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音乐与真理，不可过度(1)

在我看来，培养和维护名人的手段过于物质化，因而不值得称颂。

——菲利普·拉金

美国委员会在一个重大问题上未能采取一致的立场，从而加速了近在眼前的死亡命运。总部设在欧洲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则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至50年代中期，它的影响所及在地域上得到了扩展。在乔斯尔森的坚强领导下，代表大会名声大振，成为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联盟，这些知识分子致力于揭露虚妄的苏联神话，宣扬西方民主的优越性，只有在西方民主的框架中，才能进行文化和哲学的探讨。尽管内圈——或者“机关”的人员构成没有改变，代表大会现在可以夸口说，其成员中尽是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朱利安·赫克斯利、米尔西亚·伊利亚德、安德烈·马尔罗、吉多·皮奥韦内、赫伯特·里德、艾伦·塔特、利奥内尔·特里林、罗伯特·佩恩·沃伦、W．H．奥登、桑顿·怀尔德、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等，还有一些其他知名人物，都在《邂逅》《证言》以及一大批代表大会创办的或属于代表大会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为这些杂志增色不少。此外还有1953年在巴黎创刊的《纪实》（Cuadernos），由小说家和剧作家朱利安·戈尔金（Julian Gorkin）主编，其对象为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在维也纳，代表大会于1954年春创办了《论坛》月刊，编辑是小说家和评论家弗里德里克·托伯格（Friedrich Torberg）。这位绰号叫“弗雷蒂果仁大蛋糕”（Freddy the Torte）的编辑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他既遭人讨厌又让人喜欢。凯斯特勒不无赞美地写道，他“也许是只存在于我们想象中的古代维也纳最后一个‘多瑙河畔的莫希干人”(2)。其他人则觉得他傲慢自大，令人难以容忍。共产党人攻击他是“美国特务……诽谤者……告密者”，对他所办的杂志持有的中立基调不屑一顾，认为这只是美国的阴谋。《论坛》杂志保持着代表大会通常具有的基调，而托伯格本人也同设在巴黎的秘书处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但乔斯尔森有时也不得不对他施加一点约束，比如，1957年《论坛》有一期转载了右翼刊物《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的一篇文章。乔斯尔森说这“有损代表大会主办刊物的尊严”。学乖了的托伯格回答说：“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代表大会召开了“科学与自由”大会，是年秋季，与这次会议同名的刊物《科学与自由》创刊。这次会议是1953年7月在汉堡召开的，会议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10000美元的赞助，又从法菲里德基金会获得35000美元的赞助。这本沿用会议名称的刊物由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任编辑，同年，波拉尼被任命为执行委员会委员。为了引起读者对美国以及南非的种族隔离的关注，波拉尼的杂志讨论了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总的来说代表大会是缄口不言的。在大多数人对“缓和”（detente）一词的含义还不明白时，这本刊物已经认识到缓和之必要，鼓励知识分子和苏联集团进行交流，缓和西方的冷战立场。但这一刊物每两年才出一册，读者又极少，所以它的声音在冷战的论战中只是沧海之一粟而已。1

《苏联研究》于1955年问世。这是一份简讯式的月刊，主编是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奎尔（Walter Laqueur），他同时也是代表大会驻以色列的正式代表，乔斯尔森称他为最好的有关苏联研究的国际问题专家之一。拉克以马克·亚历山大（Mark Alexander）的笔名写过大量的有关俄国的文章。在他的主持下，《苏联研究》刊载过许多有关东方集团中思想、艺术和政治生活的调查报告，其洞察力在“西方出版物中堪称独一无二”。2说这份刊物读来“充满情趣”3固然有些夸大其词，但它确实享有广泛而衷心喜爱的读者群。更加稀奇的是，甚至一些共产党的刊物也觉得从《苏联研究》中援用一些材料对他们也是有用的，以致乔斯尔森为此感到焦虑。他写信给拉克说：“我们不想让亲苏出版物用我们的材料来包装他们的宣传。”4

1956年4月，《当代》第一期在意大利出版，由伊格拉齐奥·西洛尼和尼古拉·恰罗蒙特任编辑。这本刊物首次向1954年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创办的刊物《新论点》（Nuovi Argomenti）提出了严肃的挑战。《新论点》同萨特的《当今时代》极为相似，而《当代》则更为相似，连刊名也故意与之雷同。喜欢挑刺的人后来会认为这无异于思想剽窃，说明中央情报局主要战略之一就是建立或支持一些“类似的”组织，为激进主义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出路，因为中央情报局控制不了激进派。《当代》确实“为50年代后期意大利共产党的叛离分子提供了发表意见的园地”，5其中包括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瓦斯科·普拉托利尼（Vasco Pratolini）和利贝罗·德利贝罗（Libero de Libero）。该刊还为苏东集团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篇幅，这些人同代表大会豢养的一批撰稿人一道，坚持不懈地攻击共产党的极权主义。

代表大会还将其存在向更遥远的地方延伸，让它的声音能够传到那些对共产主义和中立主义抱有怀疑的地方。代表大会在澳大利亚也有一份刊物，刊名为《象限》（Quadrant）(3)。当时大批澳大利亚知识分子受到共产主义这块磁石的吸引，“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这本刊物的宗旨就是要削弱这批知识分子的影响。该刊编辑，天主教诗人詹姆斯·麦考利（James McAuley）认为，“只有当反共观点形成一股反吸引的力量，才能把人们的思想争取过来”，在他的领导下，《象限》杂志（至今还存在）成为澳大利亚非共产党左派一个活跃的中心。6

代表大会在印度出版了《探索》（Quest），创刊于1955年8月。该刊为英语版。在印度，英语为行政管理使用的语言而不是文学语言，因而具有局限性，因此该刊被印度共产党攻击为“用心险恶的”美国宣传，但是它和拉丁美洲的《纪实》一样，至少使代表大会在难以进入的地域建立了一个据点。J．K．加尔布雷思讥笑说代表大会“在一个沉寂的、不受人注意的文盲地区开辟了一块新天地”，尽管听起来加尔布雷思的讽嘲有些“过誉”了。可以肯定地说，尼赫鲁总理对此是不高兴的，因为他始终对代表大会怀有戒心，认为它是“美国的一个出面机构”。在日本则有《自由》，这是代表大会的杂志中补助最多的一种。创办这本刊物的用意是缓和日本知识分子中间的反美情绪，但是从一开始就显得软弱无力。1960年，代表大会决定彻底与《自由》的原出版者切断关系，在巴黎办事处的控制下重新组织一班人马。据称，日本的意识形态太难以捉摸，以致把杂志交给一些半独立的人士去办都令人不放心。7到了60年代后期，代表大会已经将其出版计划扩大到其他具有战略地位的地区，即非洲、阿拉伯世界和中国。

一名中央情报局特工说：“真正令人猜不透的是这些杂志究竟是怎样运作的。这些知识分子连参加鸡尾酒会都不愿意结伙同去的，可是他们却在《证言》《当代》《邂逅》这些杂志聚到了一起。在美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哈泼斯》办不到，《纽约客》也办不到。他们无法将艾赛亚·伯林和南希·米特福德以及所有其他的人召集在一起。如果欧文·克里斯托尔从伦敦回到美国，他也是无能为力的。据我看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乔斯尔森的作用。”8不过，这个答案只对了一半。有迈克尔·乔斯尔森，别忘了还有梅尔文·拉斯基。戴安娜·乔斯尔森是这样讲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迈克尔是出版人和主编。拉斯基则是副总裁，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是迈克尔的喉舌。迈克尔负责安排各位编辑们定期开会，如果迈克尔不在，那么拉斯基就是公认的主要人物了。他们之间联系密切，观点也基本相同。”9

梅尔文·拉斯基后来说，最初，乔斯尔森是想让他与斯彭德一起担任《邂逅》的联合编辑，但是他（即拉斯基）不愿离开柏林，所以他就推荐了欧文·克里斯托尔来担任这个职务。拉斯基之所以没有在代表大会的旗舰刊物掌舵，其原因很可能同1950年威斯纳命令拉斯基离开代表大会在柏林的筹备机构的理由相同：他同美国政府的联系过于密切。到了1953年，拉斯基可以辩称当时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主持的刊物《月刊》当时已经由福特基金会出资赞助了。最近福特基金会又出资27.5万美元，供《月刊》出版书籍之用。但是，对于拉斯基，人们仍然有一团疑云难以驱散。乔斯尔森做了他能做的一切。1953年，福特基金会的第一笔捐款到期，乔斯尔森就把《月刊》纳入代表大会主办的各种杂志之中，这样，乔斯尔森就可以将拉斯基与代表大会的关系合法化。作为代表大会的一家杂志的编辑，拉斯基现在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决策机构中占据主要地位了。

《邂逅》《月刊》和《证言》三家杂志由一个“三家杂志编辑委员会”来协调编辑方针。作为这个协调委员会的成员，拉斯基已成核心小组的一员，可以参与决定如何弘扬代表大会的宗旨了。乔斯尔森、纳勃科夫、德卢奇芒和拉斯基定期在巴黎参加委员会的会议。分析三家杂志的表现，并就杂志以后的几期要议论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拉斯基总是主张更加深入地讨论美国方面的话题（应该让尤多拉·韦尔蒂(4)写一篇有关美国消除种族隔离的文章，应该有人写一写美国的“高度繁荣”，吉安·卡洛门诺蒂(5) 应该就“有教养者和缺乏教养者”这个命题写点东西，诸如此类），并加强对苏联事务的评论。另一个代表大会杂志的仇敌、并不断遭到攻击的人物，是让-保罗·萨特。拉斯基说，萨特与梅洛-庞蒂(6) 分道扬镳（梅洛-庞蒂于1955年宣布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应该在代表大会的杂志上报道，标题可以叫《萨特死了》（Sartre est mort）。10萨特被视为共产主义的走狗，一个可悲的趋炎附势者。他的政治性和文学性的作品，都是为共产主义的欺骗张目，“对暴力津津乐道”，因此他的文章一再遭到《邂逅》和《证言》两家杂志的拒绝。

1956年4月，从一份题为《关于〈邂逅〉〈证言〉和〈月刊〉的几点意见》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拉斯基对这份杂志影响之大。在报告中，他总结了这些杂志所取得的成就，并对它们的未来提出了他的计划。他写道，这些杂志“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社会和环境，创出了牌子，从而站稳了脚跟。在文化生活中，它们已成为两个古老的自由、人道国家的象征，同时也是民主的国际（和跨大西洋）交流的象征。”11不过，他提醒他的编辑同事们“在有关美国的材料中，不要一味地说美国一切都是‘好的’，欧洲一切反美的成见必须立即予以清除。”虽然他也承认这些杂志在反美问题上出现一些“疏漏”令人遗憾，今后应该避免，但他仍强调不要损害跨大西洋之间的相互了解，“我们不要在这件事情上操之过急。（我们至今做了哪些事来阻止人们把我们美国人看成野蛮人？）我们和所有的人一样，都存在着太多的问题（包括物质主义、玩世不恭、腐败、暴力），这些问题都淹没在对星条旗的一片欢呼之中。让欧洲的作家们去发牢骚。我们自己也可以发一点牢骚（看来似乎矛盾，其实我们自己发牢骚恰恰表现了我们是通情达理的）。”12

实际上，拉斯基是承认人们对亲美倾向有所抱怨，对杂志提出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尤其是《邂逅》杂志，有人指责它是代表美国利益的一匹“特洛伊木马”，说它“存在着一个盲点，在这本杂志中几乎从来不刊载任何批评美国的文章，似乎这是一个‘禁区’，现在，《邂逅》杂志必须解决这个问题。”13在最初的几年里，《邂逅》杂志在清除对美国及其制度的任何厌恶情绪方面确实做得过火。对于反美主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反美主义是许多欧洲人的心理需要”，这种东西能让他们既深深陷入“自我仇恨”之中（美国是他们仇视的一切神化形象的象征），同时也使他们沉湎于“自我欣赏”之中（菲德勒语）；或者说反美主义增强了英国知识分子“自我陶醉”的满足感（爱德华·希尔斯语）；或者说反美主义使“现代自由主义”得到缓解，这种现代自由主义集中表现在《新政治家和国家》的“致命贫血症”“僵化的反应”和“精神上的自命不凡”（1956年德怀特·麦克唐纳语，当时他正处于他作为冷战战士的高峰时期）。拉斯基的建议只产生部分效果。虽然A．A．阿尔瓦雷斯（Alvarez）在他的文章中称，在那段时间很少从《邂逅》杂志中看到“纯属宣传性质的偏执论调”，14但是其他方面却依然如故，并未被拉斯基说服，还是像康纳·克鲁斯·奥布赖恩（Conor Cruise O'Brien）说的，“《邂逅》杂志首先要忠于美国”。15

但是，在华盛顿的中央情报局总部，《邂逅》杂志被自豪地称之为一艘“旗舰”。它提出一个概念，即大西洋把两岸的文化界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把它们分割开。它甚至成为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一张名片。50年代中期曾短期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过的一名年轻而富有的彷徨者本·索南伯格经安排与一名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见面。这名特工与他约定：“我将手拿一本《邂逅》杂志，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中央情报局对代表大会的一些刊物充满信心，从该局给这些刊物的财政支持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无法获得详尽的材料，但是有些财政支出的账目还是保存了下来，散落在尘封的档案之中。据一份截至1958年12月31日的财务支出报告，法菲尔德基金会每年给代表大会的“编辑秘书处”支付的工资高达18660美元。这些工资是支付给邦迪、拉斯基（这只是假设）和《邂逅》杂志美方编辑的（读者可能还记得，英方编辑的工资是由英国情报机关负责的）。1959年，《邂逅》杂志从法菲尔德基金会获得了76230.30美元赠款（将近最初每年40000美元的一倍）。同年，《纪实》获得的赞助是48712.99美元。《证言》则获得75765.07美元。此外，代表大会的各刊物还获得行政管理费21251.43美元。向《月刊》提供的赞助款（每年大约是60000美元）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支付的。1958年的资金是通过迈阿密地区基金提供的。到了1960年，提供赞助款的渠道就多样化了。当年是通过弗洛伦斯基金会（27000美元）和霍布利泽尔基金会（29176美元），后者为《月刊》提供捐款已不大可能，因为根据《美国基金会指南》，这家基金会的“宗旨和活动”应该是“支持得克萨斯州，特别是达拉斯市的各组织，重点是帮助残疾人”。这两条渠道还用来为《当代》提供资金，该刊在1960年分别从这两条渠道获得了1.8万美元和2万美元。1960年用于代表大会各刊物的总支出为56万美元，至1962年则增加到88万美元。同期，法菲尔德基金会承诺的捐款（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央情报局直接支付的工资、行政费和房租等等）每年大约是100万美元（1999年则达到600万美元）。

尽管拉斯基声称这并不是什么肥差，但是开始成为大有油水可捞的差事，却是确定无疑的。据贾森·爱泼斯坦回忆，“突然之间拥有了豪华高级轿车(7)，可以举行供应熏制三文鱼的阔绰酒会，诸如此类。那些原来买不起到纽瓦克的公共汽车票的人，一夜之间就可以乘坐头等舱飞机到印度去过夏了。”16后来，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写道：“在最兴旺的日子里，飞机航线上挤满了学术界头面人物和作家，他们携带着带有印记的文化飞往地球的每个角落。”17当美国人“从普林斯顿、耶鲁或者哈佛，从华尔街、麦迪逊大道或华盛顿的巢穴直接来到伦敦时”，那时真可谓是“欢快的日子”。马格里奇想起那些日子，对“这一段蜜月时光竟是如此短促”总是觉得出乎意外。“很快，我们英国的机构无论在人员、工作热情、行动规模，特别是可支配的经费方面都大大落在人家的后面了……在全世界都有分支的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网络一来到英国，我们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秘密情报机构立刻相形见绌，就如一辆豪华的卡迪拉克汽车一来，老掉牙的双轮双座马车就弃之如敝屣了。”18

乘坐这辆卡迪拉克汽车欢快地旅行的是尼古拉斯·纳勃科夫，他不遗余力地做着他的工作：布置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场面。纳勃科夫交游之广、朋友之多就令人眼花缭乱。为代表大会赢得名誉、确立地位，他的这个长处确是无价之宝。他对朋友善用仰慕亲昵之辞，仅此就足以赢得这些朋友的欢心和忠诚。他称施莱辛格为“阿修罗”(8)，称艾赛亚·伯林为“最受尊敬的、亲爱的博士”，甚至呼他为“叔叔”，娜塔莎·斯彭德是“可心的人儿”，斯彭德是“Milyii Stiva”，乔治·韦登菲尔德（George Weidenfeld）是“亲爱的小柯尼斯金德”（Dear Little K?nigskind），《大西洋月刊》的编辑爱德华·威克斯（Edward Weeks）被称为“Caro Ted”。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爱德华·达姆斯（Edward D'Arms）被称为“Chat”。(9)

纳勃科夫本人虽然只是一个二流作曲家，称不上知识分子，但他在战后年代却是了不起的音乐经理人之一。他善于发现音乐人才和天才作曲家。1953年冬至1954年，他就任设于罗马的美国学院音乐部主任。这就是说在1952年的杰作音乐节之后，他担任了一个为代表大会进军音乐界出力的合适职务。赫伯特·里德曾对巴黎举行的杰作音乐节的回顾性质提出批评，并敦促“下次展示不要再回顾过去，而是要充满信心地前瞻未来。”19纳勃科夫现在要准备举办的音乐节，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对赫伯特·里德的批评作出的正式回应。1953年2月，纳勃科夫飞到纽约，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声称他接受这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他说：“自举行了巴黎的那次音乐节之后，我们已经关闭了通往过去的大门。我们说过，这些作品确实是伟大的作品，但它们已不能称之为‘现代’作品，尽管它们都是创作于20世纪。它们已经成历史。现在我有一个新的计划……我们要举办一次别开生面的作曲家竞赛，办法与以往的竞赛大不相同。我们打算选出12位大有前途但国际上却不知名的年轻作曲家，邀请他们到罗马去，我们负责一切费用。每位作曲家要带来一首乐曲的曲谱，在罗马演出……由参加20世纪国际音乐大会的全体代表通过民主选举选出评委，组成一个专门的评委会，最后由这个评委会评出优胜者。奖品极为丰厚：第一是发给奖金；第二，我们许诺将由三个欧洲的和三个美国的重要乐队演奏这首乐曲；第三，出版这首乐曲；第四，由一家著名的公司录制这首乐曲。不仅如此，11名落选的作曲家也不会空手而归。”纳勃科夫就像一个芝加哥的广告商似的接着说：“除了罗马之行免费之外，会议还保证出版他们的作品，并付给稿酬。”他问道：“这算不算奖品呢？”20

按计划，20世纪国际音乐大会定于1954年中期在罗马召开，为期两周。代表大会宣布，它将致力于推动先锋派音乐的创作。这一举措使代表大会在先锋派音乐的试验中取得了稳固的地位，由此代表大会就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支持曾遭斯大林所禁的音乐的出色范例。

意大利政府预定要出资250万里拉，存入纳勃科夫在罗马的美国运通信用卡账户，作为对这一盛举的资助。但是这笔钱一直没有到位（证实了纳勃科夫担心这笔钱会在某个环节上消失是有道理的）。不过这并不要紧，因为有法菲尔德基金会的钱不断地汇来。法菲尔德基金会的捐款中，一部分是用于颁发奖金的，总数为25000瑞士法郎（6000美元），奖给最佳小提琴协奏曲、小型交响乐和室内乐的独唱和独奏。新闻发布会宣布，此次音乐节的目的是证明自由国家艺术的繁荣，音乐会是由“美国的杜松子酒和酵母继承人朱利叶斯·弗莱希曼”慷慨资助下举办的。弗莱希曼再度介入，由他来同波士顿交响乐团协商。该乐团同意担任为优胜的作品在美国的第一场演出团体，地点在该团的坦戈尔伍德附属学校（1953年时，代表大会的国际音乐顾问委员会的11名委员中有8人与坦戈尔伍德音乐学校，Tanglewood Music School，有来往）。

纳勃科夫按他的惯例，将第一份邀请函发给了他的老友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答应为这位作曲大师、夫人外加秘书到罗马参加音乐节支付5000美元的开销。斯特拉文斯基还答应担任音乐节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中还有塞缪尔·巴伯、鲍里斯·布拉赫尔（Boris Blacher）、本杰明·布里顿、卡洛斯·夏维兹（Carlos Chavez）、卢奇·达拉皮科拉（Luigi Dallapiccola）、亚瑟·奥涅格、弗朗西斯科·马利皮埃罗（Francesco Malipiero）、弗朗克·马丁（Frank Martin）、达里乌斯·米约和弗吉尔·汤姆森。据纳勃科夫说，汤姆森“同洛克菲勒基金会里上上下下、男男女女都认识”。查尔斯·明希建议邀请阿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参加顾问委员会，但遭到纳勃科夫的反对，理由是“把托斯卡尼尼的名字同一个当代音乐的项目联系在一起，至少有些不合时宜。这位音乐大师……始终是坚决反对当代音乐的，在许多场合攻击过当代音乐的创导者。”(10)21

1953年初，承蒙佩西-布伦特伯爵（Count Pecci-Blunt）特许，代表大会在伯爵的豪华宅邸附近建立了音乐节办公处。佩西伯爵尽管地位显赫，却是美国布衣公民纳勃科夫的密友。司库皮埃尔·博洛梅为音乐节与代表大会在巴塞尔的国家大通银行(11) 的账户建立了信用关系，中央情报局就通过这一关系把钱汇过来，佩西-布伦特伯爵本人还为音乐节不合法的资金捐赠了1300美元。另外还有1万美元，来自丹尼斯·德卢奇芒的欧洲文化中心（Centre Européen de la Culture），反过来这个文化中心又从法菲尔德基金会拿钱。德卢奇芒的这个机构于是在音乐节的节目单上名列前茅。美国抒情女高音歌唱家普赖斯的旅费也作了适当安排，另外还给艾伦·科普兰、迈克尔·蒂波特、约瑟夫·富克斯和本·韦伯送去了全程机票。

到了1954年3月，纳勃科夫已经准备就绪，可以宣布音乐节的总体安排了。整个音乐节的重心是无调的十二音体系的作品，其美学倾向属于奥尔本·伯格、埃利奥特·卡特、卢奇·达拉皮科拉和卢奇·诺诺（Luigi Nono）。在所谓的新作曲家中，有彼得·拉辛·弗里克（Peter Racine Fricker）、卢·哈里森（Lou Harrison）和马里奥·佩拉加洛（Mario Peragallo）。他们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十二音体系作曲法的影响。从总体上说，他们的作品尚受听众欢迎。《美国音乐》（Musical America）写道：“在负责这些音乐会的顾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中，大多数成员都是一些作曲家和评论家。过去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倾向或支持十二音系作曲法的，因此，这次由他们向听众提供这样一套节目，不仅出乎人们的预料，而且还含有鼓励的意思。”22最近才转向十二音音乐的是斯特拉文斯基。他出现在罗马标志着“传统的序列主义”中现代主义各分支趋向融合的一个重大转折。一种音乐自称与占统治地位的音乐决裂，并从先前的音乐内在逻辑规律中解放出来，对于纳勃科夫来说，推动这种音乐的发展是有着政治意义的。后来的评论家会怀疑，“序列主义”是不是已经背弃了它充任解放者的诺言，把音乐引入了现代主义的死胡同？在这条死胡同里，音乐受到一些霸道的公式的约束，变得十分难懂，以致听众必须越来越专业化才能理解。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写道：“在这种大呼小叫、捶胸顿足的音乐面前，我们卑微而谦恭——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欣赏那种丑恶的音乐。我们虔诚地聆听着托赫、克申内克、兴德米特、韦伯恩、(12)舍恩伯格的作品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们的胃口极好，而且食量很大）。”23即使是代表大会举办的罗马音乐节上最谦恭的听众，当他们听到一个节目转入“窃窃私语般的独自”时，也忍不住吹了口哨，发出了喊叫。当汉斯·亨策的十二音系歌剧《荒凉的大道》(13) 首演时，如果听众觉得他们行走在多洛罗萨（Dolorosa）大道上，他们是不应当受到责怪的。

皮埃尔·布莱(14) 也许感到他自己的困难处境受到挑战，就写了一封信给纳勃科夫，信中不时出现一些侮辱性的词句。他说纳勃科夫是在鼓励一种“平庸的民间创作”，扶植者是一批小官僚，这些官僚对“十二”这个数字情有独钟，什么十二人理事会、十二人委员会、十二人评委会等等，但是对创造过程却是一无所知。布莱接着指责代表大会以巨奖操纵年轻的作曲家（优胜者是卢·哈里森；吉赛勒·克利布，Giselher Klebe；让-路易斯·马丁内，Jean-Louis Martinet；马里奥·佩拉加洛和弗拉吉米尔·沃格尔，Vladimir Vogel）。他说，与其借助一位辛辛那提银行家“炫目的公开举动”作伪装，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发给他们救济品。在信的结尾处他建议，下一次代表大会的活动应该举办一次讨论“20世纪**的作用”的会议，他认为这个论题比起代表大会以往的活动来，“品位还要高一些”。24惊得呆若木鸡的纳勃科夫写了一封回信，说他希望布莱的这封信将来不会被人再从抽屉底下翻出来，因为这封信“确实有损于他的智力和判断力”。纳勃科夫既无时间也无精力去纠缠这件事，所以就请布莱克制一下自己，不要再写信给他了。

除了向参加罗马音乐节的作曲家和演奏人员提供补助外，法菲尔德基金会还向其他一些团体和艺术家个人提供补助，大多是乔斯尔森指示他们办的。1月份，该基金会向萨尔斯堡的莫扎特音乐学院乐队提供2000美元，作为开设国际青年乐队课程之用。一位波兰作曲家安德烈·帕努夫尼克（Andrzej Panufnik）惊险地逃离华沙，经苏黎世来到伦敦，乔斯尔森从他的“可任意支配的特殊经费”中给了他一笔奖励金，不带任何条件地将“每年2000美元津贴分12个月支付，从1954年9月算起”。据纳勃科夫说，这位感恩戴德的帕努夫尼克宣布他“将全身心地同我们合作，因为他已决定献身于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理想”。25

也是在1954年9月，乔斯尔森开始为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的老师、逃亡在外的罗马尼亚音乐家乔治·埃奈斯库（Georges Enesco）每月提供300美元的补助。埃奈斯库于1955年逝世。一年后，波士顿交响乐团为他举行了一次纪念音乐会，由法菲尔德基金会出资。该乐团再次在欧洲巡回演出，大部分经费都是中央情报局（通过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支付的。26C.D.杰克逊在提到波士顿交响乐团1956年的那次成功的巡回演出时不无激动地宣称：“‘文化’已不再是一个柔弱无力的词汇了。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够刚强有力。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在经济上能够取得惊人的成功。但是奇怪的是，把一切凝聚在一起的却是这个国家共同理想……理想主义是抽象的，真正可触摸得到、可以看到听到的表现形式就是文化。在文化的一切表现形式中，音乐是最具世界性的，而当今音乐文化的一切表现形式中，波士顿交响乐团是最出色的。”27

1956年到欧洲演出的还有大都会歌剧院。C.D.杰克逊再度亲自出马，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他说：“美国为了在海外树立良好的形象从事过许多活动，有些是成功的，有些则并不成功。必须承认，这样的工作本身就难以准确地估计其效果。但是，在所有我们曾经尝试过的领域中，通过文化为美国树立形象是最接近百发百中的，当然，从美国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中进行选择必须具有高度的智慧，送到海外去的只能是精品。我相信大都会歌剧院必定会使欧洲观众叹为观止。”28心理战略委员会1953年曾请弗莱希曼出面与波士顿交响乐团商谈出国巡回演出事宜。这一次该委员会同意杰克逊的意见，筹集了高达75万美元的巨资作为大都会歌剧院出访的经费。这笔钱当中，大多数好像是来自中央情报局的。虽然C.D.杰克逊也承认，为了文化上的宣传就花费这么多钱实在可观，但是他还是尽量说服艾伦·杜勒斯不要低估其潜在收获，说这次演出“在西欧各国的首都，包括柏林在内，都会取得惊人的效果。”29弗莱希曼同意此说，并提出了他那高明的机会主义理论：“美国是一个大熔炉。正因为如此，我们向世界各民族表明，不同种族、肤色和信仰的民族都能够和睦相处在一起。我们采用‘大熔炉’或类似的醒目的主题词，就能以大都会歌剧院作为典范，说明欧洲人可以在美国共处，因此建立某种欧洲邦联也是完全可行的。”30由此，美国的冷战战士们就来编织一个纵横交错的网，在这个网上，大都会歌剧院就被用来集结听众，使他们接受自由世界联邦主义的概念。

就在杰克逊按照心理战略委员会的想法着手准备大都会歌剧院出访事宜时，他还在处理该团一件颇有争议的事。1953年3月，他获悉大都会歌剧院的总经理鲁道夫·宾（Rudolf Bing）打算请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于1953—1954年来该团担任客座指挥。鲁道夫·宾问他国务院是否会反对这次任命，杰克逊可以回答说“国务院对于富特文格勒这件事是不会皱眉头的”。不过，他也确实警告说，从大都会歌剧院的角度看，其中可能有个“公共关系”问题，但是最后还是鼓励说：“我虽然人微言轻，但我保证到他来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再关心他不光彩的过去了。”31

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显然也有同感，虽然他们应该表达得更含蓄一些。1955年2月，赫伯特·冯·卡拉扬随柏林爱乐乐团来纽约演出，一个叫贝塔尔（Betar）的犹太人团体为此提出了抗议，要求“音乐爱好者不要参加今晚这场血腥的音乐会！”美国委员会向美国音乐家联合会进行游说，要求这个联合会反对这些抗议活动。詹姆斯·法雷尔以“美国文化界300名领袖人物”的名义签发了一份电报，在电报中美国委员会谴责贝塔尔的抗议“侵犯了文化的自由”。有趣的是，委员会对于贝塔尔组织声称卡拉扬曾为纳粹党员一事，并未提出异议，相反，承认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但是电文指出“柏林爱乐乐团的来访不属于政治性的，因此，就此提出的指控与访问毫不相干”，而且这个犹太人组织无视柏林爱乐乐团“曾为欧洲的文化自由事业做过有益的事，这标志着柏林人民对共产党的极权主义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而他们现在就处于共产主义的包围之中”。32电文最后建议该交响乐团巡回演出的部分利润将捐献给纳粹的受害者。

显然美国委员会完全没有意识到它已经远远背离了1953年的“原则声明”。该声明宣称，委员会将“十分关注政治问题，因为政治问题将影响文化自由和文化创造性的环境。据此，委员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正是对这种环境的否定。”33同一份声明还称，“时至今日，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在思想界和文化界还受到某种尊重，而纳粹或新法西斯分子将永远不会受到这种待遇，这一事实令人深感痛心。”

对于冯·卡拉扬或富特文格勒这样的个人，委员会的态度是如此的自相矛盾并前后不一，而委员会对此竟毫无知觉，令人吃惊。3个月之后，文化必须服从冷战之需的战略的奠基人之一的乔治·坎南也说他对此同样感到困惑。1955年5月12日，坎南在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国际理事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近年来，在我们当中滋长了一种很应当受到谴责的习惯，实际上是一种极权主义的习惯，这就是按我们心目中创作者的政治色彩来判断他们在文化上所作的贡献。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种习惯更愚蠢的了。一幅绘画有无价值竟取决于画家是哪个党派的，其作品是为谁创作的。在我看来，一场交响音乐会的价值如何，倒还没有因为音乐会的指挥在什么性质的政权下工作而受影响……文化活动毕竟不是家畜展览品，竟然也把人的思想纯正与否当成评价他们的标准。”34他对这种现象感到悲哀。

美国的文化冷战斗士们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对纳粹主义豢养出来的妖孽，他们极力主张把艺术和政治区别开来；而一旦涉及共产主义，他们就不愿意把两者分别对待了。这种惊人的不合逻辑，最初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德国的去纳粹化时期就显现出来了。当时，富特文格勒和梅纽因都被允许举行高规格音乐会，以此作为对他们的奖励，而布莱希特却在《月刊》上遭到梅尔文·拉斯基的讥讽。35文化冷战的、也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整个前提，就是作家和艺术家都必须置身于意识形态的斗争之中。中央情报局的李·威廉姆斯解释说：“你们不是在谈论著名作家、著名音乐家和画家吗？无论是谁，只要他赞同加缪提出的为文化‘介入’而战斗的理念，那么他就不仅是为写作而写作，而是要为表达某种价值体系而写作。只要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就赞同，我们就支持。”36对于美国的文化冷战战士们来说，只要他们觉得合适，他们就可为之解脱。这种状况确实令人感到不妥。

对于美国委员会不遗余力地加以揭露的共产党同路人和中立主义者就不那么宽容了。至少在50年代中期，没有人真的认为在美国国内共产主义是文化自由的主要或头号敌人。但是职业反共分子就像其他一切专业人员一样，总是想要保护乃至扩大他们的市场。粗略地统计一下50年代（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是第五纵队的最低潮）美国有多少有组织的反共院外集团和压力集团，就可以看出其发展是史无前例的。当时美国并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威胁需要人们与之战斗，因此美国的反共分子实际上是在重复丘吉尔说过的话，“被一具死尸缠住脱不了身”。

早在1942年，詹姆斯·T.法雷尔就曾准确地预言：“慢慢地、渐渐地，你的同事们就会来分析你。我相信我的同事们是这样做的。我也相信他们有能力成为我身边的警察，变成我的灵魂保护神。但是我也深信，有一天他们会为此感到羞耻。我的这个信念是不可动摇的，这是因为我深信他们无法动摇我的信念。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说的，你们这些守护美国灵魂的小天使们！”37此时美国委员会中的强硬派已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不大好的名声，叫作“真理保卫者”。看来委员会已完全失去了分寸，忘记了自己是什么了。它已远远背离了自己宣告的使命，即为文化创造和思想上的自由探索营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施莱辛格曾在他的文章中说他“对那些仇恨同路人并对之进行折磨的人深感厌恶，似乎在五十年代我们又回到三四十年代，重复着过时的生死搏斗……我们现有更有价值的任务而不是去算旧账。一个致力于文化自由的委员会对他人宽容一点是不会错的。”38索尔·斯坦因在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同事也写过类似的话：“索尔，我的朋友，你需要的是到纽约州的北部，或堪萨斯州，或西雅图，或者除曼哈顿中心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去吸一口新鲜空气。你当真那么肯定30年代末期和今天进行的文学界残酷的斗争在美国历史上真的那么重要吗？”39

自由欧洲电台台长（director）乔治·厄本（George Urban）在谈到许多冷战斗士“与共产主义的对立关系”时，他的结论是，这种关系是对“身不由己的争论、捍卫和斗争”的反应，至于目的是什么，几乎是不加考虑的41……他们的对抗过于紧张，猜疑过于不加掩饰，而他们的分析过多地反映了他们自认为已经逝去的那个世界。他们在走向反面，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照样走下去。42

此时乔斯尔森刚接受了一次手术，正在康复之中。虽然还被困在躺椅上难以行动，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歇。他写信给悉尼·胡克说，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最好的办法是让现在的（美国委员会）自然死亡，这对一切相关的人都有好处……这个组织现在做什么事都不和谐（原文如此），只会为一些小事争吵不休。”43让委员会自生自灭的一个办法就是取消对它的经济补助，于是1954年10月乔斯尔森就这样做了。法菲尔德基金会每月支付给美国委员会的钱早在1953年初就已经停付了，现在巴黎办事处也撤销了每年4800美元的经费，美国委员会立即陷入财政拮据的困境。

委员会是经悉尼·胡克与中央情报局商量建立的，他对代表大会切断财政来源的决定感到十分震惊。胡克不顾乔斯尔森要让委员会自行消亡的决心，直接找到艾伦·杜勒斯，要求他给予更多的经费。索尔·斯坦因（他曾警告说，“如果西欧听不到美国知识分子的声音，那么一些新吉本(16)就会削好他们的铅笔了。”）被详细告知这一事态发展，除他之外还有社会主义的前美国总统候选人诺曼·托马斯，现在美国委员会中任领导职务。他们两人都分别通过“我们的朋友利利博士”（Dr．Lilly，心理战略委员会官员和中央情报局顾问）向情报界进行游说活动。斯坦因知道诺曼·托马斯是艾伦·杜勒斯的密友和邻居，所以他还建议托马斯给杜勒斯打电话，“提醒他也曾对我们的工作予以关注，建议他尽快援之以手。”44托马斯回答说，“如果没有更紧急的理由，打电话给艾伦·杜勒斯有害而无益”，还说杜勒斯“本周末可能到乡间度假，星期日我找机会与他联络”。45这是1955年4月里的事。到了5月份，美国委员会的腰包鼓起来了，它获得了中央情报局的亚洲基金会捐款4000美元和法菲尔德捐款1万美元。乔斯尔森的计划遭到否决。

事实证明杜勒斯和迈耶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这也是乔斯尔森所担心的。在财政上向美国委员会输血，推迟了纽约那批身佩枪支的勇士和巴黎那些老谋深算之士之间的冲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自纳勃科夫1952年举办巴黎艺术节就开始出现的彼此间的不信任和相互攻击公开化了。1956年3月26日，《曼彻斯特卫报》发表了一封伯特兰·罗素的信，信中提到在罗森堡案件中“联邦调查局犯下的残暴行为”，把美国与“其他的警察国家如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的俄国”相提并论。乔斯尔森立即采取了应变行动。他向欧文·克里斯托尔建议，由他去找一名伦敦的头脑灵活的记者，安排他去采访罗素，其方式应能“表明罗素并没有看到任何有关罗森堡案件的证据，他发表的观点都是依据一些共产党的宣传，而罗素已年迈力衰，无力分辨真伪了。”47

但是正当乔斯尔森准备采取一个谨慎的角度来消除罗素观点的影响时，美国委员会决定趁机发动攻击了。委员会直接向罗素发出了一封抗议信，指责他“超常地背离了客观和正义的准则”，“我们原以为你也加入了对敌斗争的行列，而你的所作所为却是为敌人服务。”“一个文化自由事业的朋友，尤其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一个官员……居然发表错误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否定美国的司法程序。”48这种针对罗素本人的指责是不礼貌的，毫不奇怪，罗素对这封抗议的反应是辞去代表大会荣誉主席的职务。

乔斯尔森火冒三丈，主要是因为致罗素的信件是“以一种专断的方式转交给我们的”。代表大会的任何附属机构，在事先没有得到乔斯尔森同意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沟通方式实在不可思议。在召开了一次巴黎的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之后，乔斯尔森正式向其美国分支机构提出批评，责备美国委员会“在采取可能造成严重国际后果的行动时，居然不与代表大会商量。”49此时再要挽留罗素已为时过晚，于是罗素第四次向代表大会辞职，这就算是最后的一次了。1956年6月，罗素的名字在代表大会的信纸上所列的名单中消失了。

麻烦至此也许可以了结了，但是，法雷尔选择了先在《纽约时报》上宣布他的辞职。1956年8月27日星期天的深夜，他打电话给《纽约时报》。那天夜里，他显然是喝多了，说话就没有顾忌。他对美国委员会百般挑剔，说它与一个民间组织的身份并不相符，说它未能对美国的审查制度做任何事，对美国的公民权利也缺乏应有的关注，说它在麦卡锡问题上态度暧昧。戴安娜·特里林受董事会的推举来接受法雷尔的辞呈。为此她写了一封信，信中明显地含有冷冰冰的鄙视。

法雷尔辞职的消息传到巴黎，乔斯尔森对此怒不可遏。他愤怒地写道：“从特里林夫人接到电话到法雷尔在报上发表辞职消息，这中间足足有24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弄不懂委员会为什么就不利用这段时间让法雷尔撤回原来的辞职声明，代之以一篇有关的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声明。”52

到此为止吧，再维持下去就有害无益了。欧文·布朗接到一封信，要他向美国委员会缴纳三年的会费，他干脆来个置之不理。1956年10月，弗莱希曼退出董事会，理由是他处理巴黎的事已经够忙的了。1957年1月31日，悉尼·胡克致函纳勃科夫称，美国委员会由于财政拮据，“出于无奈，只好中止其作为一个组织的生命。”

(2)莫希干人（Mohican或Mohegan），定居在美国今康涅狄格州泰晤士河上游的印第安人的一个分支，后扩展至新英格兰其他地区。莫希干人曾起义而获独立。17世纪早期在对英战争中遭惨败，白人逐渐移居莫希干人的居住区，从此莫希干人四散。现尚有一支混血后裔留在康涅狄格州。凯斯特勒将托伯格比作“多瑙河畔的莫希干人”，有赞美他具有不畏强权、爱好独立之意。

(3)象限，是平面直角坐标系横轴和纵轴划分的四个区域，每个区域叫一个象限。《象限》这个刊名寓意澳洲为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一。

(4)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1909—2001），美国女作家，其小说大多写密西西比州小城镇人们的生活。

(5) 吉安·卡洛门诺蒂（Gian Carlo Menotti，1911—2007），意大利作曲家，后入美籍。

(6) 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法国哲学家。1947年发表一组论文《人道主义与恐怖》，为40年代后期的苏联辩护，而1955年又发表一组论文《辩证法的冒险》，转变了立场，被认为背离马克思主义。

(7)原文为limousine，特指驾驶室与后座间设有自动玻璃隔断，三排座，车内设有带冰箱的酒吧、彩电和电话的高级轿车。

(8)阿修罗（Arthuro），疑为梵文Asura的英文音译。原为印度教神话中的恶神，好与天神战斗。

(9) Milyii Stiva、Dear Little K?nigskind、Caro Ted和Chat均未查到出处。

(10)以斯特拉文斯基为首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均为20世纪享有国际声望的音乐家：布拉赫尔（1903—1975），法国作曲家，1960年起即在创作中采用电子音乐。夏维兹（1899—1978），墨西哥指挥家和作曲家。达拉皮科拉（1904—1975），意大利作曲家。奥涅格（1892—1955），法国作曲家。马利皮埃罗（1882—1973），意大利作曲家。马丁（1890—1974），瑞士作曲家。米约（1892—1974），法国作曲家。以上音乐家都是音乐界革新派，支持当代音乐，唯查尔斯·明希（1891—1968），德国指挥家，以指挥拉威尔、勃拉姆斯、德彪西的作品而闻名。所以他才推荐反对当代音乐的意大利指挥家、杰出国际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1867—1957）。

(11) 国家大通银行（Chase National Bank）后来与美国曼哈顿银行合并，现为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Manhattan Bank）。

(12)托赫（Toch，1887—1964），奥地利先锋派作曲家。克申内克（Ernst Krenek，1900—1991），奥地利出生的美国作曲家，十二音音乐的骨干。兴德米特（Paul Hindermith，1895—1963），德国作曲家，早期作品反传统，后反对勋伯格的十二音音乐。韦伯恩（Anton Von Webern，1883—1945），奥地利无调性音乐作曲家。

(14) 皮埃尔·布莱（Pierre Boulez，1926—2016），当代法国杰出的作曲家。五六十年代的早期作品深受十二音体系的影响。1954年曾举办了一系列先锋派音乐会。

(15)原文为“巴尔干化”（balkanized）。巴尔干化，前已注。

(16)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

(17)治安团精神（Vigilantism）。治安团是美国社会中自发组织起来的防止犯罪和骚乱的团体，任务是清除社区中的害群之马。常用作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