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真理运动
仅仅用依地语写作是不够的，凡是人总有一些话要说。
——Y. Z.佩雷茨
尼古拉斯·纳勃科夫1952年举办规模宏大的艺术节，为考验美国秘密宣传工作的能量提供了一个机会。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1)的格言“媒介即信息”究竟有什么含义，这句格言中的“信息”究竟指的是什么，政府的战略家们一直没弄明白。或者，正如前战略情报局人员、艾森豪威尔的特别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后来所言：“我们搞的鬼把戏之所以老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话。”1要给“信息”下一个定义，还有谁能比一位广告经理更合适呢？
20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个人为美国的文化战拟定了一个进程表。这个人独自做的工作超过了任何人，此人就是C.D.杰克逊。杰克逊是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后来又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心理战特别顾问，堪称美国最有影响的隐蔽战战略家之一。杰克逊1902年出生于纽约，其父从事由欧洲进口大理石和岩石，是一个实业家。杰克逊1924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后，进入自家的公司，跑遍了欧洲，在欧洲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些关系成为他的宝贵财富。1931年他加入亨利·鲁斯的时代-生活杂志王国，任广告部经理。战争期间，他成为美国重要的心理战专家，出任海外战况处（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verseas）的副处长（负责北非和中东），后来又担任心理战处的副处长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副职，属艾森豪威尔将军麾下。
战后，C.D.杰克逊又回到时代-生活杂志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时代》杂志的副总裁。他是艾伦·杜勒斯的“纽约帮”的早期积极分子，是派克大道牛仔帮(2)的一分子。1951年他应邀参加一个由中央情报局出资的研究项目，目的是为美国情报机构的重组提出建议。参加这项工作使他成为中央情报局通过“真理运动”和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进行的隐蔽行动的“外聘”负责人，当时他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在这个岗位上，他汇集了一大批包括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内的美国名人，这些人非常乐意让委员会借用他们的名字。他还是自由欧洲电台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是委员的还有杰伊·洛夫斯通，亚瑟·施莱辛格也不时参与其事。他同时还担任黑人团体联合基金（United Negro College Fundation）的董事、波士顿交响乐团托管班子的成员，同事中还有冷战斗士亨利·卡博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雅各布·卡普兰和爱德华·塔夫特（Edward Taft）；他还是林肯艺术规划中心、大都会歌剧院协会（与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惠特尼，Cornelius Vandebilt Whitney，一道）以及纽约卡内基公司等机构的董事。
艾森豪威尔在指挥欧洲和非洲各战役时就与杰克逊熟识，并在怎样调动观众方面受教于他。正是在杰克逊的说服下，艾森豪威尔在竞选总统时同意雇用一家公共关系公司，开总统候选人雇用公关公司之先河（此举导致一位作家开玩笑地用香烟广告词写了一首“我爱艾克”的顺口溜）。不久，艾森豪威尔作为美国第34届总统入主白宫。在他任命他的工作班子时，他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任命C.D.杰克逊为他的心理战特别顾问。这一地位使杰克逊成为非正式的宣传部部长，拥有几乎无限的大权。
杰克逊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加强美国进行隐蔽战的能力。这个时期的心理战和宣传行动分散在国务院、经济合作管理局（主管马歇尔计划）、军事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各部门，而中情局内部，威斯纳的政策协调处又常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鉴于这些政府部门之间在组织上时常争论不休，部门之间又相互竞争、明争暗斗，杰克逊认为它们的所作所为简直就像是“专业的业余者”，他抱怨说，“华盛顿在这方面根本没有统一的政策，是一个真空地带”。他强调说，这个领域“既存在着机遇，又是一个难题。机遇就是为美国在世界上重新获得活力，但这并不是仅仅依靠金钱就能赢得的，我们要依靠思想。迄今，我们的原动力就是自我保护和金钱，我们必须代之以美国早期那种执着追求理想的动力。在我们面前存在着使美国的主张在全世界恢复活力的机会……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做到维持我们的影响力而不必事事退缩。”简言之，需要为美国的心理战制定一个“全面的政策框架和具体计划，其目标就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时能够不战而胜。”2
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会上解释说：“冷战的目的不是占领他国领土或以武力征服他国。我们的目标更为微妙，更为广泛，更为彻底。我们是试图以和平的手段使全世界都相信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美国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争取个人最大限度的发展。为普及这个真理，我们将要使用的方法通常称为‘心理战’。不必纠结于这是一张5美元的钞票，还是一个5个音节构成的单词(3)。所谓的‘心理战’就是争取人的思想，争取人的意志的一场斗争。”3
为了克服政府各部门之间在隐蔽行动上的分散和相互竞争状态，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曾建议组建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来协调心理战行动。尽管国务院对此持反对意见，乔治·坎南还是极力支持这个想法，并说服杜鲁门总统签署了一项秘密指令，于是，1951年4月4日心理战略委员会宣告成立，就是这个委员会（不久该委员会的名称就简化为PSB(4) ）奉命来制定杰克逊建议的“政策框架”。
PSB的“教义性”或“意识形态性”计划，最早是在一份代号为PSBD-33/2的战略文件中提出来的。这份文件至今尚未解密，但是一名心怀焦虑的PSB官员查尔斯·伯顿·马歇尔（Charles Burton Marshall）曾写过一份很长的内部备忘录，无所顾忌地引用了这份文件中最令他感到忧虑的段落。他在备忘录中问道：“如果一个政府专断地制定一个内容广泛的教义体系，这个政府怎能不带有极权主义色彩呢？”他接着评论说：“这份文件对于这一点只字未提。文件主张以统一取代多样性。文件企图提出一种体系来证明‘某种类型的社会信仰和社会结构’是正确的，其中提出了‘一整套有关人类愿望的准则’，涉及人类思想的所有领域，从人类学和艺术创造直到社会学和科学方法论，无所不包。”马歇尔（他成为PSB的一名坚定的反对者）接着批评了文件要求“制造一部‘机器’来生产思想，‘系统地、科学地为美国生活方式塑造形象。’”马歇尔说：“文件预期能在协调机制下‘生产学说’，文件鼓励‘从速采取行动来激励思想的创造与传播’……它预言，通过这种努力，会带来一个‘长期的思想运动’，其目的不仅是反对共产主义，而且还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打破另一种学说体系，因为这种思想体系为‘敌视美国的目标’提供了思想基础。”他得出的结论是直截了当的：“这与极权主义别无二致。”4
马歇尔还反对PSB仰仗“非理性的社会理论”来强调精英阶层的作用，“这不禁让人想起帕累托(5)、索雷尔(6) 和墨索里尼这些人”。这些人不正是詹姆斯·伯纳姆在其《马基雅维利》一书中提到的典型人物吗？也许，在PSBD-33/2文件起草过程中，这本书就在手头作为参考，更可能的是伯纳姆本人就在一旁助一臂之力。马歇尔责难的正是伯纳姆的精英统治论。马歇尔接着说：“个人的作用被降到了第三等。据称精英阶层是唯一发挥作用的社会群体。精英阶层被界定为一个‘人数不多的群体，但是他们有能力也有兴趣来左右有关教义的事情’。这些见识超群的人物从思想上操纵着人们的态度和观点的形成，至少也使这些人易于接受某些态度和观点，反过来，这些受到操纵的人又引导着公众舆论。”5按照马歇尔的诠释，PSB打算在世界各地区对精英分子开展工作，希冀精英阶层接受“策划人的哲学”。利用当地精英分子可以掩盖此种努力源于美国的事实，从而使之看起来像是自发于当地。但是，这一计划不仅仅是针对外国人的。文件虽然不承认也有向美国人宣传的意图，但是美国确实在军队中实施一项思想灌输计划，向军人灌输所谓的正确思想，其手段是把这种思想注入向军人发行的连环画书籍，并通过随军牧师向他们作宣传。6
马歇尔先生对美国秘密文化战计划的基本内容提出的批评确实是一针见血。PSB文件的思想基础就是精英统治理论，同中央情报局开展对“非共产党左派”的工作、支持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模式如出一辙。在评论利用知识界精英来传播“策划人的哲学”时，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唐纳德·詹姆森并非讽刺地说过这样的话：“至于说到中央情报局企图通过这些活动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态度，他们的用意显然是造就出一批人来，这些人出于自己的思考和信念，坚信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7
但是心理战的策划人对马歇尔的批评置若罔闻。心理战略委员会（PSB）的主席雷蒙德·艾伦（Raymond Allen）庄严宣告：“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体现的原则和理想是要输出的……全世界的人都应予继承。我们应当唤醒所有的人对自身基本需求的认识。我相信，从堪萨斯州的农人到旁遮普的农人，这种基本需求都是同样的。”81952年5月，新近得以强化的PSB正式受命监督中央情报局代号为“Packet”的心理战计划执行的进度和时机，并监督中央情报局对海外“舆论引导者”施加压力的行动。这些舆论引导者包括深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新闻记者和评论员、艺术家、教授和科学家。把这些人争取过来，让他们回到争取“自主和自由”(7)的事业上来，需要制定具有“学术性的行动计划，包括举办讲座、研讨会，出版专著和学术性刊物，建立图书馆，进行人员交流，资助教授，等等。”根据这道指令，PSB现在负责监督“道德重振行动”、“自由十字军”、自由欧洲电台、“和平与自由”（Paixet Liberte）组织、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甚至对船只海上广播、“三维电影”以及民歌、民俗、民间故事和巡回故事员都管了起来。时至1953年6月，Packet计划还只是PSB的“教义宣传计划”的一部分，在一份新的文件中，其心理战的目标被界定为“借用知识分子、学者、舆论制造者的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瓦解那些为共产主义和其他敌视美国和西方世界的信念提供思想基础的学说和思维模式”。按逻辑推断，这场说服教育运动将会在信念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被共产主义俘虏的专业人员中制造思想混乱、产生怀疑乃至失去信心。9中央情报局接到命令，要它对一切支持这个计划的目标的活动予以高度和持久的重视。在建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PSB“终于稳固地确立了自身的地位，成为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0
由于C.D.杰克逊可以毫无阻碍地接触PSB及其所包含的政府各部门的秘密策划，他就成了这个小圈子里最吃香的人物。这个小圈子被认为是一个“无形的政府”。杰克逊的地位犹如一个东方君主或德尔菲神谕所的女祭司(8)，要接见源源不断的来访者。来访者就范围广泛的各种问题向他求教。从他记录下来的有关这些来访的详尽材料中，我们可以窥视到一个秘密世界的真相。PSB官员带来他们拟定的各种心理战计划，其中包括把各种宣传印刷品用氦气球飘送到铁幕的那一边。英国情报研究局的亚当·沃森也来找杰克逊，带来一份有关英国心理战政策的备忘录，“沃森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对于英国政府来讲，这绝对是唯一的史无前例的行动。这时他提出了要求与我们分享几乎所有的秘密情报的问题，而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做过。我告诉他，我们的情报部门对这一情况是十分清楚的，不久即将加速分享情报，我觉得是有希望的。”沃森成为C. D.杰克逊的一名重要关系。杰克逊最初认识沃森是1951年在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当时沃森负责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络工作。此后，杰克逊与他密切合作，并把他推荐给纳尔逊·洛克菲勒（1954年，洛克菲勒接替了杰克逊在白宫的职务），并说沃森“非常愿意（与美方）建立一种有效的、非官方的、无拘无束的互利关系”。11有证据表明，在此后的多年里，沃森也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一名强有力的（不过也是十分谨慎的）盟友。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则派来了朱利叶斯·弗莱希曼，他来与杰克逊商讨代表大会“赞助大都会歌剧院访欧的可能性”，后来又派丹尼尔·贝尔“来谈有关米沃什(9)（原文如此）以及在文化代表大会资助下即将召开科学界会议的问题。”12
由于C.D.杰克逊在白宫任职，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在华盛顿也就有了强大的盟友。汤姆·布雷顿很快与杰克逊建立了关系，两人定期举行会晤，商讨一些“积攒起来的问题”。他们在波士顿交响乐团1952年赴欧洲巡回演出问题上的合作，使杰克逊深信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作用十分重要，他赞扬代表大会说，这是“我所知的在欧亚两洲团结知识分子反对共产主义和中立主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唯一外围组织”。13而且他对代表大会的许多活动分子评价甚高，并将其中的几个人推荐为参与政府工作的候选人，其中包括悉尼·胡克、詹姆斯·勃纳姆（“一个‘玩阴谋诡计部门’的雄辩的发言人”）、《新领袖》的编辑索尔·莱维塔斯（“毫无疑问是站在天使们这一边的”）以及丹尼尔·贝尔。贝尔曾为鲁斯的《幸福》杂志工作，据C.D.杰克逊说，此人“熟谙共产党的冷战技巧”14，他还是尼古拉斯·纳勃科夫长期的崇拜者。推荐纳勃科夫加入心理战行列的正是C.D.杰克逊，他认为纳勃科夫适合在敏感岗位上工作，这份推荐书于1950年呈送到陆军部长的办公室。
C.D.与代表大会的联盟关系延续了许多年，（1954年他担任美国委员会的理事），为代表大会谋求了无数的利益，更不用说他对代表大会关怀备至的支持大大提高了代表大会的威望。如果文化代表大会需要报道，C.D.就在鲁斯杂志工作，可以保证做到。如果它要与自由欧洲委员会和自由欧洲电台协作，C.D.就可以充当联络人，如果它需要“私人”捐款，C.D.就可以拜访他在企业界广泛的关系，请他们提供经费。但是，最重要的是，对于一个在首都没有几个支撑者的组织来说，C.D.可以为它带来政治上的声望。劳伦斯·德诺夫维尔曾说：“在华盛顿，没有人因为支持这样一个组织而赢得声望，也没有人想通过支持这个组织为自己赢得声誉。大多数人觉得这个组织十分神秘。我们创建了这个组织，但是我们在华盛顿却没有任何真正有力的机构来支持它。”15
在遭到如此怀疑的境况下，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还兴旺发达起来，这一点不得不归功于迈克尔·乔斯尔森付出的巨大努力。
在过去几年中，迈克尔·乔斯尔森的工作负担十分繁重。在狂热的工作过后，乔斯尔森从争取人的思想和意志的斗争中退下来作一短暂的休整。1953年2月14日，他与戴安娜·道奇以世俗的婚礼结婚，证婚人是劳伦斯·德诺夫维尔。两人都是再婚。乔斯尔森曾于1940年与科利特·朱伯特（Colette Joubert）在哈瓦那结婚，但他们离婚了，也断绝了联系。乔斯尔森对此总是守口如瓶，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到过她。但是他却保留了《纽约时报》的一张颜色已经发黄的剪报，是一篇关于科利特在她的寓所惨遭杀害的报道，说她被捆绑，封住了嘴，窒息而死，死前曾遭性侵犯。
迈克尔和戴安娜在牙买加度蜜月。回到巴黎后，迈克尔向他新婚妻子“坦白”，说他受雇于中央情报局，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是该局下属的组织。从乔斯尔森与代表大会的关系中，戴安娜早就察觉他所做的并非仅仅是他名片上印着的进出口生意人，曾经以为他是为俄国人做事。听了他的“坦白”，她松了一口气，因为她已经知道他是站在“正确的”一边。戴安娜也被取了一个假名，叫琼·恩辛格（Jean Ensinger）。从此时起，他们结成了某种合作伙伴的关系。
戴安娜·乔斯尔森很适合担任这份工作。戴安娜曾经是富布赖特奖学金的获得者(10)，对劳工事务具有丰富的知识。起初她为一家劳工报纸当文摘编辑，后来又转入马歇尔计划的劳工处，该处归杰伊·洛夫斯通和欧文·布朗管辖。戴安娜心情愉快地回忆说：“那时我年轻，一脸青春气息，在所有劳工领袖中间非常吃得开。”她在劳工处的工作是编写有关欧洲共产党工会组织的报告，因而得以接触截取的绝密材料。因为工作的敏感性，担任这项工作需要通过中央情报局的安全审查。戴安娜后来得知，她的薪金是从中央情报局手中掌握的马歇尔计划对应资金中支付的。
“琼·恩辛格”和“乔纳森·F．萨巴”两人一起编写电报和备忘录，编成密码，然后发往华盛顿。这些电报会在乔斯尔森的寓所里，马丁尼鸡尾酒觥筹交错间递交给中央情报局的交通员。戴安娜回忆道：“所有这样的官员都带有清一色的设有活底的公文包，电报就放入这样的公文包里。因为他们的包都是一个式样，一里之外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确实有点滑稽，就像演戏一样。我们也阅读发过来的电报，然后我就把它们扯碎放到抽水马桶里冲掉。”16戴安娜生来就是干这一行的。她知道如何保守机密，甚至对她的母亲也是守口如瓶。有一次，一名交通员出去为她的初生儿买食品，这个名叫詹尼弗的初生儿是乔斯尔森夫妇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孩子。当交通员回来时，戴安娜不得不将他介绍给从美国赶来照顾孩子的她的母亲。戴安娜看到桌上放着一本《简·爱》，于是她就结结巴巴地介绍说：“呃，这是罗彻斯特先生。”她母亲说：“真巧，罗彻斯特先生，跟《简·爱》里的名字一样。”她母亲一点也没有起疑心。戴安娜没有直截了当地用交通员的真名李·威廉姆斯，其实用了也不会暴露什么，倒是说明在这场大游戏中，她已沉迷于复杂的想象。当戴安娜的母亲最终了解真相后，同样“十分兴奋”。17
戴安娜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乔斯尔森干的这个行当，她对丈夫非凡的专业知识的钦佩也与日俱增。华盛顿方面布置的任务往往十分紧急，而代表大会那些知识分子的脾气又常常变化无常。乔斯尔森居间协调的能力如此高超使戴安娜惊叹不已。后来她说：“如果没有他，代表大会什么事也做不成。代表大会全盛时期的气氛，根据我的想象，真可以同肯尼迪执政最初的一百天相比，那真叫激动人心。你觉得每一处发生的每件事都跟你有关。一切都是欣欣向荣，充满活力。迈克尔对每件事都了如指掌。早晨，他可能在谈玻利维亚剧作家的事，下午可能又在谈亚洲的作家问题，晚上他又会同尼古拉斯通电话，用四种不同的语言交谈，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我还记得我们和斯特拉文斯基坐在巴黎的咖啡馆里，他的妻子教给我怎样烤薄饼。这真是一段非同寻常的日子。冷战，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一切就像是法国革命或牛津运动(11)。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18
乔斯尔森夫妇经常与汤姆·布雷顿见面。他定期到欧洲来视察工作。他们一道到餐馆去吃饭，或者到罗兰-加罗去看网球赛，他们也会带布雷顿去维洛冬季运动场看自行车比赛。“这个运动场引起人们恐怖的回忆”，在维希政府时期，大批犹太人就在这个运动场被包围并遭逮捕。乔斯尔森夫妇同欧文·布朗也保持定期的联系，有时是在一家叫作“冷漠”（L'Indifférent）的同性恋夜总会的餐桌上。有一次他们到达那家夜总会时，看到布朗把一大把现钞交给一个“从马赛来的打手”。19那时，布朗正在组建“地中海委员会”，这是一个由暴徒组成的组织。当时马歇尔计划提供的物资和美国向大西洋公约组织供应的军火，正源源不断地运往法国，码头工人卸货时，就出钱雇用这些暴徒，到法国各港口去执行保卫任务。
布朗在他的活动中扮演各种不同角色。对于他这种能力，布雷顿面带苦笑地评论说：“一个人能抛头露面，雇用打手在马赛的港口暴打共产党暴徒，同时又对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感兴趣，真是少见。”20
戴安娜解释说：“美国劳工联合会才是真正体验过共产主义的组织，显然这才是打架的好地方。布朗就喜欢这种暴力行为，诸如在马赛破坏罢工之类。到一个夜总会去同一个工会组织的痞子见面，看着布朗给他们钱，我和迈克尔觉得十分有趣，我敢肯定欧文对他与知识分子打交道一定也同样觉得有趣。欧文既不懂毕加索的画，也不会欣赏波德莱尔(12) 的诗。我猜想，代表大会的这群人对欧文之所以有吸引力仅仅是因为他觉得它有魅力，同这批人接触感觉颇好。”21
周末，迈克尔和戴安娜就去逛古玩店和左岸的画廊，放松一下。午餐时他们就在街头吃三明治，喝阿瓜维特酒(13)，然后到弗洛尔咖啡馆（萨特爱去的地方）喝茶，或者去“两个丑八怪”(14) 喝茶。星期日，他们就去枫丹白露(15) 野餐，或**舟于塞纳河上。有时他们约请德诺夫维尔，组成意气相投的三人组。他们之间既有友情，同时也因为共同的秘密结合在一起。有一次德诺夫维尔与乔斯尔森同去购物，买回两幅布拉克的画，非常自豪。许多年后，乔斯尔森的女儿詹尼弗成了现代画派的专家，她无奈地告诉他，这两幅是赝品。
经乔斯尔森认可，巴黎的自由文化代表大会正在赢得一种名气，被认为是一个组织健全的知识分子抵抗共产主义的中心。通过《证言》杂志，代表大会也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其中也议论当时一些重大艺术和文化问题。虽然代表大会在德国的下属机构经历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但是乔斯尔森还是可以依靠梅尔文·拉斯基（还有《月刊》杂志，代表大会1954年已将该刊从福特基金会手中接管过来）在那里为代表大会的利益工作。设于其他国家的附属机构也都经历过初创时期的种种困难，共同的难题都是能不能在近期把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一道工作而不要陷于口舌之争。但是这些机构的问题与美国委员会掀起的风暴相比，只不过是茶杯中的波澜而已。
(1)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加拿大通讯理论家，后来他以这句格言为名，出版了《媒介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1967）。
(2)派克大道牛仔帮（Park Avenue Cowboys），指时尚富家子弟团伙。派克大道是纽约市的一条街道，街上多豪华大公寓，为奢华时尚的象征。
(3)心理战的英文是psychological warfare。其中psychological一词有5个音节。这句的意思是，不用把心理战想得太复杂。或译为，这个5个音节单词的含义跟5美元一样简明。
(4) PSB是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的缩写。
(5)帕累托，前已注。其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社会精英论，认为社会必然要受上层社会精英分子的统治。有人认为，法西斯主义受这种精英论的影响很大。
(6) 索雷尔在俄国革命后宣布支持布尔什维克，认为它能促使人类在道德上再生。
(7)自主和自由（liberty and freedom），汉语都可译为“自由”，但其含义稍有区别。Liberty侧重在“不受奴役”，有“解放”之意，而freedom则侧重于政治权利，如言论、思想、宗教信仰自由。
(8)原文为Delphic oracle，直译为海豚神谕所，起源于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神的故事。传说阿波罗化作海豚来到皮托。将该地改名的海豚，即德尔菲（Delphi）。并在那里设立神谕所，由一名女祭司在他的启示下传达神谕。因其名气大，人们不断来这里祈求神谕，而神谕往往含糊而费解。
(9)指捷斯洛·米沃什。此处作者加上“原文如此”，似表示作者对此存有疑问。当时米沃什应仍在法国，也并非科学界人士。
(10)富布赖特奖学金获得者（Fulbrighter），该奖学金是根据阿肯色州参议员富布赖特于1946年提出并通过的法案成立的。其基金大部分靠美国向国外推销剩余物资而来。美国政府用这笔基金作为对外交换学者、教师的奖学金，在为美国培养中国问题专家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
(11)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发生于1833年牛津大学，是一场在英国教会中恢复天主教教义仪式的运动。
(12) 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法国现代派诗人。
(13)阿瓜维特酒（aquavit），北欧产，常用作开胃酒。
(14) 两个丑八怪（Les Deux Magots），巴黎圣日耳曼大街一家著名咖啡馆，因店里有两个古怪人偶得名。毕加索、海明威、萨特都是这里的常客。
(15) 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巴黎东南近郊的小镇，美丽浪漫。直译为蓝色喷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