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兰塞姆的弟子们
我主张中央情报局不能仅限于以抽象的和纯实用的方式从事文化冷战，他们还要有明确的目标，而他们也确实有一个明确的美学上的目标，那就是他们追求的是高雅文化。
——理查德·埃尔曼
1954年9月，汤姆·布雷顿从中央情报局“退休”，1迁居加利福尼亚州，到那里去编辑一份纳尔逊·洛克菲勒替他买下的报纸。科德·迈耶接替他掌管国际组织处。这时的中央情报局已经像一条章鱼似的，把它的触须伸向了四面八方，而迈耶接管的这个处则是该局最大的政治和宣传活动的中心。2而且在他接手时的氛围最有利于开展隐蔽活动，正如那一年9月一份呈送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报告所言：“既然已确定为国策，那么我们就需要拥有一个强大的秘密的心理、政治和半军事性质的机构，这个机构要比敌方同类机构更有效率，更具特色。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还要更加残酷无情。谁都不许阻挡它快速、有效并有把握地完成其使命。现在的局势已十分明朗，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它已公然宣布其目标是统治全世界，为此将不惜采用任何手段，付出任何代价。在这样一场竞技游戏中是没有游戏规则的。因此，一切人类共同接受的行为准则均不适用。如果美国还要生存下去，那么在美国具有悠久传统的‘费厄泼赖’(1)准则就必须重新予以审视。这个哲学从根本上讲是不得人心的，但是美国人民却不得不逐渐熟悉它，理解它，并予以支持。”3
但是，国际组织处的重要性在它的成员中却并不能都得到体现。汤姆·布雷顿曾经想方设法来调动他的助手的积极性，而助手对此却无动于衷。布雷顿说：“此人名叫巴芬顿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Buffington）。他把内部备忘录到处乱扔，却从来不加整理。他完全是在混日子，整天无所事事。他一般上午9点来上班，把帽子挂在衣帽钩上，然后开始翻阅《纽约时报》，然后打道回府。”4乔斯尔森和他的亲信们则戏弄地为中央情报局派来巴黎的项目官员排家谱，戏称他们为乔治一世、乔治二世、乔治三世，一直往下排下去。乔治四世名叫李·威廉姆斯，同时也被戏称为五分镍币和一角银币（Nickle and Dime，这是用他的假名开玩笑），有一个很短的时期，他用的假名是“罗彻斯特先生”。同他的大多数前任相比，大家对他的印象较好，因为他敢于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采取骑墙姿态，一方面是日益官僚化的中央情报局，另一方面是波希米亚式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威廉斯还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同科德·迈耶和迈克尔·乔斯尔森一道驱车在巴黎行驶，科德回过头来对我说：‘李，你知道吗，迈克尔确实挺喜欢你的。’这个狗娘养的，他说这话似乎他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事。不过，迈克尔喜欢我是因为我从来不想在他面前好为人师地教他如何工作。我总是让他处于尊位，对他恭顺有加。”5但是，乔斯尔森真正的盟友是劳伦斯·德诺夫维尔，而他在欧洲工作了10年之后，想回家去了。他的新掩护身份是为自由欧洲电台纽约办事处工作。1953年底，他离开了巴黎。
德诺夫维尔是个十分难得的人，后来的人都比不上他。在他走后，乔斯尔森越来越把中央情报局派到代表大会来指导工作的项目官员仅仅视为“通讯员”。戴安娜·乔斯尔森说：“最初，中央情报局是很出色的。像劳伦斯·德诺夫维尔这样讨人喜欢的人都是真心实意的。但是后来的人就越来越不讨人喜欢了。迈克尔也越来越不喜欢他们了。不时会有项目官员来到巴黎，我看得出迈克尔总是千方百计地想离他们远一点，但是他们总是缠着不放。迈克尔也从来不同他们谈什么实质性问题。他与这些人只是朋友，同他们谈家庭、谈工作经历，我觉得这些人挺敬佩他，但迈克尔决心与中央情报局保持距离，尽可能不暴露他们之间的关系，以此来保护代表大会。”6根据戴安娜的说法，迈克尔和中央情报局的关系日益成为一种荒唐可笑的游戏：“由于他们总想表现得是他们在控制着代表大会，迈克尔很可能希望有机会向他们汇报一下工作进展状况，让这种假象维持下去。”戴安娜尽职尽责地招待这些项目官员。当他们来到乔斯尔森夫妇的住所时，她便尽义务似的用马丁尼鸡尾酒款待他们，然后“像送瘟神似的把他们打发走。对我来说，他们的重要性还抵不上半个我雇用的女佣。”7
科德·迈耶的难题之一是很难吸引中央情报局内部的人员到他的这个处来工作，尽管合适的人选并不缺乏。到了60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已经可以夸口说该局拥有的分析专家足可以办起一所学院，其中百分之五十具有高等学历，百分之三十是博士，以致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说，中央情报局“拥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比美国政府中任何一个部都要多”。但这些学院派的人物加入中央情报局并不是来做他们在校园里就可以做的工作。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寻求富于刺激性的冒险经历，并不是来充当校长或博士生导师的侍应生。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唐纳德·詹姆森说：“国际组织处的人员在许多（中情局的）人眼中只是一些装门面的摆设，特别是有些中央情报局的人认为，他们做的才是硬碰硬的情报工作。让我们招募一些真正的间谍去窃取文件，除此之外，其余都毫无意义。”8劳伦斯·德诺夫维尔证实了这种说法：“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些人认为不应当把这么多钱花在那些左派分子身上。”9于是，科德·迈耶就不得不另找出路了。
李·威廉姆斯说：“科德深受知识分子称许，真是独一无二。唯独他在美国能接触知识界，而他对文化人也极为尊重。”10迈耶1939年入耶鲁大学，研读17世纪玄学派诗人的作品直到现代的叶芝（Yeats）和T．S．艾略特的诗歌，师从梅纳德·马克（Maynard Mack）教授。这些诗人给我们遗留下的“是对其伟大成就的永恒尊敬，同时也激发了某些人动笔跃跃欲试的雄心。”11迈耶就曾试着创作诗歌，并在《耶鲁文学》（Yale Lit）上发表过几首“尚可一读”的诗作，并因此而当上这本刊物的编辑。
1942年迈耶以英国文学专业最优异的成绩毕业，但他在文学上的抱负因战争爆发而未能实现。他的孪生兄弟在战争中丧生，而他本人也在关岛因一颗日本人的手榴弹在脚边爆炸而失去一眼（为此，中央情报局内部有人为他起了一个“独眼巨人”的绰号）。后来他还以此为笔名写过几篇文章。1980年，他出版了回忆录，题为《面对现实》。
作为《耶鲁文学》的编辑，他紧跟詹姆斯·杰塞斯·安格尔顿（James Jesus Angleton），此人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传奇性的反情报头目。安格尔顿在文学上属于激进派，曾经把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介绍给耶鲁大学，并于1939年创办诗刊《怒吼》（Furioso，甚至在他已成为驻罗马的反间谍头子后，他的名字还作为该刊的编辑出现在版权页上）。安格尔顿是中央情报局与所谓的“P圈”(2)之间的重要联络人，反映了该局与常春藤联盟的关系。“P圈”里的著名成员有威廉·斯隆·科芬（William Sloane Coffin）。他也是耶鲁的毕业生，被艾伦·杜勒斯招募进入中央情报局。科芬后来在回忆他决定加入中央情报局的情况时说：“我是强烈的反苏派。我带着这样的思想框框，目睹了朝鲜战争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但是当时我并没有予以密切的关注，或追究过它的成因。1949年我从耶鲁毕业时，我就想过要加入中央情报局，但是实际上我却进了神学院，在神学院联合会待了一年之后，看到当时美国与苏联之间似乎立即就要爆发一场战争，于是我辞去了原来的工作，加入了中央情报局，希望能在这场战争中出一点力。中央情报局资助非共产党左派，他们给钱并不附带任何条件。在那段时间里，我对美国的政策似乎毫不怀疑，但是回想起来，我还不至于那样单纯和幼稚。”12科芬在常春藤联盟中为中央情报局招募的人包括阿尔奇·罗斯福（Archie Roosevelt）。此人曾在哈佛大学攻读英语专业，师从沃德姆学院（Wadham College）院长诺曼·霍尔姆斯·皮尔逊（Norman Holmes Pearson）教授，这是一位深受人们敬重的人文主义者，以他和W．H．奥登合著的五卷本《8—10世纪英语诗人》(3)而闻名。他还是美国研究协会和现代语言研究协会的官员，布莱赫基金会（Bryher Foundation）的董事会成员，诗人H．D.（Hilda Doolittle）的资产保管人。皮尔逊还是战略情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元老。13战时，他就在战略情报局的反情报机构X-2处工作，在伦敦是金·费尔比的手下。费尔比后来在描绘他时曾说他十分“幼稚”。皮尔逊负责积累敌方上百万的特工和间谍机构的档案资料。他“极力主张战后这一工作还应该继续做下去，尽管这一主张违反了杰弗逊有关政府的传统观念(4) 。”对此有一些很有分量的反对意见，但很快就被压了下去，因为“敌人”这个词的定义“已经变得具有非常大的伸缩性”。14回到耶鲁大学后，他主持了“在国内和海外推动美国研究的工作。如同其他外国地区研究一样，这门新学科显然具有超级重要性，因为这一研究要让我们懂得美国成为战后的世界统治者的必然性，鼓励受我们统治的国家加深理解美国文化的深奥精妙。”15皮尔逊曾为莱因哈特版的梭罗名著《瓦尔登湖》(5) 一书写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他表述了与上述观点一致的见解，将梭罗这位美国伟大的个人主义者的激进思想淡化到最低限度，有意使梭罗摆脱了与无政府主义的联系，强调他的著作是拥护好政府的，说他是“个人主义的象征，而我们则认为这正是美国生活的基础。”
皮尔逊最有名的门徒就是詹姆斯·杰基斯·安格尔顿。安格尔顿1917年出生于爱达荷州，少年时就读于伍斯特郡(6) 的马尔文学院（Malvern College）。在那所学校里，他立志要“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他对旧时欧洲的礼仪身体力行，一生从未改变他那种沉稳安详的举止。在英国求学的这些年确实赋予他一个欧洲人的品格（他也在意大利度过几年长假），淡化了他美国人的背景，连他说话都带英国口音。”161937至1941年他就读于耶鲁大学，与后来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麦乔治·邦迪、后来担任《纽约时报》的科学编辑沃尔特·萨利文（Walter Sullivan）和诗人小里德·惠特莫尔（Reed Whittemore Jr.）是同窗学友。1938年，安格尔顿在拉帕洛（Rapallo）与埃兹拉·庞德相识，成为至交。庞德后来称许安格尔顿，说他是“美国文学杂志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美国文学刊物的希望所在。”1949年，安格尔顿立下遗嘱，要把“一瓶好酒”遗赠埃兹拉·庞德、英国诗人们和《怒吼》的诗友们。他用以下的警句作为遗嘱的结尾：“现在我可以说了，我坚定地信奉基督精神和永恒的生命，同时也相信我们这个动**不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有时会盲目地奋战，目的是维护自由权利和表达精神的权利。以耶稣基督的名义，我与你们永别了。”尽管他有着这样的感情，小里德·惠特莫尔还是记得安格尔顿（他的母亲是墨西哥人）一直为他中间的那个名字（Jesus）深感窘困，因为这个名字“表明他并不是属于英国的上层阶级，而他那时渴望为自己树立这样一个形象。”17
作为出身于战略情报局的搞阴谋诡计的行家，安格尔顿把他在这方面的才能也带到了中央情报局，在这里，他那种拜占庭式的阴谋诡计(7)才能似乎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他首次获得成功是在1948年意大利大选中，充分发挥了美国策划的隐蔽竞选活动的作用，确保了基督教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这场选举受到乔治·坎南和艾伦·杜勒斯的密切关注和支持，是美国冷战的首次胜利。据费尔比说，安格尔顿因此于1949年晋升为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处处长。他主管该局反情报组CCI长达20年，并从1954年起负责与盟国情报部门的全部联络工作。他还组织了一个“记者-行动人员小组”，担任敏感而且常常是危险的工作。当时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对此毫不知情。这个小组掩蔽得很好，就像埋藏于深雪中一样。小组的机密材料都锁在安格尔顿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只有他本人可以利用这些材料。
安格尔顿是一个培植野兰花的高手（在阿隆·莱瑟姆，Aaron Latham，的小说《献给母亲的兰花》中，兰花是母亲的象征），他是一个世界级的用假蚊虫诱饵钓鱼的专家，还是发表过作品的摄影家、技艺高超的宝石和皮革技工，还是意大利歌剧、保罗·纽曼（Paul Newman）、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马龙·白兰度、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雪莉·麦克莱恩（Shirley Maclaine）、(8)斗蟋蟀、欧式足球等等的狂热迷恋者。他确实是一个非凡的通才。克莱尔·布思·鲁斯有一次对他说：“你无疑是情报界从未有过的最具魅力、最有趣的人物，是一个活生生的传奇人物。”18他身高6英尺，总是身穿一身黑色衣服。一个安格尔顿的崇拜者说他“长着一副精瘦的颚部，看上去活像拜伦。”他是一名典型的诗人型的间谍，许多有关中央情报局的浪漫神话都由他而起，说中央情报局是美国自由主义文学传统的延伸。
科德·迈耶为了与“P圈”人物建立广泛的联系，现在他已把目光投向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他最喜欢的诗人艾伦·塔特和约翰·克劳·兰塞姆就在该校任教。1938年，兰塞姆在这里筹建了《凯尼恩评论》（Kenyon Review），这本刊物构建了整整一代人对文学的鉴赏标准，此刊享有的威望使凯尼恩这个懒散、闭塞的城镇在文化的道琼斯指数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同在1938年，这里有一批天才居住在校园中央一座木结构的哥特式建筑物“道格拉斯楼”里，这里是约翰·克劳·兰塞姆那批好学而又古怪的门徒离群索居的理想所在。这批人当中有罗比·麦考利（Robie Macauley）、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大卫·麦克道尔（David Macdowell）、彼得·泰勒以及年龄较长的教师罗伯特·洛厄尔，人称兰塞姆的弟子们。19
1937年，罗比·麦考利入密歇根州的奥利维特学院。在校时，他上过凯瑟琳·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和艾伦·塔特的课，亲眼看到福特·麦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像一个“经历过已被遗忘的战争、领取退休金的老兵”似的在校园中漫步（麦考利后来为福特1961年版的《游行的终结》，Parade's End，写过序言）。战争期间，麦考利在美国陆军反情报组织G-2服役4年，任务是搜索纳粹特工。他后来将这段经历写成小说，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题为《怜悯的终结》（End of Pity），这本书为他赢得了“怒吼”小说奖。在艾奥瓦大学获得研究生学位后，他回到了凯尼恩，作为《凯尼恩评论》的一名助理编辑与兰塞姆一道工作。1953年8月，兰塞姆曾对一位朋友说，如果麦考利“不加入中央情报局的话，罗比被造就成一名大学者是大有希望的，而我却听说他即将接受那份工作。”20科德·迈耶亲自出面为麦考利在国际组织处安排了一个职位。经过一个夏天的考虑，麦考利接受了这份工作。李·威廉姆斯回忆说：“科德把他招募进来，让他担任项目官员，与乔斯尔森共事，我想这是因为他们志同道合吧。”21
迈耶招募了约翰·“杰克”·汤普森，从而又为中央情报局网罗了一名兰塞姆的弟子。1956年，汤普森成为法菲尔德基金会的执行董事。这个由中央情报局安排的职务，他担任了十余年之久。在离开凯尼恩之后，汤普森写了一些学术性论文，在纽约文学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的密友贾森·爱泼斯坦记得，“他先是被约翰·克劳·兰塞姆和那个‘避世群体’看中，后来又受到利昂内尔和戴安娜·特里林夫妇的青睐，那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英文。特里林夫妇是一对非常势利的人，他们对汤普森和他的妻子像着了迷一样。特里林夫妇提议让杰克担任法菲尔德基金会的董事，很可能是希望通过他为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争取到一些钱。”22对汤普森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好的想法。他说：“克格勃成百万地花钱，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朋友。我们知道哪些人值得花钱，哪些人不值得，我们也知道什么货物是好的。我们不会按照那种标准的民主滥调行事，把钱给一个犹太人，一个黑人，一个妇女，一个南方人。我们的钱要花在朋友身上，帮助他们，帮助那些同我们的观点一致并正在做好事的人。”23尽管他长期与中央情报局合作，但是当他被收入《美国教授人名录》时，在政治观点这一栏中仍被定为“激进派”。
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小型实验学校里，科德·迈耶物色到了年轻的小说家约翰·亨特（John Hunt）。这是他新近网罗的人员之一。亨特1925年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马斯科吉，曾就读于新泽西州的劳伦斯维尔学院，1943年应征入海军陆战队，1946年退役，当时的军衔是少尉。退役后，获得哈佛大学奖学金。在哈佛求学时，他是《进步学生》的编辑，这是哈佛自由主义联合会的出版物。1948年，亨特以英国文学和希腊语两个主修专业毕业。那年秋季，亨特结婚，移居巴黎，在那里开始创作小说，同时在巴黎大学上课，这时他被海明威提出的“美国人在巴黎”概念迷住了。1949年7月，他的女儿出世后，他回到美国，加入艾奥瓦大学的“作家工作室”，同时在该校经典著作系授课。在那里他结识了罗比·麦考利。1951年他应聘到圣路易的托马斯·杰弗逊学院任教，直到1955年。那年，他在巴黎就开始创作的小说《几代人》（Generations of Men），被小布朗大西洋出版社接受。大约就在这时，他被迈耶招募为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项目官员。
乔斯尔森由于巨大的工作压力，再加上他喜欢绷得很紧的脾气，他的健康状况早就不佳，终于在1955年10月47岁的时候，他的心脏病第一次发作。为此，迈耶决定把亨特少尉派去，为他减轻一些工作负担。于是就演出了一场假戏真唱的表演：乔斯尔森要亲自对约翰·亨特进行面试。在此之前，乔斯尔森已经收到亨特的简历和一批充满溢美之词的推荐信。约翰·法勒（John Farrar）赞扬亨特有“很强的行政能力，缜密的头脑和对我们的信仰的使命感”。巴黎的时代-生活杂志助理编辑蒂莫西·富特（Timothy Foote）则表示“深信他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一个极好的帮手”，还说他“对美国在海外承担的责任坚信不疑，他认为美国不应为它在外国所作的努力和施加的影响感到内疚。”241956年2月，亨特接受了乔斯尔森的面试，不久就被分派到代表大会秘书处工作。我们只能这样假设：亨特的简历和推荐信都是为他掩护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将这些材料存入他的档案有助于使他的任命看上去完全是光明正大的。
对于亨特来说，代表大会就是“我的耶鲁和我的哈佛”，就像梅尔维尔，代表大会对于他就是他的海洋。虽然亨特不能像乔斯尔森那样经过多年的勤奋工作和悉心管理而享有崇高威信，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因为注入了新鲜血液而获益匪浅。迈耶新招募来的人员来到代表大会，标志着代表大会与中央情报局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派遣胜任的项目官员使人才枯竭的状况就此告终，而乔斯尔森也有了几个在知识上完全胜任的帮手，特别是乔斯尔森与麦考利相处得极好。他们带着妻子一道出去视察工作，有时亨特和他的妻子也参加。从他们一起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们的皮肤晒得黝黑，显得十分放松。麦考利和亨特留着挺帅气的运动员式平顶发式，身着丝光卡其布长裤，戴着黑边太阳镜，看上去一副典型的50年代美国人派头。回到工作岗位，他们一起拿中央情报局为他掏腰包开开玩笑。新来的中央情报局特工斯科特·查尔斯（Scott Charles）对他们说，他每天来办公室都走不同的路线，以防被人跟踪，乔斯尔森、麦考利和亨特都觉得这种神经质颇为滑稽。
戴安娜·乔斯尔森从1941年就与麦考利成为朋友。她说：“罗比·麦考利同（中央情报局的）那些人的想法和行事方式都不一样。他不是那种玩世不恭或者聪明乖巧的张三李四式的人。他与迈克尔共事时只有一件事做得不对。当迈克尔在气头上问他什么事或向他解释什么事，他总是闷声不响，于是迈克尔就越说越生气，血压升高，还在不断地重复，而罗比则坐在那里仍是一语不发。有一次我对他讲，他用这种方式对待迈克尔不合适，他应该说点什么，别惹迈克尔火冒三丈。”25
迈耶招募人员的举动表明中央情报局对代表大会的工作加强了，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喜忧参半。比如1954年沃伦·曼舍尔（Warren Manshel）被派来巴黎就让乔斯尔森生气。他觉得中央情报局派驻代表大会的人数比例过大。戴安娜·乔斯尔森说，曼舍尔“被派到代表大会来是执行监视任务的。他紧盯住迈克尔，而迈克尔还要为他找些掩护身份。他游离于代表大会直属的工作人员之外，迈克尔对此还不得不隐忍迁就。”26他还不得不迁就斯科特·查尔斯。他被安置在代表大会巴黎办事处担任审计员。戴安娜说：“我倒比较喜欢他。后来迈克尔去世之后，我还替他编写有关日内瓦的手册。”27
到了50年代中期，乔斯尔森主要为代表大会忠心耿耿地工作，他本能地将代表大会的需求置于中央情报局之上。他认为，代表大会之所以需要中央情报局就是为了钱（迈耶对他掌握的经费管得很紧），为此他还把中央情报局的会计肯·唐纳德森（Ken Donaldson）以驻伦敦的总审计官的身份派到代表大会来。乔斯尔森甚至试图让代表大会摆脱财政上对中央情报局的依赖，他曾向福特基金会提出过自己的建议。由于50年代中期，福特基金会已经为支持代表大会支出了好几百万美元，要它承担起全部财政负担，它要慎重考虑也是意料中的事。但是中央情报局是绝对不会放松对代表大会的控制的，所以乔斯尔森同福特基金会就财政问题进行的商讨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有结果的。
这个时期，中央情报局在文化生活中的存在是加强了，远谈不上放松对这一领域的控制。劳伦斯·德诺夫维尔从纽约写信给乔斯尔森，建议在《邂逅》杂志上开展讨论，题目之一是“个人的良知与统治集团的要求”，乔斯尔森立即向斯彭德和克里斯托尔推荐了这个主意。他们两个也许是不明白乔斯尔森为何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题目如此感兴趣。其他中央情报局的人倒是一听说要动手写文章，手就痒得难以抗拒。杰克·汤普森继续给《哈得逊评论》（Hudson Review）这样的学术刊物写文章，1961年他还出版了一本出色的评论英国诗歌的著作《英国格律的确立》（The Founding of English Metre）。罗比·麦考利为《凯尼恩评论》《新共和》《爱尔兰大学评论》《党派评论》和《纽约时报书评》撰文，在他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期间，他还继续创作小说，著名的作品有《爱情的伪装》（The Disguises of Love，1954）和《怜悯的终结及其他短篇小说》（The End of Pity and Other Stories,1958）.
伦敦的霍德与斯托顿（Hodder and Stoughton）出版公司出版了爱德华·S.亨特（Edward S. Hunter）的一本关于阿富汗的著作。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行动人员，以自由撰稿人为掩护，在中东地区转悠了多年。美国战后驻德国的军事占领政府的宣传部门官员弗雷德里克·普雷格（Fredrick Praeger）出版了20至25部著作，中央情报局对这些著作本身及其出版和发行都深感兴趣。普雷格说，他们不是直接为他支付出版费用，就是通过某个基金会保证购买若干册，至少使他感到出版这些书是值得的。
中央情报局隐蔽行动处的一位负责人写道：“书籍同所有其他宣传媒体不同，因为一本书就可以使读者的态度和行为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其他任何单一媒体所不及的，所以要把书籍当作（长期）战略宣传最重要的武器。”28据同一资料来源，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图书出版计划确定了以下这些目标：“通过秘密资助外国出版社或图书销售商，在海外出版或发行书籍而不暴露美国插手其事。出版图书不应与美国政府有任何公开的联系以免受到‘污染’，对于立场‘敏感’的作品尤其要注意。出版图书是出于行动的需要，不要顾及商业上是否有利可图。提倡并资助当地的国家的或国际组织的图书出版或发行。鼓励不知名的外国作家撰写具有政治意义的书籍，其方式是，如果公开联系可行，可以直接资助作者，否则就通过文学经纪人或出版商间接资助。”29
1977年，据《纽约时报》称，中央情报局插手的出版物至少有1000种。30该局从来没有公布过其出版物书目，但是据悉由它插手出版的书籍中包括拉斯基的《匈牙利的革命》（La Révolution Hongroise）、T.S.艾略特的《荒原》（Waste Land）和《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的译本，其中自然还包括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及其附属机构出版的书籍，其中有诗集，赫伯特·吕蒂的《过去的现在：加尔文对卢梭思想的斗争》（Passé Présent: Combats d’Idées de Calvin à Rousseau）、帕特里夏·布莱克的《奔月途中：俄国新作》（Half-Way to the Moon:New Writing from Russia,1964年，《邂逅》）、马克斯·海沃德（Max Hayward）和利奥波尔德·拉贝兹（Leopold Labedz）合编的《苏俄的文学与革命》（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in Soviet Russia，196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科特·叶林斯基（Kot Jelenski）的《历史与希望：自由的进步》（History and Hope: Progress in Freedom）、伯特兰·德茹夫奈尔（Bertrand de Jouvenel）的《解读的艺术》（The Art of Conjecture）、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主编的《百花》（The Hundred Flowers）、(9)尼科洛·塔奇（Nicolo Tucci）的自传小说《在我以前的时代》（Before My Time）、巴尔兹尼（Barzini）的《意大利人》（The Italians）、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Doctor Zhivago）以及新版的马基雅维利的《王子》（The Prince）。契诃夫出版公司则翻译出版了大量契诃夫的作品，而该公司就是暗中接受中央情报局资助的。
约翰·亨特的第一个头衔是作家。除他之外，中央情报局还为它拥有其他一些活跃的小说家而自豪。耶鲁大学毕业的彼得·马西森（Peter Matthiessen）在巴黎创办了《巴黎评论》（Paris Review）并为之撰文，他后来以其小说《雪豹》（Snow Leopard）而闻名，在他为中央情报局工作期间，他还创作了小说《游击队员》(10) 。另一名迈耶招募的作家叫查尔斯·麦卡里（Charles MaCarry），此人后来被誉为美国的约翰·勒卡雷(11) 。此外还有詹姆斯·米切纳（James Michener）。他的作品曾风靡一时，但他的书名却并不起眼，如《波兰》《阿拉斯加》《得克萨斯》《空间》等等。在他长期的写作生涯中，不时得到中央情报局的帮助。米切纳在50年代中期以作家身份为掩护，搜寻并清剿渗入中央情报局亚洲行动的激进分子。为此，他被该局安置在中央情报局的亚洲基金会任职。后来他却说，“一个作家，无论是为了某种事业或为了某个人，永远都不要充当特工。”
再就是霍华德·亨特。他创作的小说有《告别东方》（East of Farewell），《黑暗的极限》（Limit of Darkness）和《城里的陌生人》（Stranger in Town），后者为他赢得了古根海姆奖金(12) 。在为威斯纳的政策协调处（OPC）工作期间，他与福赛特（Fawcett）出版公司签约，组织创作了几本原文书籍，被命名为《金奖丛书》。在墨西哥，他负责当地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兼作家埃尔·坎佩西诺（El Campesino）的一本书，书名是《苏联生死劫》（Life and Death in USSR），这是在拉丁美洲出版的第一本以个人经历揭露斯大林恐怖统治的著作。在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此书被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广为发行。他还交代另一名中央情报局项目官员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去帮助另一个知识分子、智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多西奥·拉文内斯（Eudocio Ravines）完成一本具有同样影响力的著作《延安之路》（Yan'an Way）。
1961年底，霍华德·亨特加入了特蕾西·巴恩斯新建立的国内行动处。巴恩斯是心理战略委员会的副主任，坚决主张以文学为反共武器，殚精竭虑地加强中央情报局的出版计划。霍华德·亨特后来写道：“这个新成立的处接受中央情报局内其他部门不想要的人和项目。所有安排给我的行动项目几乎全部与出版工作和出版物有关。我们为一些‘重要’著述提供资助，例如米洛万·德热拉斯(13)的《新阶级》（The New Class，这是一本对共产主义寡头统治的权威性研究著作），是弗雷德里克·A．普雷格公司接受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几种出版物之一。”31
哈里·哈伯德（Harry Hubbard）在梅勒（Mailer）的《哈洛特的幽灵》中写道：“我用各种幽灵的名字帮助出版一些亲中央情报局的小说……也负责一些学术性著作。当然也少不了偶尔在杂志上抛出一篇文章，提醒人们警惕花样翻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甚至在旅行指南中也可以发现中央情报局特工的身影，有几个人利用著名的福多尔（Fodor）系列旅行指南为掩护在欧洲四处漫游。尤金·福多尔原为战略情报局少尉。后来他为这种做法辩解说，为中央情报局撰稿的人“都是十分专业的，作品的质量都很高。我们从来不让政治掺入这些书籍中。”32莱曼·柯克帕特里克，中央情报局的执行助理，每年都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世界陆军”的稿件。《大英百科全书》的所有者，是原公共事务大臣威廉·本顿（William Benton）。有时，《纽约时报》或其他享有声望的报纸上的书评也是由中央情报局的签约作家撰写的。中央情报局特工乔治·卡弗（George Carver）用自己的真名署名为《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撰文（不过他没有提他的雇主是谁）。在英格兰，蒙蒂·伍德豪斯则为《邂逅》杂志和《泰晤士报》文学版撰稿。
作家当间谍，间谍当作家，这种现象一点也不新鲜。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以作家身份为掩护为英国谍报机关工作。他后来出版的自传体小说集《阿申顿》（Ashenden）成为情报官员必读的经典之作。康普顿·麦肯齐（Compton Mackenzie）在30年代曾为英国军情五处工作，后来因为他在其著作《艾吉安》（Aegean）中泄露了秘密情报处（SIS）人员的名字而被女王政府处决。格雷厄姆·格林写小说的素材则取之于他在二战期间（据说也有二战以后）为军情五处充当间谍的经历。有一次他称军情五处是“世界上最好的旅行社”。
卡罗尔·布赖特曼评论说：“知识分子，或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对于情报机构一直抱有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在大学里，比如耶鲁大学，学生们参加情报机构象征着某种年龄上的成熟经历。”33在小说家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man，请不要与《乔伊斯传》的作者Richard Ellman相混）看来，这些人有着某些美学上的共同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有些什么共同点。他们都信奉权威和真理，从而使他们支持对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的讨伐。T．S．艾略特、庞德以及其他现代主义者对他们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中央情报局甚至出资翻译了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并将书空投到俄国。这些人如同萧（Shaw）和韦尔斯（Wells），社会主义的‘平民世纪’对他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们需要的是‘不平凡的人’和‘高雅的文化’，所以，他们把钱花在文化上是有用意的，而不是一个愿意不愿意的问题。”34
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14)甚至想入非非地想象，T.S.艾略特就是他的朋友詹姆斯·安格尔顿的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金斯伯格1978年写过一篇小品文，题目是《T.S.艾略特入我梦来》（T.S.Eliot Enters My Dream），在文中，他想象，“在一艘驶向欧洲的航船船尾甲板上，艾略特与几个同行旅客斜倚在甲板座椅上，背后是飘浮着白云的蓝天，脚下却是钢铁制成的地板。我说：‘对于中央情报局统领诗歌界，你本人有何高见？安格尔顿毕竟是你的朋友，不是吗？他有没有告诉你，他打算使西方的思想恢复活力来反对所谓的斯大林主义者？’艾略特专心地听着——我没有想到他居然没有心不在焉的样子——‘是这样的，你听我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都在竞相争夺统治地位，政治的、文学的……比如说，你所崇拜的那些大人物，还有那些通神论者(15)、占卜者、辩证学家、空想理论家，不一而足。我想我在中年的时候大概也是其中之一。不过，是的，我确实知道安格尔顿在文学界搞的阴谋诡计。我认为他们是微不足道的，想法倒是好的，但毫无重要性可言。’我说：‘我倒认为他们还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种阴谋诡计通过向思想家们提供经济支援，培养出太多的传统型知识分子，而这些人又影响了西方的思想……总而言之，思想界的基调应该是革命的(16) ，或者至少应该是激进的。他们要寻找忧虑、机械化、通过人为的垄断取得统治地位的根源……而政府却通过各种基金会支持学者们进行一场全面的战争……从财政上支持《邂逅》这样的杂志，这类杂志把艾略特风格当作测试雅俗与好坏的试金石。这种做法并未能创造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自由、充满生机、多元、有个性的文化。’”35
安格尔顿这样的人保卫高雅文化是出自一种本能。欧文·克里斯托尔曾说：“对于任何精英人物或高级事务，我们是从来不会加以谴责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精英，是历史选择出来的幸运儿，要由这些人来引导其同类在尘世中找回自我。”36由现代主义文化养育起来的这些精英们崇拜艾略特、叶芝、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他们认为“他们的使命不是去迁就公众的需求或公众自认为是他们的需求，而是要通过他们中间具有最高智慧的成员去赋予公众应该拥有的东西。”37换句话说，高雅文化不仅对建立反共防线极为重要，而且还是防止大众社会变得单调统一的坚强堡垒，是防止德怀特·麦克唐纳深怀恐惧的“大众文化”得以“弥漫散布”的坚强堡垒。38
精神贵族们发起了保卫民主的运动，但是从本质上他们又对民主抱有深深的怀疑，这种自相矛盾的悖论是不容忽视的。这些人自认为是一批皇亲国戚般的精英，负有向野蛮开战的责任。同时，他们又是一批对现代性及其血染的潮流感到无比恐惧的现代主义者。1940年，罗伯特·洛厄尔在告别凯尼恩学院的致辞中，谈到了这批贵族内心深处的恐惧：“你们都知道，正当市侩们和没有教养的人们以他们那种精神空虚的方式使文明解体时，他们自己也会来到学问的金色殿堂，他们最终将进入弥尔顿、格罗顿、圣保罗和圣马克这类贵族私立学校。这些学生既无能力，也没有高雅气质，甚至没有文化，却在这些学校里为所欲为。这些市侩和粗野的人将把那些可怜的雄蜂赶出蜂巢，新鲜血液由于失去肢体而无处可存。于是世界又无可改变地回到倒退——前进——周而复始的循环之中。”39
这批奥勒利安(17)们坚信他们应挺身而出担负起保卫者的责任，使文化免遭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于是1949年决定将博林根奖(18) 授予庞德的《比萨诗章》（Pisan Contos）。有传闻说，慷慨大方的慈善家保罗·梅隆，有一天向艾伦·塔特和约翰·克劳·兰塞姆抱怨，这么多的作家竟然都是左倾分子。梅隆本人对艺术具有很高的鉴赏力，但在政治上却十分保守，几乎具备充当冷战天使的一切条件。塔特回答的大致内容是，作家们总是清贫的，梅隆为什么不拿出钱来设立一个奖励基金什么的，得到奖金，作家们会生活得好一些，就不那么倾向革命了。于是梅隆捐款2万美元，设立了博林根奖，作为私人的奖项。
理查德·埃尔曼问道：“他们为什么选中了庞德呢？大概是因为庞德代表了他们要维护和促进的达官贵人文化的顶峰吧。”40这次授奖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因为提名时，庞德还被关押在患有精神病的罪犯的医院里，而且是美国战后被控犯有叛国罪的第一人。战时他发表的广播演讲支持墨索里尼反对“犹太先生”、富兰克林·罗斯福、“臭名昭著的罗森斯坦”、“犹太猪”、“犹太鬼”和“满身油渍的人”。他认为《我的奋斗》是一部深刻分析历史的著作，其作者希特勒是“圣贤和殉道者”。他说美国“遭到害虫的侵蚀”。《诗刊》（Poetry）编辑卡尔·夏皮罗（Karl Shapiro）写道：当时除了保罗·格林（Paul Green）投了弃权票外，他是“唯一对博林根奖授予庞德持异议的人。艾略特、奥登、塔特、洛厄尔都投票赞成。一群法西斯分子！”当威廉·巴雷特抨击评审委员会的决议时，艾伦·塔特居然向他提出挑战，要与他决斗。
(1)“费厄泼赖”（fairplay）一词，鲁迅曾以其音译为一篇名文的标题，可能是因为难于找到贴切的汉语对应词。此词原为体育竞赛用语，意为尊重游戏或比赛规则，公平对待参赛的双方或各方。其引申义甚广，有公正、合理、君子之风、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等意。
(2)“P圈”。P代表professor，即教授，狭义地理解，为美国的大学教授社交圈，广义地可理解为文化学术界。
(3)原文为Viking five-volume“Poet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Viking意为维京人，也泛指北欧海盗或斯堪的纳维亚人。公元8—11世纪，北欧人称雄西欧，曾侵占英国，这里采取意译法。
(4) 杰弗逊（Jefferson，1743—1829），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美国政治和政府基本原则的奠基者。概括起来，其关于政府的概念是政府要保护个人的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5) 梭罗（Thoreau，1817—1862），超现实主义作家。1845年在瓦尔登（Walden）湖畔结庐而居，体验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后写成名著《瓦尔登湖》，反映了作者对世界进行的深入思考。
(6) 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英国英格兰中部的一个郡，其首府为伍斯特市（Worcester）。
(7)拜占庭式的（Byzantine）阴谋诡计，也译为拜占庭式的宫廷阴谋或上层斗争。拜占庭帝国时期政治斗争的特点就是充满了阴谋诡计。
(8)这里所举的这些人均为美国著名电影界人士。
(9)《百花》全书名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出版。
(10) 原文为partisans，此词也有“党徒”的意思。1955年由纽约维京（Viking）出版集团出版。
(11)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年生），英国小说家，以擅长写间谍小说著称。
(12) 古根海姆奖金（Guggen Heim Fellowship），古根海姆为瑞士移民美国企业家，为美国采掘冶炼业的奠基人。捐款赞助的文化事业有古根海姆基金、古根海姆博物馆等。
(14)艾伦·金斯伯格，美国诗人，他的《嚎叫》（Howl）是“垮掉的一代”运动的重要作品，描写了同性恋、吸毒等社会现象。
(15)通神论者（theosophists），源于西方神秘主义宗教哲学的通神论（theosophy），指通过冥想、祈祷等方式直接与神相通。
(16) 革命的（revolutionary），此词含有主张彻底变革、突发式的重大变革之意，与“渐变”或“渐进”（evolution）相对。
(17)奥勒利安（Aurelian，约215—275年），罗马皇帝，由于他使四分五裂的罗马帝国重新获得统一，使帝国免遭毁灭，赢得“世界光复者”称号。
(18) 博林根奖，全称为博林根诗歌奖（Bolingen Prizt for Poetry），奖金来自梅隆的捐款。埃兹拉·庞德在二战期间在意大利发表了无数反对美国参战的广播演讲，1945年以叛国罪被捕，后因医生证明他患有精神病而于1948年4月撤销对他的指控。该奖原由美国会图书馆颁发。但因庞德不光彩的经历，国会要求图书馆不要介入，于是改由耶鲁大学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