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联合部队
“陛下，哪些东西在您治下？”
“一切都在我的治下。”国王的回答出奇的简单干脆。
——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
不付出代价是得不到文化的自由的。此后的17年中，中央情报局向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及其有关项目投入了几千万美元。身负如此重大责任，中央情报局实际上是在起着一个文化部的作用。
中央情报局极力把文化变成冷战武器的一大特点就是把“非官方”团体或“朋友”有系统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网络，形成一支非官方的联合部队。这就是慈善性质的基金会、公司企业以及其他机构和个人创造性的联合。这些机构和个人与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提供掩护，并为该局在西欧的秘密活动提供经费来源的渠道。此外还可以依靠这些“朋友”在国内外为美国政府的利益讲话，但是又表现得他们讲这些话纯粹出于自发。这些个人和机构保持着“非官方的”身份，实际上却是中央情报局委任的从事冷战风险投资的资本家。
组建这样一支联合部队的灵感来自艾伦·杜勒斯。在他同他的兄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合伙开办萨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时，他就开始在战后筹建基金会了。1949年5月，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表面上是“一批非官方的美国公民”发起的，但实际上却是中央情报局野心勃勃的外围组织之一。1949年5月11日在纽约登记注册成为法人组织后，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宣布其宗旨是“利用逃亡的东欧人多种多样的专长来开展各种项目，以此积极地与苏联的统治地位作斗争。”1委员会坚信，这场斗争的胜利不仅要依靠物质手段，也要依靠思想的力量。不久该委员会就打进了文化冷战的所有领域。国务卿艾奇逊宣称：“国务院对于建立这样一个组织感到非常高兴。国务院认为这个组织的宗旨非常好，欢迎它加入这个行列并予以全力的支持。”2国务院对委员会公开表示祝贺，其用意就是掩盖它的官方背景，同时也掩饰它完全是在中央情报局的操纵下运作的事实。该委员会百分之九十的经费是由中央情报局从无须任何凭证的特殊经费中提供的。在艾奇逊的支持背后还有一个被掩盖起来的情况。虽然委员会的章程中有一条说“本法人组织的任何活动均不得用于宣传”，但是恰恰相反，这个机构的建立就是为了做这件事的。3
1950年12月，艾伦·杜勒斯转入中央情报局，从此他就成为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不挂衔的后台老板”，同卡梅尔·奥菲一道工作。奥菲在该委员会一年前成立之时起，就一直替威斯纳的政策协调处监管这个机构。现在由杜勒斯来负责组织其下属各委员会、确保预算拨款、制定战略。杜勒斯作为建立自治机构(1)的创始人之一，他懂得美国的冷战计划的成功要看它“能否在表面上独立于政府之外，看上去是反映热爱自由的个人自发的信念。”4单从这方面来看，冷战时期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有限公司）在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下将外交政策机构“公司化”这一点上堪称楷模。
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下面分设了各种委员会和小组，许多董事会和管理委员会。读读这些委员会成员名单犹如在读《美国名人录》一般。相互密切联系至关重要。保罗·法莱里（Paul Valéry）曾经开玩笑地评论说，欧洲人的雄心壮志要由一个美国的委员会来管理。这种相互联系又给这句玩笑话增添了新意。在德国任高级专员的卢修斯·克莱，曾经为创办《月刊》杂志大开绿灯；考尔斯出版集团的总裁加德纳·考尔斯（Gardner Cowles），同时也是法菲尔德基金会的管理班子成员之一；此外还有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亨利·福特二世；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托管人卡尔普·霍比（Culp Hobby）曾允许中央情报局利用几个家庭基金会作为管道；弗朗西丝·斯佩尔曼（Francis Spellman）是冷战骨干分子；时代-生活杂志的经理C.D.杰克逊是心理战老手；约翰·休斯（John Hughes）任美国驻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大使；另外还有朱利叶斯·弗莱希曼，亚瑟·施莱辛格，塞西尔·B．德米尔（Cecil B.DeMille），斯皮罗·斯库拉斯（Spyros P. Skouras），达瑞尔·扎努克（Darryl Zanuck）和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其中有企业家、律师、外交官和马歇尔计划的行政官员、广告业经理、媒体大亨、电影导演、记者、工会工作者，当然还有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这部分人数量不少。
这些人都是“知情者”（witting）。这是中央情报局的行话，所谓“知情者”指的是“本行中的内行”。他们懂得当地的语言，识得密码，熟悉习俗，辨认各种标识。凡是“知情者”都可以加入俱乐部，说特殊语言，懂得各种暗号，知道交朋友的重要性。那些“不知情者”则被排斥在俱乐部之外，这样的人“对他周围发生的事情没有知觉，对于指导封闭的情报圈的各种高级概念一无所知。”5中央情报局特工唐纳德·詹姆森可以放手去接触那些有能力参与隐蔽项目的美国同胞，把他们网罗进来。他回忆说：“在那段时间里，凡是美国人，我都可以跑去找他，对他说‘我是中央情报局的，我想向你了解这个那个’，最不济的我也能受到有礼貌的接待，并同他们讨论一些问题。”6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到哪儿去都不用敲门，门总是为他们敞开着。
杜勒斯的自由欧洲委员会（大家熟知的就是这个名称）成立整整12个月后，这个“非官方”行动的核心组织已经从“试验性的起始阶段转入一项广泛的、目标明确的计划，以相当大的规模开展了各种行动”。手中掌握这样一件工具，正逢其时，而且可以充分利用起来以争取“思想上的胜利”了。此时，自由欧洲委员会已拥有413名工作人员，其中201名是美国人，许多人是欧裔，委员会拥有212名具有专长的东欧流亡者。7第一年的预算就高达1703266美元。另外还有1000万美元的预算专用于委员会于1950年在柏林建立的自由欧洲电台。在短短的几年中，自由欧洲电台就建立了29个播送站，用16种语言进行广播。任何人只要他支持斯大林政权，电台就“用德摩斯梯尼或西塞罗在《斥菲利浦篇》中(2)惯用的一切伎俩加以痛斥。”8自由欧洲电台还从铁幕后面招募通风报信者，监听共产党方面的广播，搜集西方知识分子的反共讲演和文章，将其“研究”成果在国际上散发给学者和记者（包括隶属于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学者和记者）。
自由欧洲委员会的筹款机构叫作自由十字军，该组织的重要发言人和宣传者是一名叫罗纳德·里根的年轻演员。自由十字军被用作洗钱机构，把洗干净的钱用于支持后来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比尔·凯西主持的一个计划，即纽约的国际难民委员会，据说这个难民委员会还参与协调工作，帮助纳粹分子从德国偷越国境前往美国，美国则指望这些纳粹分子能帮助政府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
杜勒斯把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安插在重要岗位，通过他们牢牢地控制着自由欧洲委员会。如果发生了问题需要通过“非正常渠道”加以解决，杜勒斯只需召集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到纽约的一个俱乐部或一家饭店开个会就行了。绝密文件中记录了一系列杜勒斯在尼克博克俱乐部(3) 和德雷克饭店主持的会议，（在这家饭店举行会议，就在那里租一间房。究竟有多少冷战战役是在饭店的房间里发动的呢？）另一些会议则就在中央情报局总部里杜勒斯或威斯纳的办公室里举行。
《洪堡的礼物》中讲故事的人曾说：“美利坚合众国就是一次大行动，一次非常大的行动。”在评论美国精英分子自愿充当“武装民船(4) 船员”的忘我精神时，亨利·基辛格写道：“那一代美国人的光荣在于他们精力充沛、富有想象力并具有高超的技巧，勇于承担起他们的责任。通过重建欧洲、鼓励欧洲团结起来、建立经济合作机构、保护我们的盟友，他们拯救了自由。这种迸发出来的创造力堪称美国历史上光荣的一页。”9中央情报局的一名项目官员、格罗顿学院的校友亨利·布雷克（Henry Breck）则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当然，如果你参加的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你就必须战斗，而上层阶级在战斗中是最奋勇向前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遭受的损失是最大的。”
当他们不是在俱乐部里或饭店里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布雷克所称的上层阶级照样热衷于寻欢作乐。威斯纳和他的同僚们精力旺盛，充满自信而且口若悬河，此时他们全身心地投入社交聚会，享受人生，其程度并不减于他们致力于把世界从共产主义威胁下拯救出来。威斯纳十分喜爱跳一种叫作螃蟹横行步的舞。传奇式的马丁尼酒消费者（有时不论什么酒，只要他能买到，他都狂热地购买）。安格尔顿总是随着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乐曲在舞会上不拘一格地自由起舞，常常是不用舞伴，一个人跳得非常起劲。英国军情局六处代号叫“C”的莫里斯·奥德费尔德（Maurice Oldfield）也极爱跳舞。珍妮特·巴恩斯（Janet Barnes）回忆道：“莫里斯经常到长岛来拜访我们，晚上就在树下翩翩起舞。”10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古怪时，“各种现象也越来越复杂”，这批人的“一生每时每刻都像一把火一样熊熊燃烧。”
这批人疯狂地宴饮，白天却照样尽职尽责地工作，似乎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世界新秩序的经纪人之所以能够继续燃烧下去，精力没有很快耗尽，就是因为他们可能获得的利益实在无比巨大。狂欢后的第二天，他们又忙于保住他们的投资，增加他们的资产。秘密行动特工威廉·科尔比说：“有些美国人会愿意有人把钱转入他们的账户上，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把这些钱捐献出去。我们就跑出去四处去物色这类美国人。如果你去任何一个美国的机构、公司或其他什么单位，对他们说，‘为了国家利益，你愿意把这笔钱转作他用吗？’他们会对我们表示敬意并说，‘绝对没有问题，我十分高兴为你们效劳。’把钱转到世界各地用于我们想达到的目标是很容易办到的事。这可能并不是巨额资金，但是小笔的钱都能按照我们的方向支付出去。这种资金一路转过去，最后就是不加掩饰地交给使用者。我就干过这样的事。一般是把一捆捆的当地货币放进我的汽车后备厢里，把车开出去，然后把钞票放进另一个人的汽车里。”11
凡是同意用这种方式同中央情报局合作的公司和个人被称为“无声的渠道”（quiet channels）。这种渠道也能通过反方向的接触建立起来。项目官员李·威廉姆斯（Lee Williams）回忆道：“美国某些私人团体找上门来，这是常有的事。我们并不总是去找他们。我们所做的事，在道德上讲，总是觉得说不过去，但是因为两方面在意图上存在着共同点，我们在道德上的不安也就烟消云散了。”12
1956年匈牙利暴动刚刚过去，韦尔奇葡萄汁公司的总裁、卡普兰基金会会长兼司库（该基金会的资产共1400万美元）的J.M.卡普兰写信给艾伦·杜勒斯，主动提出要把他“无穷的精力和智慧贡献给当前最重要的粉碎共产党阴谋的任务，愿意为这一事业寻找并创造任何可资利用的机会。”13嗣后，杜勒斯就安排一名中央情报局的“代表”约见卡普兰。很快，卡普兰基金会就被视为一笔资产，一条为中央情报局项目提供秘密经费的可靠渠道，这些项目中就包括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以及以老牌社会主义者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为首的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
要把大宗的资金投入中央情报局项目而又不至于引起接受者对资金的来源产生怀疑，利用慈善性基金会是最便利的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央情报局大规模地打入基金会领域。虽然拿不到这个时期的具体数字，但是1952年国会一个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奉命对美国各基金会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盘根错节而又能自我维持着长期存在的集团手中集中了无可比拟的巨大权力。它不同于公司的管理层，其权力不受持股人的约束；不同于政府，其权力不受人民的制约；它也不同于教会，其权力也不受有着牢固基础的教规的约束。”141976年一个特别委员会奉命调查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就该局60年代中期渗入基金会领域的问题提出了报告：1963—1966年期间，共有164个基金会为多达700个项目提供了1万美元以上的资助，其中至少有108个基金会的资金部分或全部来自中央情报局的资金。更重要的是，这164个基金会在这个时期资助的国际活动，几乎有二分之一用的是中央情报局的资金。
“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等基金会，是“最好的也是最不令人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151966年中央情报局的一份研究报告强调，这种方式“尤其适合用于实行民主管理的会员制组织，因为这类组织必须向那些不知情的会员和合作者以及对他们怀着敌视态度的批评者保证，基金会的资金来自真正的、值得尊敬的私人来源。”毫无疑问，这样一来，中央情报局能够资助的隐蔽行动计划，其范围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比如从50年代初以来，该局就通过这些基金会资助过青年组织、工会、大学、出版社以及其他机构。16
“中央情报局还有一个专管掩护机构的部门。这个部门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提供借以掩护我们的行动的机构，比如基金会。”布雷顿接着解释说：“对于细节问题，我是不过问的。财务处会处理这些问题，由他们去同掩护部门的官员商量。这只是我们使用的一种工作机制。法菲尔德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我说不出所有这类机构的名字，我记不住。不过这只是一个把这个口袋里的钱放到另一个口袋里的过程。中央情报局从来不缺钱。”17
钱的来来往往的过滤要经过一大批基金会，有的是负责主办的外围组织，有的只是管道。为人所知的知道内情而为中央情报局“输送”资金提供方便的有170多个基金会，包括霍布利泽尔基金会（Hoblizelle Foundation，向法菲尔德基金会输送资金）、利陶尔基金会（Littauet Foundation，向法菲尔德捐款）、普赖斯基金（Price Fundation，中央情报局的门面机构）、拉布慈善基金会（Rabb Charitable Foundation，从冒牌的普赖斯基金会那里拿中央情报局的钱）、弗农基金（Vernon Fund，同法菲尔德一样，也是一个冒牌基金会，其董事会只是一方橡皮图章），还有惠特尼信托公司（Whitney Trust）。这些机构的董事会成员都是一些美国的社会、金融和政治各界的顶尖人物。这些基金会宣称它们都是“私人”基金会，是有用意的。后来这成为一个笑柄：凡是美国的慈善机构或文化机构，只要它们的文件上常有“自由的”或“私人的”字样，那必定是中央情报局的外围机构。这就是运作中的联合部队，参与者来自大学校友网络、前战略情报局网络、董事会网络。
仅举法菲尔德基金会的董事会为例，就可以看到一张错综复杂的联络图。董事长是琼基（即朱利叶斯）·弗莱希曼。他是威斯纳的政策协调处的一名签约顾问，后来又成为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深知内情的掩护者。弗莱希曼的表兄弟杰伊·霍尔姆斯是1953年注册成立的霍尔姆斯基金会的董事长。霍尔姆斯1957年开始向自由文化代表大会捐赠小量的资金。从1962年起，霍尔姆斯基金会正式成为中央情报局向代表大会提供经费的渠道。以琼基为董事长的弗莱希曼基金会也是法菲尔德基金会的捐款人。弗莱希曼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中还有琼基的侄子查尔斯·弗莱希曼，在60年代初他被吸收进来担任法菲尔德基金会的董事。
另一名法菲尔德基金会的理事是美国最杰出的出版商卡斯·坎菲尔德，他是格罗西特和邓拉普·班塔姆图书出版公司（Grossetand Dunlap，Bantam Books）的董事，同时又是哈珀兄弟出版公司（Harper Brothers）的董事兼编辑委员会主席。坎菲尔德是《上帝的失败》一书的美国出版人，他同情报界有着不加掩饰的联系，他既是前心理战官员，又是艾伦·杜勒斯的私人密友，1963年他为杜勒斯出版了他的著作《情报术》。在40年代末期，他还是世界联邦主义者联合会的积极分子和筹款人。当时这个组织的主席是科德·迈耶，后来成为汤姆·布雷顿的副手，是他揭露说，“我们使用的一种手段就是让我们的成员中那些在专业组织、行业联合会或工会中有影响的人去做游说工作，使这些组织在年会上通过有利于我们的决议。”181954年，他成为一个叫作艺术民主委员会的领导人，后来他作为创始人之一建立了ANTA，(5)这个组织在1945年（原文如此）作为美国戏剧界的对外事务机构恢复活动，坎菲尔德与乔克·惠特尼（Jock Whitney）并肩协作。惠特尼也是中央情报局另一条“不声不响的”渠道。坎菲尔德又是法菲尔德基金会另一名董事弗兰克·普拉特（Frank Platt）的朋友，此人就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在60年代末期，普拉特为乔斯尔森在坎菲尔德的哈珀出版公司谋到一个职务。坎菲尔德还是法国-美国协会（法美协会）的托管人，与他一道工作的有C.D.杰克逊、格雷森·柯克（Grayson Kirk，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大卫·洛克菲勒和威廉·伯登（William Burden，法美协会会长）。
威廉·阿米斯特德·莫埃尔·伯登（William Armistead Moale Burden）既是法美协会的会长，同时也是法菲尔德基金会的董事。伯登是康莫多尔·范德比尔特(6)的曾孙，在美国权势集团中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是外交委员会的理事，外交委员会是个民间的思想库，其成员均为美国企业和社会的精英分子，起着影子外交政策制定机构的作用（其他成员还包括艾伦·杜勒斯、约翰·麦克洛伊和大卫·洛克菲勒）。战争期间，伯登为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情报机构工作，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顾问委员会主席。1956年他成为该博物馆的董事长。那一年，他还是国务院“海外图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他从前曾经担任过负责航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因而他又是一个在航空方面投资有着特殊利益的资本家。他在纽约与布朗兄弟公司、哈里曼公司和斯卡德、斯蒂芬和克拉克公司都有合作关系，同时还在无数的公司里担任董事，其中包括美国金属有限公司、硫黄与石油联合公司、西罗·德帕斯科公司和哈诺佛银行。他还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教职工委员会的特邀成员，政府赞助的“向法兰西致敬”（Salute to France，1955年春成立于巴黎）的联合主席，1960年还担任过美国驻布鲁塞尔大使。
法菲尔德基金会另一名主管加德纳·考尔斯，是设于艾奥瓦州的加德纳·考尔斯基金会的捐款人，他的大量免税资产来自考尔斯杂志和广播公司的巨额利润。他还是自由十字军组织的法人，《历史》期刊的赞助人，该刊由美国历史学家协会出版，据说资金也来自“私人捐款”。这本刊物同自由十字军一样，也是冷战的产物，其“赞助人”中包括威廉·多诺万，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伦·杜勒斯和亨利·鲁斯。
在法菲尔德基金会担任主管时间最长的要算约翰·“杰克”·汤普森（John “Jack” Thompson）了。从1956年至1965年，他担任此职长达10年之久。汤普森被科德·迈耶招募，参加了中央情报局。1945年，美国派代表团赴旧金山参加成立新的联合国组织，他们两人都是美国代表团的助理，从那时起就互相认识。汤普森早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受业于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纽约文化圈里颇有名气。乔斯尔森的女儿珍妮弗叫他“杰克叔叔”。
法菲尔德基金会的其他董事中有威廉·范登·霍伊维尔（William Vanden Heuvel），纽约的一名律师，与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两兄弟以及亚瑟·施莱辛格关系密切，他还是紧急援救委员会的委员，同他一起工作的有威廉·多诺万和卡斯·坎菲尔德，约瑟夫·弗纳·里德（Joseph Verner Reed），特里顿出版公司总裁和佛罗里达州霍布·桑德公司的副总裁，ANTA国际交流项目的戏剧顾问小组成员；小弗雷德·拉扎勒斯（Fred Lazarus, Jr.），弗雷德拉扎勒斯基金会的主要捐款人（该基金会于1956年向法菲尔德基金会捐赠了一大笔钱），后又任全国艺术捐赠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Arts）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唐纳德·斯特拉勒姆（Donald Stralem），联合社区保卫服务有限公司总裁，与其妻珍妮都是谢尔特·罗克基金会（Shelter Rock Foundation）的捐款人（中央情报局1962年通过这家基金会把资金“输入”法菲尔德基金会的金库，然后支付给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当年，斯特拉勒姆接替弗莱希曼任法菲尔德基金会董事长）；怀特洛·里德（Whitelaw Reid），前《纽约先驱论坛报》编辑；拉尔夫·P．黑尼斯（Ralph P. Hanes），黑尼斯基金会董事（该基金会设于南卡罗来纳州）。黑尼斯和他的妻子芭芭拉是弗莱希曼和威斯纳的好友，他们夫妇二人曾与弗莱希曼夫妇和威斯纳夫妇一同乘船前往巴哈马群岛旅游。最后当然还有迈克尔·乔斯尔森，他在法菲尔德基金会的信笺上的头衔是国际部主任，并从基金会领取中央情报局付给他的薪金。
当时美国的权力结构具有一种类似“**”的性质。法菲尔德基金会也免不了带着这种性质。这种私人机构握有大权的制度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模式，许多规模不大而性质相同的团体在这种制度下负担起捍卫美国（也可以界定它们自己）的利益的责任。履行这种责任的最上层人物就是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而又野心勃勃的WASP(7)，给他们的奖赏就是让他们进入福特基金会或者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会。这两个基金会自觉自愿地充当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基金会的董事、官员和美国的情报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或干脆就是情报机构的人员。
福特基金会成为社团法人是在1936年，至50年代末，基金会的资产已高达30亿美元，是福特财团的庞大财富中最大的一个免税机构。德怀特·麦克唐纳描述福特基金会的情况时说：“这是一个用钱堆起来的机构，那些想从中分得一杯羹的人把它围得水泄不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特基金会的文化政策设计师们完全是依据政治上的重要任务来制定其文化政策的，而这些当务之急正是美国在全世界地位上升的支柱。在某些时期，福特基金会简直就是政府在国际主义宣传领域里的延伸。基金会与马歇尔计划和中央情报局在某些具体项目中密切合作，参与在欧洲的隐蔽行动，这是有据可查的。威斯纳可以使用马歇尔计划的对应资金，这是经其策划人理查德·比斯尔签字同意的。比斯尔于1952年到福特基金会任职，当时他就准确地预言，“在私人基金会工作的个人可以施加的影响力绝不亚于他在政府任职的影响力，没有人能阻止他施加这种影响。”19比斯尔在福特基金会的任期内经常与艾伦·杜勒斯和其他中央情报局官员会晤，其中包括他在格罗顿学院的同班同学特蕾西·巴恩斯，就一些新的想法“相互交换意见”。1954年1月，他突然离开基金会加入中央情报局，担任艾伦·杜勒斯的特别助理。在此之前，他已经使福特基金会变成冷战思维的先锋了。
比斯尔曾在保罗·霍夫曼（Paul Hoffman）直接领导下工作。霍夫曼从1950年开始担任福特基金会的董事长。他是从马歇尔计划的主管人岗位直接转到福特基金会的，因此他满脑子都是欧洲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一直思考着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他对心理战的一套语言十分熟悉。他大谈什么要“发动和平攻势”，与亚瑟·凯斯特勒相呼应。（1950年，凯斯特勒大声疾呼：“朋友们，自由已经发起了攻势。”）福特基金会的发言人罗伯特·梅纳德·哈金斯（Robert Maynard Hatchins）指出：国务院“受到国内政策的多种干扰，以致它再也不能够为美国文化制定一个全面的蓝图。”比斯尔对于这一论点也是同意的。
1952年，在詹姆斯·劳克林（James Laughlin）的主持下，启动了一项国际出版计划。这是福特基金会在战后首批为国际文化外交提供资助的项目之一。劳克林是“新方向”（New Directions）丛书的出版人，出版过乔治·奥威尔和亨利·米勒(8)的作品，是受尊重的先锋派利益的保护人。最初，劳克林动用50万美元赠款创办了《展望》杂志（Perspectives），对象是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非党左派”（该刊以法、英、意、德四种文字刊行）。劳克林强调，该刊物的宗旨并不侧重于从美学和理性角度通过辩论说服“非党左派”人物背离他们的立场，从而“打垮”左倾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国外知识分子对美国非物质领域的成就的尊重来促进和平。”20
国际文化出版计划委员会中集中了一批冷战斗士，其对象也包括美国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感到“美国正盛行对商业化大众文化的崇拜，以致他们的创作遭到损毁。”马尔科姆·考利从开始就支持《展望》，认为该刊展现的美国远不是仅仅会制作“电影、侦探小说、连环漫画以及广告压倒内容的杂志”。一位学术界人士佩里·米勒（Perry Miller）强调说：“任何有关美国方式的宣传都应摒弃在外，清除这样的货色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宣传要素，其意义是无可比拟的。”21但是，《展望》从来就没有达到期望的标准。欧文·克里斯托尔在谈到这本刊物时称它是“福特基金会一份可悲的刊物”。22在这本刊物失败后，福特基金会立即毫不费力地说服了拉斯基，接手赞助他创办的《月刊》。1948年10月在卢修斯·克莱的支持下创办的这份刊物，最初是由美国高级专员公署的秘密经费出资，接受官方资助使这份刊物的独立性受到玷污。拉斯基早就极想用其他方面财源来取代原来的官方补贴。福特基金会执行官谢泼德·斯通（Shepard Stone）之前在德国，曾在克莱领导下工作，由于他的帮助，拉斯基终于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一笔赠款，1954年10月份的《月刊》正式宣布，“从现在起，我们已成为一家绝对自由和独立的刊物了。”
1953年1月21日，艾伦·杜勒斯因为感到在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情况下，他在中央情报局的地位将来可能并不稳固，于是他约他的朋友大卫·洛克菲勒共进午餐。洛克菲勒相当明显地暗示，如果杜勒斯决定离开中央情报局，他完全有理由指望应邀担任福特基金会的董事长。杜勒斯无须为他的前途担忧。这次午餐后过了两天，《纽约时报》发表消息说艾伦·杜勒斯将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福特基金会的新任董事长很快也宣布了。他就是20世纪美国权势集团的代表人物约翰·麦克洛伊。他在进福特基金会之前曾任助理陆军部长、世界银行总裁和驻德国高级专员，1953年他还担任了洛克菲勒家族的大通曼哈顿银行的董事长（Chairman of Chase Manhattan Bank）和外交委员会主席。在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后，他又被指定参加沃伦委员会。(9)自始至终，他一直保留着七家大石油公司律师的职务，同时还担任无数公司的董事。
作为美国驻德高级专员，麦克洛伊曾答应为数十名中央情报局特工提供掩护身份，其中就有劳伦斯·德诺夫维尔。虽然他们都是专员公署的正式雇员，私下却只对他们在华盛顿的上司负责，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有义务向麦克洛伊说明他们的任务是什么。麦克洛伊在政治上深谙世故，在他担任福特基金会理事长之后，对于中央情报局不可避免地会对基金会发生兴趣采取务实的态度。基金会有些执行官担心中央情报局渗入基金会将有损其正直与独立的声誉，为解除他们的忧虑，麦克洛伊强调说，如果基金会不与他们合作，中央情报局会悄悄地在基金会基层招募人员或安插他们的人进来，通过这种手段渗入基金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麦克洛伊的办法是建立一个管理部门，专门处理中央情报局的问题。这是一个以麦克洛伊为首和另两名基金会官员组成的三人委员会。中央情报局每次要利用基金会时，都必须同这个委员会商议，无论是利用基金会作为管道还是掩护，都要征得基金会同意。麦克洛伊的传记撰写人凯·伯德（Kai Bird）曾对此加以说明：“这些要求将经过三人委员会审核，如果委员会认为这一要求合情合理，而且不违背基金会的长远利益，这个项目建议将会传达给内部成员和其他基金会官员，但不让他们知道这个建议来自何处。”23
作出上述安排之后，福特基金会就正式成为中央情报局能够用来对共产主义进行政治战的机构之一了。福特基金会的档案中存有一大批合作项目的记录。东欧基金（East European Fundation）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外围机构，乔治·坎南在其中起着重大作用。这个基金从福特基金会获得大量的资助，它与契诃夫出版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该社从福特基金会那里拿到52.3万美元用于购买在俄国禁止出版的图书，并将西方的经典作品译成俄文。基金会还向比尔·凯西的国际紧急救援委员会捐赠50万美元，还向中央情报局的另一个外围机构世界青年大会捐赠大笔款项。基金会还是外交委员会(10)唯一的捐款人，这个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其运作有严格的保密制度，规定档案解密期为25年。
1947年成立于华盛顿的当代艺术研究所在接受福特基金会的巨额捐款后于1958年扩大了国际项目计划。在中央情报局指定的托管委员会成员中包括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他是前国务卿艾奇逊的女婿、中央情报局的全国评估委员会（Board of National Estimates）成员之一。他的兄弟麦乔治·邦迪于1966年任福特基金会董事长（他是从总统国家安全特别助理的岗位上直接到福特基金会任职的，这就是说在他担任特别顾问的各项职责中负有监管中央情报局的责任）。从福特基金会得到好处的还有赫伯特·里德、萨尔瓦多·马达里奇、斯蒂芬·斯彭德、艾伦·科普兰、艾萨克·丹森（Isak Dinesen）、瑙姆·加伯（Naum Gabo），马撒·格雷厄姆（Martha Graham）、罗伯特·洛厄尔、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和罗伯特·里奇曼（Robert Richman），这些人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文化名人代表大会（Congress of Cultural Leaders）的成员。这实际上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衍生物，而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本身也是福特基金会的最大资助单位之一，在60年代初期接受了基金会高达700万美元的捐赠。
中央情报局最初支持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人之一是弗兰克·林赛，从其筹建之始直到柏林秘密会议，德诺夫维尔一直向他汇报工作。林赛是战略情报局的一名退役人员，1947年他是第一个提交书面备忘录建议美国成立一支冷战隐蔽力量的人。这份文件引起了弗兰克·威斯纳的重视，于是邀请他参加政策协调处，负责欧洲方面的行动。1949年至1951年，林赛担任了政策协调处的副处长，负责在西欧组建“留守”小组。1953年林赛加入福特基金会，却仍保持着与情报界的密切联系。
后来，沃尔德马·尼尔森（Waldemar Nielsen）加入福特基金会与林赛一道工作，担任人事部主任。尼尔森在基金会工作期间一直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1960年他升任理事长领导下的海外情报活动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在各种身份掩护下，尼尔森一直与C. D.杰克逊密切配合，同杰克逊一样，“对于许多高级官员根本不重视心理因素，是很看不起的”，尼尔森也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一位密友，对于代表大会的各种努力都是全心全意地支持的。
文化代表大会与福特基金会之间的主要联络人是谢泼德·斯通，此人是美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参与世界事务的体制与程序方面的专家，颇有名气。他战前曾任《纽约时报》编辑，战后在德国的约翰·麦克洛伊手下任公共事务主任，后来为G-Z（陆军情报部门）工作。在此期间，他以掩护身份向《月刊》杂志提供政府资助。作为心理战的老手，约翰·麦克洛伊对他甚为赏识，1951年推荐他接替即将卸任的心理战略委员会主任。但是斯通并没有得到这个职务，而是去了福特基金会。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始终与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以致许多人认定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人。一名特工含糊其词地说：“谢泼德不是中央情报局的人，虽然他很可能在这个池塘里钓过鱼。”241953年，他应乔斯尔森之邀，在欧洲逗留一个月，会见过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主要领导人。从1954年起，他担任福特基金会国际事务部主任，因此他在代表大会的作用自然身价百倍。
洛克菲勒基金会并不亚于福特基金会，同样也是美国冷战机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于1913年，其主要捐款是传奇式的人物约翰·洛克菲勒三世（John RockefellerⅢ）。基金会的资产超过5亿美元，还不包括洛克菲勒兄弟基金的1.5亿美元。洛克菲勒兄弟基金1940年成立于纽约。是美国一家重要思想库。1957年，该基金物色了一批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学者进行一个特别研究项目，其任务是试图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作出明确的界定。第二小组接受的任务是研究“国际安全目标和战略”，小组成员包括亨利和克莱尔·布斯·鲁斯（Henry and Clare Booth Luce）、劳伦斯·洛克菲勒（Laurence Rockefeller）、汤森·胡普斯（Townsend Hoopes，代表乔克·惠特尼的公司）、纳尔逊·洛克菲勒、亨利·基辛格、弗兰克·林赛和中央情报局的威廉·邦迪。
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政府之间相互交汇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福特基金会。约翰·福斯特、杜勒和迪安·腊斯克都是从洛克菲勒基金会首脑的岗位上转到国务院担任国务卿的。其他冷战骁将如约翰·麦克洛伊和罗伯特·A．洛维特也都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理事中的显赫人物。纳尔逊·洛克菲勒在基金会的重要地位确保他能够与美国情报界保持密切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负责拉丁美洲的所有情报活动。后来他在巴西的伙伴J.C.金（King）上校则成为中央情报局负责西半球隐蔽活动的首脑。1954年，纳尔逊·洛克菲勒经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其任务就是审批各种隐蔽行动。如果他需要了解有关中央情报局的某些特殊情况，他只需请他的老朋友艾伦·杜勒斯直接向他介绍就可以了。这些活动中最具争议的一项是50年代代号为中央情报局MK-ULTRA（或称为“满洲里候选人”，Manchurian Candidate）的思想控制研究，这个研究项目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
与纳尔逊·洛克菲勒同样重要的是他的兄弟大卫·洛克菲勒，他掌管大通曼哈顿银行基金会的捐赠委员会，同时又是该银行的副总裁，后来又担任总裁。他还是外交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国际公寓（International House）(11)执行委员会主席，又是艾伦·杜勒斯和汤姆·布雷顿的亲密私交。布雷顿回忆说：“在艾伦允许的情况下，我经常以半官方的身份向大卫通报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他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他都是非常赞成的。他与我同样感到，只能通过我们的方式才能赢得冷战的胜利。有时大卫还会给我钱去做未列入预算的工作。为了在法国开展工作，他给了我许多钱。我记得有一个人在推动欧洲青年组织统一起来的活动中十分活跃，大卫就给了我5万美元交给此人。这个年轻人带了他的计划来见我，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大卫，他就立刻开了一张5万美元的支票。中央情报局从来没有给过这么多钱。”25
在冷战年代，这类不要任何代价的免费交易助长了政府的种种冒险行为，也是外交政策半私人化的一种副产品。不过，这种习惯做法后来就引发了奥利弗·诺思式的灾难。(12) 这个比喻是恰当的，因为正像伊朗门事件的这位设计师那样，早期的中央情报局的朋友们也是“带着坚毅的目光，怀着坚定的使命感和不可动摇的信念，深信只要目的是正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26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任务产生怀疑而感到内疚。
(1)自治机构，QANGO，由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第一个字母缩写而来，全译应为“准自治性质的非政府组织”，实际上由政府资助。
(2)这里提到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和西塞罗（Cicero），分别为公元前384—前322年的古希腊政治家和公元前102—前43年古罗马的政治家，两人均以雄辩著称。但是《斥菲利浦篇》为德摩斯梯尼痛斥马其顿国王菲利浦二世的著名演说，西塞罗的著名演说为《斥安东尼篇》，疑原作引用有误。
(3) 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原意为纽约的荷兰籍移民，这个俱乐部大概是荷籍纽约人组织的。
(5)ANTA为American National Theatre and Academy的简称，可译为美国全国戏剧协会，或（美国）全国戏剧研究院。
(6)康莫多尔·范德比尔特（Commodore Vanderbilt），美国航运和铁路巨子，其家族为美国豪族之一。
(7)WASP为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缩写，指祖先为盎格鲁-撒克逊族的白人新教徒的美国人，后也用来指享有特殊社会地位的美国人。
(8)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891—1980），美国作家，其作品因对性的露骨描写在英美一度成为禁书。
(9)沃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美国总统约翰逊指定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肯尼迪被刺真相，主席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沃伦，故名。但麦克洛伊在任此职前应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总裁，与本书所说的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不符。
(10)外交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设于纽约，也可译为对外关系委员会（理事会），以区别于国会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和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11)International House，也译为“国际学舍”或“国际学生公寓”。1924年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开始资助的面向各国大学生和学者的非营利项目。
(12) 奥利弗·诺思（Oliver North），即1987年揭露伊朗门丑闻的美军海军陆战队中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