·范西塔特（Peter Vansittart）称之为“政治正确性的卑劣威胁”，这里是既针对他们也针对我们而言的。在电影版本中，这种本来十分明确的概念却变得模糊了。
对奥威尔寓言式的作品进行巧妙的处理以适应电影制作者的偏见和假设，这当然是同文化冷战的偏见完全一致的。为片面理解奥威尔的著作提供架构最卖力的，是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主席索尔·斯坦因。拉思冯曾向他就剧本的编写征求过几次意见，而斯坦因也有许多意见可提。首先，电影剧本“应该同当今极权主义密切联系起来。譬如，‘老大哥’的招贴画应该用一张真人的照片而不是一张斯大林的漫画。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明确无误地同已经去世的斯大林联系起来，说明‘老大哥’确实存在。”57电影里一切都不要漫画化，斯坦因接着说：“电影应该是我们今天能够直接看到的现象的延续。”譬如，反“性”联盟的成员应该胸前斜佩绶带，但是斯坦因担心，“据我们所知，这样的绶带同极权主义政权下的现实生活不符，这种绶带往往是外交官在礼节性场合佩带的。”58因此，斯坦因建议改为佩带袖章。与此类似，奥威尔在小说中用了小号这种乐器，斯坦因建议电影中不用，因为对美国人来说，“小号是同盛装游行联系在一起的。”59
实际情况是这部电影有两个不同的结局，一个是让美国观众看的，另一个则是给英国观众看的。两个不同的结尾都没有按照斯坦因的建议拍成甜蜜蜜的结局，虽然英国版本还是忠实于斯坦因关于结尾的想法，在温斯顿喊出了“打倒老大哥”之后被枪击中倒下了，紧接着是朱莉娅。小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奥威尔明确地否定了人的精神有可能胜过老大哥的压力。温斯顿在小说中完全被压垮了，他的精神崩溃了。“斗争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奥威尔曾明确指示，《1984》不得做任何改动，但是他的话根本没有人理睬。
1956年，《动物农场》和《1984》两部电影已摄制完毕可以发行了。索尔·斯坦因宣称，这两部电影“在意识形态上对于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十分重要”，他答应要尽力使电影“尽可能广泛地发行”。62同时，也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使这两部电影受到欢迎，包括“在纽约的各报上发表社论”，而且还分发了大量优惠价格的电影票。
不过，奥威尔本人在这类冷战行动中也难辞其咎。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向（英国的）情报研究局提交了一份有嫌疑的追随者(19)、有嫌疑的出头者或同情者的名单，共35人，其中有金斯利·马丁（《新政治家和国家》的编辑，“蜕化变质的自由主义者，非常不诚实”）、保罗·罗伯逊（“极端仇视白人，华莱士的支持者”）、J.B.普里斯特利（J.B.Priestley，“铁杆同情者，也许组织上也有联系。极为反美”）、迈克尔·雷德格雷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人后来居然出现在《1984》这部电影中）。65奥威尔几乎怀疑每个人，有好几年他手头总有一个四开的蓝色笔记簿，1949年时，本子上记下了125个人的名字，这已经成为奥威尔喜欢同凯斯特勒和里斯玩的一种“游戏”。在这场游戏中，凯斯特勒和里斯要不断判断“我们感兴趣的可怕人物在背叛国家方面到底走了多远”。66列入奥威尔名单的标准似乎十分广泛，比如斯蒂芬·斯彭德就是他的“同性恋倾向”。奥威尔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他还说斯彭德“极不可靠，很容易受他人影响”。美国现实主义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也列入他的名单之中，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假作真诚而富有欺骗性的作家”，而厄普顿·辛克莱则赢得了一个“十分愚蠢”的评语。乔治·帕德莫尔（George Padmore）则仅仅被描绘成一个“黑人”，（也许是非洲裔？）因此，他是反白人的，很可能还是南希·丘纳德（Nancy Cunard）的情人。汤姆·德里伯格（Tom Driberg）吸引了奥威尔的火力是因为此人是他最害怕的“同性恋者”，“普遍认为他是反对现行体制的”，而且他还是一个“英籍犹太人”。67
50年后，奥威尔授权的传记作者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坚定地支持他的这一行动，声称“今天凡是负责任的公民对于他们认为是暗藏在他们中间的破坏分子向反恐怖机构报告是很正常的事，奥威尔的所作所为并无不妥之处。40年代末危险四伏，更是无可厚非。”69这一辩护受到一些人的响应。这些支持者一心一意地散布一种神话，说有些知识分子与莫斯科密切合作，他们联合起来，试图为在英国实行斯大林主义奠定基础。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奥威尔列入名单中的人（已经公之于众者）参与了非法活动，也没有证据可以将他们与共和军的恐怖主义分子相提并论。“同性恋”可能具有犯罪的危险性，这是可以指控他们的唯一根据。但是这种说法并未能阻止奥威尔对这个词作出可怕的界定。按照英国法律，加入共产党或身为犹太人并不违法，情绪化或生来愚蠢更与法律的禁条无关。佩里格林·沃索恩写道：“在右派看来，奥威尔做的事是绝对不会错的。在这类事情上，他的判断是绝对可信的。所以，他认为在冷战期间，一个作家急于出卖另一个作家也一定是正确的。事情就是这样。争论结束，但是争论不该就此结束。一个不光彩的行为不能由于是乔治·奥威尔所为就变得光彩起来了。”70
这并不是说奥威尔关注他所谓的“俄国神话对英国知识界的毒害作用”71也是错误的。在所有的人当中，他是懂得意识形态十分重要的一个人，他也知道有人以“自由主义者惧怕自由，知识分子自己往知识身上抹黑”72为口实进行着种种歪曲。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混淆了知识分子和警察之间的不同作用。作为知识分子，奥威尔可以影响他的读者，公开地动员他们起来抨击英国的俄国化，并同他的对立面在《论坛》《论战》（Polemic）上以及其他报纸杂志上进行辩论。有些知识分子可能不真诚（只是怀疑而已），但是因而就以阴谋诡计来对付他们，这样做能推进自由事业吗？
(1)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法国文学家、哲学家，早年曾为耶稣会士，但他在1746年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哲学思想录》中对基督教却进行了无情的攻击。
(2) 和散那（hosanna），赞美上帝的用语。
(3)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400年），希腊伟大的史学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面论述了雅典与斯巴达之战。
(4) 约书亚（Joshua），以色列人领袖摩西亲自指定的继承人。以色列人出埃及渡过约旦河后，在约书亚率领下攻占迦南（巴勒斯坦），第一个攻打的城镇就是约旦的杰里科。迦南的占领通过渗透和同化，经几个世纪才最后完成。
(5)基督教神学理论认为，人性中潜藏着“罪恶的宿根”（poteatid for evils）。
(6)桑塔亚那（1863—1952），西班牙著名哲学家、作家和学者。1918年曾出版《美国人的哲学见解》。
(7) 萨勒姆（Salem），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1630年设镇。现为萨勒姆市，该市至今仍设有萨勒姆巫术博物馆。
(8)伊莱亚·卡赞（Elia Kazan，1909—2003），希腊裔美国著名导演和剧作家，曾在百老汇导演过《欲望号街车》《推销员之死》等。麦卡锡时代，因在30年代的“非美活动”而受到审讯，此事在1952年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
(9) 关于惠特克告密出卖联邦官员阿杰·希斯的案件，见第十二章。
(10)大卫（David，公元前11世纪—前962年），古以色列国第二代国王，在以色列人心目中一直保持着爱国忠君的美好形象。
(11) 复仇女神（Fury），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女神，据说她们共有3人，生活在阴间，专门来到世间追杀恶人。
(12)阿巴契人（Apaches），美国西南部印第安部族的一支。
(13) 前文提到的布鲁姆-拜恩斯协定（Blum-Bymes accord），就是他与布鲁姆之间签订的。1946年布鲁姆以法国特使的身份前往美国，与拜恩斯就法国需13.7亿美元贷款重新进行谈判。
(14)《烟草路》（Tobacco Roads，这个词的原意为美国南方烟草种植地）是考德威尔的成名之作，通过美国种植园工人的经历暴露美国社会的污秽的堕落，
(16)原文为newspeak，奥威尔在《1984》中生造的一个词，指官僚们惯用的含义模棱两可且词汇越来越少的语言。也译为“新语”或“新话”。
(17) 普罗妇女，原文是prole woman。普罗为普罗利塔里亚（proletarian）的缩写，即无产阶级。我国曾有“普罗文学”的用法。
(18)叶夫根尼·扎米亚京（Evgeny Zamyatin，1884—1937），俄国讽刺小说家、剧作家、反空想主义小说的始创者。这里提到的长篇小说《我们》（We）在苏联从未出版过，仅以手抄本流传，1924年在美国出版英译本，小说讲述一个独特的国家的生活，工人住在毫无隐私的玻璃房子里，没有姓名，只有号码，穿一律的制服，吃化学食品，享受配给的**，受一位他们选出的“大恩人”永久不变的统治。
(19)原文为vr，应为fellow travellers（追随者）的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