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极度恐惧
不要让教派纷争败坏了我们的教义问答。
——约翰·克劳·兰塞姆：《我国的两大杰出人物》
罗森堡案件将美国置于痛苦的进退维谷之中。正当麦卡锡的宠儿罗伊·科恩（Roy Cohn）向欧洲人吹嘘他在处置罗森堡夫妇的案件中起了重大作用时，他已经使人们更加怀疑这一审判是同麦卡锡的政治迫害密切相关的了。尽管严格地说这两件事互不相关，但在欧洲，普遍的看法是这两种现象是同出一源的。
麦卡锡崭露头角之时，正是许多欧洲人对发生在美国和苏联的“并行不悖的劣迹”保持高度警惕的时候。一名年轻的美国驻法外交官的妻子在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时写道：“毒素随着一阵可怕的大风吹过大西洋上空。”1这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智力有限却夸夸其谈，而且一向极不诚实（他说他的跛足是在战争中负伤所致，其实是他从楼梯上摔下来造成的）。玛梅因·凯斯特勒觉得此人十分讨厌，把他描绘成一个“爪子上长毛的恶棍”（虽然她相信他在挖出渗透者的工作中干得很出色）。理查德·罗维尔写道，在当今的政客中，“能够那么有把握、那么迅速地发现美国人思想中的阴暗面，无人能出其右者。”2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麦卡锡振振有词地大谈什么“现在有一个大阴谋，其规模之大，用心之险恶，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那个时期，阿尔杰·希斯、罗森堡夫妇以及其他美国亲苏的间谍受到审判，这些审判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奥威尔的预言。乔·麦卡锡从这些审判中受到鼓舞，居然指控乔治·马歇尔将军也在为苏联的政策效力。参议院下设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在他主持下进行了一系列审讯，在这种气氛中，一时间指控和黑名单竟然蔚然成风。亚瑟·米勒被判处监禁（后未经上诉被撤销）。莉莲·赫尔曼(1)被列入黑名单，她将这个时期称之为“邪恶的日子”。
亚瑟·米勒写道：“I．F．斯通(2) 自费出版篇幅仅为4页的新闻周刊，他坚持不懈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不服从每个问题均须符合反共宣言的规定。纵观美国新闻界，没有一个记者能像他那样毫不畏惧地顶住这股风浪。”他还写道：“美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小的共产党，而美国的行为却好像美国已处于一场流血革命的边缘。”31950年时，美国共产党拥有3.1万名党员，到了1956年减少到了几千名，其中大多数据说都成了联邦调查局的秘密特工。威廉·科尔比曾说：“联邦调查局用它支付给特工的经费养活美国共产党，对这一句古老的箴言，我始终深信不疑。”4而在作家霍华德·法斯特看来：“当时的美国共产党实际上已成为美国司法部的一个分支机构了。”5
卡迪拉克汽车发亮的镀铬尾部装饰、时髦的短筒女袜、果冻、呼啦圈、弗里奇戴尔电冰箱和食物搅拌器、高尔夫球、露齿而笑的艾克、梅米式的帽子：欢迎进入“美妙的五十年代”。这就是《生活》杂志里的美国，那里是繁荣的消费经济，一个对自己心安理得的社会。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却是另一个美国——阴霾密布、焦躁不安、阴暗无光；在这个美国，拥有一张保罗·罗伯逊的唱片就可能看成是一种颠覆行为，那里有一本一位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同其他人共同编写的教科书叫作《美国历史寻踪》，这本教科书对孩子们提出了如下忠告：“联邦调查局敦促每个美国公民，只要他们发现他们的同胞涉嫌参与共产党的活动，应直接向联邦调查局的办事处报告。联邦调查局人员训练有素，他们会根据我们这个自由国家的法律来甄别这些报告的真实性。只要美国公民遵照这种方式来处理他们对他人的怀疑而不是私下乱说和公开宣扬，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是符合美国传统的。”6另一位历史学家写道：“鼓励年轻人告密是极权社会的一大特征，但是冷战却把告密列入捏造的‘美国传统’。”7这种阴暗的精神状态，在詹姆斯·迪安的厌世、马龙·白兰度的冷漠、(3)莱尼·布鲁斯（Lenny Bruce）的语言暴力中均有所反映，预示着后来发生的群众性抗议运动。不过在当时还只是孤立的、彼此间互不关联的现象，在绚丽夺目的“官方文化”中是找不到踪影的，淹没在米基·斯皮兰（Mickey Spillane）腐蚀人心的喋喋不休的说教或炫耀“美国上尉”（Captain America）的丰功伟绩之中。这位美国上尉是《奇人异事》（Marvels）中的喜剧性英雄。此人原为反法西斯的英雄，转眼间摇身一变而成为反共斗士，现在他发出了警告：“共产党人、间谍、叛徒和外国的代理人，你们听着！美国上尉身后有着忠诚而自由的人民支持他，他正在搜寻你们，并准备同你们斗争到底，直到把你们这些蛀虫一个不剩地挖出来。”8
这是麦卡锡身边的“可怕的哼哈二将”罗伊·科恩和大卫·沙因（David Schine）的美国。一位评论家把科恩说成是一个“不可言状的”恶棍，而沙因则是一个“穿人衣的驯服的猴子”。科恩19岁就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法学学位，后来成为一个出色的律师，25岁时就担任了麦卡锡在非美活动委员会的顾问。科恩这个人野心勃勃，傲慢自大，每当听到《星条旗》这首歌曲时就要热泪盈眶。沙因则是经营旅店业的腰缠万贯的富豪子弟，曾就读于安多弗(4) 学校和哈佛大学，是科恩的密友。沙因喜欢泡夜总会，开高速汽车和出风头。1953年初，科恩为他在麦卡锡的国会小组委员会里谋到一个职务。沙因没有什么资历可言，只写过一本愚蠢的书叫作《共产主义界说》（Definition of Communism）。这本书只是在他义父拥有的各大饭店客房里和吉迪恩出版社出版的《圣经》放在一起。(5) 1953年春，因罗森堡夫妇的审判，欧洲人对美国在欧洲的存在普遍感到愤怒。此时科恩和沙因接受任务去国外视察美国驻外官方新闻机构。3月5日克里姆林宫宣布斯大林逝世，他们是在苏联宣布了这个消息后来到欧洲的。他们下一步采取的行动，是尽可能消除斯大林主义在海外依然存在的精神毒素。在察看了美国新闻署（USIA）设在7个国家的图书馆之后，他们宣布，在200万册上架图书中，有3万册是亲共作家的著作，他们要求将这些书籍下架。美国国务院为谨慎起见，根本不想为它所设的图书馆提供保护，而是下了一道指示，禁止“一切有争议的人物、共产党人、共产党同路人等等的资料，包括绘画。”（要知道，每年这些图书馆要接待3600万读者。）就这样，数以百计的美国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无端因政治问题，遭到丢弃在垃圾箱里的悲惨命运。
接着，禁书行动加速进行，国务院和美国新闻处所有驻外办事处（柏林、不来梅、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汉堡、慕尼黑、汉诺威、斯图加特、弗赖堡、纽伦堡、巴黎）之间，电报来往不绝：“萨特的所有著作均须从一切美国机构的藏书中撤下。”“下列作者的著作必须清除：达希尔·哈米特、海伦·凯（Kay，Helen）、吉恩·韦尔特菲什（Weltfish，Gene）、兰斯顿·休斯、爱德温·西弗（Seaver，Edwin）、伯恩哈特·斯特恩（Stern，Bernhard）、霍华德·法斯特。”“下列个人的所有著作（重述如下）必须清除：约翰·艾布特（Abt，John）、J．朱利叶斯（Julius，J．）、马库斯·辛格（Singer，Marcus），内森·威特（Witt，Nathan）。”“奉命已清除下列作者的所有著作：杜波伊斯（Dubois．W．E．B．）、威廉·福斯特、马克西姆·高尔基（Gorki，Maksim，原文如此）、特罗菲姆·李森科（Lysenko,Trofim）、约翰·里德（Reed，John）、阿格尼丝·史沫特莱（Smedley，Agnes）。”9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也遭禁，连所有配有罗克韦尔·肯特插图的书籍也一并遭禁。1953年4月20日，美国驻法大使馆致电国务院：“美国新闻处设于巴黎和各省的图书馆已将下列图书撤下：霍华德·法斯特：《傲慢的人和自由的人》（The Proud and the Free）、《不可征服的人》（The Unvanquished）、《孕育在自由中》（Conceived in Liberty）；达希尔·哈米特：《瘦汉》（The Thin Man）；西奥多·哈夫（Theodore Haff）：《查理·卓别林》；兰斯顿·休斯：《疲惫的布鲁斯歌手》（Weary Blues）、《白人的行径》（Ways of White Folk）、《茫茫大海》（Big Sea）、《神奇的旷野》（Field of Wonder）、《迟到的梦想蒙太奇》（Momtage of a Dream Deferred）、《不是没有笑》（Not Without Laughter）、《白人史》（Histoires des Blancs）。”10
由于政府机构和驻外使团屈从于麦卡锡，美国文化的声望遭到粗暴践踏。1953年，美国新闻署运往海外的书籍从每年平均为119913种骤降为314种。许多从图书馆撤下的书籍曾遭纳粹分子焚毁。再度遭受焚书之灾的有托马斯·曼的《魔山》（Magic Mountain）(6)、《汤姆·佩因选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伊德的著作、海伦·凯勒的《为什么我成为社会主义者》，以及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梭罗(7) 的《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也成为美国的禁书。就在此时，此文在毛泽东的中国也遭禁。麦卡锡发动的文化清洗似乎势不可挡，使美国自诩为言论自由的先驱名誉扫地。
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的反纳粹战士托马斯·曼曾逃脱了极权主义统治来到美国，不想他的美国国籍却并没有给予他所期待的保护。麦卡锡主义分子谴责他对共产主义过于软弱，而《坦言》（Plain Talk）杂志又给他戴上了“美国头号同路人”的帽子，因此他极想离美国而去。他将此称为“在有空调的屋子里做的一场噩梦”。11达希尔·哈米特又让科恩和沙因立了一功。哈米特因拒绝指认“公民权利保释基金”的捐款人而于1951年被判处6个月徒刑，在监狱里服刑22周。这个基金组织是为向被捕的共产党员提供保释金而建立的。1953年他被传唤到麦卡锡的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作证，他再次拒绝提供名单，这一次他可以求助于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8)了。于是科恩和沙因要求国务院的各图书馆撤下哈米特的所有著作。全国广播公司（NBC）的电台也停播他的《萨姆·斯佩德历险记》，因而哈米特的主要收入来源就被剥夺了。他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美国作战，最终却于1961年在贫困潦倒中去世。尽管联邦调查局力图阻挠，他还是按他生前的请求被葬于阿林顿国家公墓。12
大多数根据国务院的指示遭禁而当时还活着的作家，在埃德加·胡佛的联邦调查局都存有大量无稽可笑的档案。罗伯特·舍伍德、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马尔科姆·考利（在他的档案里，悉尼·胡克被称为联邦调查局的线人）、约翰·克劳·兰塞姆、艾伦·塔特、霍华德·法斯特、F．O．马西森、兰斯顿·休斯等人的活动和行踪都受到监控。其中当然也少不了那些在沃尔多夫饭店会议上表现恶劣的人。当海明威向他的朋友们抱怨说他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时，朋友们都认为他已逐渐脱离了现实生活。他的长达113页的档案于80年代解密，这份档案证实了海明威的怀疑：他确实被胡佛手下的人跟踪、窃听、袭击，为时达25年以上。在他自杀前不久，精神极度压抑，他用假名住进了明尼苏达的一间诊所。那家诊所的心理医生为此还与联邦调查局联系，问他们是否同意海明威以假名登记入院。13
诗人威廉·卡洛斯（William Carlos）的档案材料将他形容为“一个心不在焉的教授型人物，他那种表现主义的风格，则可能被理解为某种‘暗语’。”仅凭这一点，当他在1952年被任命为国会图书馆的诗歌顾问时，就没有通过安全审查，终于未能担任这个职务（这个职位在1956年前一直空缺）。1951年，诗人路易斯·昂特迈耶（Louis Untermeyer）被列入了联邦调查局的“安全索引”（他被归入“危害国家安全的人物”类）。14此后不久，由于“极度恐惧”，他在寓所闭门不出达一年半之久。15散文家默里·肯普顿（Murray Kempton）认为胡佛是“一个十足的狂人”，他想象胡佛在“睡梦中也怀疑在某地有某人拒绝对他表示敬畏”。16
1953年7月10日，艾森豪威尔举行内阁会议讨论文化审查问题，所作的结论显得有些心虚：“我们的审查工作不能做得像一个莽汉或纳粹分子。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也不要急于求成，那样我们就可以不动声色地去做。现在必须新选出一些书籍来，使之符合法律。”17美国需要作出合理的反应，而上述的反应却谈不上符合美国的需要。在整个欧洲，信件雪片似的寄到美国的驻外机构，对禁书一事提出了批评。英国人在战后还决定让德国的图书馆继续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留在书架上，直到这一决定成为笑柄才撤下。由此可见英国人对禁书一事的看法很不明朗。部分原因是因为艾森豪威尔不想同麦卡锡一道蹚这股浑水，他想用他自己的反共十字军讨伐战略来压倒麦卡锡，这一战略得到了他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支持。此时，麦卡锡甚至对艾森豪威尔也产生了怀疑。一时谣言四起，说战后的欧洲在艾克的最高统帅下，大量的共产党人渗透到美国政府机构中来，尤其是驻德国的美国政府机构。令人惊讶的是，煽动诬告并向艾尔索普兄弟公司提供严重渗透信息的正是尼古拉斯·纳勃科夫，他宣称共产党的第五纵队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
受到攻击的还有国务院的美国之音。由于麦卡锡在电视上导演了一些有关共产党已经渗入美国对外广播事业的离奇审讯，那些曾为建立这一事业出力的工作人员一股脑地被开除。1953年3月，美国之音的一名制作人要求音乐图书馆录制《印度之歌》，但是图书馆馆员告诉他不能录制，因为“这首歌的作曲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而我们不能用任何俄国人的东西。”
麦卡锡对国务院的攻击真可谓毫不留情，到了艾奇逊也不能幸免时，这些攻击可以说已发展到顶峰了。艾奇逊被说成是“一个穿条纹裤的(9)外交官，说话时装腔作势地学着一口英国口音，傲慢自大，对共产党却是关怀备至”。对于杜鲁门主义的设计师艾奇逊的指控，说他对共产主义过于软弱，听起来有点空洞。麦卡锡本人大概也不相信。但是艾奇逊注重外表，用蜡为他的胡须定型，购买服装必去萨维尔区确是事实。同先于他的墨索里尼一样，麦卡锡也是主张自给自足、不仰仗外国的，他要的是“美国制造”。他是为粗人说话的，而粗人是排斥艾奇逊这类人持有的英国化价值观的。麦卡锡主义是一场运动，至少在一个特定时期是一场运动，挑起了一股平民主义对于当权人物的愤怒情绪。反过来他的煽动行为又被当权的精英视为对他们的侮辱。麦卡锡代表的是英格兰的罗斯（Rowse）所蔑视的“愚民”；他厌恶名门贵族的趣味，这些高雅之士对于粗俗的、乡巴佬的或商业性中产阶级的文化是不屑一顾的。政治官僚如艾尔索普兄弟(10)者把麦卡锡视为“平民主义的中心人物，他煽起一股反对美国外交精英的怒火……他们还认为（麦卡锡）攻击国务院实际上是攻击美国战后外交政策所奉行的世界主义。没有人明确地这样说过，但是看来艾尔索普兄弟十分清楚，如果麦卡锡真的把国务院里的国际主义者搞下了台，那么结果就是一股新的孤立主义浪潮袭来。”18
莱曼·柯克帕特里克（Lyman Kirkpatrick）说：“几乎联邦政府中所有的自由派都成了怀疑对象。”柯克帕特里克在麦卡锡时期曾任中央情报局的总监（Inspector General）。“当时的气氛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盛行的指控和审讯都通往断头台。尽管华盛顿并没有断头台，但是个人的职业生涯就此毁灭，潦倒终生，这种命运也许更为可怕。”19在麦卡锡使国务院的士气从此一蹶不振之后，他又把目光转向了中央情报局，“这是一个更大也更重要的目标，尤其是这个目标可以为他个人赢得更加辉煌的名声。”20
损失最大的莫过于聚集于中央情报局国际组织处的那些“国际主义者”了。时至1952年底，麦卡锡闻知布雷顿的那个机构曾“向亲共组织提供大量补助”，于是这位参议员就怀疑起这个机构来了。21这是一个重要时刻：麦卡锡的非官方反共主义即将动手破坏（或摧毁）中央情报局花了最多心血建立起来的、也是最有效果的非共产党左派外围组织网络。亚瑟·施莱辛格解释说，“中央情报局在文化方面的政治活动，本来应该通过美国新闻署或其他类似的机构公开地进行，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这也算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件怪事。原因是如果约瑟夫·麦卡锡知道美国政府在为非共产党的左派杂志、社会主义的和天主教的工会组织提供经费，就会引起很大麻烦。所以中央情报局就采用秘密的方式来做这件事，以免引起麦卡锡注意。”22一名中央情报局派驻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官员说：“一切都必须在预算外进行，因为只要一纳入预算，国会肯定不会批准，可以想象得到，那时国会中就会出现一片可笑的嚎叫，‘他们都是共产党！他们都是同性恋者’，或者什么别的。”23
历史学家凯·伯德解释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有了一个麦卡锡，许多隐蔽行动都承担着风险。麦卡锡一度曾经威胁要揭露这些隐蔽行动，因为在他看来，一个美国政府的独立机构，即中央情报局，居然同左派沆瀣一气。美国素有成熟的民主社会之称，在美国，允许一切理性的政治辩论。一旦揭露出来，美国会感到十分尴尬，就会名誉扫地。但是，还有一些重大的情报活动，有着长远的含义，那就是在政治上取得一致的意见，把西欧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内，维持一个西方联盟。如果把这种情报活动也宣扬出去，也是具有很大威胁性的。”24
由于麦卡锡的警犬在四处搜寻中央情报局进行的非共产党左派的计划，中央情报局不得不尽可能地退居幕后。但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却开口说话了。1952年3月初，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内部会议，讨论如何应付麦卡锡。当时在委员会内部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歧。詹姆斯·法雷尔和德怀特·麦克唐纳对于麦卡锡主义的危险是毫不怀疑的。法雷尔强调说：“虽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但是在美国，已经挫败了斯大林分子的威胁。可是在我们这里却因此又出现了一批麦卡锡主义的知识分子。”25他接着将麦卡锡主义界定为“无知主义”，其目的无疑是要通过施加压力，造成一种顺从和归于正统的局面。麦克唐纳提出两种立场：“一个叫作‘纯立场’，意思就是在公民权利和文化自由问题上不要划分为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对两者一视同仁；另一个叫作‘不纯立场’，指的是只保护……那些被诬告为共产党或受到证据不足的指控的人民。”26他希望委员会采取前一种立场，但是他认为至少是应该采取后一种立场。伯特伦·沃尔夫（Bertram Wolfe）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今天美国之所以面临危险，恰恰是因为我们未能揭露斯大林主义者。如果我们不能做好这件事，那么手持大棒的人就会来做这件事。”27
另一名成员告诫委员会“要防止一种倾向，不要陷入预设的争论之中，以致最后站到了‘官方’立场上去了……委员会已经在扮演捍卫政府现行路线的角色了。它应当关注的是发现新的难题和悬而未决的问题。至于其他的问题则由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去处理。”28赞成这个观点的有《纽约时报》的副编辑理查德·罗维尔，他说：“显然，我们的任务是让美国和欧洲都明白，同时反对麦卡锡主义和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是可能做到的。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文化遭到政治的破坏。”29不过，悉尼·胡克、丹尼尔·贝尔、克莱蒙特·格林伯格和威廉·菲利普斯的观点却反映了大多数人的看法，这些人是不赞成从总体上谴责麦卡锡主义的。
玛丽·麦卡锡写信给汉纳·阿伦特，告诉她委员会内部立场分歧。她在信中透露她“已获悉胡克这一派的路线。在胡克等人看来，麦卡锡的所作所为与一个以争取文化自由为宗旨的委员会并不相干。”30还有人秘密地告诉她，“委员会认为美国并不存在共产主义威胁，它关注的是筹款，以便能在西欧反对共产主义，或者说与中立主义作斗争。中立主义现已成为头号威胁。此人对我说，这件事只能‘你和我知’。”31玛丽·麦卡锡接着写道：“这里普遍认为最大的危险是中立主义的复活。胡克和他那一帮人觉得，如果他们在此时此刻有所懈怠，那么，斯大林主义（此词原件拼写有误，照录）将再度渗入政府和教育领域，最终将在海外实行绥靖主义。我很难说这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恐惧（听上去是那么不可思议），或者是不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推理。我不相信这些人真的认为斯大林主义的潜在危险以如此大的规模存在于美国，以致到了振臂一呼立即复活的程度……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30年代的情景再现，那时在教育界、出版界和戏剧界等领域中，共产党的同路人的势力十分强大，当时斯大林主义成了一席盛宴而他们却一杯羹也分享不到，反倒成了社会上的另类，经济利益被剥夺，让人说闲话，受人辱骂。这些人满脑子功名利禄，想的都是他们一帮人能飞黄腾达，垄断文化领域，一想到遥远的30年代斯大林主义短暂得势的时期真是不寒而栗……在他们的睡梦中，这种情景也会浮上心头，觉得比今天的现实还‘更加真实’。因此，他们几乎无视目前正在恶化的现实，以致觉得麦卡锡参议员无足轻重，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32
此时，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内部在麦卡锡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尚鲜为人知。但是到了3月29日，委员会主办了一场辩论会，会议的名称叫作“保卫自由文化”，会上公开了委员会的分歧。这一场公开辩论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的“星光厅”举行，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在上午的会议上，德怀特·麦克唐纳、玛丽·麦卡锡和理查德·罗维尔发言反对麦卡锡参议员。但在下午的会议上，30年代美国左派的宠儿马克斯·伊斯特曼发表了一篇讲话，从中可以看出在与会者中间非激进化的进程是多么的彻底。他不承认当时有什么政治迫害存在，并指责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无中生有地造出“政治迫害”的说法是他们的“诽谤战术”。伊斯特曼说：“作为一个在歇斯底里的30年代被烧得半死的巫师(11)，我请你们相信，今天美国人所作所为实际上就相当于主日学校的学生们在野餐时做的搜捕女巫的游戏，你们称之为搜捕女巫式的政治迫害。”33他接着指责联邦政府的行政系统“未能与自由的敌人的渗透作有效的斗争”，捎带着他也指责了自由协会、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和美国公民权利联合会（伊斯特曼为该会成员），谴责他们“都是一批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分子，他们在文化自由的名义下竭力帮助那些武装起来的敌人在全世界范围内摧毁一切自由权利。”34
有些报道说听众非常吃惊，有的则说听众欢欣鼓舞。理查德·罗维尔在上午的发言中，责备欧文·克里斯托尔，说他“总是希望别人在谈到共产党人时直言不讳，而他却很少在谈论麦卡锡时也能直言真相。”他指责麦卡锡同那些苏联的历史学家一样对事实熟视无睹，他心情沉重地总结说：“当前，无处不存在着恐惧，这是确定无疑的，或许也是不可避免的。”35那么现在按照伊斯特曼的说法，这种恐惧感只能说明罗维尔本人也是受了苏联宣传的欺骗。
会后，罗维尔写信给施莱辛格，对伊斯特曼大放厥词感到悲哀，请求他对此采取一点行动。那么施莱辛格又向谁求助呢？施莱辛格后来回忆道，他是向弗兰克·威斯纳求助的，这也许并无多少作用。他虽然知道在柏林发起建立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最初中央情报局是投入资金的，但是他后来却“认为出钱的是一些基金会。同所有的人一样，我认为他们是在做好事……我并不知道一切支出都是中央情报局开支的。”半个世纪之后，在这件事情上，施莱辛格对他同中央情报局的任何正式关系，仍然是有保留的：“有时我在乔·艾尔索普家里遇见弗兰克·威斯纳，他会社交性地问问我关于美国委员会的情况，我也会对他讲一些情况。”36所以，可以设想，1952年4月4日施莱辛格写信给威斯纳也是“社交性”的，其中也透露了某些事情。威斯纳注意到，他透露的“一切情况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十分值得警惕的景象。”37根据施莱辛格的信件，威斯纳草拟了一份内部备忘录，标题是“据报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内产生危机”，内容特别说明问题，值得全文加以引用：
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威斯纳致政策协调处副助理处长的备忘录
内容：据报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内部发生危机
1．随备忘录附上亚瑟·施莱辛格致我本人的函件。此件揭示的一切情况均值得我等警觉。在收到此函前，我对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的事态并不知晓。我急于想知道政策协调处对此事的看法。此事也许并非茶杯中的波澜。
2．我对该委员会内部的混乱的第一个反应是，按照我们的观点，无论是反对麦卡锡还是支持麦卡锡，两种立场均不正确。在这样一批有头脑的人中间发生这样的问题，实在是最不幸的事。在美国，一个完全独立的争取文化自由的委员会，其成员实际上应该是一批致力于争取文化自由的美国公民个人。这样的人对麦卡锡主义持有某种立场，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据我了解，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并不是这种性质的组织。如果说这个组织不是由中央情报局一手建立起来的话，那也是在我们的号召下成立的，其目的是为我们在欧洲的行动提供掩护和后援。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要对它的行为、行动和公开言论负责。基于此，该委员会提出麦卡锡主义的问题，无论是反对还是支持，都犯了严重错误，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样一来，就把我们卷入了一个极为敏感的国内政治问题，从而为我们招来麻烦，批评我们不该干预和我们不相干的事务。
3．如果你同意上述分析和我的反应，我们就应当立即考虑，对于这种火上浇油的事，我们应当做些什么来挽回局面。假定可以这样做的话，我主张对麦卡锡主义的争论从头到尾的记录，都要一笔抹掉，争论到此为止。我知道这样做两派都会不满，但是也许可以说服两派成员，我们谈论的必须是美国以外的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事。这一点我们必须坚持到底，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暴露无遗，而且会由于我们介入了国内政治问题而遭到严厉的谴责。要求他们团结一致，协调合作，使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不至于被断送，才可能会有所成效。无论情况如何，这是我能想出的唯一办法。38
这份备忘录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备忘录表明，施莱辛格提醒了弗兰克·威斯纳注意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中那些使他感到烦恼的事态发展（施莱辛格早先就曾向纳勃科夫抱怨这个组织中充斥着一批“神经过敏的”反共分子，这个组织正在演变为“这批杂种的工具”）。39备忘录揭示了该委员会的老根。它虽然标榜自己是一个“自由的”和“独立的”组织，其实却是中央情报局在西欧更大行动的后援组织。40备忘录还表明，威斯纳明确表示要对美国委员会的行为、行动和公开言论负责。这个机构是中央情报局建立起来的，在威斯纳看来，它做事和说话的自由只限于学术范围。如果它真是一个公民个人组成的独立团体的话，那么它就可以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但是这个委员会是名实不符的：它只是威斯纳的御用工具之一，这样一个机构只能随声附和而不能另弹别调，如果有必要，就必须三缄其口，一言不发。按照法律规定，中央情报局理所当然地无权干预一个国内组织的业务的。这一点，在威斯纳的备忘录中也是得到认可的。
另外，威斯纳可以毫无顾忌地写下“销毁一切记录”这样的话，也使我们对于中央情报局对这类组织的态度感到困扰。中央情报局对它的出面机构的活动拥有否决权，现在威斯纳主张使用这一否决权了。从备忘录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威斯纳知道他有一条直接通往美国委员会的线，现在他要动用这条线去说服该委员会中的两派捐弃他们之间的分歧，把有关麦卡锡主义这个话题一股脑地抛到九霄云外去。
汤姆·布雷顿说：“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仅仅是一个出面机构，为的是制造一种美国方面也参与欧洲活动的印象。当他们开始提出麦卡锡问题时，天哪，那不是太让人尴尬了吗？特别是艾伦（杜勒斯）。在艾伦的头脑里，一定会有充分的理由想，真不应该有这么一个美国委员会。如果文化自由代表大会里有某个人公开承认他反对麦卡锡，他一定会吃惊得瞠目结舌。他当然也是恼恨麦卡锡的。但是他知道，你必须十分谨慎而巧妙地来对付他：不要让他发火，也不要让他插手任何事。像伯纳姆或施莱辛格这样有身份的人站出来就麦卡锡争论起来，确实是难以想象的，至少艾伦是这样想的。”41
显然，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及其附属机构把麦卡锡主义甩在一边，这是一个政策性问题。正如一名英国的活动分子后来所回忆的：“我们绝对不能批评美国政府或当时正在风头上的麦卡锡主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42这正是德诺夫维尔和伍德豪斯商议他们的“行动和方法”时讨论的问题之一。外交部曾指示情报研究局，它的任何活动都“不得让人感到是在以某种方式攻击美国”。他们两人之间讨论的问题也算是对外交部这条指示的补充吧。《邂逅》杂志对于麦卡锡主义这个问题所做的贡献应该放到这个大环境中去认识。一般来讲，杂志做到了避免谈论这个问题，即使对此做一番考察，其基调也远非谴责性的。在一篇论点极为含糊的文章中，托斯科·法夫尔斗胆提出，“麦卡锡主义得以兴起，是由于美国存在着一种情绪，同1914年英国国内的那种情绪是类似的，当时英国享有的百年安全感破碎了。”“对敌人（德国佬）的深切仇恨，对英国的正义事业怀有的强烈信念，对于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愤怒的容忍”，据法夫尔说，这一切都是当时的情绪。1945年和平时代来到之时，“一个新的原子弹时代也同时来到，加之一个强大的对手苏联正在兴起”，“美国一夜之间丧失了（它的）安全感。”这两种情绪确有雷同之处。此后发生的一切就是试图（尽管很“痛苦”）进行调整。虽然麦卡锡的出现令人遗憾，但还是应当把它看成是美国“坚持不懈地追求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追求一个安全而民主的新世界所做出的努力。”法夫尔总结说，“与欧洲人那种厌倦的精神状态，对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所持的怀疑态度相比，美国的这种追求具有无限的可取性。”43
莱斯利·菲德勒的看法是，欧洲人对麦卡锡主义之所以产生的环境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他强调说，全世界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资本家”，“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仅仅因为麦卡锡大声疾呼要防止共产党的渗透，就认定他的整个的观念是荒唐的”，这些人先入为主地认为“结社是无罪的”，所以，凡是受到麦卡锡指控的人，他们就挺身而出去保护他们。菲德勒没有讥笑美国人由于惧怕麦卡锡就不断地今天一个说法明天一个说法，议论不休。他的结论是，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就像一架风车(12)对他发动攻击是“白白浪费了力气”，而此时还有“真正的怪物”需要我们去打败它们。44
英国年轻的保守派佩里格林·沃索恩（Peregrine Worsthorne）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不过“较为温和”而已。他在1954年11月份的《邂逅》杂志上宣称，“美国的历史就是光明与黑暗交错，将来也会是光明与黑暗并存。我们越早接受这一现实，就能越早充分利用她所具有的多方面的长处而不必为她的缺点喋喋不休。神话创造了一个美国上帝。这个上帝辜负了人们的期望。但是美国上帝却与共产党上帝不同，后者就近仔细看时，原来是个魔鬼，而美国上帝却化成了人。”45《邂逅》杂志能够毫不畏缩地对共产党国家内部的文化压制进行过细的考察，这一点大家都会记得的。但是为麦卡锡主义开脱却显得它的目光并不敏锐：这本杂志把对手的过错看成一根大梁那样粗大，却把自己的过错看成一根小刺那样细小。
人们一定会期望，那些宣称尊重自由事业的人应该有办法，对攻击或诋毁自由事业的人或事进行一番谴责。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提出麦卡锡主义的问题显然是正确的。但是中央情报局却错误地企图压制这场辩论。威斯纳这个人是不会认为这仅仅是细节问题而按兵不动的。所以，在他的备忘录中，他建议采取措施向他们呼吁“要团结一致、协调合作，使我们所作的努力不至于被断送，这可能是有效的。”他们的建议很快就成为有组织的行动了。在巴黎“杰作”节准备就绪时，1952年4月，纳勃科夫写信给亚瑟·施莱辛格，以不可思议的精确性响应了威斯纳在其备忘录中提出的看法。他写道：“坦白地说，我要谴责美国委员会内部产生分歧。这种分裂将对代表大会和我们在法国的组织所做的工作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他警告说：“应该向欧洲人讲清楚，麦卡锡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场运动46……我深信，我们必须打击麦卡锡个人的行动和方法，但是我对反对麦卡锡主义所作出的决议究竟有什么用处，是不是符合逻辑，是抱有怀疑的。作出这样的决议会向人们，至少是向欧洲人暗示麦卡锡代表着美国正在进行的一场真正民众性的运动。我想强烈地表达我的意思，这种分裂最终会对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带来致命的打击。”47
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官员李·威廉姆斯透露，如果代表大会下属各委员会、分支机构或编辑人员行事过分越轨，出了问题，中央情报局行使否决权而又不露痕迹的一种方法是绕过一切行政程序，让代表大会内部一名高层人员直接通知违犯规定的人。48这一任务通常是交给朱利叶斯·弗莱希曼来做。其中有名的一例就是由他出面警告《邂逅》杂志的编辑们，如果他们坚持要发表有争议的文章，他们的经费就可能没有来源。纳勃科夫似乎也承担过类似的任务，美国委员会闯入了麦卡锡问题这片地雷阵以及此后发生的一些情况，他们两人都起过这样的作用。纳勃科夫“被置于这种地位”，在这类事件中居间斡旋，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是谁下的命令，或者更可能是他非常机智地完成他的任务。
在麦卡锡的十字军讨伐处于高峰时期，约翰·斯坦贝克写道：“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进行反击，而不是退避三舍，那么事情本来是可以不发展到这个地步的。”49约翰·亨利·福克（John Henry Faulk）写道：“问题出在许多受害人，以及所有的美国人，都接受了有罪的判决。他们认可了那些所谓治安人员的权利，让他们提出指控，作出裁决，宣布判决，而我们却都保持沉默。我们觉得沉默可以确保我们自己安全。”50
苏联迫害作家和艺术家的规模之大，是美国的麦卡锡运动无法比拟的，尽管规模大小有所不同，两者却有着一些共同点。艾尔索普兄弟曾造访“麦卡锡在国会山上的巢穴”，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苏联那场噩梦中的一切情景，就连麦卡锡本人也有些像苏联的党政官员或秘密警察。艾尔索普兄弟写道：“候见室里通常挤满了鬼鬼祟祟、形迹可疑的人物，从他们的外表看，就像是一些被买通的国务院工作人员。”51“麦卡锡本人已逐渐谢顶，加之脑袋不断地微微颤动，使人感到他有一种烦躁不安的心绪。尽管如此，他还是很像好莱坞电影里出现的长着坚强下颚的密探。来访者可能发现他厚实的肩膀向前弓起，一只大手里拿着电话听筒，向通话的对方，某个神秘的伙伴发出隐晦的指令，‘是，是，我在听着呢，不过我不便讲话。什么？想搞我？是吗？把那个家伙的问题弄清楚。’参议员抬起眼望了望来访者，观察一下来访者对这出戏有什么反应。‘是吗？你听我说，你可以漫不经心地向一号提一提这件事，摸清他的反应。行吗？’在这出戏里，还有一点动作使表演增色不少，因为在打电话时，他会用一支铅笔敲击电话听筒。这是华盛顿的一种‘习俗’，据说敲击可以把电话里安装的窃听器的接触点震断。总之，一方面国务院担心麦卡锡参议员的朋友们对他们进行侦查，而麦卡锡参议员显然也害怕国务院的朋友们在暗中监视他。”52
威斯纳的备忘录在这一点上是有道理的：他之所以要中止这场争论，是因为麦卡锡正在制造“神经质的恐惧和内部相互猜疑的不良气氛”，就美国在国外的活动而言，这种气氛会从根本上危及中央情报局争取非共产党左派所作的努力。
但是，在美国委员会中保守派内部，却把艾尔索普所讲的一切视为毫无根据的想象而置之不理。悉尼·胡克写道：“有些人应该更了解情况，他们断言，美国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政治恐怖和歇斯底里时期。把美国的现状描绘成如此可怖完全是肆无忌惮地夸大事实。”53对于有人说麦卡锡主义“正在制造一种恐怖气氛”，克里斯托尔也嗤之以鼻。亚瑟·米勒声称，由于国会对政治上的异教徒进行调查，百老汇因愚蠢透顶的麦卡锡主义而受害不浅。克里斯托尔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批驳说，“米勒犯了‘表达荒唐’的错误。”541953年，克里斯托尔说过一句名言：“美国人民都知道麦卡锡参议员是一位坚定的反共斗士，而那些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对此却一无所知。”与此同时，斯蒂芬·斯彭德却得出了一个令人丧气的结论，他说“美国作家不时要历经一种虔诚的反共情绪，以致他会怀疑，当人们口称万福玛利亚(13)时，他实际上是在称颂万福麦卡锡。”55
乔斯尔森从一开始就反对成立美国委员会，在麦卡锡“飞黄腾达”之初，他就觉得他的想法得到了证实。布雷顿也认为成立美国委员会并不明智。他后来说：“我认为这是胡克的主意，但我看这是一个错误。在我看来，结果是建立了一个同巴黎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对着干的组织。美国委员会中有些人从本质上讲是同麦卡锡一鼻孔出气的。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人的耳朵可以通到国务院里有影响的人物那里，这就会给中央情报局带来麻烦。”56尽管有这些保留意见，弗兰克·威斯纳还是说服了当时还是行动处副处长的艾伦·杜勒斯，使他相信在美国建立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分支机构是必要的。后来（也许就在同时？）梅尔文·拉斯基说，这是“隐蔽工作固有的、不可分割的特性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不能参与国内事务，但是你又必须建立一个美国委员会。怎么就不能建立一个美国委员会呢？这确实难以讲通。既然你说你是国际性的，那么美国到哪里去了呢？这好像是一场职业拳击赛，而拳击手却只戴着一只拳击手套。作为隐蔽活动，这可是一大漏洞，可是你只能戴一只手套。这该怎么办呢？”57
在支持还是反对麦卡锡的问题上，美国委员会的两派用尖刻的言辞相互公开指责，已呈解体的局面。面对这种形势，乔斯尔森和他的中央情报局上级为此感到担忧是理所当然的。如果美国委员会就此散伙，它还会以原来的名称重建，但势必将施莱辛格、罗维尔以及他们“明白事理的朋友们为代表的温和派”排斥在外，这就是危险所在。乔斯尔森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一个执行强硬路线的压力集团同欧洲的工作相对抗。
正当麦卡锡参议员谋划向中央情报局开刀时，艾伦·杜勒斯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的兄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个虔诚的新教徒，同时又是坚定的反共分子，这就使他不可能向麦卡锡提出挑战。但是艾伦·杜勒斯却与他的兄长不同，他决心不让这个“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暴发户”毁掉中央情报局。他警告他的雇员，没有得到他本人的批准跑到麦卡锡那里去，不管他是谁，一律开除。有些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已经开始接到麦卡锡的同伙打来的神秘电话，其中有个巴尔的摩的神秘人物叫尤利厄斯·阿莫斯（Ulius Amoss）。此人是美籍希腊人，曾被战略情报局开除，现在经营着一家私人情报机构名叫“国际情报服务基金会”，麦卡锡暗中与他签订了一个合同，利用他经营这个机构去搜集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的丑事。中央情报局的人员接到匿名电话说，“据了解，他们酗酒，和女人有桃色事件。打电话的人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过来（向忠于麦卡锡的人）报告他们所知的一切有关中央情报局的情况，他们就不张扬这些丑事。”60
不过，阿莫斯证实，他是无权打开信封探究秘密的，更不能对这个间谍机构的成员进行认真的调查。麦卡锡的第一枪是射向威廉·邦迪的，而且是当着邦迪的面打了这一枪。邦迪是中央情报局全国评估委员会（Board of National Estimates）的委员，他曾给阿尔杰·希斯保释基金捐献过400美元。按照麦卡锡的逻辑推理，这意味着邦迪必定是一个共产党员。汤姆·布雷顿回忆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恰巧在艾伦的办公室里，邦迪也在那儿。艾伦对他说：‘你先出去，让我来处理这件事。’邦迪休了几天假，艾伦直接找了艾森豪威尔说，他才不想理睬这个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家伙搞的鬼。”61其实，杜勒斯告诉总统，如果麦卡锡不停止攻击中央情报局，他就辞职不干了。
对布雷顿的国际组织处的雇员的审查尤其严格，因为据说这些人在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布雷顿手下的工会行动负责人被解雇，因为他在30年代很短的一个时期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这还不算什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更为严重了。1953年8月底，布雷顿与理查德·比斯尔在缅因州驾舟游弋。那时比斯尔暂时放下了他在福特基金会的工作短期休假，趁此机会他就享受一下他的那艘“海上女巫号”游艇。当游艇泊在佩诺布斯科特湾（Penobscot Bay）时，布雷顿接到一份急电，通知他麦卡锡分子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发现了一名“赤色分子”。此人就是1951年由艾伦·杜勒斯招募进来的布雷顿的副手小科德·迈耶（Cord Meyer Jr.）。事情发生的时候，杜勒斯和布雷顿都在休假，麦卡锡一脚踢来，迈耶毫无防备。他被停职，停发工资，接受安全审查，只好在家里读卡夫卡（Kafka）的著作《审判》（The Trial）。此时重读这本书，迈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地理解“那个迷惘的英雄所经历的痛苦，他永远不会知道究竟是谁根据什么使他受到指控”。64
科德·迈耶不是赤色分子。他甚至连粉红色也谈不上。指控他的文件长达3页，其中所列举的事实包括他同哈洛·沙普利（Harlow Sharpley）在同一场合发表演讲。沙普利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天文学家，以其左倾的政治观点而闻名。还有一条是他同全国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员理事会的联系。这个理事会曾被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列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这两项未经证实的罪名可追溯到战后最初的几年，那时迈耶一度是美国退伍军人委员会的一名领导人。美国退伍军人委员会是一个开明的组织，它的建立是为了与极端保守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并立，可供退伍军人选择。迈耶还是世界联邦主义者联合会的创始人，这个组织号召建立世界政府，与其说它是自由主义的组织，还不如说它更接近乌托邦主义。
麦卡锡最终于1954年底失势，1957年死于酒精中毒。德怀特·麦克唐纳把麦卡锡主义定性为“一首嘲讽性的英雄史诗……是我国政治史中的幕间插曲，将来的考古学家会把它归入神话而不是历史”，66他这番话只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愿望而已。美国为驱除麦卡锡培养出来的恶魔还需要进行多年的斗争；在当时，麦卡锡“信奉的价值观以及他发动十字军讨伐所依据的假设，大多数都没有受到应有的批驳”。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言，“麦卡锡受到谴责，而且也倒台了，但不是麦卡锡主义。”67对真理的追求，对事物寻根究底的愿望，理性的探索过程，这一切都因为与政治迫害相关联而受到了污染。
或许情况恰恰相反？问题也许可以这样提：如果没有杜鲁门主义，会出现麦卡锡主义吗？背离查明真相的基本规则是否就是冷战思维的本质所在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恐惧和敌对情绪，人们难以作出正确判断，或者如默里·肯普顿所言，“由于人们的注意力过分集中于极端情况”，以致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反倒使他们忽视了常态”。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后来强调说：“我们的领导人已经抛弃了取证的常规，以致使他们一遇到有关共产主义的问题，他们就出面干预。毕竟，谁又听说过碰到魔鬼还需要公平对待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的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们还要对他实际所做的事情详加分析，这就不免有迂腐之嫌了……反共意识形态使我们不必承担对具体事实和具体情节进行分析的任务。就像古代人一样，只要我们有了‘信念’，就不必再讲什么实证思维了。我们就像中世纪的神学家一样，我们的哲学事先就替我们解释了一切，一切不符合这种哲学的东西，立即就被认定为错误的，或者就是谎言，或者只是一种幻觉。（正统的反共意识的）害处不在于其一目了然的谬误性，而是它将现实加以歪曲和简单化，在于把它变成普遍适用的东西，并将之提高到业经证实的真理的地位。”68
(1)莉莲·赫尔曼（Lillian Hellman，1905—1984），美国剧作家。《邪恶的日子》（Scoundrel Time）是她的回忆录之一，详述了她及其朋友们遭受迫害的经历。
(2) 斯通（I. F. Stone，1907—1989），美新闻工作者，编辑出版《斯通周刊》（1952—1967），后改为双周刊。他始终反对冷战和麦卡锡主义，也公开批评苏联的镇压措施。
(3)詹姆斯·迪安（James Dean）和马龙·白兰度均为美国著名的戏剧和电影演员。
(4) 安多弗（Andover）应为英格兰的安多弗语法学校（Andover Crammar School）。该校建于1571年。最初以教拉丁文为主，后来再增设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课程，为贵族学校。
(5) 美国旅店房客的床头柜上常摆有一部《圣经》，由教会提供，住客可以取走。沙因的著作大概并无销路，因而也放在这里由客人自取。
(6)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杰出小说家。早期拥护纳粹主义，后转变立场，呼吁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国家社会党的野蛮行径，并同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魔山》即反映了他立场的转变。
(7)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与爱默生齐名的美国超验主义作家。但《论公民的不服从》一文表明他已逐渐放弃超验，反对奴隶制和美国发动的对墨西哥的战争，主张人必须不顾一切地听凭自己的良知行动。
(8)美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均涉及公民权利，统称为“权利法案”。权利法案于1791年12月15日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其中第五条的内容中包括“人民不得因同一罪行接受两次生命或肢体之危害”，这就是哈米特可以援用来保护自己不被判罪的依据。
(10)原文为political mandarins like the Alsop brothers，指约瑟夫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兄弟（Joseph and Stewart Alsop），但他们并非官僚而是报道政府和国际事务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就读于格罗顿预备学校，前者毕业于哈佛，后者毕业于耶鲁，就其出身而言，两兄弟大概均属名门贵族。
(11)原文中“政治迫害”一词是“Witch-hunt”（搜捕女巫），西方历史上曾发生过搜捕女巫、捕获即烧死的事，后转意为迫害持不同政见者。伊斯特曼在30年代曾遭迫害，死里逃生，故以此喻自己。下文所说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学生做游戏的内容就是搜捕女巫。
(12)这里指攻击麦卡锡的人就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攻击的并非真正的敌人。
(13)万福玛利亚（Ave Maria），天主教徒向圣母玛利亚所献祷词的第一句。
(14)尤维纳利斯（Juvenal，公元55/60—约127年），罗马最后一位也是最有影响的讽刺诗人，其诗作抨击君主暴政和贵族统治。
(15) 在西方，龙是邪恶和凶残的化身，此处用以喻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