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高亨

1966年年初，有一首《水调歌头》的词作，曾以手抄的形式，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由于其气势磅礴，豪放雄迈，很多人认为是一代诗词巨匠毛泽东的手笔。全词如下：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扑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在当时，就连对毛泽东诗词深有研究的一些人，也认为是毛泽东的新作，因为此词谈古论今，纵横驰骋，其遣词造句、起承转合，都实在酷似毛泽东已发表的词作的风格了。

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等职的龚育之，其时虽对此词义不符合毛泽东之口吻而表示怀疑，但也认为“写得有气派，艺术上也是高水准的”，“似也可信”。1966年2月上旬，龚育之在武汉东湖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间隙，当面向毛泽东求证。毛泽东哈哈一笑，说：“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不知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

后来有关部门考虑到这首词流传甚广，关系到领袖，经过一番认真调查，终于弄清了此词的来龙去脉。

原来，此词作者乃当时山东大学的教授高亨。

为了避免以讹传讹，1966年的2月18日的《人民日报》在第八版上刊登此词。编辑在排版时做了精心安排，不仅放在右上角的显眼位置、加了粗线条的花边、用了大号字，而且在高亨名字前特加上了“山东大学教授”六字，并且还用黑体字加了编者按：“1964年初，《文史哲》杂志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活动。在笔谈中，作者写了下面这首词，原刊《文史哲》1964年第1期。”

《人民日报》之所以介绍得如此详细，显然有辟谣之意。作者虽得以澄清，但这首词的社会影响却丝毫没有减小，人们谈到毛泽东的诗词，总是忘不了“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文革”初期，此词竟被冠以《读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有感》的标题，与陈明远的一些诗词一同被冠以“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而广泛流传。

山东大学是一所以文史见长的百年名校，曾因有“冯陆高萧”四大学者而名扬世界。冯，指冯沅君；陆，指陆侃如；萧，指萧涤非；高，就是高亨先生。

高亨，又名晋生，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先秦文化史研究学者和古籍校勘考据专家。1900年7月29日生于吉林双阳县一个小山村。10岁时取名高仙翘，入私塾就读，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918年春，高仙翘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冬毕业。1923年春，他远离家乡来到北京，入北京弘达学院补习英语，继而转到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1925年秋，改名高亨，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中国当时第一流的学者梁启超、王国维。梁启超对高亨的毕业论文《韩非子集解补证》颇为赏识，曾说：“陈兰甫始把《说文》带到广东，希望你把《说文》带到东北。”并赠给他一副对联：“读书要最识家法，行事不须同俗人。”从此，高亨立志遵循清代著名学者高邮王氏的家法，严谨治学，并决心过“读书、教书、写书”的“三书”生活。

1926年秋，高亨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被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聘为教授，开始了终生的教书生涯。两年后转任沈阳东北大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大学来到北平。之后又历任河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西北大学和湘辉学院教授。1945年8月，在四川三台执教于东北大学，一年后随东北大学迁回光复后的沈阳。自1931年年底离开东北奔赴关内，高亨先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辗转流徙，漂无定居，在充满孤独漂泊之感和忧国忧民愁思的日子里，坚持学术研究。他的几部力作如《周易古经通说》《周易古经今注》《老子正诂》《墨经校诠》等，大都完成于这一时期。这几部专著以其内容丰实、考订精当而享誉学界，从而确立了他在现代易学、老学和墨学研究中不可摇撼的地位。

全国解放后，高亨仍从事高校教学工作，1953年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

1963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在山东大学任教的高亨教授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即将闭幕时，他与范文澜、冯友兰等九位国学大家一起，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当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介绍到高亨先生时，毛泽东一面亲切与他握手，一面风趣地询问：“你是研究文学的还是研究哲学的呢？”高先生回答说自己对于古代文学和古代哲学都很有兴趣，但水平有限，没能够做出多少成绩。毛泽东心情很好，说他读过高先生关于《老子》和《周易》的著作，对高先生的成绩给予肯定，还说了些鼓励的话。

这次接见，使高亨激动不已，终生难忘。返回济南后，遂将自己的著作《诸子新笺》《周易古经今注》等6种，连同一信，寄周扬副部长转呈毛泽东。

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毛泽东诗词》中，除收有早已流传的27首诗词之外，还有初次发表的新作10首。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编辑部及时组织了一次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的活动，高亨先生积极参加，并填写了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

1964年第1期《文史哲》杂志配合编刊了《笔谈学习毛泽东诗词》的文章和附词一组，其中就有高亨的这首词。这首词一经发表，立即引起共鸣，被传抄吟诵，广为流传。但在传抄中，不少人漏抄作者姓名，这便引出一桩“诗案”。

随后，高亨把这首词连同一张恭贺春禧的短函寄呈毛泽东。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高亨就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全文如下：

高亨先生：

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安吉！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

信封上写道：

青岛山东大学高亨先生? 北京毛寄

毛泽东信中说的“寄书”，就是高亨第一次托周扬转呈的《诸子新笺》等几本书。“寄词”就是第二次寄去的词作《水调歌头》。“还有两信”就是寄书和寄词时附的两封信。“高文典册，我很爱读”两句，是毛泽东对高亨著作的评价。毛泽东显然是把他的著作作为典籍对待了，这个评价是很高的。“肃此”即恭敬地写这封信，这里是谦词。不过信封上写的“青岛山东大学”有误，因为山东大学在1958年由青岛迁到了济南。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山东大学”校名，便出自于这封信的信封上，现在高悬在山东大学的校门上方。

高亨先生收到毛泽东手书后，十分欣喜，倍加珍重，特制镜框装裱，高悬书房。20世纪70年代初，当北京图书馆征集毛泽东手书时，高亨先生虽十分珍惜，万难割爱，但为顾全大局和永久保藏计，仍欣然应允。

由于种种原因，1966年后，高亨同许多教授一样，被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和参加体力劳动。1967年8月，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高亨被借调到北京，先住在中华书局，后又由文化部安排了一个住处，实际上是被保护起来。从此，他离开工作了十几个年头的山东大学。

1986年2月2日晨，高亨先生逝世于北京，终年86岁。

高亨先生的学术著作素以博湛精深著称，其留世的《高亨著作集林》共分10卷，收有《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周易杂论》《老子正诂》《老子注译》《诸子新笺》《庄子今笺》《商君书注译》《墨经校诠》《诗经选注》《诗经今注》《楚辞选》与《上古神话》《文字形义学概论》《文史述林》《文史述林辑补》等，是当之无愧的现代国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