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X”杂志
那么我们今后做什么呢？只要有可能，那就坚持业已证实的事实——千万不要忘记，如果有人要改变观察问题的方法，这些事实是可以改变的。
——奥尔德斯·赫克斯：《加沙的盲点》
《邂逅》（Encounter）杂志（1953年至1990年印行）在战后的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该刊之活跃、热闹，堪称文坛上的一次鸡尾酒会。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在该刊发表了她的著名文章《英国贵族》，尖锐而又妙趣横生地分析了英国上层阶级和非英国上层阶级之间在道德观念上的区别。该刊还发表艾赛亚·伯林的《非凡的十年》，4篇有分量的论俄国文学的文章，弗拉基米尔·纳勃科夫论普希金，欧文·豪论伊迪丝·沃顿，大卫·马昆德（David Marquand）的《自由的复苏》，豪尔赫·路易斯·博尔格斯（Jorge Luis Borges）的短篇小说，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贾拉普拉卡什·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W．H．奥登、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伯特兰·罗素、赫伯特·里德、修·特雷弗-罗珀等人的评论文章。这些人都是《邂逅》杂志刊行的几十年中最出色的思想家。这本刊物在英国、美国、亚洲和非洲都享有读者群。它关注的文化问题无所不包，但是奇怪的是在许多政治问题上却缄口不言或观点暧昧。该刊讨论的所有问题显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反共冷战思维。该刊从来没有做到收支平衡，一直有着巨额赤字，如果要消灭赤字，非增加一倍发行量不可。这本刊物充满智慧，但其肆意挥霍却与情报界保持密切联系有关。迈克尔·乔斯尔森称之为“我们的一笔巨大财富”。
战后经济紧缩导致西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的《地平线》（Horizon）于1950年停刊，随后就是约翰·莱曼（John Lehmann）的《企鹅新作》（Penguin New Writing），《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则财政状况拮据，而F.R.利维斯（Leavis）的《观察》（Serntiney）尽管得到洛克菲勒的慷慨捐赠，也差一点停刊。只有《新政治家与国家》兴旺发达，每周发行量高达85000册，虽然有人企图搞垮它，但这本刊物明显地恢复了其强大生命力。乔斯尔森向《二十世纪》提供补助就是破坏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家刊物与英国文化自由学会一道，既拿到了钱也接到了指示，要它们“同《新政治家与国家》进行一场长期的争论”。1中央情报局对1950年英国在柏林大会上不光彩的表现一直耿耿于怀，急切地想冲破英国中立主义的雾障，因为正是这种雾障迷住了英国知识分子的眼睛，以致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那些靠近《新政治家》的人尤甚。金斯利·马丁（Kinsley Martin）的杂志对彻底背离莫斯科的社会主义观点表示不敢苟同，这深深地刺痛了美国的冷战斗士们。
英国情报机构也希望能有一份刊物代他们发言，驳斥《新政治家》那种爱憎交错的矛盾政策，反对它那种毫无主见又极端简单化的立场。于是情报研究局就支持《论坛》，将该刊的内容摘录下来，通过外交部的官员在国际上散发。这一举措反映了情报研究局的这种行动方向。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和伍德罗·怀亚特（这两人都与情报研究局有着密切联系）1950年4月同《论坛》的编辑托斯科·法夫尔讨论了该刊的前途问题，但是马格里奇发现“他们现在显然财政极为拮据，我对他们说，为了冷战的利益，必须对《新政治家》进行反击，为此他们必须把刊物继续办下去。我的看法是，《新政治家》作为宣传工具之所以能够取得卓著的业绩是因为他们很聪明地确定了一个前提，那就是表面上是左倾，骨子里实际上却是相反。”2尽管情报研究局支持《论坛》，但法夫尔还是不相信仅仅依靠这种支持就足以确保该刊长远的前途，于是在1951年岁末，他就开始议论要创办一份“盎格鲁-美利坚中间偏左的出版物”。法夫尔写信给欧文·布朗，信中提到创办这样一份刊物的计划“已经取得进展。有几个人催促我立即开始行动，我已经直接或通过信件与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莫里斯·埃德尔曼（Maurice Edelman）、狄克·克罗斯曼（Dick Crossman）、亚瑟·施莱辛格、大卫·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讨论过这个想法——这本刊物不应同代表大会掺和在一起，其理由是不言自明的。”3让这份刊物不要同代表大会发生联系，其理由显然是因为美国政府曾同意不在英国进行宣传活动。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已宣布暂时停止将（中央情报局的）钱用于这个特定的国家。这是有关这件事的某种君子协定。”4但是不久，这种情况就要发生变化了。
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创办一家新刊物来弥补英国知识界反共力度之不足，在这个问题上，两家却进行了反复磋商。1951年初，根据弗兰克·威斯纳的提议，在伦敦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双方的合作才开始透露出来。威斯纳在军情六处（MI-6）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联络官金·费尔比（Kim Philby）的陪同下（费尔比的朋友伯吉斯，Burgess，和麦克莱恩，Maclean，几个月后叛逃到苏联），来到伦敦同英国情报机构商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据费尔比称，在军情六处和外交部人员参加的一系列会议上，威斯纳详尽地阐明了他情有独钟的一个问题：凡是对我们感兴趣又显然受人尊重的团体给予政府资助，其秘密经费的来源必须加以伪装。威斯纳以他惯常的随意风格说：“必须确保公开与我们合作的人必须有合情合理的经费来源，要符合他们的身份，这一点极为重要。”在他谈到这一点时，费尔比注意到外交部的一位官员信手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财源合情合理又符合身份的人=有钱人”，5他觉得十分有趣。
在威斯纳赴伦敦“执行使命”期间，创办一家高水平刊物的问题才首次明确地提了出来。两国的有关部门看到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威斯纳和他的英国同行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简称SIS）一致认为，进行这个项目需要花很多钱，因此他们决定联合行动。1951年岁末，这个联合行动计划获得双方高层的批准，并交给各自的下属机构贯彻执行。费尔比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在华盛顿的助手约翰·布鲁斯·洛克哈特（John Bruce Lockhart）。他是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的侄子。老洛克哈特曾是两次世界大战中情报工作的首脑，因从事间谍活动，1917年曾遭苏联逮捕，被监禁在克里姆林宫。在他的叔父、情报界的明星级演出之后，年轻一代的洛克哈特作为一个模范情报人员就脱颖而出了。战时他曾领导SIS在意大利的军事C组，是在欧洲向共产党内部渗透的专家。洛克哈特在华盛顿也相当受尊重。他在华盛顿与威斯纳建立了密切关系。威斯纳有意让他的儿子小弗兰克进拉格比学院（Rugby College），曾就读于该校的洛克哈特就热情地替他安排。威斯纳信任洛克哈特，而费尔比却不信任他，反倒因为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不喜欢威斯纳。他形容威斯纳“年纪轻轻已经谢顶，而且还开始发福，让他担任这样重要的工作，似乎显得太嫩了些。”6
约翰·布鲁斯·洛克哈特与劳伦斯·德诺夫维尔的关系也很好。他们是在战后的德国建立联系的，安排德诺夫维尔和乔斯尔森与英国情报研究局的克里斯托弗·蒙蒂·伍德豪斯在伦敦举行会晤的正是洛克哈特。伍德豪斯才华横溢，11岁时就阅读欧里比德斯和卢克莱修(1)的著作。战后就读于牛津大学新学院，师从理查德·克罗斯曼和艾赛亚·伯林（伯林在为学生辅导时用低沉的嗓音滔滔不绝，在牛津大学，他是唯一能将认识论Epistemological这个词像一个单音节词那样一口气念出的人，并以此而闻名牛津）。71939年，伍德豪斯以两门功课均达优秀的成绩毕业，当时他梦想能够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同时讲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战争爆发了。此后他接受的完全是另一种教育：军营操练场上列队、射击、跳伞、游击战、破坏、情报等都是他的必修课，最终导致他在希腊进行英勇的游击战。8
伍德豪斯是一名老派的孤胆间谍，在策划推翻伊朗总理穆罕默德·莫萨德的行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同金·罗斯福一起参加了SIS和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扶植伊朗皇帝、极右的君主政权上台。9从德黑兰回到英国后，伍德豪斯受指派在情报研究局担任高度机密的工作。他拥有SIS提供的位于圣詹姆斯公园地铁站对面单独的办公处，办公处的工作人员是一批级别较低的外交部官员，名义上是情报研究局的人，实际上却是伍德豪斯掌管的半自主小组的成员。
伍德豪斯不愿在他自己所属的俱乐部，即改革俱乐部（Reform Club）里谈“业务”，他同意在皇家汽车俱乐部与德诺夫维尔和乔斯尔森会晤。德诺夫维尔是该俱乐部的海外会员，他为这次见面特地与乔斯尔森从巴黎赶到伦敦。就在这家俱乐部里，1952年暮春时节，英美两国的情报部门对战后知识界的历史进程进行了重大干预。在皇家汽车俱乐部餐厅里举行的午餐会上，他们为创办并秘密赞助一份新的知识分子刊物制定了一个计划。伍德豪斯奉命来执行这个项目，他十分痛快地承担了下来。伍德豪斯曾为外交部的各地区司工作过，由他来执行这个项目，算是一件事务性的工作。不过他是心理战的热心倡导者，这件事倒是完全属于这一工作范围。皇家汽车俱乐部里的那次对话使他深信，创办这家杂志肯定将是对隐蔽宣传战的一种微妙的贡献。
伍德豪斯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英国人必须了解情况。双方同意，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将通过中央情报局指定的联络官员就有关该刊物的“行动”程序与伍德豪斯进行磋商。此外，SIS希望英国方面经情报研究局同意向这个项目提供一小笔捐款。伍德豪斯建议用这笔钱来支付英方编辑及其秘书的薪金，认为这样做可以防止发生中央情报局操纵英国公民这种不妥当的情况。他进一步说明，英国外交部对这个项目的兴趣主要在于获得一个载体，依靠它向亚洲，比如印度和远东的知识分子传播反共思想。为了确保这份刊物在英国势力范围内发行，外交部准备出资购买一定数量的刊物，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运往这些地区并在当地发行。除了上述经费之外，这份刊物的财政由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负责。乔斯尔森确认，资金将通过法菲尔德基金会提供。当然这家杂志应该被当成一家企业来办，以免引起怀疑。最后，乔斯尔森告诉伍德豪斯，这份刊物需要配备两名联合编辑。这两名编辑的候选人需通过两国情报机构的审查。双方同意，这两个人选由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负责物色并与之接触。在工作机制安排妥当之后，会议结束时达成一项协议：这件事将由乔斯尔森和德诺夫维尔来推动，然后再与伍德豪斯见面协商。与此同时，伍德豪斯开始物色“出面人物”，即威斯纳所说的“有钱人”，通过他们把情报研究局的钱转给这家杂志。
美国方面的联合编辑人选是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的执行理事欧文·克里斯托尔。克里斯托尔生于1920年，其父为服装转包商。1936年入纽约市立学院，在那里他结识了欧文·豪（Irving Howe）、丹尼尔·贝尔和梅尔文·拉斯基。在市立学院求学时，参加了托洛茨基派的反共左倾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克里斯托尔身材矮小，于是他就在政治上练成一身发达的肌肉来弥补他在生理上的缺陷。这在市立学院的本科生中是有代表性的。他随时准备扑向他的对手，这种好斗的特性为他赢得了知识分子拳击手的称号。1940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他就去芝加哥当了一名货运管理人员，同时协助编辑前托洛茨基派的刊物《调查》（Inquiry）直到他应征入伍。1944年入伍为步兵，经历了在法国和德国的战斗，1946年退役。退役后他去了英国，为《评论》杂志工作，1947年回到纽约，担任该杂志的编辑主任。
英国方面的联合编辑人选是斯蒂芬·斯彭德。斯彭德1909年生于一个开明的名门家庭，童年时，父母对他呵护备至（“我的父母不让我接近那些粗野的孩子”）10，养成了不太活跃却又随和可亲的性格，对乌托邦甚为向往。在牛津大学求学时期，受到W.H.奥登的影响。斯彭德出版了第一部著作《诗集》（Poems）后名声大噪，这本著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影响了人们对性和政治的观念。很快他就与奥登、塞西尔·戴·刘易斯（Cecil Day Lewis）和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齐名，号称“三十年代诗人”。在30年代的10年中，政治渗透到文学殿堂的深处，在这种环境下，斯彭德加入了共产党，虽然几个星期后就退出了。他只不过是那种“英国式的时髦布尔什维克”，用这句话形容斯彭德这种政治上朝三暮四的人，是十分准确的。后来他在谈到自己改变信仰的原因时说，这“完全是我生性既脆弱又开放”。11老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Sr.）在谈到爱默生时有一句名言，说他就像“并无迷宫的线索”，安尼塔·克莫德（Anita Kermode）把这句名言颠倒过来形容斯彭德是“没有线索的迷宫”。12詹姆斯还有一句名言用于斯彭德也十分贴切：“他是一个把握不住的人。”
斯彭德后来推测，他之所以被选为代表大会这份新创办的杂志联合编辑之一“是因为我写的一篇文章《失败的上帝》”。其实个中原因是他同美国的友好关系，这可能比他不赞成共产主义更为重要。1948年，斯彭德写了一曲美国赞歌，题为《我们在欧洲的思想战必胜》，在这篇文章中他声称：“虽然美国的政策面前有一些半信半疑的盟国和一些三心二意的朋友，但是美国在言论自由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完全可以在欧洲赢得思想界重要人物的人心……如果美国愿意，她一定能够在当今的欧洲起到教育者的作用。她本身就会使成千上万的学生了解美国文明和美国自由观念的精髓……现在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要指望宣传和政治大棒能起什么作用，而是要向欧洲人显示美国的文明、教育和文化在当代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13斯彭德以难以抑制的**接着写道：“只要美国和英国有学识的人说一句”，欧洲的学生就会“将之奉若圣明”。还说：“马歇尔计划固然很好，这并不错，但是还需要在欧洲强化西方的传统文明，用美国的信心、经验和知识来创造一个新欧洲”。14这种观点在欧洲许多知识分子中间得到响应。雷蒙德·阿隆宣告，他“完全相信，对于一个反斯大林主义者来说，除了接受美国的领导，别无选择。”15我们不能说美国对文化界的干预在当地就没有支持者。斯彭德和阿隆这样的人就认为欧洲的生存必须依靠美国这个救世主。
斯彭德还有一些品格得到他未来的雇主们的青睐。作为“麦斯奥戴帮”(2)的一员，他是与伦敦文学界贵族联系的重要环节。这批文学贵族是至今仍然势利地迷恋布卢姆斯伯里(3) 时代的残渣余孽，但是这群人立即对斯彭德的魅力崇拜得五体投地。
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在柏林成立之初，乔斯尔森就亲身体验过英国代表那种桀骜不驯的特点，许多美国的战略家对英国知识阶层那种优越感十分厌烦。斯图尔特·汉普夏尔解释说：“这里面有着一些重要的背景。我的看法是，1949年福特基金会派人来到伦敦，在一家饭店里举行了一个规模盛大的聚会，把知识界的重要人物都召集来了。那时，福特基金会的资产甚至超过了整个英镑区的资本储备，所以知识界的要人都到场了。福特基金会承诺为他们提供一切，但他们却说，‘不必了，我们过得很好，谢谢你们。我们有的是精神，对我们来说，这就足够了。’英国人实在令人扫兴，不过他们也确实要了几样东西，但数量很少，以致美国人认为这些英国人神经不正常。其实这里面隐藏着深奥的背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反美主义。这有点像温彻斯特学院式的势利眼碰到了中国的左派那样格格不入，集中反映在恩普森（Empson）和福斯特(4)这样的人身上，我记得福斯特曾在纽约与利奥奈内·特里林同住。特里林（他曾写过一本评论福斯特的著作，是一个情绪化的亲英派，那时他还没有去过英国）心情十分紧张。福斯特为出席某个场合提出要买一件衬衫，特里林就陪他去了布鲁克斯兄弟商店。福斯特到了那里之后，看了一眼就说：‘天哪，这里的东西，我大概一样也不想买。’这就是我要说的总结性看法。”16
斯彭德曾在战后德国的英占区专员公署工作，对于政府在文化政治领域的需要是配合得很好的。此后他在美国多年，受到约翰·克劳·兰塞姆、艾伦·塔特以及两个保守分子本·塔特（Ben Tate）和爱德华·塔夫特参议员的庇护。斯彭德的魅力同样感染了他的英国同事。这样一个人自然是美国求之不得的。美国人需要利用这样一座桥梁来争取那些不听话的盟友。他的妻子娜塔莎曾说，他最杰出的才能就是很容易受骗。她说：“当然，斯蒂芬具备一切条件被选中来做一个出面人物：他是背离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名人之一，而且他还那么单纯以致非常容易受人愚弄。他的父亲就曾受过劳埃德·乔治（Lolyd George）的欺骗。他们一家人都对别人深信不疑。他们家的人从来想不到别人会对他们撒谎。”17后来的情况表明他为自己的天真幼稚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1953年，斯彭德在辛辛那提教书。2月份他接到乔斯尔森来信，邀他去巴黎讨论出版《证言》的英文版问题。斯彭德从克里斯托尔处获悉，“一两个星期以前，我匆匆地去了一趟巴黎，花了很多时间同乔斯尔森、弗朗索瓦、邦迪和梅尔文·拉斯基讨论了这件事，我与乔斯尔森同去伦敦。一天，与沃伯格、马格里奇和法夫尔商量过这件事。”18
在这次伦敦会晤前不久，德诺夫维尔和乔斯尔森再次与伍德豪斯见面。他们之间做成了一笔有关出版问题的“交易”。根据所作安排，奥威尔书籍的出版商弗莱德里克·沃伯格同意这本新刊物使用他的出版公司的名字。在一封乔斯尔森致沃伯格的信函中，他确认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将立即支付所有与出版和发行《邂逅》杂志相关的费用，并对一切可能的指责承担责任。”乔斯尔森向沃伯格讲明一点：“他和他的公司都不要过问该刊物的一切编辑事务。”19
伍德豪斯与德诺夫维尔第二次见面时，两人之间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德诺夫维尔的资历绝不比伍德豪斯逊色。德诺夫维尔出生于伦敦。在他担任路透社记者之前曾就读于市立学院和哈佛大学并获得学位。伍德豪斯回忆道：“我们相处得极好，观点一致。”他还说，“我同我的美国同行们的关系总是十分融洽，只要他们不太愚蠢的话。”他说这番话的语气却暗示他们当中确实有些人十分愚蠢。“拉里(5)到伦敦来，我们每次都要见见面，而我去华盛顿时，我就同我在华盛顿的工作人员亚当·沃森一道去看他。”20在此后的几年中，他们经常见面，直到德诺夫维尔回到美国而伍德豪斯继续留在英国担任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由于他们在工作方面仅仅在这个领域是相同的，因此当他们在皇家汽车俱乐部喝酒时，谈论的总是有关《邂逅》杂志的运作和方法以及“英国方面一般的行动情况”。
所谓“运作和方法”，据伍德豪斯说，主要是指“经费的注入和联络方法”。德诺夫维尔后来解释说：“不要以为那时做事情都有章可循。在那个时期，一切都是全无章法。”21为了弥补这种杂乱无章，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就作为英国军情六处和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之间的联络人参与其事。马格里奇从儿时在克罗依登与他父亲一起在工党的竞选活动中高唱《红旗》歌起，走过了一段漫长的人生苦旅。他在1933年出版的著作《莫斯科的冬天》中描述了他的俄国乌托邦之梦是如何破灭的。这是一本从左的立场揭露苏联神话的首批著作之一。他的这本著作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开始转变，直到他成为军情六处的一名特工。作为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也是反对中立主义的中坚分子。他站在亲美的立场上分析说：“如果说我同千百万西欧人一样，同意美国必然成为20世纪中叶自由事业的支柱，这并不说明美国一切制度都是完美无缺的，也不是说美国人无一例外的都是正人君子，或者说美国生活没有半点瑕疵。这只不过是说明，在人类历史上发生最可怕的冲突的这个时期，我对自己的立场作出了抉择。其他人迟早也都会作出他们的抉择，而且我准备始终不渝地站在我选择的立场上，希望自己有足够的勇气来支撑自己而不感到沮丧，有足够的信念使自己不至于陷于混乱而走上歧途，有足够的信心来维护我所归属的文明和以这种文明为基础的宗教，遵从班扬(6)的忠告，忍受人生旅途中经历的危险和羞辱，因为为了达到目的，这样做是值得的。”22
马格里奇在《魔鬼的小树林》（Infernal Grove）中写道：“对于情报工作来说，秘密犹如做弥撒时的法袍和供香，或者降神会的黑暗环境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因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守秘密，至于这样做有无特定的目的则无关宏旨。”23尽管马格里奇怀疑秘密的必要性，但他仍然为那种匕首加大氅式的秘密活动感到激动不已。马格里奇对于自己跻身代表大会新的出版冒险活动感到十分高兴。他的第一个任务是一定要找到一些“有钱人”作为这本新杂志的私人赞助者。在舰队街(7) 一个俱乐部的一次会议上，马格里奇终于能够向伍德豪斯报告，他已经物色到两名人选，他们表示愿意充当输送经费的渠道。
第一位是移民电影导演亚历山大·科尔达（Alexander Korda）。科尔达是伊恩·弗莱明(8)的朋友，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的一名前雇员（他曾担任洛克哈特的电影海外发行顾问）。他对于同英国情报机构建立密切联系很感兴趣。在与马格里奇接触中，他表示同意情报研究局利用他的账户作为向新杂志提供补助的渠道。马格里奇物色到的另一条渠道是他的老友维克多·罗斯柴尔德勋爵。罗斯柴尔德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与这家刊物保持着密切关系，但他始终隐藏在幕后，从来都是隐姓埋名。
此外还有一些实际问题需要解决。马格里奇和沃伯格（中央情报局的专案官员称他们为“表兄弟”）1953年2月同赴巴黎落实一些问题，当时担任英国文化自由学会秘书的贾斯珀·里德利（Jasper Ridley）奉命为他们两人购买机票，预订饭店住房。回来后，沃伯格要求里德利开一张英国学会账户的100英镑支票支付他在巴黎的“开支”。那时里德利每周的薪金是10英镑，看到这一大笔开支吃惊不小。他后来回忆说：“我想沃伯格领取的那100英镑不是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就是为他那楚楚动人的妻子帕梅拉·德贝约（Pamela de Bayou）买了首饰。”24
1953年3月5日，迈克尔·乔斯尔森写信给斯蒂芬·斯彭德，简要地讲了马格里奇、沃伯格、法夫尔、纳勃科夫、邦迪和他本人见面商谈的情况：“我们需要创办一份影响力超过《地平线》的杂志，类似《月刊》。你和克里斯托尔可以组成理想的编辑小组。此外还需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也许可以吸收马格里奇和胡克参加。他们表示愿从1953年7月起在欧洲工作一整年。马格里奇和沃伯格愿意将马格里奇新近成功地为英国学会筹集到的经费投入这份杂志。”25斯彭德在写给克里斯托尔的信中提到过这一安排。他写道：“看来我们两人都要受聘于英国委员会了。”26这句话他只说对了一半。美国人克里斯托尔的薪金是从中央情报局的法菲尔德基金会的基金中支付的，而斯彭德的薪金则来自英国财政部拨给的秘密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