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梁漱溟
梁漱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这位1988年逝世的95岁高龄的老人，与和他同龄、但先他十几年而逝的开国领袖毛泽东，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交往和必将流传青史的故事。
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梁漱溟是一位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10月生于北京。原名梁焕鼎，字寿铭。梁漱溟5岁发蒙读书，6岁还不会穿裤子，瘦弱多病而且呆笨。梁漱溟9岁时，有一次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四处寻问，且向人吵闹，也没有找到。隔一天，他的父亲在庭院前桃树枝上发现了这串钱，知道是孩子挂在树枝上遗忘了。父亲并不责斥他，也不喊他来看，只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有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上而忘之，到处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于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小梁漱溟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看，一串钱还挂在树枝上，不禁十分羞愧。此事的教益遂长久留在梁漱溟的记忆里，使他此后树立了事事认真的态度。
梁漱溟历经两度私塾，13岁考入顺天中学，渐渐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他看到家里的用人天天做饭、洗衣服，很是辛苦，便问她们是否辛苦，而她们都说习惯了，脸上常有知足的笑容。自己家产富足，父母疼爱，不用操任何心，也挑不出任何不满意的地方，但内心却常常感到很烦闷，这是为什么？他为人生问题感到困惑，反复思考，悟出这样一个道理：人生的苦乐不在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是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第一个欲望满足了，第二个欲望又来了，而欲望是无法全部满足的。
那时北京琉璃厂西门有个“有正书局”，出售上海狄葆贤主编的《佛学丛报》，当时梁漱溟对佛教的大乘、小乘尚不分晓，什么密宗、禅宗也不明白，但见到佛书就买，买回家就读，渐渐地发现自己对人生苦乐的探求与佛学合拍，于是边学边钻，渐渐入了门。
辛亥革命时期，梁漱溟在甄元熙的介绍下，参加了同盟会，在京津支部主办的《民国报》任编辑和外勤记者。他常用的笔名有寿民、瘦民等。有一次，该报总编辑孙浚明为梁写了一幅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梁看后认为孙浚明代拟的笔名很好，甚合心意，从此便以“漱溟”行世。
当时社会的黑暗、官场的污浊，使梁漱溟很快地感到厌倦和憎恶。他辞去了记者工作，在家闲居，专心攻读佛典，从20岁开始长年素食，且不蓄发，俨然一个僧人。
梁漱溟24岁那年，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著《究元决疑论》为蔡元培所赏识，应聘到北京大学主讲印度哲学。当时的北大受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思想的影响，学术空气异常浓厚，新旧不同学术思想都十分活跃。在这种氛围下，梁漱溟在北大发起了东方学及孔子哲学的研究，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首次运用比较学的方法，对中国、印度和西方三种文化体系产生的历史渊源及不同特点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对儒学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和作用进行了大胆预言，因此，被学术界誉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梁漱溟从来“不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善于把冷静的思辨介入复杂的人生哲学，用自己的认知和实践，走寻求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人生之路。1924年，他毅然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1925年任山东省立六中（今菏泽一中）高中部主任。1928年至1929年，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雅中学）校长，他将广雅精神提炼为“务本求实”四个字，并成为延续至今的校训。1931年，他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延安窑洞里的彻夜畅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梁漱溟在山东搞了7年的乡村建设工作自然就搞不下去了。他作为无党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参加南京国民党的“参议会”。但随着国民党军队“八一三”抗战失利，日军**，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日，有的丢弃大片国土，不战而逃；有的不只自己逃难，还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使梁漱溟大失所望，对抗战的前途也很悲观。于是，产生了去延安见见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念头。
1938年1月，梁漱溟风尘仆仆，只身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此次延安之行，毛泽东共会见梁漱溟8次，每次二人交谈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其中有两次几乎是彻夜长谈。
初次见面，毛泽东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读到您的《究元决疑论》，还蛮佩服您敢于向名人挑战的精神呢！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毛泽东一语唤醒了梁漱溟对往事的回忆，连声说：“是的，好记性，有这事，有这事。”
原来，梁漱溟有一位本家兄长名叫梁焕奎，家在湖南湘潭，是当地著名的开明绅士。为了支持维新，培育人才，他曾资助过包括杨怀中在内的一批湖南青年赴日留学，因此被杨怀中尊称为恩师。1917年，为躲避战乱，梁焕奎来到北京，借住在梁漱溟家中。不久杨怀中亦进京，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由于杨怀中经常去探望梁焕奎，遂与梁漱溟结识。二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情谊日笃，成为忘年之交。此后，梁漱溟每遇到难解之题，不论是白天还是晚间，就去向杨怀中讨教，因而成了杨家的常客。杨怀中，就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的恩师、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
恰好毛泽东是1918年年初到北京，经杨怀中介绍，在北大图书馆谋得一职。毛泽东白天供职兼修习，晚上就住在杨家。梁漱溟每每晚间去杨宅，总见一位高个子青年前来开门揖客，彼此也点头寒暄，但他始终没有打问过对方是谁，更没有想到他就是后来成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然而毛泽东早从杨怀中那里得知这位来客的尊姓大名，并且认真拜读了他的成名作《究元决疑论》，留下非常深刻而良好的印象。
1938年1月，在延安，屋外严寒逼人，屋内温暖如春，毛泽东与梁漱溟彻夜畅谈……
第一次晤谈时，他们谈起了30年前的一些往事，也谈起了抗战以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当谈到对时局的看法时，梁漱溟就把近年来自己的所见所闻、心中的迷惘以及此次造访的来意，向毛泽东做了如实的倾诉。他不无忧虑地问道：“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耐心地听完了梁漱溟的陈述，然后面带微笑，缓缓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见所闻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接着毛泽东扳着指头详细分析了战争爆发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决定中国前途者不外三方面：一为中国自身；一为敌人方面；一为国际环境。而求中国之胜利，一在中国自身；二在敌人的内溃；三在国际的协助。国际情形，分析起来，已经日益好转。敌人一面，随战事的扩大与延久，而日益暴露其弱点，增其困难。所剩的为中国自身团结问题，两年来已逐步趋向团结。既如此，又何须悲观？抗战的最终结果，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也是必然的。”
毛泽东这一番条分缕析、入情入理的话，使梁漱溟顿开茅塞，心悦诚服，他无限感慨地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话！您今天的谈话，真使我豁然开朗，心中的愁闷一扫而光！”
第一次晤谈，从下午6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因时间太晚，他们约定明晚继续交谈。临别，梁漱溟拿出自己写的《乡村建设理论》，请毛泽东指教。
第二次谈话，也是从下午6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两人谈兴甚浓，欲罢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乡村建设理论》，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而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
梁漱溟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两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慕，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孝家庭，也孝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
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漱溟对此不以为然，他十分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看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
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
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毛泽东已经逝世10年，93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地说：“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
其实，1951年梁漱溟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对10余年前延安窑洞里的争论做了结论。梁漱溟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却在事实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而自己是错的。
中南海毛泽东家的座上客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没有忘记他的党外老朋友梁漱溟。
1950年1月，重庆解放才两个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就电邀身在重庆的梁漱溟来北京，共商国是。当梁漱溟到达北京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恰好出访莫斯科。3月1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返抵北京，在火车站欢迎的人群中，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了梁漱溟，他快步走上前去，微笑着紧紧握着梁的手说：“梁先生，您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您身体可好？家眷都来了吗？改日到我家做客，长谈，再干一个通宵也成！”
毛泽东老友般的亲切话语，使梁漱溟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晚上中央政府举办的宴会上，二人约定次日到中南海颐年堂叙谈。
3月12日下午5时许，梁漱溟作为座上客，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毛泽东早在颐年堂院门等候，并由中央政府秘书长林伯渠陪同，三人一同来到会客室。一番简单的寒暄过后，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征询梁漱溟对国事的意见。一向爽心直口的梁漱溟随口答道：“如今中共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啊。”毛泽东摆摆手，笑笑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
毛泽东这最后一句话，是梁漱溟事先没有料想到的，他迟疑了片刻回答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
梁漱溟之所以这样回答，当时有他不便说出的顾虑。他考虑到自抗战结束以来，他一直以“第三方面”的资格，参与国共两党的军事“调停”，为国内和平奔走。现在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全国大局能不能从此稳定统一下去尚有疑虑。如果今后大局一旦发生变化，仍需要他这样的人出来为国奔走效劳。若一旦参加了新政府，自然便失去了为各方面说话的身份。
梁漱溟的答复，显然令毛泽东面露不悦，但他随即说：“那样也好！在新中国，民主党派有许多工作可做。共产党是离不开民主党派的，不参加政府，也有许多工作需要梁先生去做。您可以当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里面，就可以为我党建言献策，可以搞调查研究，可以研究一些国家重大问题。”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梁漱溟便说：“到京两个月来，我感觉到近百年来患难中的中华民族可能由中国共产党而开出生机来，但这不过是种感觉，尚未成为一种确切的认识，所以想到国内各地走一走，仔细观察思考一番。”
毛泽东当即同意了梁漱溟的这一请求，并建议他先到山东、河南和东北老解放区看看。
从1950年4月开始，历时5个月，梁漱溟先后参观考察了河南、山东、平原三省农村及东北地区的城市、农村，所到之处，都受到很高的礼遇和盛情的接待，使他备受感动。9月23日，毛泽东约梁漱溟谈话，梁详细汇报了这次考察沿途的所见所闻。联想到梁对中国农村的固有看法，毛泽东发觉这次考察归来梁的思想有所转变，于是建议他再到南方新解放区走走看看。
1951年5月，梁漱溟主动报名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奔赴四川农村。9月3日晚，也就是梁漱溟返京后的第四天，毛泽东即用车把他接进中南海，听取他的意见。
从这之后，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日见频繁，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就有一次晤谈，谈论的话题涉及方方面面，谈话的气氛从来都是坦诚而从容的。
然而，1953年在一次会议上，这对老朋友因意见分歧而发生公开冲突，竟使他们的友好关系一去不复返。
毛、梁“九天九地”的争执
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请周恩来总理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梁漱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会议。
9月9日上午在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发言，谈了自己学习总理报告后的几点体会。后来周恩来找到梁漱溟，希望他能在大会上把他的意见讲一讲。梁漱溟当即答应下来，并连夜做了认真的准备。
9月11日下午，梁漱溟在大会上谈了他对贯彻执行总路线的三点意见，大意是：一、实现国家工业化，不能只注重发展重工业，还要注意相应地发展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对此也应列入国家计划。二、完成国家建设计划，靠的是广大群众，因此要重视做好群众工作。工业建设可依靠工会组织，发展农业应依靠农会。但农会土改后已作用渐微，只好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而目前乡村干部的作风存在问题很多，须多下教育工夫。三、关于农民问题。进城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近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搞建设如果忽略或遗漏了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希望引起政府重视。
那天的会议，毛泽东没参加，但梁漱溟在会上的发言，却很快被汇报到他那里，引起了他的不满。
第二天，即9月12日，参加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人员，列席中央政府的第27次会议。会上，毛泽东即席发言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了美国人。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可能考虑到老朋友的面子，没有点出梁漱溟的名字。但梁漱溟心里明白，批评就是冲着他来的。他觉得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凭着多年老朋友的关系，他要当面找毛泽东把事情说清楚。于是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一是指出毛泽东的批评不当，请予以收回；二是他愿当面向毛泽东复述他发言的内容，以消除误会。
9月13日上午，梁漱溟在会场上将信直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答应晚上找他谈话。这天晚上怀仁堂举办京剧晚会，二人见面时，离晚会开始只剩下20多分钟。急于要澄清问题的梁漱溟见时间不多，便不及细谈直接要求毛泽东解除对他的误会，而毛泽东则坚称梁漱溟是反对总路线之人，只是不言明或不承认而已。二人言语间频频冲突，最后不欢而散。
梁漱溟不肯就此罢休，9月16日再次登上大会讲台为自己申辩，遭到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批评。
9月17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做了长篇发言，在周恩来讲话过程中，毛泽东不时插话，言辞激烈。
对于中共领导人的批评，梁漱溟心里十分生气和不服气，在9月18日大会上发言时，梁漱溟视一切于不顾，当场要求发言作答。遗憾的是，会场上一些人不让他再讲下去，他只好求助于毛泽东。梁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泽东说，您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泽东又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您的政协委员可以当下去。这时，已是针尖对麦芒了。梁说，这一点倒无关紧要，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看看党倡导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泽东反驳说，对你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梁还是坚持说，我是说主席有无自我批评的雅量……后来，由于会场气氛紧张，不少与会者大喊，“梁漱溟滚下台”。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口气略缓，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下去了，给你10分钟，好不好？梁即答，10分钟怎么够？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会场再次哗然。最后有人提出交付表决。表决时，毛泽东等少数人举手赞同梁漱溟讲话，而大多数人则反对，梁还想再说一句话，会场上立刻有人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梁漱溟被轰下了台。
分歧发生后，梁漱溟曾主动提出要闭门思过。他给主持全国政协工作的陈叔通副主席和李维汉秘书长写信，要求请长假，“容我闭门思过”。请示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并不赞成梁漱溟闭门思过，因此，他没有直接答复。李维汉派人告诉梁漱溟：“今后可以这样办：需要出席的会议和活动，通知照发，但参不参加自便。”
晚年毛泽东批示：可惜没有梁漱溟
从1953年9月后，梁漱溟仍然是全国政协委员，他的工资照发，对他也没有进行任何正式处分。
梁漱溟能主动闭门思过，与何香凝的帮助分不开。梁漱溟几十年后在回顾这段历史公案时曾说：“何香凝先生的发言在当时和事后，有三点引起我的注意。第一，在那种场合，她是唯一在发言中明确肯定了我过去是反蒋抗日的。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一生中对国家、民族没有做过一件好事的人。何先生说的是事实。那时候，因日寇进攻广西，桂林失守，我们退到贺县百步，我在那里主持民主同盟的发展工作，有许多反蒋抗日的朋友在那里，何先生是大家所敬重的一位。我同她时常见面，对时局的看法亦很相近。第二，她的语气缓和，发言中左一个梁先生，右一个梁先生。这在当时，发言者除毛主席等少数人还时而对我这样称呼外，大多数人都对我直呼其名。第三，她提醒我要闭门改过，补救前途。这是使我醒悟自己不该与毛泽东顶撞的最早的规劝之言。”
“**”中，由于周恩来的关照，梁漱溟没有成为“反动学术权威”之类的人物被打倒，这可以说是梁漱溟先生之大幸了。但因为他毕生铸就的刚正不阿，敢说敢为，善恶分明的个性，还是有话不吐不快。
1974年，江青策划了“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公开说自己不想批孔，但是可以批林，而且批林不应该批孔，两者根本没有关系。作为当代唯一坚守的儒家，他疾呼孔子有功有过，不可全盘否定。他讲了中国的哲学精神，儒家的精华，明明白白地说，孔子的学说有糟粕更有精华，我们应该给以继承和发展。孔子的“中庸之道”、“克己复礼”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不能与政治问题同日而语。连毛主席都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给以科学的总结。
梁漱溟的这篇针锋相对的发言，震动四座，使得批判的那些人将矛头从孔子和林彪身上转向了梁漱溟，持续了七八个月之久，等到最后一次批判他的时候，主持人问他的感想，他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并解释说，这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在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招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就是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漱溟的这段解释，使在座的人更加哑然、木然。几天后，上边传下话来说，梁某人是不可改悔的反动分子，跟他纠缠会上他的当，“转移了大方向”。从此，就没有人再与梁漱溟对阵了。
毛泽东和梁漱溟始终没有忘记对方。
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祝贺毛泽东生日的寿礼。
1975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出席国庆26周年招待会。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起用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第一线工作。为了落实党的政策，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许多位知名学者应邀出席了。国庆招待会之后，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
毛泽东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证实了即便1953年之后毛与梁中断了见面长谈，但毛泽东并没有忘记梁漱溟这位特殊的老朋友。
1983年，90高龄的梁漱溟到韶山参观。一见毛泽东故居地地道道的农舍房屋，想起毛泽东世代为农的家庭背景，这位老人的心情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一种发自肺腑的内疚第一次冲击着梁漱溟的心。他突然感悟到是自己首先没有一种让别人批评的“雅量”；没有站在国家“一穷二白”的高度，全盘布局的“雅量”，而在大庭广众之下，再三用话语“逼迫”毛泽东“自我批评”，也太目中无人、意气用事了……
梁漱溟主动对陪同人员谈起当年和毛泽东争论的事，动情地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说话不讲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与事实不大符合，我的言语也是与事实有很大的不符合之处的，这些在争吵时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的。”
说到这里时，老人伤心不已，眼圈儿也红了，他掏出手绢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又说：“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面子，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头的话。如果说他当时是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严厉批评在后。这件事要是发生在蒋介石身上，他底下的特务早就叫梁漱溟拿人头来了。那件事后，我的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理，我知道那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梁漱溟最后感叹道：“毛主席的思想确实是博大精深，是可学不可及的！”