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糖果”

我们不能把钱都花光。我还记得有一次与威斯纳和会计主任碰头。我说，天哪，我们怎么能这么花钱！简直是挥金如土，而且没有人必须报账。真是令人吃惊。

——中央情报局吉尔伯特·格林韦

为了在冷战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树立自己的品牌，文化领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最初，管财务的是欧文·布朗。汤姆·布雷顿回忆道：“我会在预算外一次拨给布朗15000美元、10000美元、5000美元不等，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他用这些钱做了些什么事。”1在布朗可支配的经费总额中，这只不过是一点零碎钱。劳伦斯·德诺夫维尔透露：“关键问题在于对应资金。在国会里，人们不能明说‘瞧，我们用纳税人的钱做了些什么’，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钱，这只是马歇尔计划的副产品。”2在执行马歇尔计划的最初几年里，有一项创造性的举措。马歇尔计划建议，为了使资金发挥成倍的作用，每个接受马歇尔计划的国家都应当将一笔与该计划提供的外援资金数目相等的资金存入中央银行，作为对应资金。根据接受国与美国之间签订的双边协议，美国允许这些资金由两国共同使用，这笔资金的绝大部分（95%）留为该国合法的财产，而这笔存款的5%成为美国政府的资产。这些对应资金大约有2亿美元，属秘密经费，进入了中央情报局的腰包，作为冷战之用。

1950年12月，30年代曾在耶鲁和麻省理工学院讲授经济学的理查德·比斯尔是马歇尔计划的副行政长官。某日，威斯纳到比斯尔在华盛顿的办公处找他。比斯尔在乔治敦区(1)那帮人的社交场合与威斯纳有过泛泛之交。据他的描述，威斯纳是一个属于圈内的人物，高级文官，和我们接管的许多政府企业都有关系。比斯尔回忆道，威斯纳对他说：“他需要钱，让我从百分之五的对应资金中抽出一小部分解决政策协调处的经费问题，用于该处的秘密活动……至于是否有人想到这些钱都用于秘密活动，就很难说了。不过这是个灰色领域则是无疑的。他的请求使我有些为难，因为我对秘密活动知之甚少。威斯纳告诉我，这一行动是哈里曼批准的，这使我稍为宽心，至少减轻了我的一些担心。当我追问他究竟要用多少钱时，他向我说明他不能告诉我……我们这些管理马歇尔计划的人同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地打过交道，中央情报局早期的隐蔽活动从马歇尔计划中受益的不在少数。”3

在哈里曼主管下，对应资金曾被用来补助政策协调处1949年4月的“反独裁和战争国际日”的对抗行动。在1948年意大利的选举中，对应资金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在，欧文·布朗为了充实中央情报局秘密经费的金库，又能从马歇尔计划这块“糖果”尝到甜头了。通过布朗的手资助隐蔽活动的经费总数中，大约有20万美元（相当于1999年的150万美元）用于1951年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行政基本开支。这笔钱被用来支付弗朗索瓦·邦迪、丹尼斯·德卢奇芒、皮埃尔·博洛梅（Pierre Bolomey，此人是奥尔特曼的门生，被任命为司库）、一名行政管理人员和几名秘书的薪金。邦迪和德卢奇芒的薪金是用美元支付的，由布朗通过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转入洛桑的瑞士银行账户。其他人则用法郎支付。当时，秘书处每月的开支总数大约是500万法郎。布朗为“自由之友”提供的经费大约也是此数。他为代表大会驻德国办事处在德国的一个私人账户里存入了4万德国马克，作为薪金和办公费用。意大利办事处通过《新意大利》杂志的编辑科迪诺拉·特里斯塔（Codignola Trista）的账户每月收入几千美元。英国文化自由学会的书记迈克尔·古德温（Michael Goodwin）每月接受700英镑的补贴，这笔钱通过设于詹姆斯公园的威斯特敏斯特银行存入他的账户。

布朗为代表大会在豪斯曼林荫道找到一处永久性会址之前，他在克勒伯大街巴尔的摩饭店的几间房间就临时作为代表大会的总部。一天晚上，一位在马歇尔计划劳工处工作的年轻妇女未经约定随意走进来喝点什么，在布朗的电话机旁发现一张名单，名字旁边有美元的数字。那时布朗离开了房间为这位不速之客准备饮料去了。她当时觉得，在这个套房里，除了布朗之外还有一个人。结果，乔斯尔森从浴室里走出来，大概是在里面藏不住了，可是又怕被人瞧见，于是又退了回去。两年以后成为乔斯尔森妻子的戴安娜·道奇（Diana Dodge）觉得当时这个场面非常有趣，而乔斯尔森却为此窘迫不堪。

巴尔的摩饭店里的这一幕表明，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成立之初时还是临时凑合，全无章法。德诺夫维尔说：“起初大家都积极工作，我们按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做事。”4但是后来中央情报局提出了一套官僚机构的行事方式来“指导”他们的工作，使他们受到牵制。唐纳德·詹姆森回忆说：“代表大会最高层中的一些人，包括拉斯基和其他人，和中央情报局的人之间经常举行各种会议。”5“大多数会议的参加者在10—15人之间。我们围坐在一起，议论应该做什么，在何处进行。一般来说，会上都是畅所欲言地交换意见。基调是中央情报局指挥系统定的。我认为这种工作方法是非常明智的。说实话，如果不是按照这种方式行事，另一方，即代表大会这一方的人就会拂袖而去，我想至少有一大批人会这样做，因为这些人究竟不是那种依附权势的人，仅仅为了领取一张支票就对中央报局俯首帖耳的。”6

所谓坐在会议桌另一侧的人，詹姆森指的是乔斯尔森、纳勃科夫、拉斯基、邦迪，偶尔还包括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此人曾为代表大会打通与英国情报研究局的关系。这就是代表大会的“机关”了。这批人被选来参与中央情报局的指导工作。这种指导尽管十分温和，但实际上是确定华盛顿方面希望代表大会遵循的路线。正如詹姆森所述，这是一种对等的关系：中央情报局传达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些目标，同时他们又倾听另一部分人的意见，因为只有这些人才了解西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他们能使形成这些外交政策目标的论点变得温和，而且他们甚至还能作出一些改动。

乔斯尔森固然明显的是属于中央情报局指挥系统里的人，但是他的任务是要认真地反映代表大会的利益。这是一种十分难处理的地位，要做到令人信服的地步更是难上加难。严格地讲，乔斯尔森是德诺夫维尔的下级，但是，如果说德诺夫维尔确实曾经否定过他的意见的话，那也是绝无仅有的情况。德诺夫维尔说：“我每天都要与乔斯尔森见面，如果不是每天的话，至少也是每周必见。我也会赴华盛顿出差，每次都是去完成他交代的任务。如果我同意（一般来说我都是同意的），我就会想方设法尽力去做。按我的理解，我的任务就是听从乔斯尔森这些人的意见，因为他们比我更了解情况，而我就是按照他们的意图，为拓展代表大会的工作创造条件。他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7

汤姆·布雷顿后来说：“乔斯尔森堪称世界性的无名英雄之一。他满怀**忘我地开展对欧洲知识分子的工作。对于他们超出对自由的基本信念之外的东西，他不一定非得同意。他穿梭般地一个接一个地参加会议，一个接一个地与人交谈，一个接一个地与各种团体接触，为了做成一件事，把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共同努力。要说他在历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当之无愧的。”8亚瑟·施莱辛格在回忆中对乔斯尔森也有类似的评价，说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他是乐队里的一个多面手，什么乐器都能拿得起来”。但是，在乔斯尔森英雄的品质里面也是有阴暗面的。他一方面具有倾听他人讲话的出色才能，但是当别的有讲话天才的人不善于倾听他人讲话时，他就受不了。他的一位同事回忆说：“对于这样一个滔滔不绝的讲话者，迈克有时会失去耐性，有时他觉得这些人过于矫揉造作而又太像一个犹太传经说法者，他就用双手捂住两耳说，‘到此为止吧！我已经听够了。让我们就这样干下去吧。’他这个人很直。如果将他比作一壶水，那么这壶水沸点很低，很快就烧干冒烟了。”9另一位代表大会内部人士觉得乔斯尔森“几乎总是处于感情爆发的边缘”。10乔斯尔森有一次透露他的母亲曾经是一个“锋芒毕露”的女人。他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让自己不发脾气。但是，就是为了避免与人发生冲突，他经常会造成一种“十分沉重的气氛”，强压心中怒火，三缄其口，用锋利的目光瞧着别人。40年后，一位曾经与中央情报局有过很短一段暗中调情关系的作家本·索南伯格回忆起乔斯尔森那种阴暗心灵时还不禁浑身发抖：“一听到乔斯尔森这个名字，至今仍使我充满恐惧。”11

乔斯尔森对于游移不定、磨磨蹭蹭无法容忍，因为他认为他手头的这件工作十分紧迫。因此，当欧文·布朗报告说英国的文化自由学会内部分崩离析、明争暗斗，只会“做接待工作和举行雪利酒会”（一名成员说这个学会的主要活动就是邀请著名知识界人士到索霍(2)的豪华餐厅筵宴）时，乔斯尔森决心要对英国这个附属机构行使他的权力。英国文化自由学会成立于1951年1月，一开始就摇摇欲坠。学会主席史蒂芬·斯彭德和荣誉干事迈克尔·古德温不和，到了1951年，执行委员会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古德温是创刊于1877年的著名月刊《十九世纪和世纪后》，后改名为《二十世纪》（Twentieth Century）的编辑，是巴黎总部的一个重要关系。巴黎方面在1951年初该刊因亏损即将倒闭时，向这家刊物的房主付清了房租，又出资让它搬迁到位于亨利埃塔街的新址，从而挽救了这份刊物，而这个新址也就成为文化自由学会的总部。此后又向《二十世纪》提供了两笔应急补助，一笔是2000美元，另一笔是700英镑，为刊物支付了1951年8月的印刷和纸张款，外加每月补助150英镑以弥补杂志的月度亏空。后来成为英国广播公司故事片和话剧部主任的古德温，不仅让乔斯尔森利用《二十世纪》杂志作为打入英格兰的载体，还为他与英国秘密文化宣传工作建立了可资利用的联系，因为古德温本人就是英国的情报研究局的一位外聘雇员。

乔斯尔森向古德温的刊物提供补助是因为他们之间达成了一项特殊的谅解：《二十世纪》杂志应以攻击《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和《国家》（Nation）的观点为己任。1952年1月，古德温在一封信中证实了这场运动势头正旺，他报告说《二十世纪》“正在连续发表评论，向（《新政治家》的）一系列论题发起攻击，这场连珠炮式的攻击意味着通过系统的批评，从总体上摧毁他们的地位。”他还说，《二十世纪》还外加了一项任务。它准备打击并削弱格拉斯哥的一份季刊《苏联研究》，“这本季刊很可能是本国为苏联辩解的主要源头”。12但是乔斯尔森对《二十世纪》始终并不完全满意。迈克尔·乔斯尔森的妻子戴安娜说：“这本杂志不够生动活泼。作为一个工具，它并不理想。”13古德温对《新政治家》的攻击进展尚好，但是，这本刊物却未能作出足够的努力来解决1951年12月纳勃科夫在一封信中提出的问题。纳勃科夫在信中报告说，国际执行委员会对该刊物“普遍感到不满。”纳勃科夫措辞严厉地写道：“斯彭德先生将向你和你的编辑委员会提出进行紧迫而重大的改革建议。欧文·布朗、德卢奇芒和我本人完全赞成这一建议。”14他还补充说，这些改革应当立即实施，否则代表大会将不再予以支持。对此，古德温于1951年12月31日作出了尖锐的回复：“除非这本刊物维持并继续保持其独立性，否则对谁都没有好处……刊物进行评论的观点不应该被人‘牵着鼻子走’。”15

对于古德温来说，情况真是每况愈下。1952年1月，以斯彭德为中心，发动了一场“政变”，向古德温发出一封用词粗暴的解职函，由他本人取代古德温担任了英国文化自由学会的总干事。几个星期以前，斯彭德本人也曾带着一股怒气辞去了这个职务，与他同时辞职的还有伍德罗·怀亚特（Woodrow Wyatt）和朱利安·艾默里。他告诉纳勃科夫，他将亲赴巴黎说明他辞职的原因。在巴黎，他向代表大会的圈内人物解释说，英国的附属机构如果让古德温掌舵，就无法运转，他说服了这些领导人，并从他们那里拿到了一封辞退古德温的信件，现在他把这封解聘函交给了古德温。古德温又转而指责斯彭德要为怀亚特的辞职负责，并要求纳勃科夫让斯彭德“收敛一点”。但是，古德温还是被迫辞职。斯彭德再度进入执行委员会。从那时起，控制执委会的是马格里奇和弗雷德里克·沃伯格（Fredric Warburg），执委会的三驾马车还有第三个人托斯科·法夫尔（Tosco Fyvel），此人“只不过是条尾巴而已”。斯彭德一贯无能而愚蠢，此时他却决心利用这种局势得到他想要的东西。16W.H.奥登称他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圣人笨伯”，是“一部瓦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Parsifal）的拙劣模仿”。伊舍伍德则称他为“本质上的喜剧人物”，通过闹剧来揭示真理。其他人则发现“他脸上总是带着一种尴尬的困惑”，（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要不就是“思想混乱、一头雾水、头脑不清”，在他头脑里，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一生陷于矛盾和模棱两可之中，彭斯德已经养成一种退而生活在这些名声不好的光环后面的才能。

古德温辞职对乔斯尔森是一个打击。因为他的离去，乔斯尔森也失去了与情报研究局的直接联系。但是情报研究局很快就弥补了空缺，安插他们自己的人约翰·克鲁斯（John Clews）进入英国文化自由学会，担任了总干事。很快克鲁斯就利用他的职务，把学会作为散**报研究局材料的一个据点。1952年6月，他写信给纳勃科夫，告诉他，他曾经“同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长谈过一次，并把她介绍给一两位外交部的专家，通过这样的安排，我正在为她提供许多她的新作所需的素材……如果你知道有什么人到这里来，又希望同阿伦特博士的关系建立联系，请尽管告诉我，我可以为他们作出安排。”17克鲁斯也把材料送给乔斯尔森，提醒他（似乎他有这样的需要）这些文件可以随意使用，“但是不要说出材料的来源”。

克鲁斯被任命为总干事之后，英国学会的麻烦似乎暂时得到解决。《论坛》（Tribune）的编辑托斯科·法夫尔作为代表大会指导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同意对伦敦的安排密切观察，并简要地记录下来。但是乔斯尔森仍然不满意。休·特雷弗-罗珀在代表大会初创于柏林时曾公开批评代表大会，这些批评遗留下的对代表大会的怀疑并未消除，许多英国知识分子不愿认同这个组织，认为它的老根究竟在哪里仍然暧昧不清。麻烦在于许多英国知识分子看到美国政府正在把手伸向他们这块馅饼。英国文化自由学会的一名官员说：“我们当时常开玩笑。我们请朋友出去用午餐，当他们要付账时，我们就说：‘不，别操心，这顿饭由美国纳税人买单。’”18不过，要让他们信服，受到这样的待遇是值得的，还必须对许多人做说服工作。

(1)乔治敦区（Georgetown），这里指华盛顿特区西部的住宅区。

(2)即Soho，伦敦繁华的商业、娱乐区，以先锋艺术和时装著称。又译为苏豪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