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代表大会”行动

在一场为真理而战的伟大战役中，我们必须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这项任务同我们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是不可分割的。

——哈里·杜鲁门总统，1950年

尽管有些英国代表难以驾驭，但是威斯纳还是觉得他在柏林会议上的投资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对此他是满意的。虽然下一步怎么走现在还难以确定，但是现在中央情报局的“宣传资产清单”上，可以依赖的渠道和个人的数量越来越多了。这笔资产有一个绰号叫作“威斯纳的乐队”，表明中央情报局对这些资产的期望：只要威斯纳登上指挥台，这个乐队就可以演奏任何他想演奏的乐曲。

威斯纳又回过头来处理梅尔文·拉斯基的问题。在柏林会议期间，拉斯基就像孔雀开屏似的炫耀自己，使威斯纳十分光火。他原先指示要拉斯基退出舞台的中心，遭到毫不掩饰的忽视，于是他又起草了一份怒气冲冲的内部指令，上写“柏林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关于梅尔文·拉斯基的活动”，声称拉斯基出现在会上“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我们在国务院的最好的朋友也是这样认为的……有些人禁不起贪图方便（不费力气地做事）的**，置极端重要安全问题和技术细节于不顾。这种情况反映了一种十分不幸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的根深蒂固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1威斯纳一言九鼎：除非拉斯基被清除出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否则中央情报局将不再继续支持这个组织。

威斯纳的这个内部指令通过电报发到了柏林。“接到这份电报的政策协调处官员火冒三丈，回复了一份电报，虚张声势地提出了抗议，但是实际上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拉斯基必须离开。政策协调处为拉斯基脱离这个项目作出了安排。”2对于这件事，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是拉斯基和政策协调处有某种关系，因此，他拒绝采取隐姓埋名的姿态，确实危及安全；要不就是他确实如他自己所称，是一个没有背景的单干户，如果是这样，那么让他离开就反映了中央情报局此后多次采用的强制性策略。受命处理清除拉斯基的政策协调处官员是迈克尔·乔斯尔森。此人如被激怒就会暴跳如雷，这个倾向将使他付出高昂的代价。拉斯基和乔斯尔森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紧密的关系，观察家们后来说这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心理因素深不可测：乔斯尔森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拉斯基的上级，但拉斯基对乔斯尔森的影响力却是无可比拟的。一个代表大会的局内人写道：“乔斯尔森对于拉斯基的任性和听不进意见有时感到十分烦恼。拉斯基对自己的言行将会产生什么后果，根本不加考虑，这一点也有时使乔斯尔森恼怒，但是同时他对拉斯基怀着一种纵容、欣赏甚至惊喜的态度。”3在有些人看来，拉斯基带着一种恋母情结依靠乔斯尔森。“乔斯尔森没有儿子。把拉斯基当成儿子看待，他始终维护着拉斯基。”4以上是娜塔莎·斯彭德（Natasha Spender）的回忆。拉斯基不同意这种比拟，他称他们之间是一种“兄弟般的”关系。5不管怎么说，乔斯尔森很快就发觉他超乎寻常地维护拉斯基是一种不可取的战略，所以他接受了威斯纳的要求，拉斯基被正式地调离了这个项目。但私下里，拉斯基仍然是乔斯尔森在经营代表大会的全过程中的最密切的顾问。后来还有其他的奖赏。

拉斯基显然已经不再是一大障碍了，现在威斯纳开始采取行动，把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建成一个永久性的实体。1950年初，政策协调处的项目审查委员会批准了继续经营代表大会的计划，并为之确定一个代号叫作QKOPERA6。威斯纳最初作出的决定之一是把代表大会的活动基地从柏林迁往巴黎。把全班人马留在柏林是具有强有力的象征性理由的，但是又认为留在那里安全上的风险太大，也太容易受到对方的渗透。

威斯纳向乔斯尔森提出，要他为中央情报局经营代表大会，受劳伦斯·德诺夫维尔领导，而后者则从中央情报局的法国劳工科的角度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进行监督。两人都接受了威斯纳的委任，辞去了他们在美国占领政府中掩护身份的工作，使用假名，乔斯尔森叫乔纳森·萨巴（Jonathan Saba），而德诺夫维尔则用乔纳森·吉林（Jonathan Gearing）。接下来威斯纳把欧文·布朗安排在柏林会议后不久建立的指导委员会中担任要职。“凯斯特勒夫妇和西洛尼夫妇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布朗。”布朗一度被人誉为“一个人的战略情报局”，“一个菲利普斯·奥本海姆(1)小说里的人物”。他曾为杰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工作。洛夫斯通以前曾担任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代表，现在领导中央情报局与美国劳工运动的联络工作。布朗在通过秘密渠道完成工作任务中极为机敏，1948年乔治·坎南曾提名布朗为领导政策协调处的候选人，这个职位最终落在弗兰克·威斯纳身上。7汤姆·布雷顿回忆道：“我相信欧文（布朗）的每分钱都是来自中央情报局。他总是说他的钱是工会给的。这倒是一个很适当的掩护。他是个管财务的出纳员，而他却喜欢参与行动策划。他非常聪明，而且交游极广。”8汤姆·布雷顿不久就接管了QKOPERA。

被任命在指导委员会任职的还有詹姆斯·勃纳姆。勃纳姆经常参与制定政策和情报圈的工作，是代表大会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人物，也是知识界与威斯纳的机构之间重要的联络员。霍华德·亨特（Howard Hunt）写道：“实际上，政策协调处感兴趣的每项工作，勃纳姆都充当顾问。他在欧洲有着广泛的联系。由于他具有托洛茨基派的背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的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方面，他都堪称权威人物。”9亨特是中央情报局的一名臭名远扬的狡诈之徒，后来成为水门事件中的管子工之一。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满意勃纳姆的“托洛茨基派”背景。据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迈尔斯·科普兰（Miles Copeland）说，最初“有些流言蜚语，说勃纳姆同‘极左派’眉来眼去，（他是不是同悉尼·胡克、欧文·克里斯托尔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il，是一伙的？）但是有人记得有一种说法，意思是如果吉姆(2)真是一个严肃的共产主义者的话，他早就该加入共产党了，而不会仅仅是一名托派分子。有了这句话，一切也就烟消云散了。另外，勃纳姆曾是极左人物，后来又转向极右，因此他与中央情报局的一批呼之即来的顾问们过从甚密。”迈尔斯·科普兰称勃纳姆是一个“信仰金钱、苹果馅饼、棒球、街头杂货店……以及美国式民主，一个十足的资本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科普兰还说，他从勃纳姆身上学到了下列原则：“统治集团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持权力。”10一名冷战战士在提到他时，说他是“那个肮脏的、专搞阴谋的部门中一位口才极好的辩护士。”111953年初，他在中央情报局的AJAX行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次行动在德黑兰把莫萨德博士搞下台，让国王取而代之。威斯纳曾认定这个计划过于直露，需要使之带有一点马基雅维利的色彩，他的意思是请勃纳姆来讲一堂历史课。在他所著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家》（The Machiarellians）一书中（此书已成中央情报局的战略家们的必读书），除了论述马基雅维利外，还应用了当代欧洲主要的思想家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索雷尔(3) 等人的观点，用他们的理论向平等主义政治理论提出挑战，表明他认为即使在平等的时代，“精英统治还要持续下去，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勃纳姆的一位老相识曾说过，勃纳姆在谈论起马基雅维利时，才显现出真正的思想上的**，这是她见到的唯一的一次。12

勃纳姆同欧文·布朗、乔斯尔森、德诺夫维尔以及拉斯基（早先将他免任并未阻止他参与）一起，为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基础而工作。指导委员会1950年11月在布鲁塞尔开会，根据拉斯基于当年7月草拟的文件，为这组织设计了一个运作机构。参加这次指导委员会会议的有伊格纳齐奥·西洛尼、卡罗·施密德（Carlo Schmid，德国议会中社会党领袖），犹太社会学家尤金·科贡（Eugene Kogon）、哈孔·赖伊（Haakon Lie，挪威工人党领袖）、朱利安·艾默里（英国议员）、约瑟夫·查普斯基（Josef Czapski，波兰作家、艺术家）、大卫·鲁塞、欧文·布朗和尼古拉斯·纳勃科夫。

拉斯基草拟的结构和最终采用的基本上是一样的：提名组成一个由25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设5名名誉主席。其活动接受由5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的指导，这5名执行委员分别是常务主任、编辑主任、研究主任、巴黎局主任和柏林局主任，他们又都受秘书长的制约。按照拉斯基设定的组织结构，简直就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组织结构的翻版。一位历史学家评论说：“它们的名称也与共产党一样。中央情报局建立的这些文化基金会就像共产党的影子机构，包括其核心是保密的。它们之间实在是没有什么两样。”13尼古拉斯·纳勃科夫有一次开玩笑地把代表大会的领导机构说成是“我们的政治局。”

在11月会议上还讨论了亚瑟·凯斯特勒的一份题为《过渡时期的紧迫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凯斯特勒概括地提出了继柏林会议之后需要完成的“技术性任务”。在“西方的政治战役”这一标题下，在柏林会议上不断遭到中立主义者冷眼的凯斯特勒写道：“我们的目标是把尚在犹豫不决的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一方面让他们摆脱约里奥一居里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摆脱类似《当今时代》（Les Temps modernes）那种文化中立分子的影响。”14

美国的冷战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向中立主义的思想基础提出挑战，而现在已成为代表大会的官方“路线”了。中央情报局的唐纳德·詹姆森解释说：“我们特别关注那些口称‘好吧，东方也罢，西方也罢，你们都见鬼去吧’的人。（我们试图）把他们争取到西方这一边来，哪怕稍微移动过来一些也是好的。许多人认为中立立场是双方妥协的产物。人们希望持这种看法的人越少越好。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又都普遍认识到，你总不能冲着中立分子吼叫‘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同共产党一模一样’，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把他们推向左面，而这绝对是不可取的。但是，总而言之，中间分子无疑是我们要争取的对象。”15

凯斯特勒也成为一个目标。指导委员会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讨论了他拟定的文件。他甚至也不是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凯斯特勒不能容忍分歧意见，毫无道理的发怒，而且傲慢地认定自己是个天才。他的这些表现已使华盛顿感到他更多地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一笔财富。从6月会议以来，凯斯特勒一直在他的绿色池塘的家里定期同勃纳姆、布朗、雷蒙德·阿伦、拉斯基以及其他所谓圈内人开会。他的妻子玛梅因说，他“满脑子都是代表大会”，“想得难以入眠”。他家里的这些聚会也难逃他人的注意。1950年8月，法国共产党的周刊《行动》（L'Action）得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结论，说凯斯特勒在他家里同勃纳姆和布朗一起在策划建立一支恐怖主义的民兵部队。

如果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要完成其主要任务之一，即争取动摇分子，那么，采取温和的调子就是极端重要的。现在乔斯尔森已被说服，同意这种观点了。总部据此作出的反应是批准将凯斯特勒从这个组织的领导中心中排除出去。于是，这个曾经拟定“文化自由宣言”的人就退出了。宣言的第三段声称：“只有在每个政府将其行动交给其治下的人民来监督和检查，和平才能得到维护。”16中央情报局付出了代价制定了这个宣言，现在又使凯斯特勒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而且还暗中控制这个即将成为团结知识分子和“自由思想家”的最大的组织，这一切实际上是违反了宣言中宣告的自由权利。为了促进言论自由，中央情报局先是把它买下来，然后再横加限制。思想这个市场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自由。对凯斯特勒而言，这是难以承受的出卖行为。他为此陷于某种“精神崩溃的状态”，于是他飞回美国，怀着痛苦的心情看着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背离了自己的理念。

亚瑟·施莱辛格是代表大会另一个极有价值的关系。他是斯图尔特·汉普夏尔、艾赛亚·伯林和史蒂芬·斯彭德戏称为“机关或领导集体”中的一分子。柏林会议后，施莱辛格写信向欧文·布朗表示祝贺，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我想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进行政治和思想战的庞大而有力的工具了。”17施莱辛格战时曾在战略情报局工作过，他被分配到研究和分析部，这个部门因为具有穿粗花呢服装的氛围而获得“大学校园”的绰号。由于他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对于这样的事情，心里是有一点数的。

施莱辛格曾与排外的战略情报局老战士“俱乐部”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老战士（包括他本人）后来成为重要政治人物和总统顾问。他认识艾伦·杜勒斯。杜勒斯1950年曾邀请他担任自由欧洲电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这个电台是由中央情报局建立的，它用外围组织“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Free Europe）的名义开展业务，遮蔽公众耳目。在施莱辛格为欧洲马歇尔计划的首脑埃夫里尔·哈里曼担任助理时，也曾参与过秘密行动。施莱辛格回忆道：“人们普遍认为苏联花费大量的金钱把知识分子组织起来，我们也必须做点相应的工作。”18在哈里曼的领导下，他参与了秘密向欧洲的工会组织提供经费的工作，就在那时，他经常与欧文·布朗打交道。

由于有着共同的秘密工作关系，施莱辛格与布朗现在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只有少数中央情报局人员从一开始就知道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老底，施莱辛格就是其中之一。施莱辛格后来承认：“我知道底细，因为我在情报界的关系告诉我，柏林大会是中央情报局出的钱。为了帮助我方的人，这样做似乎也不无道理。在所有中央情报局的开支中，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似乎是最有价值的，也是最成功的。”19

施莱辛格最初接受的一个任务，是说服代表大会的荣誉赞助人之一伯特兰·罗素不要辞职。休·特雷弗-罗珀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了一些报道，把柏林发生的事说成类似一次纳粹的群众聚会，使人感到很不舒服。这位英国哲学家在读了这些“恶语中伤的报道”之后，曾威胁说他要辞职不干了。施莱辛格于1950年9月20日同凯斯特勒一道去伦敦拜访罗素。罗素讲到他如何对特雷弗-罗珀的报道（得到A.J.艾尔的支持）感到震惊，后来就作出了退出的决定。施莱辛格耐心地听着。罗素对凯斯特勒似乎很冷淡（这位哲学家曾向玛梅因·凯斯特勒调情，这两个男人之间因异性而残留的嫉妒心一直妨碍他们建立友谊），不过最后还是接受了凯斯特勒和施莱辛格讲的一番道理。

世界闻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1950年是个风云人物，到处可见他的身影。那年他荣获英国勋章和诺贝尔奖。他曾经与列宁会晤。他不喜欢列宁：“说起那些被屠杀的人时，他放声大笑，使我浑身的血都凉了。我对他最生动的回忆就是他的偏狭和蒙古人式的残酷。”1948年，他在被炸坏的威斯敏斯特学校的主楼大厅里发表的一篇演说，使他的崇拜者惊恐万状。在演说中，他建议用原子弹对斯大林进行威胁。20在这一时期，罗素“狂热地反共，坚持说我们这方面压倒一切的任务是重整军备，加强军事实力。”21罗素还得到国际研究和开发公司的奖励，不时从那里得到一点好处，对此他倒是欣然接受的。不过，如果说罗素当时是个“鹰派”人物的话，那么到了50年代中期，他又敦促实现核裁军了。（一位诗人写道：他那高贵的贵族屁股／在伦敦的铺街石上／同女王和共产党人坐在一起。）22他的政治立场似乎是随风倒，在他担任荣誉赞助人这几年中，使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及其美国幕后支持者十分头痛，直到他1956年终于辞去了这一职务。但是现在，他的名字为代表大会添光增彩，满足了乔斯尔森对名人的崇敬感。有人说，把名人奉为至宝正是乔斯尔森的弱点。

其他几位荣誉主席与罗素一样，都是一些哲学家，全部是新生的“欧美思想”的代表。23贝内代托·克罗齐，政治上保守，拥护君主制，他讨厌社会主义或有组织的宗教（他的著作被梵蒂冈列为禁书）。此时他已年过八十，在意大利，被尊为雄辩的反法西斯之父。他公开反对墨索里尼的专制主义，被认为是抵抗运动的精神领袖。在盟军登陆意大利前夕，他也是威廉·多诺万一个有价值的关系。克罗齐于1952年去世，取代他的是唐·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Don Salvador de Madariaga）。他通过欧洲运动，也同多诺万保持着密切联系。约翰·杜威（John Dewey）曾经领导过“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是实用主义的美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卡尔·贾斯帕斯是德国的存在主义者，曾经坚持不懈地批评第三帝国。作为一名基督徒，他一度公开向萨特提出挑战，要他说明他是否接受十诫。雅·马利丹，一位开明的天主教人道主义者，法国抵抗运动的英雄，也是尼古拉斯·纳勃科夫的一位密友。艾赛亚·伯林，也有人与他接触，邀他加入这批哲学家赞助人的行列，但他拒绝了，理由是如果他公开支持这一反共运动，他在东欧的亲属会处于危险的境地。尽管如此，他还是答应尽其可能以低调的方式支持代表大会。据劳伦斯·德诺夫维尔回忆，伯林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他知道，代表大会是由中央情报局暗中提供经费的。德诺夫维尔说：“他知道我们参与其事。我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但我猜想一定是他在华盛顿的一位朋友。”24

同一切专业性团体一样，起始阶段的特点总是队伍像洗纸牌一样来回变动，原因是其成员都想在其中谋求一个职务。丹尼斯·德卢奇芒（Denis de Rougemont）担任了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此人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他来自中立的瑞士，是《爱情与欧洲》（L'Amouret L'Occident）一书的作者，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反法西斯左派。战后，德卢奇芒曾在“美国之音”担任广播员，在“欧洲联邦党人联盟”（European Union of Federalists）中与弗朗索瓦·邦迪（Fran?ois Bondy）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后来他在中央情报局暗中支援下继续追求该组织的目标（关于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一事，他后来说他并不知道）。那时他是在设于日内瓦的“文化中欧”（Centre Européen de la Culture）工作，这个组织至今还存在。

至于秘书长这个职务，乔斯尔森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尼古拉斯·纳勃科夫，并极力为他争取这一职务进行游说活动。即使纳勃科夫对此并不知道，但他在柏林发表演说时已经在试探他是否能担任一个领导职务了。当时他说：“在这次大会后，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组织来进行战斗。我们必须成立一个常务委员会。我们必须确保这个常务委员会能够号召所有的知名人物，所有的战斗组织，使用一切战斗手段，目的就是行动起来。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迟早总有一天会被绞死。紧急关头早已来临。”25纳勃科夫顺理成章地当选为秘书长。

除了老朋友乔斯尔森外，尼古拉斯·纳勃科夫还有强有力的支持者。其中有奇普·波伦。波伦是个“纯种的美国人”，是他在40年代初使美国成为纳勃科夫“真正的家园”，纳勃科夫曾说，他将继续是“我学习的楷模，是我听取意见的源泉，我也经常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其中还有乔治·坎南。早先纳勃科夫申请在政府中获得一个职务未成，坎南就曾为此感到十分歉疚。在被推荐为心理战人员并担任敏感职务的绝密名单中就有纳勃科夫的名字，这份名单曾于1950年发给了陆军部长的办公室。26在政治上有如此强大的多方后台，这次纳勃科夫就没有像前几年那样在安全审查中受阻，很快就通过了审查。

主管财务的欧文·布朗为纳勃科夫提供了6000美元。纳勃科夫有两个儿子要上学，当时他在皮博迪音乐学院和萨拉·劳伦斯学院任教，薪金为8000美元。纳勃科夫说这点钱不够用：“请记住，担任这个职务，就要演好这个角色，这是需要一笔支出的。我并不打算举行什么社交聚会，但是我要见许多人，笼络他们，请他们吃饭，等等，等等。”27其实，纳勃科夫很喜欢举行社交聚会，在此后的16年中，他用中央情报局的钱举办过许多奢华的聚会。不过在当时，纳勃科夫的薪金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欧文·布朗手里掌握着巨额特殊经费，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用途。尽管他积极支持代表大会，但他自然还是倾向于把钱花在资助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法国工人组方面，以此来分化马赛的共产党码头工会，因为当时美国按马歇尔计划提供的物资和军火每天都在马赛港遭到封锁。1951年1月，詹姆斯·勃纳姆出面答应提高纳勃科夫的薪金，这件事才得到解决。“另外作了一些安排来补偿我在收入上相当大的损失。这些钱不记入欧洲行动的账上。”28纳勃科夫向布朗说的这番话，说明他对勃纳姆在财务问题上的灵活态度感到满意。在最初的一两年，是勃纳姆在“经营”纳勃科夫。

决定拉斯基留在柏林编辑《月刊》，编辑部成为代表大会德国分支机构的总部。乔斯尔森和德诺夫维尔调至巴黎，主持巴黎的总部，并与欧文·布朗保持联系。布朗奉命租赁办公地点并配备适当的设施。正当他们准备离开德国时，乔斯尔森和德诺夫维尔获悉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的总部发生了令人振奋的人员变动：艾伦·杜勒斯加入中央情报局，他随身带去一名助手名叫汤姆·布雷顿。情况即将发生变化。

艾伦·杜勒斯是1950年12月加入中央情报局的，任行动部副主任。这个职位管辖范围极广，赋予杜勒斯以搜集情报和监督弗兰克·威斯纳主管的政策协调处的权力。他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招聘他的一个最出色的战略情报局军官汤姆·布雷顿。此人自从转入文职以来，曾培养了许多高层关系。布雷顿身材瘦削而结实，一头沙色头发，一张棱角分明而英俊的脸，看上去具有约翰·韦恩、加里·库珀和弗兰克·西纳特拉(4)三人的综合美。布雷顿1918年生于艾奥瓦州的迪比克（Dubuque），父亲是一名保险业代理商，母亲写爱情小说。在他母亲的教育下，爱读林·拉德纳、罗伯特·弗罗斯特(5) 和厄内斯特·海明威的作品。他攻读于达特茅斯学院政治学系，1940年毕业。后来战争爆发，奋起加入了英国陆军。他被分配在第八军第七装甲师，即著名的沙漠之鼠。在军中他成为斯图尔特·艾尔索普（Stewart Alsop）最好的朋友。他们两人一起加入了战略情报局，被空降到德国占领的法国，同以共产党为主的抵抗运动一起在丛林中战斗。战后布雷顿和艾尔索普合写了一本书《战略情报局与美国的谍报活动》，书中称，战略情报局为其成员提供了“自亚瑟王战争以来最惊险的冒险活动的机会”。

离开军旅生涯之后的几年里，布雷顿一直谋求在一个永久性情报机构任职。1950年岁末，艾伦·杜勒斯打电话给他，请他到中央情报局来担任他的助理。布雷顿接受了。他用霍默·D．霍斯金斯的假名开始在中央情报局工作，起初只是个无具体职务的工作人员，名义上是被分配在威斯纳的政策协调处，实际上是直接为杜勒斯工作。在几个月之内，他就熟悉了共产党的宣传攻势，对美国作出的回应却不大欣赏。“当我密切注视事态发展时，我心里想，共产主义者除了参加共产党之外，对于参加任何组织都心怀戒备，而我们美国人什么组织都敢参加。（结果）共产党人通过组织工作赢得了广泛的盟友，而我们却坐在那里一语不发。真是怪事。”29

后来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共产党人对于他们称之为‘组织工作’这个武器深信不疑，而且对此他们从不讳言，”组织一个政党来充当指挥中心，然后又组织起各种外围机构：妇女团体、文化团体、工会、农民组织、合作社，“把全体人民都纳入组织之中，而这些组织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甚至受共产党纪律的约束。”30

布雷顿的理由是：“如果对方能把一些想法伪装成土生土长的而不是受苏联支持或操纵的想法并加以利用，那么我也应该能把一些想法伪装成当地提出来的。”31对威斯纳的政策协调处做了全面考察之后，布雷顿深信这个机构承担了太多项目，却缺乏重点。一位中央情报局官员称之为“一堆各种行动的垃圾”。布雷顿回忆道：“设立了一个‘国际组织处’，不过这是一个中央情报局各种任务的大杂烩，琐碎而无重点。这个机构毫无重要性。于是我去找艾尔（艾伦·杜勒斯），对他说：‘为什么不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归并到一个部门去呢？’也许艾尔正等着我提出这样一个建议。”32

虽然杜勒斯积极支持这个建议，布雷顿的提议却使中央情报局内部一些人惊愕不已。这些人认为，隐蔽行为就是策划推翻像雅各布·阿本兹这样“对我们不友好的”外国领导人。如果说刚建立的中央情报局里有一半人是大学教师（这个机构早有“大学校园”之称），那么另一半就是警察加强盗。布雷顿说，同口衔烟斗的耶鲁人在一起的还有一批人，他们根本不明白战争已经结束了。危险的是他们的思想僵化，在他们的头脑里还是麦克阿瑟将军或者海军部长的那一套想法。这位将军1950年的时候想通过轰炸中国的东北来扩大朝鲜战争，而那位海军部长极力怂恿全世界做好准备再打一次世界大战。“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受到共产党人攻击的理念而不是搞垮危地马拉。我更多地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工合’组织(6)的那种人。”33

布雷顿所属的那个部门的首脑试图抵制他提出的建议，认为这个建议“超越部门间的界限”，这是一种极端狭隘的官僚主义观念。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艰难的、令人不愉快的斗争”，结果是布雷顿败北。他立刻去见杜勒斯，提出辞呈。杜勒斯火冒三丈，抓起电话给威斯纳打电话质问他：“见鬼，你们在搞什么名堂？”布雷顿回忆道：“艾伦对威斯纳大发脾气。他完全站在我这一边。就这样，我建立了这个国际组织处。这个处归主管计划的副局长领导，而此人正是威斯纳。我不怎么理睬威斯纳，而是越过他直接找艾伦。不过我必须谨慎从事，不管怎么说，弗兰克表面上还是我的上司。”34

这个新设立的处（简称IOD(7)）的成立及其从事的活动碰巧是根据一项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批准的。指令的代号为NSC-68，是1950年3月由接替坎南的政策计划参谋部（Policy Planning Staff）新任部长保罗·尼采（Paul Nitze）拟定的。这项指令成为“冷战的最高指导文件的象征”，其依据是假定共产党是铁板一块，指导精神均来自克里姆林宫。35指令的内容包括：“无论从实践上还是意识形态上考虑，都让我们得出如下结论：我们别无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建设性地实施‘自由’这个理念来证明其优越性。”哲学家卡尔·贾斯帕斯最近宣称：“真理也需要宣传。”这项指令授权美国的冷战战士，一定要确保真理战胜谎言。指令中有关预算的条文反映了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在今后两年中，供心理战使用的经费将在1950年3400万美元的基础上增加4倍。

国务卿爱德华·巴雷特宣称：“在争取人的思想的竞赛中，真理是美国特殊的武器。这种武器不是孤立的，因为只有同具体的行动和政策联系在一起，真理的宣传才具有强大的力量……技巧高明又有实质内容的真理宣传战，如同一支空军，是不可缺少的。”36真理和这个世纪都是属于美国的。如果欺骗可以用来推广真理，那么就用欺骗也无妨。这就是凯斯特勒所说的，“用一半真话来揭露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国际组织处的宗旨是把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反对苏联现在正在做的事。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将会屈从于一种法西斯的或斯大林主义的艺术、文学和音乐观念，这是一种十分可怕的前景。我们需要团结所有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以及一切追随他们的人，向他们表明西方和美国致力于言论自由和思想上的成就，对于他们想写什么，想说什么，想做什么，想画什么，都不设任何刻板的障碍，而目前在苏联发生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37这番话是布雷顿讲的，重点也是他勾画的。

国际组织处遵循的原则正是威斯纳用以指导对非党左派工作的原则。支持左派团体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它们或者控制它们，而是小心谨慎地与它们保持一种亲近的关系，对于这些人群的思想状况进行严密地观察，为他们提供一个发牢骚的出气孔。如果它们走到了极端，变得过于激进，最后的一手才是不让他们宣传，也可能限制它们的行动。布雷顿向他在欧洲新设立的据点发出明确的指示：“对于民间组织必须花费的钱要有限度；要掩饰美国的利益；要保护这些组织的独立性，不要求它们在所有方面都支持美国官方的政策。”38

布雷顿新建立的这个处要为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这样的实体提供一个更好的组织基础，经营这些实体的人从现在起只对他本人负责。代表大会的真正目的明确了：它不应该成为一个兴风作浪的中心，而是一个设在欧洲的桥头堡，以此来阻止共产主义思想的进犯；它应当发动一场广泛而具有凝聚力的运动，对它的知识分子同行们施加一种压力，使他们脱离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或一些同路人的组织；它应当鼓励知识界提出理论和观点，其对象不是广大群众，而是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s）和从政的少量精英分子，这些人反过来会影响制定政策；它不是一个搜集情报的机构，中央情报局其他部门都被告知，不要把它当作情报源来利用；它应当从独立的角度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即通过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欧洲运动”（此运动接受中央情报局的大量资助）来促进一个统一的欧洲，其中包括德国的统一；它应当成为传播美国文化成就的使者，其任务是打破欧洲、特别是法国盛行的认为美国是一片文化荒漠的负面看法；它还应当对有关美国民主的某些方面，包括美国的人权纪录所作的批评作出反应。

代表大会指导委员会遴选一些人来增强新近得到加强的代表大会的活力。这些人都必须接受安全审查，这与密切介入主管“机关”的人是一样的，将来被聘为代表大会雇员的也要照此办理。就中央情报局而言，那就是迈克尔·乔斯尔林和劳伦斯·德诺夫维尔。他们的基本需求由一名特别任命的项目官员提供，这名项目官员在3年任期内都与华盛顿的一名级别相同官员联络，而华盛顿的这名官员则对国际组织处的第三分支负责。第三分支是管理代表大会的一个机构，其首脑又对国际组织处的副处长和处长（布雷顿）负责。由于代表大会扩展了，中央情报局又增派了不同的人员来管理代表大会的财务和活动。早已不是凯斯特勒最初设想的一个“威利·蒙曾伯格经营的小规模机构”，“经费很少，人员不多，也没有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幕后支持我们。”39现在的代表大会鸟枪换炮，已成为中央情报局内迅速壮大起来的部门之一，一笔“巨大资产”。40

布雷顿决定他将以“非常规方式”经营QKOPERA行动。使之与其形式相匹配。为此目的，他指示德诺夫维尔，他的一切活动，都不能让威斯纳手下的、主管法国科的罗伯特·塞耶（Robert Thayer）知道。艾伦·杜勒斯又越过布雷顿，私下通知德诺夫维尔密切注意欧文·布朗，了解他在干些什么。不过不久德诺夫维尔就向杜勒斯汇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布朗做他那份工作就同办他自己的私事一样，从来不说他在干什么。41杜勒斯也好，威斯纳和布雷顿也好，三个人从来都没有获得“出色管理人才”的名声。

乔斯尔森和德诺夫维尔很快就动手建立巴黎办事处，整顿“内务”。所谓“内务”是中央情报局内部的行话，指的是一切外围组织所共有的内部各种安排。正当他们两人在安排内部装修和配备设施时，纳勃科夫走马上任，来担起秘书长的职务了。他和帕特里夏·布莱克一道来到巴黎，住在达萨斯街一座俯瞰卢森堡公园的小公寓里，他在写到这个他代表的组织时说道：“在现代西方世界，还不曾有过这样的组织，更没有过这样的范例。以往还没有人试图在全世界范围内把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动员起来，进行一场反对思想压制的意识形态战争，或者用一个陈腐的说法，进行一场保卫‘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战争。到目前为止，这类的意识形态战争一直是斯大林分子和纳粹的专有领地……要领导一场理性而冷静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战，又不堕入摩尼教(8)式的假充正直的陷阱，这一点看来对我十分重要，在美国国内正在达到歇斯底里和十字军式的偏执狂程度时，尤其如此。”42

纳勃科夫一贯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他现在以同样的精力和热情，像一位歌剧的舞台总监(9) 一样，投入他新的职业生涯，进行一场文化冷战。5月，代表大会在一次记者会上向一名叛逃的知识分子授奖。此人是波兰大使馆的文化随员，诗人，翻译过捷斯洛·米沃什（Czes?aw Milosz）(10) 的《荒芜的土地》（The Waste Land）。米沃什1949年曾作为波兰的代表参加沃尔多夫会议，据玛丽·麦卡锡称，在他“第一次接触民主左派之后，他就与我们堕入情网”。在纳勃科夫这位出色的舞台总监的安排下，米沃什与天使们为伍，在舞台上现身，成为代表大会早期发动的一次成功政变。

不久以后，纳勃科夫在丹尼斯·德卢奇芒的陪同下，前往布鲁塞尔，在《综合》杂志（Syntheses）主办的一次宴会上发表讲话，然后赶回巴黎来推动“自由之友”（Amisdela Liberte）的工作。“自由之友”是代表大会的一个扶轮社(11) 式的俱乐部，在法国全国和巴黎的“自由之友”青年宫组织法国学生团体的聚会。6月中，纳勃科夫又上路了，这一次是去柏林发表《极权制度下的艺术》的演讲。他在写给詹姆斯·伯纳姆的信中说：“对于我来说，这当然不能算是一次出访讲学，而是我第一次与行动的德国前沿取得联系。”43这是代表大会领导人进行的许多侦察性远征的第一次，通过这些侦察性远征，隶属于代表大会的组织犹如雨后春笋大批涌现，不仅在欧洲（在欧洲有西德、英国、瑞典、丹麦、冰岛），而且还有其他各洲，如日本、印度、阿根廷、智利、澳大利亚、黎巴嫩、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哥伦比亚、巴西和巴基斯坦。

回到巴黎，纳勃科夫在代表大会首次出版《证据》（Preuves）杂志这项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按照法国出版评论性杂志的伟大传统，代表大会提出了创办一份文化-政治性的杂志。这一主张在凡尔赛举行的执行委员会上首次进行了讨论。大家觉得需要有一份刊物与《当今时代》抗衡，鼓励法国知识分子脱离萨特的营垒。一位历史学家后来问道：“究竟谁是真正的对手呢？不是苏联或莫斯科。他们真正放在心上的是萨特和德·波伏娃。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对方’。”44代表大会内部一位人士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左岸的知识分子是我们的目标，或者也许可以说这些知识分子的追随者是我们的目标。”45但是要物色一个编辑，其身份地位足以诱导那些同路人加入中间路线行列，却十分困难。到了1951年6月，纳勃科夫已处于无计可施的境地，他写信给伯纳姆说：“这本法文杂志已使我连日彻夜难眠。要找到一个像阿隆或加缪这样有身份又愿意担任编辑的人实在是太困难了……在巴黎，困难在于空谈承担责任的人太多，而没有人愿意自己挑起担子。这里弥漫着一种无精打采、冷漠甚至厌倦的氛围。天天都得同这种气氛作斗争。”46

由于找不到一位法国编辑，执行委员会只好决定把这项工作交给弗朗索瓦·邦迪。他是一位瑞士作家，母语是德文，在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苏德条约前曾经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1950年，邦迪在代表大会秘书处担任重要职务（出版主任），曾与拉斯基的《月刊》有过合作关系。梅尔文·拉斯基称他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编辑顾问”。在邦迪领导下，第一期《证据》终于在1951年10月问世了。《证据》的宗旨是在大西洋主义、反中立主义和亲美的基础上取得一致观点，此刊物可当之无愧地称为代表大会的机关刊物，充当它的喉舌，同时也为其活动和各种项目做广告。这样一来这本刊物就引起了马奈·斯珀伯（Manès Sperber）所说的敌视。但是，邦迪面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攻击却毫不动摇。47

意大利文化自由协会在伊格拉齐奥·西洛尼的领导下于1951年底成立，成为大约100个独立的文化团体的中心联合会。这些文化团体为文自协会提供演讲人、图书、宣传小册子、电影以及一种国际主义的精神。协会出版一份名叫《文化自由》（Libertà della Cultura）的刊物，后来又出了《当代》，编辑是西洛尼和尼古拉·恰罗蒙特。但是，意大利的分支机构刚一组建就开始分裂了。纳勃科夫被派往罗马，试图贯彻代表大会的意图。但是同先前去罗马的邦迪和阿尔芒一样，他发现那里的知识分子十分冷漠，倒是很容易听信有关代表大会的种种“奇谈怪论”。纳勃科夫向欧文·布朗抱怨“我们在意大利的分支机构像西洛尼一样无精打采”，他说，必须采取根本性的措施向这个意大利的机构输送新鲜血液。“西洛尼像坐在国王宝座（原文如此）上一样高高在上，不让办事处的年轻人做他们应做的工作。我写了两封信给他，我在电报里（原文如此）让他暂停夏天的休假，只要用一天时间下来同我见面……结果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应。我每天要同十几个人会晤。大多数人都欣然同意参加进来，为我们工作，帮我们的忙（其中包括莫拉维亚），但是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要还是由西洛尼在这里独立为王，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49这个机构像堂吉诃德似的不切实际，对教会采取一种好斗而傲慢的态度，使纳勃科夫吃惊不小，于是他也写了一封信给雅克·马利丹，请他“给梵蒂冈当局写一封长信”，解释清楚自由文化代表大会和意大利协会执行的“政策是不同的”。50

(1)奥本海姆（Phillips Oppenheim，1866—1946），英国享有国际声誉的小说家，作品多以国际间谍和阴谋为主题。

(2)吉姆（Jim）为詹姆斯（James）的昵称。

(3) 这里提到的是四位现代思想家：莫斯卡（Gaetano Mosca，1858—1941），意大利政治理论家、法学家，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少数人统治的概念，既反对纳粹的优等民族统治论，也反对马克思的社会底层人民统治论。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意大利经济学和社会学家，以阐述群众和上层社会精英相互作用和转化的理论而闻名，主张精英统治。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德国社会学和经济学家，提出“寡头政治铁律”，认为少数人统治不可避免。索雷尔（Georges Eugene Sorel，1847—1922），法国哲学家，工团主义革命派理论家。

(4)韦恩（John Wayne）、库珀（Gary Cooper）和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均为老牌英俊电影明星。

(5) 林·拉德纳（Ring Lardner，1888—1933），美国天才的和无比尖刻的讽刺作家，既写幽默专栏和小说，也写剧本。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1874—1963）美国浪漫派抒情诗人，最初在英国成名。

(6)“工合”组织，原文为gungho，是汉语“工业合作社”的简称“工合”的音译。这个词在二战中成为美军中的俚语。“工合”属工团主义组织，主张工人直接采取行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暴力手段为主，具有破坏性。此处似指那些以暴力推翻政权的过激行动。

(7)IOD是国际组织处（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ivision）的缩写。

(8)摩尼教（Manichaeism），伊朗人摩尼（Mani）于3世纪创建的宗教。鼓吹二元论，谓精神为善，物质为恶，二者合一成为世界。认为光明与黑暗水火不相容，一直相互斗争，互为消长。光明战胜黑暗，或善战胜恶，人类才能得到拯救。

(10) 捷斯洛·米沃什（1911—2004，又译为切斯瓦夫·米沃什），波兰裔美籍作家。纳粹入侵波兰后加入抵抗运动，成为战斗英雄。共产党执政后，是首批发表作品的作家之一。政府还派他从事外交工作，先后在美、法任文化参赞和一秘。1951年在法国寻求政治避难，后移居美国。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11) 扶轮社（rotary club），国际性组织。成员涉及各行各业，提倡服务精神与高尚道德标准，并为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设奖学金。因其活动轮流在成员国举行，故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