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重新统一思想

一位艺术家必定是反动的，他不得不挺身而出反对他那个时代的常规而不是随波逐流；他必须进行一点反抗。

——伊夫林·沃

我选择西方。

——德怀特·麦克唐纳

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1951年成立于纽约。委员会背后强大的支持者是悉尼·胡克，他成为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据劳伦斯·德诺夫维尔说，他也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外聘顾问”。另一名纽约市立学院的毕业生欧文·克里斯托尔担任执行理事，从而获得年薪6500美元。1954年索尔·斯坦因接替他的职务，其时年薪提高到8500美元。他是直接从美国新闻署来此任职的，在新闻署，他工作的单位专门从事意识形态分析。美国自由文化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正式的下属机构，也要反映其总部的自由主义者与中左派广泛的联合。但是，虽然代表大会能做到将凯斯特勒这样的强硬路线积极分子排斥在外，却对美国委员会无能为力。结果美国委员会很快就分裂成温和分子和好战分子两大派。贾森·爱泼斯坦（Jason Epstein）解释说：“在那个年代，你对待共产主义不是强硬，便是‘软弱’，两者必居其一。”爱泼斯坦还记得戴安娜·特里林（Diana Trilling）一副欲火中烧的神情，“在一次饭局上，站在利奥奈尔（Leonel Trilling）的座椅后面说：‘你们这些男人，我都嫌你们不够硬3！’这些人实在可笑，真是一批井底之蛙。”1

同特里林夫妇一道生活在这个井里的是一个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强大组合，其中有詹姆斯·伯纳姆、阿诺德·贝奇曼、彼得·维雷克（Peter Viereck，其父曾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同情者）、艺术评论家克莱蒙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以及《评论》（Commentary）杂志的编辑、有关共产主义的非正式顾问埃里奥特·科恩（Eliott Cohen）。这批人被称为“上西区（Upper West Side）的基布兹”(1)，另外再加上鲁斯出版集团的一些经理们。不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讲，他们都是一批傲慢的反共分子。欧文·克里斯托尔回顾道：“像贝奇曼和特里林夫妇这样的一些人都是狂热的亲美派，戴安娜·特里林尤甚。他们认为我们这些人没有尽到责任，没把事情办好。戴安娜攻击起来尤其尖酸刻薄。”2另一位局内人回忆道：“在许多美国人中间，有一种狂热的优越感。他们觉得，我们打赢了这场战争，现在我们要按我们的方式来重组欧洲。这批人大都是来自纽约身佩手枪的人，他们总以为在道德上高人一等，不愿与我们同流合污，而我们这些人则是格调甚低的绥靖主义者。有几个人甚至认为代表大会已经遭到共产主义者的渗透。”3

美国委员会中代表温和派的是亚瑟·施莱辛格，冷战研究者莱恩霍尔德·尼布尔、詹姆斯·法雷尔、《纽约客》的理查德·罗维尔（Richard Rovere）、6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前社会党主席诺曼·托马斯、《党派评论》的编辑威廉·菲利普斯和悉尼·胡克。特别是胡克，他愿意同两派都保持和睦友好关系。此时，他正在靠拢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1953年艾伦·杜勒斯接替了他的职务）和心理战略委员会（PSB）的第一任主任戈登·格雷（Gordon Gray），以此来为美国委员会争取利益（在胡克的自传中，他一字未提他与这两个人的接触）。4他与高层情报界人士的这些接触证实，他已经深深地卷入了秘密文化战之中，而这一点胡克是不想承认的。胡克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揭露瞒天大谎：一项基本战略》。这篇文章被PSB、C．D．杰克逊和中央情报局剪报存档。胡克在这篇文章中讲到国际共产主义对民主构成的威胁，要求“尽一切可能以有效的政治战来保卫民主的生存……民主国家在政治战中采取攻势来对付极权主义政权，并将攻势保持下去……这场政治战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胜利，现在尚难预料。但是，用五六架轰炸机的钱来发动这场战争肯定是值得的。”5在胡克看来，美国委员会是美国政治战的武器库中的反坦克火箭炮，而他还是以他惯有的热情为加强这一武器而努力工作。

乔斯尔森正是依靠这批温和派尽力使美国委员会在政治上与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协调一致。但是施莱辛格和他的盟友却无力制约这批难以驾驭的强硬派。美国委员会和巴黎的代表大会之间的分歧很快就表面化了。美国人对纳勃科夫在巴黎举办的大型艺术节嗤之以鼻，指责代表大会浅薄无聊。埃利奥特·科恩在政治上的极端性只不过稍逊于詹姆斯·伯纳姆。他问道：“这种热闹喧嚣会不会使我们看不到我们应有的作用和目标？如果我们双目失明，我们还会看得见围困我们的人吗？”6另一位批评者嘲笑代表大会吸引的只是一批附庸风雅之徒和唯美主义者，破坏了代表大会作为一种严肃的知识界力量的名声。7

美国委员会中迷恋于权力的倾向日益明显，在1952年《党派评论》主办的研讨会上达到了顶峰。这次研讨会明确了知识分子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新的积极的关系。一期接着一期，该杂志将这次研讨会称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编辑们写道：“美国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用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美国和美国的制度，这已是明摆着的事实。这次研讨会的目的就是要对这一事实进行考察。就在10年多以前，美国还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敌视文化和艺术的国家。从那时起，潮流已经变了，许多作家和知识分子现在觉得他们与国家及其文化靠得更近了……从政治上看，这就意味着他们认识到美国的民主有着真正的积极价值：美国的民主不仅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神话而是一个现实，我们必须通过反对俄国的极权主义来捍卫这个现实……欧洲已不再是文化的神圣殿堂，它再也不能确保它那丰富的文化传统可以用来激发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批评并证明这种批评是有根据的了。历史的车轮已经转了一个圈，现在已经轮到美国来保卫西方文明了。”8

20世纪30年代，纽约的知识界几乎毫无例外地一律倾向于莫斯科，其代言人便是纽约市的一批托洛茨基分子创办的刊物《党派评论》。这本刊物最初是共产党领导的约翰·里德(2)俱乐部（John Reed Club）的机关刊物，它创造了一种高深精妙的语言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但是1939至1940年之间发生的事件摧毁了它的根基。随着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许多知识分子开始背离列宁主义的正统共产主义，转向持不同意见的托洛茨基激进主义。有些则干脆脱离了左翼，向政治上的中间派、甚至是右派靠拢。这时，《党派评论》又创造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语言，为反斯大林主义说话，并根据非共产党的概念重新解释激进主义。

就像许多回头浪子一样，知识分子从30年代那个“黑暗时期”走了出来，又回到了美国这个概念上来了。他们“兴奋异常地发现新的可能性突然以排山倒海之势涌现在他们面前，无论是生活上还是思想意识上，都有新生之感。过去他们对于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似乎都不屑于去看它一眼，而现在每个人都摘掉了马克思主义的有色眼镜，蜂拥向前去看看这个被他们鄙弃的世界。”9这些“获得新生的”知识分子曾经追求过某种东西来取代出卖过他们的历史绝对真理，现在他们在“美国”找到了答案，或者说得巧妙一点的话，是从“美国主义”中找到了答案。《党派评论》主办的这次研讨会同科普兰的“向大众欢呼”一样，给人的感觉是人们第一次发现了美国的存在。威廉·菲利普斯写道：“美国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已经获得一种新的意识，感到他们是属于自己的故土的，而且普遍地开始觉得他们的命运与他们的国家命运是密不可分的。”10由于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上产生了一种密不可分的联系，于是美国也就开始用一种新的目光来看待他们。利奥奈尔·特里林评论说：“才智已经和权力不可分了，这也许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现在才智本身已被视为一种权力。”11

历史学家卡罗尔·布赖特曼（Carol Brightman）写道：“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大概是第一次确认现在的知识分子不必非要站在对立面不可了。拥护国家并不降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品格。”12《时代》杂志刊载了一篇标题印在封面上的重要文章，题为《文学界：从此岸到彼岸》，这篇文章证实了知识分子的这种新观念。文章的结论是：“抗议者已转变为认同者。当一个崭新的国家出现在面前时，知识分子就应该扮演这样的角色。”13正是在这一时刻，已经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人开始从“否定派”转变为“肯定派”；这时，纽约市的左派理论家们同他们那些浑身长刺的战友们，如德怀特·麦克唐纳，已经厌倦了阶级斗争，而且那些胸怀大志的学生们也不大可能再去要求他们写推荐信了。德怀特·麦克唐纳后来写道：“我从一个自由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激进派，后来又从一个温和的共产主义同情者转变为一个坚定的反斯大林主义者，转变速度之快，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14他的传记作者在描述他的转变时写道：“德怀特具有强烈的独立性，他自称是一个怀疑论者，他还拒绝接受任何民族主义的忠诚，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他的政治观点，并以此维系着他的政治生命。他的转变并不是背叛他的信念。他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是他自己经过痛苦的自我解剖后发现，除非他‘变得不那么邪恶’，否则他已经没有赖以生存的政治立足点。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种令人沮丧的两难境地。即使他继续赞同激进主义的传统，或者至少持有不同政见，他仍然感到自己同那些反对美国的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大众文化的精英们格格不入。他还是支持美国在海外拥有权力并维护国内的各种制度的。”15菲利普·拉夫看到这种事态发展感到十分惊恐，他警告说：“反斯大林主义几乎已经成为一种谋求生存的立场。这种立场如此之重要，以致所有其他应予关注的问题都可以置之度外，结果就是他们企图把反斯大林主义变成一种人生观，甚至变成一种历史哲学，而这是永远不可能做到的。”16

“专门从事”反斯大林主义的总部就是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以及一些其编辑在委员会担任理事的杂志，具体说就是《评论》《新领袖》和《党派评论》。但是正当这个反斯大林主义的中心即将接管并利用这家杂志之时，《党派评论》却处于濒临歇业的境况，部分原因是美国财政部威胁要取消其免税待遇。悉尼·胡克于是在1952年10月10日向助理国务卿豪兰·萨金特（Howland Sargeant）递交了一份戏剧性的请愿书，为《党派评论》辩护，说这本刊物在海外，特别在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做斗争中是一个非常得力的载体。丹尼尔·贝尔在与亨利·鲁斯协商中主动地充当了调解人。鲁斯捐赠了10000美元，挽救了这本刊物（同时，鲁斯还向美国委员会捐赠了70股时代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丹尼尔·贝尔后来写道：“据我所知，这笔赠款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过，甚至该刊的撰稿人和一些主笔对此也不知情。”17鲁斯的这笔投资得到了什么回报，却谁都不清楚。贾森·爱泼斯坦后来说，“《党派评论》上刊载过的内容很快就在《时代》和《生活》上详加阐述。”18鲁斯向一份原来是美国共产党喉舌的刊物给予慷慨的财政支援，无疑对冷战期间议论甚多的所谓“非激进化”进程增添了新的一笔。

中央情报局通过欧文·布朗获悉《党派评论》面临财政困难，起初对此甚为关注。在鲁斯捐款的一年前，悉尼·胡克为争取《党派评论》和《新领袖》继续办下去，曾写信给欧文·布朗，要求给予援助。胡克写道：“我们在欧洲的朋友向我们提出忠告，说西欧的反美情绪和‘中立倾向’正在加强。就在这个时刻，出色的反中立的民主喉舌《新领袖》却因成本提高面临消失的危险。这本刊物的消失将会是一场文化灾难。”19对于《党派评论》，他也说过同样的话，请求布朗保证这两份刊物在海外发行四五千份。布朗把这个问题转告了国际组织处的布雷顿。不久之后，《新领袖》的编辑索尔·莱维塔斯就亲自来到汤姆·布雷顿的办公室。布雷顿回忆道：“天哪，我还记得这个家伙坐在我的办公桌对面，请求我掏腰包。”20

莱维塔斯是一个俄国移民，曾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一道工作，在美国情报界有着强有力的支持者。C.D.杰克逊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因为他提供唯一在大西洋两岸都有的文献，其特点是客观、不偏不倚、亲美、高质量，同时又是左倾的。杰克逊还说他无疑是站在天使们这一边的。21艾伦·杜勒斯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1949年，莱维塔斯刊载了杜勒斯的一篇文章，主张建立一个“国内安全委员会”来调查国内的种种颠覆势力，并用“民主的制度推毁它们”。艾伦·杜勒斯协助白宫重组了美国的情报机构，在这一点上，“与英国的军情五处首脑为《新政治家》撰文十分相似”。22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虽然《新领袖》拼命要求财政援助，以偿还它欠下的4万美元债务，但是从1950年4月份起，《新领袖》却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其装帧之华美可与《时代》杂志相匹敌。一两年后，当莱维塔斯坐在布雷顿对面时，他又找到一个可以为他解困的天使。布雷顿同意向《新领袖》提供补贴，并作出了具体安排。在布雷顿的办公室里，至少有三次把现金交到莱维塔斯手中。布雷顿说：“数目不大，每次大约10000美元。尽管如此，也足以使杂志不至于破产。”23

就在此时，布雷顿的副手科德·迈耶也接手处理《党派评论》的问题。除了鲁斯捐赠的10000美元之外，1953年初，该杂志从美国委员会的“艺术节账户”上拿到一笔2500美元的补贴。“艺术节账户”上还有纳勃科夫上一年举办艺术节留下的一些剩余经费，别忘了，这个账户就是中央情报局通过虚假的法菲尔德基金会输送经费的管道。当《党派评论》接受这笔补贴时，其联合编辑之一威廉·菲利普斯是美国委员会的文化秘书。菲利普斯后来说他不记得有过这么一笔赠款，而且总是一口咬定他的杂志从来就没有接受过中央情报局的赞助。

中央情报局补助美国期刊是违反自己的法规的。根据其章程，中央情报局不得支持国内的组织。在《党派评论》和《新领袖》这件事情上中央情报局违反规定有两点极有说服力的理由：第一，这两份期刊为美国和欧洲一道反共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思想上的桥头堡，而这两部分知识分子却因地缘政治和文化差异是相互隔离的；第二，当《党派评论》和《新领袖》的立场在意识形态市场上遭到严肃的责难时（他们很快就会遇到这种挑战的），预计这两家杂志都会“怒发冲冠”，按乔斯尔森的说法，给他们财政支持等于准备了一面盾牌，可以抵消他们的愤怒。

(1)上西区，纽约市曼哈顿岛西北部的高档艺术社区。基布兹（Kibbutz），以色列的公社性质的集体居民点，主要从事农业，现也有部分工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实行“按需分配”，是以色列资本主义大环境中特殊的社会组织。

(2)约翰·里德（1887—1920），美国诗人、冒险家。他短暂的革命作家和活动家生涯使他成为一代激进知识分子的英雄。作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他是列宁的密友，亲历了俄国十月革命，写出了名著《震撼世界的十日》。后因叛国罪被起诉，逃往苏联，死后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