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X”杂志02

1953年3月份，克里斯托尔已经到了巴黎，忙着为这本杂志出样本。巴黎办事处心目中的新杂志应该是代表大会的喉舌。在乔斯尔森的指导下设计了4种不同的封面。杂志的刊名叫《展望》。克里斯托尔和斯彭德（他当时还在美国）都不同意用这个刊名，觉得“展望”一词过于平庸。于是他们绞尽脑汁，翻遍辞书，在许多同类词中反复推敲，提出的刊名有《研讨》《文化与政治》《群言》《视野》《见证》《写作与自由》（克里斯托尔想避免使用“自由”这样的词，因为它带有一股令人生厌的味道）《信使》《四海》《东西方评论》《指南针》《纽带》《交流》《当代》《转折点》《环视》，等等。一时克里斯托尔干脆称它为“X”杂志，27也许这倒是这本杂志最恰当的刊名，因为它的背后隐藏着某种神秘感。《邂逅》这个刊名最初出现在1953年4月27日克里斯托尔致沃伯格的一封信中，克里斯托尔却并不喜欢这个刊名。

1953年4月30日，亚历山大·科尔达签署了第一张金额为250英镑的支票，由此可以推想维克多·罗斯柴尔德也在这时做过同样的事，不过没有任何记录可以证实他究竟何时开始“捐款”的。在他们的掩护下，从这份刊物创办时起，英国情报机构就向《邂逅》提供经费了。钱越来越多，通常都是定期地装入一个褐色信封送到《邂逅》的办事处来。负责此事的交通员是伍德豪斯办公处的一名工作人员。杂志的办公室主任玛戈特·沃姆斯利（Margot Walmsley）也来自伍德豪斯办事处。她直接从情报研究局职员的岗位上来到《邂逅》杂志，在此后的20年中一直充当该杂志与英国外交部的“联系渠道”。沃姆斯利后来对喝得醉醺醺的弗兰克·克莫德说，如果他想了解有关《邂逅》杂志的任何情况，只管问她，她是“无所不知”。沃姆斯利于1977年去世，死前从未透露过她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

后来，先由情报研究局把钱存入出版商塞克尔和沃伯格的私人账户，沃伯格就会开出一张金额相等的支票付给英国文化自由学会。沃伯格同时也是该学会的司库。然后再由英国文化自由学会把相同数额的经费转给《邂逅》杂志。此时该学会仅仅是情报研究局向《邂逅》杂志输送资金的出面机关，别无其他功能。用情报界的术语来说，这种提供经费的机制叫作“三级递送”。英国女王政府就是通过这种资金流通办法向斯蒂芬·斯彭德支付薪金的。伍德豪斯本人从来没有向斯彭德讲过这种安排，尽管他有许多机会向他说明情况。伍德豪斯回忆道：“他的孩子同我的孩子同在一所幼儿园，我们常常在那里相遇。我估计他是了解这一情况的，所以并没有觉得有必要特地向他把情况挑明。干我们这一行的人在这方面是训练有素的。”28后来斯彭德一口咬定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有这种安排。

1953年6月，《邂逅》杂志开始启动并运作，办公地点就设在牛津街119号B座的英国文化自由学会外边，9月份才迁入位于海马克特（Haymarket）的新址。最初，十二期杂志的印刷费和其他开支是用法菲尔德基金会“捐赠”的4万英镑支付的，根据乔斯尔森的意见，克里斯托尔和斯彭德对这笔钱的具体数目“秘而不宣”。克里斯托尔自5月份起一直在伦敦。他的妻子、历史学家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和他们的孩子威廉也都来伦敦和他团聚。不久，斯彭德从辛辛那提来到伦敦。他们两人都算是《邂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这家公司于12月登记注册，大部分股份属于法菲尔德基金会董事长弗莱希曼和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司库皮埃尔·博洛梅。

如果能对历史作重大改写的话，那么记载斯彭德和克里斯托尔的关系时，应将他们这段密切合作称为度蜜月。克里斯托尔说：“斯蒂芬和我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人，我们在一起相处得这样好是想不到的事。”29斯彭德也说：“我同欧文·克里斯托尔一道工作感到十分愉快。”30他们确实彼此以朋友相待，那时如此，后来也是这样，但是他们在业务关系上从一开始就很成问题。斯彭德为人就像柳条一样柔软，能屈能伸，十分重感情，为了避免与他人发生冲突，甚至到了畏首畏尾的地步，而作为一个编辑，他对业务可说是“一窍不通”。31克里斯托尔则恰恰相反。他非常执拗，永不妥协，多年来习惯于布鲁克林区那种好争论、情绪化的知识分子行为。他同拉斯基和胡克一样都身材矮小，与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脾气不好。一名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说：“出身于布鲁克林的前托洛茨基分子欧文·克里斯托尔居然能跑到英国去同那里的知识分子打交道，为他们修改文章，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怪事。”32不仅是斯彭德和他的英国朋友需要对克里斯托尔保持戒备，乔斯尔森也早就发现此人难以驾驭。娜塔莎·斯彭德说：“欧文是最不怕同巴黎办事处争吵的一个人。”33娜塔莎记得斯蒂芬曾告诉她，克里斯托尔在电话里对乔斯尔森大喊大叫，说他如果想办一份“御用杂志”的话，那就另请高明吧。

7月，克里斯托尔给乔斯尔森送去了第一期目录：丹尼尔·德卢奇芒《论印度》；阿伯特·加缪短文《死亡冥想录》；弗吉尼亚·伍尔夫笔记摘录；两篇日本短篇小说；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回忆厄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的文章；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关于罗森堡夫妇(9)的文章；尼古拉斯·纳勃科夫论苏联音乐；约瑟夫·查普斯基对安德烈·马尔罗《沉寂的声音》的评论；欧文·克里斯托尔对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主办“科学与自由大会”的评论；赫伯特·吕蒂（Herbert Lüthy）论近期东欧和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暴乱和伊迪丝·西特韦尔（Edith Sitwell）关于好莱坞的文章。马格里奇、斯彭德、休·赛顿-沃森（Hugh Seton-Watson）、J．K．加尔布雷思和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答应撰写一些书评。原来第一期上也准备刊载凯斯特勒和阿隆的文章，但由于纳勃科夫警告说这两人反共过激，他们的文章就从目录上被删除了。乔斯尔森阅后担心第一期上政治性不够强，就把他的意见写信告诉了克里斯托尔。克里斯托尔在回信中直言不讳地说：“你用晦涩难懂的语言讲到‘政治内容’的问题，我不敢肯定你的意见是否符合我们预期的效果。这本杂志无疑应该是一本‘文化性’的刊物，在议论文学、艺术、哲学问题时，政治已经融于其中了。就每一期的内容而言，政治和文学文章的比率自然是不同的。在第一期中，政治内容相对地属于次要地位，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争取读者。至于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想达到什么目的以及如何达到这些目的，我心中自是十分明白。但是，巴黎办事处对我们说三道四，施加压力，对我们的编辑工作发指示，那样我就无法有效地工作了。”34

在另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中，克里斯托尔再次与乔斯尔森争辩，对他说：“我们这些在伦敦工作的人并不都是低能儿。我深信我们比你们这些在巴黎的人更了解情况。你和你在巴黎的同事们认为杂志的封面设计得很糟，是不是？好吧，也许你们是对的。但你们也可能错了，因为封面设计毕竟不是你的专长。我认为封面很好，当然也不无可改进之处。马格里奇认为封面非常好……你认为第一期的内容政治性不够强，是不是？……这说明你显然没有仔细研究那份目录……你认为第一期的文学性太强了，是不是？那你就错了……也许我的理由是错的，不过我确实认为，《邂逅》杂志对于代表大会有着更重要的意义，这一点连你也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显然，如果我们能够达到《证言》这样的地位，你就满意了。我的天哪，伙计，我们其实已经超过了它（也许我又自以为是了）。我们这份杂志具有一种潜力，在几个月之内，它就能成为一本英语的文化期刊，其影响所及远不止于英国，还会扩展到亚洲。给我们几个月时间，我们就会成为知识界崇拜的偶像，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亚洲的还是欧洲的，甚至于美国的作家，都将为能在这份杂志上发表文章感到光荣。我说这些话是严肃的。如果我错了，那时你就去另找一位编辑。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你必须给我们时间，让我们放手去做编辑工作……你对销售量的看法让我困惑不解：你说你对‘影响力’的重视超过了销售量，难道销售量不是衡量影响力的标准吗？”35如果克里斯托尔了解是谁在财政上支持《邂逅》杂志的，那么他最后提到的有关销售量的问题就是多余的了。

克里斯托尔显然不想充当乔斯尔森用来垫脚的肥皂箱(10)。斯彭德发明了一个词，叫作“克里斯托尔大国主义”，用来形容他这位同事的一意孤行。在接二连三的以换人相威胁之后，乔斯尔森（有可能）真的会去物色另一名编辑来取代克里斯托尔。但是当时《邂逅》杂志创办伊始，需要稳定，乔斯尔森只好继续用克里斯托尔，别无选择。

巴黎办事处在第一期上撤销了凯斯特勒和阿隆的文章，在这场斗争中赢了克里斯托尔。但是他们却又必须承认，莱斯利·菲德勒的那篇文章确实使他们感到深深的不安。起初，克里斯托尔只是约请菲德勒提供一篇论卡尔·马克思的稿件，但菲德勒对此不感兴趣，交来的是一篇关于罗森堡夫妇的文章。如果克里斯托尔真的需要一篇“挑衅性”的文章的话，那么这篇文章应该算是正中下怀。

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夫妇，在被处决的那个早晨，在辛辛那提监狱里坐下，给他们的两个年幼的孩子罗伯特和迈克尔写信：“永远记住你们的父母是清白的，我们不能违背我们的良心。”这是那封信的结尾。1953年6月19日晚，刚过8点，太阳落山前几分钟，犹太教安息日宣布开始。那天正是罗森堡夫妇结婚14周年的前夕，他们在电椅上被执刑。先是朱利叶斯，然后是埃塞尔。埃塞尔在被绑在电椅上之前，她转向监狱的女看守，伸出手来把她拉近，吻了吻她的脸颊。

罗森堡夫妇被指控向苏联提供了美国原子弹秘密，于1951年3月被判定有罪。考夫曼（Kaufman）法官在犹太会堂慎重考虑了对他们的判决之后，回到法庭宣判罗森堡夫妇死刑，根据是“他们进行了邪恶的阴谋活动，目的是毁灭一个虔诚地信仰上帝的国家”。36在和平时期对一个人因从事间谍活动而判处极刑，在美国还是第一次。自发动冷战以来，国际上对此的反响如此强烈，这是对美国宣传机器提出的挑战，美国必须立即作出反应。罗森堡夫妇有罪与否（他们有罪这一点并无疑问）不是主要问题，对于大多数观察家来说，这案件本身是无可置疑的。但是美国的战略家们的任务不仅要使全世界都相信判决是不可争议的，而且还要证明量刑也是恰当的。

萨特宣称：“两个无辜的人被处死，事关全世界。”他对法西斯主义的界定不是“他们杀了多少人，而是他们杀人的方式”。他补充说，对罗森堡执行死刑意味着“一种合法的屠杀，此例一开必将使一个国家血流成河”。37为了使全世界都认识到这是一件事关世界的大事，共产党人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争取仁慈宽厚的运动，在共产党控制的报纸上组织了广泛的报道，动员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到美国驻外使馆去请愿。英国政府接到了有数千人签名的请愿书和抗议信。巴黎宣布法国政府每天平均收到50份电报、函件和请愿书。

在法国，罗森堡事件成为团结一切与美国有过节的人的焦点象征。全法国都举行了抗议活动，其中有一些激化为反美暴动。在协和广场举行的一次“释放罗森堡”的群众聚会上有一人死于非命。38梅尔文·拉斯基虽然对和平时期判处极刑也感到“不安”，但是他却嘲笑这些抗议活动，说这都是“时髦的反美情绪”的产物。39但是，就在巴黎成立“法国保卫罗森堡委员会”的那一天，11名捷克前共产党领导人在布拉格被处决，所有共产党支持的保卫罗森堡夫妇的游说集团却没有一个张扬这件事；他们也闭口不谈斯大林枪毙了更多的共产党员；在苏联，工人只要两次迟到5分钟就被送往强制劳动营，对这样的事件，他们也是三缄其口；苏联艺术家奉命参加一个为纪念普希金百年诞辰举办的雕塑竞赛，一等奖得主的作品是一尊斯大林阅读普希金作品的雕像，对此他们也是一字不提。

尽管如此，梅尔文·拉斯基的分析仍不免显得过于简单化了。美国驻巴黎大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1953年5月15日致电国务院，敏锐地提醒说，法国大多数人都认为（对罗森堡夫妇）判处死刑是“没有道理的”，并警告说，“人们要求对他们宽大处理也并非都是不自觉地接受了共产党的欺骗。”40

显然，争取宽大的运动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共产党的阴谋。美国情报机关的一份报告声称，在西欧，“要求仁厚宽大的舆论近来已出现在社会党和独立的报纸上，这种要求来自社会党的官方团体；在英国，工党的舆论也表示支持。这些来自非共产党方面的要求是基于他们对罗森堡夫妇究竟是否有罪存在着某些疑问，而且他们也较少认为这场运动是出于共产党之手的宣传，更多的是对死刑不满和对烈士的崇拜。”41

整个美国心理战机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此后的6个月里，直到6月份罗氏夫妇被处决，心理战机构使出了浑身解数来说服非共产党世界相信美国的司法是公正的。心理战战略委员会（PSB）奉命负责协调这场运动，其目的是要把罗森堡夫妇归入共产主义反面典型人物中去，把共产主义描绘成一个怪物，要制服它就需要献出“血淋淋的牺牲”。PSB根据美国驻外使馆的电报和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撰写材料呈报总统和他手下的人，向美国各种驻外机构发出了大量的指示。但是，一方面是PSB炮制的报告在欧洲报界得到传播，另一方面许多美国的驻外代表却继续要求宽大处理。驻法大使狄龙仍然对“执行死刑在欧洲产生的反面效应”深为关切，强烈要求“为了更高的国家利益”重新评价这一判决。42

由于对罗森堡夫妇的死刑判决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特别是对外国心理上带来的冲击以及对美国的威望和美国领导层造成的影响，PSB不得不对此进行检讨。43C.D.杰克逊也在稍稍改变他的立场。虽然他坚信罗森堡夫妇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受一百次惩罚也是罪有应得”，他同时却又在想尽办法要获得他们自己所作的坦白交代。如果能拿到他们的坦白交代，那么整个案情就可能发生变化。1953年2月23日他写了一封信给司法部部长赫伯特·布劳内尔（Herbert Brownell）：“从罗森堡夫妇（至少其中的一人）那里再作一次努力，打破一个缺口，是值得一试的……”他接着写道：“突破罗氏夫妇并非无足轻重的‘三等’问题，这是一个应该由心理医生来解决的问题。比如，能不能找到一名技术高超的犹太裔的精神病医生，如卡尔·班热（Karl Binger）大夫，在未来的30天内取得罗氏夫妇的信任，如果他们表现出愿意合作的迹象，那么可将行刑时间推迟30天或60天，以便把工作继续做下去。”44

5月，C.D.杰克逊又想出一个主意。在一份“仅供白宫存档用”的备忘录中，他写道：“与布劳内尔谈过，敦请他在罗森堡夫妇身上试用一下神经战，如有必要，可包括由总统下令暂且推迟处决日期。布劳内尔建议由监狱男女看守向他们表示善意，使他们抱有某种希望。敦促布劳内尔让监狱男女看守、监狱医生以及一切有关人员都来制造一种印象，使罗氏夫妇感觉到情况有些微妙之处，但不要使他们感到这是一种离间之计。这就不是警察所能做到的了。布劳内尔答应按照这个思路做些工作。”45监狱女看守是如何去讨好他们的，至今也只能是一种揣测，但是从埃塞尔临刑前的举动中可以推断，女看守确实做得不错了。

1953年6月19日已确定为行刑日。在那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心神不定的艾森豪威尔承认，他对他收到的邮件中（关于罗森堡案件的判决）表达的“那种真诚的怀疑感到震动”。他说，这样一个确凿的案件，“我们的司法部门居然受到如此强烈的抨击，实在是件怪事。”46赫伯特·布劳内尔向艾森豪威尔保证说：案件本身“并无疑问……仅仅是个按法律规定办事的问题。”艾森豪威尔厉声反驳说：“公众并不懂什么法律规定。”对于这一点，布劳内尔的说法是，“判决应该由谁来决定，是压力集团还是司法部门？共产党的目的是要显示艾森豪威尔也是可以被压力制服的。”47这时C.D.杰克逊插话说，他承认确实有些人对这次死刑判决很不理解，因为富克斯(11)这样的间谍也并没有被判极刑。对于这一点，杰克逊的朋友亨利·卡伯特（此人新近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的有关共产主义的策略专家）信心十足地回答说：“一切都很容易讲清楚。”艾森豪威尔却不耐烦地嘟囔说：“对我来说并不容易。”48

对宽大处理所寄予的一切希望都开始破灭了。甚至连迈克尔·乔斯尔森也动了感情，曾要求对罗氏夫妇实行宽大。戴安娜回忆说：“迈克尔认为他们是有罪的，但是不应当处决他们，因为这样做，就公共关系而言，影响确实是恶劣的。他曾以个人名义给艾森豪威尔发过一份电报，要求从宽发落。”49此外，乔斯尔森还安排丹尼斯·德卢奇芒于1953年6月13日给白宫发出一份请愿电报，这份以西方联盟（Western Union）的名义发的电文是这样写的：“文化自由国际代表大会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协会恳请您宽大处理罗森堡夫妇。我们相信，对您来说，宽厚是符合西方民主的人道传统的，这必将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争取自由的事业。”50甚至教皇派厄斯十二世（Pope Pius Ⅻ）也进行了干预，请求艾森豪威尔把正义和仁慈结合起来，但是毫无效果。戴安娜·乔斯尔森说：“为执行死刑，我们那时真是感到心力交瘁。真是愚蠢哪！”51

7月底，欧文·克里斯托尔收到莱斯利·菲德勒的文章，题目是《罗森堡案件的附言》。菲德勒原先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40年代早期脱离左翼，现在正撰写许多“恶毒攻击共产主义的文章，其中充满令人生疑的心理学分析，他要求所有的左派都来赎罪，以致哈罗德·罗森堡（Harold Rosenberg）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表了一篇长文进行批驳，文章的题目是《偷闲的自由主义和罪恶的过去》。”52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菲德勒写下了他对罗森堡案的思考。

菲德勒注意到，起初，甚至共产党人也不想与这对夫妇为伍，承认他们是共产党，因为这两个人“对于他们全盘间谍活动至关重要，而且其罪行又昭然若揭”。他在文章中把罗森堡案件分为两种不同的性质，一是“实际的案情”，二是“传奇式的案情”。至于后者，由于一个精心策划的神话，罗森堡夫妇被塑造成受冤屈的烈士，把案件说成是德雷福斯式的冤案(12)。于是，古老的光辉事业的旗帜就迎风招展，而世界各地思想开明的人们就成了“道德上被人讹诈的牺牲品”。53接下去他谴责共产党人，说罗森堡夫妇的苦难遭遇是他们一手造成的，后来又按照共产党的旨意制造舆论，并且在里面添油加醋，美国歧视黑人的每个事件也都被他们用来作为证据，进一步证明他们是正确的。菲德勒说，欧洲掀起反美主义浪潮时他正在那里，目睹了共产党组织的群众聚会，人头攒动，聚集在美国驻罗马大使馆外面高喊“处死杀害罗森堡夫妇的凶手”，但是他看到的不是愤怒而是欢乐，示威过后，“他们便去喝上一瓶酒，对这一天的工作感到心满意足”。至于罗森堡夫妇，他们“并不可爱，他们有的只是满腔仇恨”，不过还“富有人情味”，他们“关爱他们的两个孩子，关心他们的扁桃体手术，在家里也会发生口角”。但是这对夫妇的表现又推翻了菲德勒的说法，以致他实在难以编写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故事，于是他只好接着写道，实际上他们的“人性已经泯灭”，他们说的都是“陈词滥调”，直到他们被处决的时刻也没有改变。他写道：“他们的殉道显得那么荒唐，以致无法称之为真正的悲剧。”菲德勒在谈到罗森堡夫妇在辛辛那提监狱分别被拘禁在各自的牢房里相互通信时，他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埃塞尔的文笔（或者说缺乏文采），说朱利叶斯对妻子表现得不够亲密，把她当成同谋犯则又愤愤不平。“我们一生中看到的共产党间谍，在法庭上都不说真话，都装成坚信自己是受害者，新近的一例就是阿尔杰·希斯(13)。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不过我们总是希望他们在同配偶私下说悄悄话时总该说真话。”54但是他们除了用密语交谈外，不能说什么别的，于是菲德勒问道：“既然他们算不得烈士，也称不上什么英雄，甚至连人都谈不上……那么这样的人除了死以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55

悉尼·胡克看到这篇文章的校样时吃惊不小。詹姆斯·法雷尔在谈到胡克时曾说，他总是“用逻辑的机器对复杂的、活生生的史实进行断章取义的分析。他使用的这种‘选择重点’的分析法无异于ledgerdemaine(14) ……各式各样的问题和矛盾……都会纠缠在一起，他应该把它们理理清楚。”56胡克可以立刻找到别人的漏洞（对自己则可能并不如此），他确信菲德勒的文章会给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带来麻烦。他写信给克里斯托尔（校样是克里斯托尔先前寄给他的），建议此文在发表时加上致歉的附言：“文中所言不应理解为对死者的攻击。死者作为人，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但在罗森堡夫妇的政治生命中，他们放弃了做人的原则，使自己成为政治的象征。因此，我们在这里所作的分析不涉及人的品格而是在剖析一个政治神话。”57胡克还含混地提出了一个看法，认为菲德勒的文章另有含义，但是因为这篇文章对人的卑劣本性进行了抨击，以致文章的言外之意消失了。

有关菲德勒文章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一周之内，《邂逅》杂志的第一期一万份很快销售一空（其中有多少份是外交部“预购”的则不详。据汤姆·布雷顿说，中央情报局为这期杂志的发行也提供了经费）。由于英国缺乏高水平的期刊，《邂逅》杂志首次亮相本来也不会遭到冷遇。现在《邂逅》杂志已是家喻户晓，人人都在谈论这本刊物。如果哪次晚宴上没热烈讨论《邂逅》，那就不能称其为一次真正的晚宴。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称赞该刊的创刊号“生动活泼，令人振奋”。伦纳德·沃尔夫的文章称，他发现创刊号上的每篇文章都“超过了一般水平”，说菲德勒的那一篇“尤其出色”。

远在异地的梅尔文·拉斯基推断，菲德勒的文章肯定会使《邂逅》杂志经历一场艰苦的斗争。1953年10月22日斯彭德收到的三封论点相同的信件已露端倪。斯彭德写信给乔斯尔森，其中引用了E. M.福斯特的一封信，信中福斯特对那篇关于罗森堡的文章表示极为愤慨，“这倒并不是因为文中所举的事实（这些事实大概是真实的），而是因为文章对罗氏夫妇生命的最后几天表现出的蔑视和冷酷。最令人愤慨的是文章那个所谓‘充满同情心的’结尾部分。作者用一种神秘的笔调断言，这是一个有人性的人，只是采取了非人性方式的行动。这个有人性的作者本意是可以赦免这个人的。我想知道如果把文章的作者也判处死刑，他会采取什么方式的行动？”58

斯彭德告诉乔斯尔森，米约什也不喜欢这篇关于罗森堡夫妇的文章。T.S.艾略特则更甚，他在回复斯彭德约请他撰文的信件中说，他对《邂逅》杂志将产生的效果表示怀疑，因为这本刊物“显然是在美国的主使下出版的”。如果他想写点什么来影响美国舆论的话，发表在美国出版并在美国销售的报纸上是不是更合适呢？斯彭德解释说：“关键是艾略特的这番话道出了个中底细，即我们试图将这本杂志办成表面上是英国的文化刊物，以此来掩盖为美国做宣传的真面目。”59休·盖茨克尔曾评论说：“我们通过一些有美国背景的人来发表政治见解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怀疑。”斯彭德同意这一观点，他得出的结论是，“任何直言不讳的反共情绪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接着对乔斯尔森说，他觉得这些信件“令人十分不安”，还说，“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信件中暗含着批评我写的文章是为美国的意图服务，这当然使我感到很痛苦。”60娜塔莎·斯彭德说，“当时英国存在着一种幼稚的反美主义。享有盛名又受到尊敬的人士满口都是反美的陈词滥调，说美国是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国家等等。斯蒂芬经常受到这些人的批评，还说他们家里一本《邂逅》杂志也不要，因为它的美国味道过于明显。这使他非常生气，因为该杂志的投稿人都是他在美国时敬佩的人物，他要为他们辩护。”61

但是，菲德勒显然不是斯彭德想为之辩护的人。蒙蒂·伍德豪斯还记得斯彭德“多少有点发脾气，说他再也不想参与这场宣传战了”，听到此话，伍德豪斯“吃惊不小”。“我还以为他同我和所有其他的人有着一致的观点，同意在思想界对共产党人作出反应是可取的。我认为他陷入了悲观沮丧的状态，对于他这样一个人来说，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简单了。”62斯彭德确实也承认关于罗森堡夫妇的那篇文章并没有得罪什么人，而且他还曾为之辩护，说这根本不是一篇宣传性的文章，但是人们还是认为这篇文章表明《邂逅》杂志内部藏着一匹特洛伊木马，这使他深深地感到忧虑。63

安东尼·哈特利（Anthony Hartley）在《旁观者》上发表的看法也含有这层意思，甚至说得更明白。他宣称，在这本刊物的创刊号中他已经嗅到了“傲慢的官方文化的味道”。他说：“《邂逅》如果变成纯粹的冷战武器的话，那是令人十分遗憾的。”64剑桥大学的导师、评论家格雷厄姆·霍夫（Graham Hough）把《邂逅》杂志比作“英美共同扶养的畸形儿”，它并不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自由，“它摆脱不了‘固执己见’和‘定式思维’，”他还说“它对文化的概念也是十分奇特的”。他笔锋一转，直指《邂逅》杂志的赞助人说，“这种文化自由的概念居然允许（菲德勒）写出或发表这样的文章。对于这样的概念，我是不想为它多费脑子的。”65

《星期日泰晤士报》上“阿提库斯”专栏(15)的一篇文章用词更为尖刻。该文称《邂逅》杂志反映的是“美国占领国家的警察观点”。A.J.P.泰勒（Taylor）在《倾听者》（Listener）上发表的文章则根本无视有关罗森堡夫妇的文章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只是抱怨说，“这一期杂志中没有一篇文章会激怒读者，以致该把杂志烧掉或扔进废纸篓里。没有一篇文章含有政治颠覆性……连孩子们都可以放心地读所有的文章。大部分文章都是年长的、学业有成的作者写的。”66玛丽·麦卡锡问汉纳·阿伦德：“看到《邂逅》了吗？这无疑是迄今最为乏味的一本杂志，读起来就像是那种早就过时的、陈腐不堪的大学本科生编的学院刊物。”67

斯彭德私下对朋友们说，他一直反对刊载菲德勒的文章，但是他觉得“不能在每件事情上都同克里斯托尔唱反调”，而且他也理解克里斯托尔在他新的工作领域里需要显示一点个人的色彩。但是他在私下里也说过，菲德勒的文章能让“英国读者看到某种类型的美国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从这一点上看，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68他的这种看法倒是同哈罗德·罗森堡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哈罗德·罗森堡对菲德勒的浅薄感到失望。他写道，“人们普遍认为所有的美国人都靠广告生活。这篇文章除了印证了这一看法外，别无他物。”

菲德勒的文章在《邂逅》的读者中引起如此有分歧的评价，同时也使两位联合编辑之间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歧。1954年3月，斯彭德致函乔斯尔森，抱怨克里斯托尔从来没有接受过他的任何建议；除非克里斯托尔承认他在某些问题上是“无知的”。否则《邂逅》杂志将有失去其已确立的地位的危险。他进一步指责克里斯托尔在办杂志的问题上无视他的存在（实际上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他确实不在，据娜塔莎·斯彭德说，那时乔斯尔森和纳勃科夫让他代表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去外国访问了）。斯彭德劝告克里斯托尔说：“我写这封信给你，是因为我已经数十次向你口头上提出过意见，但毫无效果。我必须弄明白，有些关于改进杂志的计划是不是由于你不愿同我或其他人商量而被搁置一边？”69乔斯尔森站在斯彭德一边，不断写信给克里斯托尔，责备他不听劝告，并警告他一定要改进杂志的外观，“使读者感到这本杂志值得一读，而不是像我们迄今所做的那样，让人感到杂志提供的只是一堆‘垃圾’。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只能对杂志造成伤害。”70

《邂逅》杂志创办后的两年内，斯彭德和克里斯托尔的关系已经恶化到无法弥合的程度。斯彭德告诉乔斯尔森，“我同欧文已无法一道工作，因为我们之间已无合作的基础和办法，因此我觉得再与他合作下去就显得不真诚了。”71正当乔斯尔森殚心竭力地解决这个问题时，另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发生了。

(1)欧里比德斯（Euripides，公元前484—前406年），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卢克莱修（Lucretius，约公元前93—前50年），拉丁诗人，其六卷长诗《物性论》是了解这位诗人的唯一作品，44岁时自杀身亡。

(2)“麦斯奥戴帮”，原文为MacSpaunDay，是麦克尼斯，斯彭德、奥登和戴·刘易斯（Mac Niece，Spender，Auden，Day Lewis）四人名字简化后组成的一个词。

(3) 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伦敦的一个教区，大英博物馆所在地，曾是贵族们居住的高级住宅区，现为文人、学者集中的一个教区。这里指一些英国文人仍摆脱不了对贵族的崇拜。

(4)指E. M.福斯特（E.M. Forster，1879—1970），英国小说家、散文家，生于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美国文学评论家特里林曾著有评论福斯特的论著。

(5)拉里（Larry）为Laurence的昵称，此处指劳伦斯·德诺夫维尔。

(6)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英国清教牧师和传教士。班扬的忠告，指班扬所著《丰盛的恩典》一书中《适时的劝勉：给受苦之人的忠告》。

(7) 舰队街（Fleet Street），弗利特街的另一译名，伦敦几家大报馆的集中地，此处借指伦敦报界。这个俱乐部应为新闻界人士聚会地。

(8)弗莱明（Ian Lancaster Fleming，1908—1964），国际知名的惊险间谍小说作家，代号007的英国谍报人员詹姆斯·邦德的形象就是他创造的。

(9)罗森堡夫妇（the Rosenbergs），即朱利叶斯和埃塞尔·罗森堡（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朱利叶斯为美共党员，美陆军通讯兵工程师，埃塞尔的兄弟格林格拉曾参与美国原子弹的研制，向罗森堡提供了原子弹的资料，罗氏将情报送给了苏联驻纽约副总领事。事发后罗森堡夫妇被捕。1951年3月6日以叛国罪判处死刑，1953年6月执行。

(10)肥皂箱（soap-box），西方一些人常在街头或公园演说，进行煽动，演说者往往为了站得高一些，就用肥皂箱垫在脚下。

(11)富克斯（Klaus Fucks，1911—1988），德国物理学家，间谍。1942年入英国籍，1944年被派往美国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1950年被捕后供认，自1943年起向苏联提供情报，被判处14年徒刑。1959年提前释放。

(12)德雷福斯（Albert Dreyfus，1859—1935），犹太裔法国军官，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著名冤案的当事人。1882年进入军界，1894年调入国防部，被控向德国提供军事秘密，同年12月被判处终身监禁，由于证据不足而引起抗议，斗争十分激烈。1899年军事法庭复审后减刑为10年监禁，两年后宣布无罪释放。

(13)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1904—1996），毕业于哈佛法学院，美国共产党员。1936年进入美国国务院，曾任联合国（旧金山会议）临时秘书长、卡内基基金会主席和《时代》杂志编辑，并作为罗斯福的顾问出席雅尔塔会议。1948年，《工人日报》和《时代》的编辑、共产党员钱伯斯指控希斯为共产党间谍，被判刑5年。希斯在法庭上否认并作伪证。此案为麦卡锡关于共产党员已渗入国务院的说法提供了依据，参与调查此案的尼克松参议员（后来的美国总统）也因此一举成名。

(14) 原文括注“原文如此”。疑为“戏法”（legerdemaine）的错拼。

(15)阿提库斯（Atticus）专栏，似也可以译成“文艺专栏”。阿提库斯（公元前109—前32年）是罗马骑士，原名提图斯·庞波尼乌斯（Titus Pomponius），因长期居住在雅典城（Attica），又对希腊文学和语言有深厚造诣，遂改名为Atticus，是著名的文艺赞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